2013年04月09日05:4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迟云飞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看过流星。流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但却非常灿烂，它的亮度常常会远远超过其他星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宋教仁便是一颗流星。在民国初年，只有三十岁的宋教仁带领国民党和中国，进行了一次与中国历史上截然不同的政治试验，民主宪政的试验。宋教仁失败了，就像一颗灿烂的流星划过夜空，令后人赞叹、惋惜。 书生革命，文章利国
宋教仁，号遁初，别号渔父。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据说那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描写的桃源县。21岁以前，宋教仁一直以读书为业，假如宋教仁出生在和平年代，而不是那个民族危难深重的时代，那么有浓厚书生气的宋教仁也许会成为一个研究历史和边疆史地的学者。但是现实却不让青年人从容读书。宋教仁12岁以后，接连发生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偌大的中国，几乎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华夏虽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为了拯救这个贫弱的国家，宋教仁从书斋走上了革命疆场。
1903年，宋教仁到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这所新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在这个学生众多、风气活跃的城市里，宋教仁结识了一批好友，并很快参加了革命活动。他们认定：只有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中国才能摆脱受欺受辱甚至被瓜分的命运，才有强大的希望。1903年8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兴到武昌，黄、宋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随后，他们和一批志士在长沙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
华兴会计划趁1904年慈禧太后70大寿之机发动起义，但还没有发动就被清政府侦破失败了，宋教仁只好亡命日本。在日本，宋教仁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来到日本，他很快联络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成立统一革命政党同盟会，宋教仁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成为骨干。
1905年2月3日，是中国旧历除夕，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一年已尽，此身犹昔，缅想祖国，凄然者久之。”1906年9月，宋教仁因为神经衰弱住院治疗，偶尔在医院外的一个寺院看到甲午战争时日军在中国金州掠夺来的匾额，心中非常难过。宋教仁在日本整整居住了六年，对日本的国情有较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侵略中国野心最大、对中国独立和生存威胁最大的，就是日本。因此，他撰写多篇论文，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
武昌起义的总设计师
由于日本政府不许孙中山在日本停留，黄兴也经常不在日本，所以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事务多由宋教仁负责。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创刊《民报》进行宣传，一面努力扩大组织，但是主要力量特别是作为同盟会核心的孙中山、黄兴二人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发动起义上，而起义地点又基本上是采用孙中山的意见，以广东等南部边境省份为中心。但是，这些起义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究其原因，这些起义都是在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的，又过分依赖海外支援，可以说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开始，宋教仁对这一战略并没有意见，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多次起义的失败，宋教仁提出了新的战略。
1910年前后，宋教仁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在边地举义，作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宋教仁的革命同志多认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所谓中策，就是在长江流域准备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到一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清政府在几个月内被推翻。
宪政法治的理想
在日本学习期间，宋教仁对宪政、法治有浓厚的兴趣，他认为革命推翻清政府不难，难在以后平稳推进新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唯一选择，就是民主宪政。第一，宋教仁坚持相信，民主宪政是世界潮流，中国也必须实行；民主宪政的实现，将为中国带来进步和繁荣。第二，革命之后，必须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要防止革命功臣本身推行专制独裁，妨碍民主政治。像日本倒幕维新后西南藩阀操纵政治，不是现代民主文明政治。第三，重视议会的作用，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不但拥有立法权等广泛权力，还是防范专制独裁的重要阵地。第四，共和国中央行政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轮替制度。即由议会的多数党组织内阁，由内阁掌握实权，处理政府事务；总统则不负责实际政务，只是国家的象征。这样可以避免总统独裁。第五，最好社会上两大党并立，轮流执政。第六，应坚持法治，任何政党、个人、团体，都必须尊重遵守宪法的权威。
宋教仁年轻的生命，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就是为实现民主宪政，为维护宪法的权威而战。1911年10月底，宋教仁和黄兴一道到武昌。黄兴负责指挥军事，与北洋军战斗。不善战争指挥的宋教仁在湖北短短时间里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共和宪法性质的文件。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担任法制局局长。在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之际，南方革命阵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宪法性的文件，其中规定民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取责任内阁制，这一规定是革命党人担心袁世凯独裁而采取的限制措施，以后国内的斗争多是围绕责任内阁制展开。
国会第一大党的缔造者
1912年4月20日，宋教仁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与袁世凯的直接摩擦和斗争。民国初年的局势，同盟会、立宪派、袁世凯北洋派三足鼎立。推翻清政府，可以说是这三派合作的结果。但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三派人的想法很不同。第一届内阁就是这三派合作的象征，但很快就不欢而散。晚清最后十年，袁世凯是改革的推进者，但他绝对不是民主的信奉者。民国初年，他走的实际是他的前辈慈禧太后的老路，惟权是信，惟权是夺，极力推行专制独裁，与共和民主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立宪派希望社会稳定，发展经济，他们希望有个“强有力人物”建设“强有力政府”，能够保证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而这个人物，在他们心中，就是袁世凯，因此，立宪派支持袁世凯，并与革命党对抗和竞争。宋教仁坚持限制袁世凯权力，坚持责任内阁、政党内阁。由于立宪派以及从同盟会中分化出去的一些人士支持袁世凯，同盟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以同盟会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并不适应。因此，宋教仁希望有一个大党。在宋教仁组织下，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25日成立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当时孙中山致力于修铁路，黄兴也打算致力实业，因此，孙中山命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组织国民党的目的，就是造成国内第一大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组成由国民党人担任的政党责任内阁。同时，也要用这个办法抵制袁世凯的专制和独裁，把中国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正式国会的选举。在宋教仁的组织下，国民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但是，袁世凯绝不允许别人与他分享权力。更何况，袁世凯担心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在选举正式总统时把袁世凯拉下来另选他人。袁世凯曾想收买宋教仁，给他几十万元的支票，又说给他介绍年轻貌美的夫人，都被宋教仁拒绝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3月22日去世。之后各方展开侦缉工作，逮捕凶犯武士英和指使者应桂馨，搜出往来电报，直接主使者是袁世凯的亲信、当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发动了 “二次革命”，但得不到各方支持，国民党孤军奋战，很快就失败了。宋教仁的民主宪政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宋教仁的民主宪政的试验，即便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开始算，到宋教仁被刺，也不到一年半时间。所以，他的生命和他的试验，都像是天上的流星，光芒耀眼而时间短暂。他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但是，他的生命和他的试验仍有巨大的意义：没有先驱者，就永远不会有后来者。
2013年04月09日05:4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迟云飞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看过流星。流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但却非常灿烂，它的亮度常常会远远超过其他星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宋教仁便是一颗流星。在民国初年，只有三十岁的宋教仁带领国民党和中国，进行了一次与中国历史上截然不同的政治试验，民主宪政的试验。宋教仁失败了，就像一颗灿烂的流星划过夜空，令后人赞叹、惋惜。 书生革命，文章利国
宋教仁，号遁初，别号渔父。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据说那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描写的桃源县。21岁以前，宋教仁一直以读书为业，假如宋教仁出生在和平年代，而不是那个民族危难深重的时代，那么有浓厚书生气的宋教仁也许会成为一个研究历史和边疆史地的学者。但是现实却不让青年人从容读书。宋教仁12岁以后，接连发生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偌大的中国，几乎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华夏虽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为了拯救这个贫弱的国家，宋教仁从书斋走上了革命疆场。
1903年，宋教仁到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这所新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在这个学生众多、风气活跃的城市里，宋教仁结识了一批好友，并很快参加了革命活动。他们认定：只有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中国才能摆脱受欺受辱甚至被瓜分的命运，才有强大的希望。1903年8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兴到武昌，黄、宋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随后，他们和一批志士在长沙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
华兴会计划趁1904年慈禧太后70大寿之机发动起义，但还没有发动就被清政府侦破失败了，宋教仁只好亡命日本。在日本，宋教仁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来到日本，他很快联络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成立统一革命政党同盟会，宋教仁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成为骨干。
1905年2月3日，是中国旧历除夕，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一年已尽，此身犹昔，缅想祖国，凄然者久之。”1906年9月，宋教仁因为神经衰弱住院治疗，偶尔在医院外的一个寺院看到甲午战争时日军在中国金州掠夺来的匾额，心中非常难过。宋教仁在日本整整居住了六年，对日本的国情有较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侵略中国野心最大、对中国独立和生存威胁最大的，就是日本。因此，他撰写多篇论文，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
武昌起义的总设计师
由于日本政府不许孙中山在日本停留，黄兴也经常不在日本，所以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事务多由宋教仁负责。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创刊《民报》进行宣传，一面努力扩大组织，但是主要力量特别是作为同盟会核心的孙中山、黄兴二人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发动起义上，而起义地点又基本上是采用孙中山的意见，以广东等南部边境省份为中心。但是，这些起义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究其原因，这些起义都是在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的，又过分依赖海外支援，可以说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开始，宋教仁对这一战略并没有意见，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多次起义的失败，宋教仁提出了新的战略。
1910年前后，宋教仁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在边地举义，作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宋教仁的革命同志多认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所谓中策，就是在长江流域准备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到一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清政府在几个月内被推翻。
宪政法治的理想
在日本学习期间，宋教仁对宪政、法治有浓厚的兴趣，他认为革命推翻清政府不难，难在以后平稳推进新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唯一选择，就是民主宪政。第一，宋教仁坚持相信，民主宪政是世界潮流，中国也必须实行；民主宪政的实现，将为中国带来进步和繁荣。第二，革命之后，必须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要防止革命功臣本身推行专制独裁，妨碍民主政治。像日本倒幕维新后西南藩阀操纵政治，不是现代民主文明政治。第三，重视议会的作用，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不但拥有立法权等广泛权力，还是防范专制独裁的重要阵地。第四，共和国中央行政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轮替制度。即由议会的多数党组织内阁，由内阁掌握实权，处理政府事务；总统则不负责实际政务，只是国家的象征。这样可以避免总统独裁。第五，最好社会上两大党并立，轮流执政。第六，应坚持法治，任何政党、个人、团体，都必须尊重遵守宪法的权威。
宋教仁年轻的生命，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就是为实现民主宪政，为维护宪法的权威而战。1911年10月底，宋教仁和黄兴一道到武昌。黄兴负责指挥军事，与北洋军战斗。不善战争指挥的宋教仁在湖北短短时间里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共和宪法性质的文件。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担任法制局局长。在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之际，南方革命阵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宪法性的文件，其中规定民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取责任内阁制，这一规定是革命党人担心袁世凯独裁而采取的限制措施，以后国内的斗争多是围绕责任内阁制展开。
国会第一大党的缔造者
1912年4月20日，宋教仁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与袁世凯的直接摩擦和斗争。民国初年的局势，同盟会、立宪派、袁世凯北洋派三足鼎立。推翻清政府，可以说是这三派合作的结果。但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三派人的想法很不同。第一届内阁就是这三派合作的象征，但很快就不欢而散。晚清最后十年，袁世凯是改革的推进者，但他绝对不是民主的信奉者。民国初年，他走的实际是他的前辈慈禧太后的老路，惟权是信，惟权是夺，极力推行专制独裁，与共和民主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立宪派希望社会稳定，发展经济，他们希望有个“强有力人物”建设“强有力政府”，能够保证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而这个人物，在他们心中，就是袁世凯，因此，立宪派支持袁世凯，并与革命党对抗和竞争。宋教仁坚持限制袁世凯权力，坚持责任内阁、政党内阁。由于立宪派以及从同盟会中分化出去的一些人士支持袁世凯，同盟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以同盟会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并不适应。因此，宋教仁希望有一个大党。在宋教仁组织下，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25日成立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当时孙中山致力于修铁路，黄兴也打算致力实业，因此，孙中山命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组织国民党的目的，就是造成国内第一大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组成由国民党人担任的政党责任内阁。同时，也要用这个办法抵制袁世凯的专制和独裁，把中国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正式国会的选举。在宋教仁的组织下，国民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但是，袁世凯绝不允许别人与他分享权力。更何况，袁世凯担心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在选举正式总统时把袁世凯拉下来另选他人。袁世凯曾想收买宋教仁，给他几十万元的支票，又说给他介绍年轻貌美的夫人，都被宋教仁拒绝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3月22日去世。之后各方展开侦缉工作，逮捕凶犯武士英和指使者应桂馨，搜出往来电报，直接主使者是袁世凯的亲信、当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发动了 “二次革命”，但得不到各方支持，国民党孤军奋战，很快就失败了。宋教仁的民主宪政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宋教仁的民主宪政的试验，即便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开始算，到宋教仁被刺，也不到一年半时间。所以，他的生命和他的试验，都像是天上的流星，光芒耀眼而时间短暂。他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但是，他的生命和他的试验仍有巨大的意义：没有先驱者，就永远不会有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