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
毒排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需要从历史上探寻它的根源。非传统安全
威胁早已有之，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西方恐怖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
纪的古希腊，而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史记・刺客列传》中也记载了许多
谋刺活动；同时贩毒、海盗、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问题也都并非始于今日，
自然灾害更是始终与人类历史相伴随；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也已经就环境
安全问题发出了警告。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严重问
题，却是近年来才凸显的。除了由于冷战格局瓦解，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
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早先被冷战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之外，近年来连续
发生的“9・11”事件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拉美金融危机，“非典”疫
情传播，乃至印度洋大海啸等，都进一步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
几千年来，中国的古圣先贤在关注国计民生、天下大势问题时，提出
了许多充满东方智慧的人文思想，成功解决了许多复杂重大的问题，至今
仍有重要的启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贯传统就是推崇“和”，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世间太平、“天下大同”。当某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毒瘤，
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时，中国古人会将此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失衡，主张将
恢复事物间应有的“和”作为化解危机之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传统安全威胁之所以由原先潜在、局部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现实
威胁，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
政治秩序长期的不公正，引发更多矛盾和危机。中国古人主张“协和万
邦”、“万国咸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之间应平等相
待、和睦共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
贫富，都一律平等。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长期存在严重的不
公正问题，成为诱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至今仍遗留下很多历史
问题，造成一些地区的热点纷争，导致冲突和动荡，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
供了温床；当代，仍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反
恐斗争中奉行双重标准，从一己私利出发，严重忽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
益，从而引发了一些处于弱势的群体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抗争。国际秩序的
严重不公，就可能结出像恐怖主义这样的恶果。
二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国先贤历
来认为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
想家孟子讲过：“大贫则忧，忧则犯禁”。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
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名著
《白银资本》中曾指出，19世纪初，各国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后的今天，全球的贫富分化已相当突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所导致的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三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长期失调，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安全问题。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重视环境安全问题。著名的圣人大禹曾下令百姓在春禁伐树，夏季禁捕鱼，其目的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但从欧美等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先建设、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强度明显增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已经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安全。
四是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不相匹配，使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难以得到及时遏制。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这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导致经济和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跨国犯罪日益猖獗，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和速率明显增大。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际防范机制。一旦在某个国家、地区发生危机，就会“一损俱损”，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到更大范围，甚至导致危机反复发生。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因复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清除，而且有的还呈现上升势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当代人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
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
毒排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需要从历史上探寻它的根源。非传统安全
威胁早已有之，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西方恐怖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
纪的古希腊，而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史记・刺客列传》中也记载了许多
谋刺活动；同时贩毒、海盗、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问题也都并非始于今日，
自然灾害更是始终与人类历史相伴随；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也已经就环境
安全问题发出了警告。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严重问
题，却是近年来才凸显的。除了由于冷战格局瓦解，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
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早先被冷战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之外，近年来连续
发生的“9・11”事件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拉美金融危机，“非典”疫
情传播，乃至印度洋大海啸等，都进一步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
几千年来，中国的古圣先贤在关注国计民生、天下大势问题时，提出
了许多充满东方智慧的人文思想，成功解决了许多复杂重大的问题，至今
仍有重要的启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贯传统就是推崇“和”，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世间太平、“天下大同”。当某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毒瘤，
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时，中国古人会将此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失衡，主张将
恢复事物间应有的“和”作为化解危机之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传统安全威胁之所以由原先潜在、局部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现实
威胁，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
政治秩序长期的不公正，引发更多矛盾和危机。中国古人主张“协和万
邦”、“万国咸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之间应平等相
待、和睦共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
贫富，都一律平等。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长期存在严重的不
公正问题，成为诱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至今仍遗留下很多历史
问题，造成一些地区的热点纷争，导致冲突和动荡，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
供了温床；当代，仍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反
恐斗争中奉行双重标准，从一己私利出发，严重忽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
益，从而引发了一些处于弱势的群体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抗争。国际秩序的
严重不公，就可能结出像恐怖主义这样的恶果。
二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国先贤历
来认为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
想家孟子讲过：“大贫则忧，忧则犯禁”。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
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名著
《白银资本》中曾指出，19世纪初，各国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后的今天，全球的贫富分化已相当突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所导致的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三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长期失调，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安全问题。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重视环境安全问题。著名的圣人大禹曾下令百姓在春禁伐树，夏季禁捕鱼，其目的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但从欧美等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先建设、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强度明显增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已经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安全。
四是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不相匹配，使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难以得到及时遏制。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这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导致经济和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跨国犯罪日益猖獗，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和速率明显增大。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际防范机制。一旦在某个国家、地区发生危机，就会“一损俱损”，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到更大范围，甚至导致危机反复发生。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因复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清除，而且有的还呈现上升势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当代人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