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报，得知新近有一种“去革命化”的鲁迅宣传理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一直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特定宣传理论影响下成长；直至年近古稀之龄，仍然无法逃避各种“宣传理论”的观念渗透。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借用的“宣传理论”一词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包含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
如实地说，我在未从事鲁迅研究之前，就受过一本书的深刻影响，或曰接受过一本书的“宣传”，这就是“周氏家族”重要成员、鲁迅夫人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在当时，这本书不仅对我，而且对无数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虽然受当时写作环境和作者记忆的局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讹，然而这本书的基本价值恐怕还是不能完全否定。但我并不是从“宣传”的意义上阅读这本书的，而是从了解史实的角度接受这本书的。尽管许广平先生跟鲁迅没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作为这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相濡以沫、甘苦相知的伴侣，她所提供的历史见证无疑是值得重视而为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书中有若干我至今难忘的章节，比如：《向往苏联》《瞿秋白与鲁迅》《“党的一名小兵”》《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我想，如果许广平先生活到今天，她至多也只会修正文中的个别提法，仍然确认她当年在白纸黑字上提供的那些重要史实。由于写这篇序言，我把这本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又重新翻阅了一遍。书中提到了苏联作家协会曾多次邀请鲁迅访苏而鲁迅也为此进行了准备，提到瞿秋白多次到鲁迅家避难并跟鲁迅在文化战线并肩战斗，提到鲁迅跟李大钊、陈延年的交往，跟陈赓的会晤，帮成仿吾接关系，以及参加党领导下的三个外围组织，等等。这些史实，业已为鲁研界公认并写进了鲁迅的年谱和传记。要抹掉或淡化对鲁迅的这些红色记忆，重塑另一个模样的鲁迅，至少对于像我这种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是一件不容易轻易接受的事情。
这就迫使我进一步思考史实与阐释之间的关系。据我的粗浅理解，一部鲁迅研究史其实就是一部鲁迅的阐释史。由于鲁迅生活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复杂性，鲁迅的文章具有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重性，不同时期的不同阐释者基于价值准则、利益诉求、生活体验和知识素养的不同，对鲁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尊重这些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历史毕竟有它的客观性和“本相”，文本毕竟有其总体倾向和基本内核，所以阐释又必须得到文本和史实的支撑，必须与鲁迅的本体逼近或大体契合，而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对鲁迅的历史理解和文本的理解固然不易，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把握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由于鲁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极为丰富并且不断消长起伏着的精神复合体，因此无视不同精神侧面的交叉互补而仅仅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取舍，就很容易从一种独断而趋于另一种独断。比如，鲁迅既重视个体尊严，更重视民族尊严；既关注个体生命，又关注群体生命；既主张大胆择取，又主张挑选辨别；既强调独立思考，又勇于服膺真理；既反对邪恶的施暴，又认同正义的抗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顾此失彼，抑扬欠妥，就难于描绘一个真实的鲁迅形象。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介绍了鲁迅跟60余位共产党人的交往。这是鲁迅博物馆社教部几位同仁合作的学术成果。作者并非鲁研界的知名人士，而只是一群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奉献给鲁迅宣传普及工作的中、青年人。他们决定通力合作撰写这本读物绝不是为了趋时应景，而纯粹是为了回答观众的疑问，并借此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工作水平。我完全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策划和写作。当我知道此事时，全书已经定稿。作者们处于对一位老同事的尊重，要我在卷首写几句感言，而我两天后就要出差，实在无法细读全文，贡献意见，只是感到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完全以如实介绍鲁迅跟共产党人的交往过程以及这些共产党人的生平史迹为写作目标。研究鲁迅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一定会有高明的研究者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上得出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最后还想就“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谈一点感想。毋庸讳言，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都跟政治与时代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既反对将意识形态泛化，也不苟同文艺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记得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讲过：中国的革命文学者有一种病根，就是把“革命”与“文学”当成两只靠近的船，革命高扬的时候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俨然是一个革命者；而当革命遇到暂时曲折或受难的时候，又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粹然成为文学家了。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鲁迅的工作中，也应该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摇摆，真正以“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出版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阅报，得知新近有一种“去革命化”的鲁迅宣传理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一直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特定宣传理论影响下成长；直至年近古稀之龄，仍然无法逃避各种“宣传理论”的观念渗透。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借用的“宣传理论”一词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包含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
如实地说，我在未从事鲁迅研究之前，就受过一本书的深刻影响，或曰接受过一本书的“宣传”，这就是“周氏家族”重要成员、鲁迅夫人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在当时，这本书不仅对我，而且对无数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虽然受当时写作环境和作者记忆的局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讹，然而这本书的基本价值恐怕还是不能完全否定。但我并不是从“宣传”的意义上阅读这本书的，而是从了解史实的角度接受这本书的。尽管许广平先生跟鲁迅没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作为这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相濡以沫、甘苦相知的伴侣，她所提供的历史见证无疑是值得重视而为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书中有若干我至今难忘的章节，比如：《向往苏联》《瞿秋白与鲁迅》《“党的一名小兵”》《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我想，如果许广平先生活到今天，她至多也只会修正文中的个别提法，仍然确认她当年在白纸黑字上提供的那些重要史实。由于写这篇序言，我把这本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又重新翻阅了一遍。书中提到了苏联作家协会曾多次邀请鲁迅访苏而鲁迅也为此进行了准备，提到瞿秋白多次到鲁迅家避难并跟鲁迅在文化战线并肩战斗，提到鲁迅跟李大钊、陈延年的交往，跟陈赓的会晤，帮成仿吾接关系，以及参加党领导下的三个外围组织，等等。这些史实，业已为鲁研界公认并写进了鲁迅的年谱和传记。要抹掉或淡化对鲁迅的这些红色记忆，重塑另一个模样的鲁迅，至少对于像我这种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是一件不容易轻易接受的事情。
这就迫使我进一步思考史实与阐释之间的关系。据我的粗浅理解，一部鲁迅研究史其实就是一部鲁迅的阐释史。由于鲁迅生活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复杂性，鲁迅的文章具有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重性，不同时期的不同阐释者基于价值准则、利益诉求、生活体验和知识素养的不同，对鲁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尊重这些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历史毕竟有它的客观性和“本相”，文本毕竟有其总体倾向和基本内核，所以阐释又必须得到文本和史实的支撑，必须与鲁迅的本体逼近或大体契合，而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对鲁迅的历史理解和文本的理解固然不易，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把握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由于鲁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极为丰富并且不断消长起伏着的精神复合体，因此无视不同精神侧面的交叉互补而仅仅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取舍，就很容易从一种独断而趋于另一种独断。比如，鲁迅既重视个体尊严，更重视民族尊严；既关注个体生命，又关注群体生命；既主张大胆择取，又主张挑选辨别；既强调独立思考，又勇于服膺真理；既反对邪恶的施暴，又认同正义的抗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顾此失彼，抑扬欠妥，就难于描绘一个真实的鲁迅形象。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介绍了鲁迅跟60余位共产党人的交往。这是鲁迅博物馆社教部几位同仁合作的学术成果。作者并非鲁研界的知名人士，而只是一群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奉献给鲁迅宣传普及工作的中、青年人。他们决定通力合作撰写这本读物绝不是为了趋时应景，而纯粹是为了回答观众的疑问，并借此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工作水平。我完全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策划和写作。当我知道此事时，全书已经定稿。作者们处于对一位老同事的尊重，要我在卷首写几句感言，而我两天后就要出差，实在无法细读全文，贡献意见，只是感到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完全以如实介绍鲁迅跟共产党人的交往过程以及这些共产党人的生平史迹为写作目标。研究鲁迅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一定会有高明的研究者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上得出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最后还想就“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谈一点感想。毋庸讳言，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都跟政治与时代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既反对将意识形态泛化，也不苟同文艺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记得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讲过：中国的革命文学者有一种病根，就是把“革命”与“文学”当成两只靠近的船，革命高扬的时候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俨然是一个革命者；而当革命遇到暂时曲折或受难的时候，又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粹然成为文学家了。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鲁迅的工作中，也应该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摇摆，真正以“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出版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抹不掉的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