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970万。从1988年～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形成民工潮。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农业大生产相联系。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5.5%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仅占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13.6万人，农民工占到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50万人，而农民工就占到50%。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根据2004年浙江7市的调查，农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数自己随便买点药硬抗过去，只有24.4%的人会去医院；14.9%的民工是8小时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时，29.5%工作10～12小时，15.5%工作12小时以上；只有6.7%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的农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而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工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照新法偿还加班费和劳动补偿金，平均每人追讨的规模在几万元左右。
二、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当年应届毕业生495万；根据2006年人事部调查数据，6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1100元，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近年来呈不断下降趋势 。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 ，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跟农民工抢饭碗” 。因此，准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
目前，我国脑力无产阶级约有6000～7000万。包括：机关办事人员1000万，平均劳动报酬17644元 ；专业技术人员3533万，其中事业单位2613万，平均劳动报酬16458元；企业办事人员2080万。
三、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 ，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 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一、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970万。从1988年～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形成民工潮。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农业大生产相联系。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5.5%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仅占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13.6万人，农民工占到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50万人，而农民工就占到50%。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根据2004年浙江7市的调查，农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数自己随便买点药硬抗过去，只有24.4%的人会去医院；14.9%的民工是8小时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时，29.5%工作10～12小时，15.5%工作12小时以上；只有6.7%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的农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而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工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照新法偿还加班费和劳动补偿金，平均每人追讨的规模在几万元左右。
二、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当年应届毕业生495万；根据2006年人事部调查数据，6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1100元，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近年来呈不断下降趋势 。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 ，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跟农民工抢饭碗” 。因此，准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
目前，我国脑力无产阶级约有6000～7000万。包括：机关办事人员1000万，平均劳动报酬17644元 ；专业技术人员3533万，其中事业单位2613万，平均劳动报酬16458元；企业办事人员2080万。
三、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 ，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 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