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靓颖他们家撕了又和解了，不管是不是为了新专辑炒作，我都觉得挺有意义，它要不是击中了本社会的某个软肋，也决闹不到这么大规模。
我家里清书的时候，翻到了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所谓家庭中心说》，作者费孝通，写于1948年。费孝通先生在文章里说，常常听人讲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西洋学者还为这种文化造了个词叫failism。可是“如果说中国人，比了西洋人，特别看重家，我是不能同意的”。为什么呐？
费孝通说，从中国乡土社会看，总是“男归男的在一起，女归女的在一起”，小孩也凑一块儿玩，“性别和年龄划分着乡间的日常团体生活”。所以一个家庭里，夫妻虽然共同劳作，共同抚育子女，但“重要在经济和生育上，而不是重要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上”。
相比之下，费孝通说，“在英美，家庭才真是他们的生活壁垒”，“他们在家外是竞争、争斗、讲利害；一回到家里，他们享受着感情的共同生活”。因此费孝通把中国家庭称为乡土性，而西洋家庭称为非乡土性。
当然距费孝通先生写这篇文章，已经68年了。不过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西方化/非乡土化，才有多少年？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剧照
最近因为读到一些纪录、访谈，又掉过头去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十分感慨。都说后来的情景喜剧没有超越《我爱我家》的，为什么呢？有人说编剧不行了，有人说导演不行了，有人说演员不行了……可是原班的导演、编剧、演员，后来都在不断地拍新的剧，为什么就超越不了呢？
我有一个解释：因为英达那会儿刚从美国学情景喜剧回来，《我爱我家》采用了情景喜剧最保险的模式，拍家庭，而它拍的家庭，看上去是一个老北京的干部家庭，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西方化的家庭。
家庭成员各种相爱相杀，台词里很多对话要放在生活里，就是一辈子的疙瘩。可是在情景喜剧里，轻易就被化解了。梁左写的小说《侦破爱情》，夫妻猜忌来猜忌去，离了，可是他把这部小说改在情景喜剧里，结局是大团圆，下集开场，嘛事儿没有。
一家子都没大没小的，还不出事儿；公公儿媳谁管家，职权不明，小叔子小姑子住家里，经济问题有没有纠纷，谁也不提；二流子纪春生是和平请来的，一个儿媳往家里带陌生人居然没引发家庭战争……这些矛盾都被情景喜剧屏蔽掉了，只剩下一个家庭组合的壳。
这样的家庭，你在中国见过吗？如果抽掉身份、辈分、长幼，你不觉得跟《老友记》更像吗？
所以《我爱我家》的问题是它太超前了，光用“善良”很难解释一个中国式家庭的长久性和睦。对每个人私权的尊重，在刚从乡土社会挣脱或尚未挣脱的中国式家庭，还是一种异常的奢侈。
《小别离》充满理想色彩地让方朵朵祖父向朵朵爸妈念了一首纪伯伦的《先知》：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小别离》电视剧照
这个细节不说肯定虚假，至少也是不典型。而且，方朵朵祖父很快就露出了马脚：朵朵父母决定送朵朵去美国读高中，祖父完全没有征询小女儿意见，就一口咬定了让朵朵住在美国的小女儿家，连找学校都是可着姑妈家附近挑。结果小女儿回国一听这事儿就懵圈了：我还有个美国老公我还没征求他意见这事我接受不了。于是老头儿马上就气倒在床上，家庭气氛转入冷战模式。所以说，儿女“有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是一件危险的事。
当下的中国家庭处于一个特别纠结的状态，乡土性与非乡土性混杂在一起，当事者和旁观者都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一般来说，老一辈熟悉乡土性逻辑，新一代追求非乡土性，因为社会是压缩式模仿式发展，这个弯转得太大太快，就容易翻车。
别以为乡土性只有中国才有，我一位朋友嫁给了个比利时教授，她说，她和先生买房的时候，男方父母非得跟着去，还一个劲儿抢着跟中介聊，好像是他们自己买房似的。
所谓一个社会是前喻性社会还是后喻性社会，指的是以中老年人价值观还是年轻人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那些跟在张靓颖微博下面劝“听妈妈的话”的，甭管老幼，都是持乡土社会价值观。
说什么“心智成熟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心智成熟的女儿”，这话是要看语境的。在乡土社会价值观里，张靓颖妈妈那样的做法，才叫心智成熟：（1）强调血缘关系；（2）看重经济利益；（3）将矛盾诉诸公议。
相反，非乡土性价值观就应该是：
（1）淡化血缘，看重意气相投与价值契合；
（2）经济利益靠契约解决，而不是靠互撕；
（3）个人矛盾在私人生活内部解决，不浪费公共资源。
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其实是个体自由，重要的是双方乃至三方合意。乡土社会里也有融洽的家庭，非乡土社会里家庭矛盾也多得要命。但最麻烦的最无解的是两种逻辑撞在一块儿，爸妈有爸妈的理，儿女有儿女的理。一边抱怨“父母皆祸害”，一边哀叹“孝顺儿女谁见了”，典型的两边诉委屈。
传统中国社会讲究了多少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在大家都认可同一种价值体系的时代，至少两代人追求的目标（或口头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而社会也会创造出制度与特例，来为各人的私欲转圜。如果张靓颖这事儿发生在古代，倒好办了。张妈妈如果是真爱女儿的母亲，就会找冯轲要很高的财礼，再把它转到嫁妆里，让女儿嫁过去腰杆很硬，又能有体己的细软。
而到了转型的大时代，这套法则一定会被冲决。科举废除，断了从仕的道路，国弱民贫，青年又没有了上升的空间，愤怒引发的革命往往就从家庭开始，因为一个人遭受的束缚体验必然首先来自家庭。五四时顾颉刚、傅斯年高喊“家庭是万恶之原”，施存统力倡“非孝”，鲁迅则让子君在《伤逝》里说出那句铿锵有力的话：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其实激进的中国革命实以破坏传统家庭为己任，1949年后“单位化社会”的建立，一方面将家庭的许多经济合作形式转移给单位化社会，办食堂，办托儿所，双职工，另一方面也用国家控制替代了家庭控制。上辈很多人的婚姻没让父母插手，但组织上会过问。这种激进的家庭试验显然过头了，但而今不也有很多人怀念当年那种“父权的温暖”吗？
当下的家庭之混乱，在于单位化社会已经荡然，乡土社会逻辑，因为父母失去了对子女经济的控制权，也只能在情感层面上进行捆绑。这也是为什么张靓颖妈妈只能发公开信，因为如果女儿完全对她实行经济分割及资讯封闭，她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但是在中国社会的“西方式家庭”就能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吗？习惯的力量仍然存在，能够真正划地绝交的儿女才是极端个案，大部分还是像张靓颖母女那样，还没吵出个子丑寅卯，就已经上演大和解的戏码。从张靓颖的角度说，自己选择了结婚对象，有什么后果都是自己承当，但被妈妈捅到媒体与公众面前，明星形象受损不说，自尊至少是饱受打击。这样被自己的妈妈咬了一口，也没办法索赔，还得在镜头面前秀亲热，这就是中国家庭，打掉牙和泪吞，才让吃瓜群众无可挑剔。
可这一笔糊涂账，了犹未了，难道就不会再度爆发吗？
身处转型时代，要有转型时代的觉悟。没有“五四”的外部条件，做子君做莎菲都成了笑谈，倒是张爱玲笔下的婚姻交易，虽然让人怀疑爱情之有无，但“爱情崇拜”说白了，不也是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发明的意识形态吗？各人还是仔细想想，怎样在两代的冲突中寻找一条妥协之途，就算跟上一代之间用不上了，不还有下一代吗？与他们一起共建新的中国式家庭吧。
【注】本文原标题为《张靓颖被妈妈咬了一口，还没法索赔，这就是中国》
张靓颖他们家撕了又和解了，不管是不是为了新专辑炒作，我都觉得挺有意义，它要不是击中了本社会的某个软肋，也决闹不到这么大规模。
我家里清书的时候，翻到了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所谓家庭中心说》，作者费孝通，写于1948年。费孝通先生在文章里说，常常听人讲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西洋学者还为这种文化造了个词叫failism。可是“如果说中国人，比了西洋人，特别看重家，我是不能同意的”。为什么呐？
费孝通说，从中国乡土社会看，总是“男归男的在一起，女归女的在一起”，小孩也凑一块儿玩，“性别和年龄划分着乡间的日常团体生活”。所以一个家庭里，夫妻虽然共同劳作，共同抚育子女，但“重要在经济和生育上，而不是重要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上”。
相比之下，费孝通说，“在英美，家庭才真是他们的生活壁垒”，“他们在家外是竞争、争斗、讲利害；一回到家里，他们享受着感情的共同生活”。因此费孝通把中国家庭称为乡土性，而西洋家庭称为非乡土性。
当然距费孝通先生写这篇文章，已经68年了。不过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西方化/非乡土化，才有多少年？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剧照
最近因为读到一些纪录、访谈，又掉过头去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十分感慨。都说后来的情景喜剧没有超越《我爱我家》的，为什么呢？有人说编剧不行了，有人说导演不行了，有人说演员不行了……可是原班的导演、编剧、演员，后来都在不断地拍新的剧，为什么就超越不了呢？
我有一个解释：因为英达那会儿刚从美国学情景喜剧回来，《我爱我家》采用了情景喜剧最保险的模式，拍家庭，而它拍的家庭，看上去是一个老北京的干部家庭，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西方化的家庭。
家庭成员各种相爱相杀，台词里很多对话要放在生活里，就是一辈子的疙瘩。可是在情景喜剧里，轻易就被化解了。梁左写的小说《侦破爱情》，夫妻猜忌来猜忌去，离了，可是他把这部小说改在情景喜剧里，结局是大团圆，下集开场，嘛事儿没有。
一家子都没大没小的，还不出事儿；公公儿媳谁管家，职权不明，小叔子小姑子住家里，经济问题有没有纠纷，谁也不提；二流子纪春生是和平请来的，一个儿媳往家里带陌生人居然没引发家庭战争……这些矛盾都被情景喜剧屏蔽掉了，只剩下一个家庭组合的壳。
这样的家庭，你在中国见过吗？如果抽掉身份、辈分、长幼，你不觉得跟《老友记》更像吗？
所以《我爱我家》的问题是它太超前了，光用“善良”很难解释一个中国式家庭的长久性和睦。对每个人私权的尊重，在刚从乡土社会挣脱或尚未挣脱的中国式家庭，还是一种异常的奢侈。
《小别离》充满理想色彩地让方朵朵祖父向朵朵爸妈念了一首纪伯伦的《先知》：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小别离》电视剧照
这个细节不说肯定虚假，至少也是不典型。而且，方朵朵祖父很快就露出了马脚：朵朵父母决定送朵朵去美国读高中，祖父完全没有征询小女儿意见，就一口咬定了让朵朵住在美国的小女儿家，连找学校都是可着姑妈家附近挑。结果小女儿回国一听这事儿就懵圈了：我还有个美国老公我还没征求他意见这事我接受不了。于是老头儿马上就气倒在床上，家庭气氛转入冷战模式。所以说，儿女“有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是一件危险的事。
当下的中国家庭处于一个特别纠结的状态，乡土性与非乡土性混杂在一起，当事者和旁观者都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一般来说，老一辈熟悉乡土性逻辑，新一代追求非乡土性，因为社会是压缩式模仿式发展，这个弯转得太大太快，就容易翻车。
别以为乡土性只有中国才有，我一位朋友嫁给了个比利时教授，她说，她和先生买房的时候，男方父母非得跟着去，还一个劲儿抢着跟中介聊，好像是他们自己买房似的。
所谓一个社会是前喻性社会还是后喻性社会，指的是以中老年人价值观还是年轻人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那些跟在张靓颖微博下面劝“听妈妈的话”的，甭管老幼，都是持乡土社会价值观。
说什么“心智成熟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心智成熟的女儿”，这话是要看语境的。在乡土社会价值观里，张靓颖妈妈那样的做法，才叫心智成熟：（1）强调血缘关系；（2）看重经济利益；（3）将矛盾诉诸公议。
相反，非乡土性价值观就应该是：
（1）淡化血缘，看重意气相投与价值契合；
（2）经济利益靠契约解决，而不是靠互撕；
（3）个人矛盾在私人生活内部解决，不浪费公共资源。
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其实是个体自由，重要的是双方乃至三方合意。乡土社会里也有融洽的家庭，非乡土社会里家庭矛盾也多得要命。但最麻烦的最无解的是两种逻辑撞在一块儿，爸妈有爸妈的理，儿女有儿女的理。一边抱怨“父母皆祸害”，一边哀叹“孝顺儿女谁见了”，典型的两边诉委屈。
传统中国社会讲究了多少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在大家都认可同一种价值体系的时代，至少两代人追求的目标（或口头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而社会也会创造出制度与特例，来为各人的私欲转圜。如果张靓颖这事儿发生在古代，倒好办了。张妈妈如果是真爱女儿的母亲，就会找冯轲要很高的财礼，再把它转到嫁妆里，让女儿嫁过去腰杆很硬，又能有体己的细软。
而到了转型的大时代，这套法则一定会被冲决。科举废除，断了从仕的道路，国弱民贫，青年又没有了上升的空间，愤怒引发的革命往往就从家庭开始，因为一个人遭受的束缚体验必然首先来自家庭。五四时顾颉刚、傅斯年高喊“家庭是万恶之原”，施存统力倡“非孝”，鲁迅则让子君在《伤逝》里说出那句铿锵有力的话：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其实激进的中国革命实以破坏传统家庭为己任，1949年后“单位化社会”的建立，一方面将家庭的许多经济合作形式转移给单位化社会，办食堂，办托儿所，双职工，另一方面也用国家控制替代了家庭控制。上辈很多人的婚姻没让父母插手，但组织上会过问。这种激进的家庭试验显然过头了，但而今不也有很多人怀念当年那种“父权的温暖”吗？
当下的家庭之混乱，在于单位化社会已经荡然，乡土社会逻辑，因为父母失去了对子女经济的控制权，也只能在情感层面上进行捆绑。这也是为什么张靓颖妈妈只能发公开信，因为如果女儿完全对她实行经济分割及资讯封闭，她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但是在中国社会的“西方式家庭”就能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吗？习惯的力量仍然存在，能够真正划地绝交的儿女才是极端个案，大部分还是像张靓颖母女那样，还没吵出个子丑寅卯，就已经上演大和解的戏码。从张靓颖的角度说，自己选择了结婚对象，有什么后果都是自己承当，但被妈妈捅到媒体与公众面前，明星形象受损不说，自尊至少是饱受打击。这样被自己的妈妈咬了一口，也没办法索赔，还得在镜头面前秀亲热，这就是中国家庭，打掉牙和泪吞，才让吃瓜群众无可挑剔。
可这一笔糊涂账，了犹未了，难道就不会再度爆发吗？
身处转型时代，要有转型时代的觉悟。没有“五四”的外部条件，做子君做莎菲都成了笑谈，倒是张爱玲笔下的婚姻交易，虽然让人怀疑爱情之有无，但“爱情崇拜”说白了，不也是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发明的意识形态吗？各人还是仔细想想，怎样在两代的冲突中寻找一条妥协之途，就算跟上一代之间用不上了，不还有下一代吗？与他们一起共建新的中国式家庭吧。
【注】本文原标题为《张靓颖被妈妈咬了一口，还没法索赔，这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