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欣
2014年11月10日
关于民国时期留学生出国方面的调查 ——————生46党课学习小组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留学历史
第一阶段：1840—1870年，约30年。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大多是跟外国传教士出国和得到教会资助或引介的。
第二阶段：1871—1889年，约20年。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当属于“第二代”。清政府，获准于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自10岁到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15年的留学生活。70年代后期，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选拔优秀生员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出现。
第三阶段：1890—1911年，约20年。这个阶段出国学习的应属中国留学生的“第三代”。出现了以留美日本为主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也是我国出国留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1912—1930年，约20年。是前此出国留学的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应属于“第四代”。
第五阶段：1931—1949年，约20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救亡和战乱年代。
出国原因
第一阶段：外国教会原希望培养这些人成为它们在中国进行传教宣道的牧师，充当其助手或代理人，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除有一部分成为中国早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于基督教宣道的传教士外，多半并不从事于这方面
的工作，有的还对此进行勇敢的抵制，坚持自己学成报国的理想和志愿。（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生容闳，即不愿以“传道”来束缚自己，始终坚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促成清政府批准在1872—1875年每年由国家派遣30名，分4批共120个少年学生赴美留学，初步实现他的愿望。因此容闳可以说是促使中国政府派遣成批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是第一位从西方“盗”回真理火种的有功人员。）
第二阶段：由于容闳回国后的奔走呼号，向地方和中央当局一再上书请求，最后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向清政府奏请，终于获准于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自10岁到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15年的留学生活，系统学习自然科学声光化电算法及制器等“西人长技”。清政府任命容闳充任管理这些留学生设在美国的机构——“洋局”的副委员（即留美学生的副监督）。70年代后期，由于原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建设海军和马尾造船厂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的需要，奏准从马尾船政前后学堂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生员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第一批连随员马建忠和翻译、文案兼学生总共35名于1877年冬出国，3年后学成归国；第二批10名于1881年冬分别到英、法、德等国学习，也是3年后学成回国；第三批33名于1886年4月出国，分别到英、法等国学习，期限改为3年和6年。以上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20年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4届共120名；派出留欧学生3批78名，加上一些临时派遣出国实习和工作的，共约110余名。总计这个阶段共派出留学欧美学生230余名。这是清政府在欧风美雨东来形势的逼迫下，在新潮流的推动下被迫采取的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措施。与此同时，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有了，其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如赴英国学习法律的伍廷芳和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去念中学的孙中山等。
第三阶段：本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瓜分危机的强烈刺激，为了搞“新政”，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并鼓励青年学子自费出国留学，同时也派出少量的赴欧洲各国的官费留学生。1909年起更因美国归还“庚颖”余额，要求专门作为派遣留美学生费用，清政府表示“欣然接受”，在中断了将近30年以后重新派遣了留美官费生。由于中国民族危机极为严重，拯救中华成为一个突出的和急迫的头等大事，也是促成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力。
第四阶段：民国成立后，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有加无已，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相反的却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广大青年学子盼望直接学习西方的要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怀抱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真诚愿望，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含辛茹苦地前
往欧洲的法、比、英、德等国进行勤工俭学的人数与日俱增。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苏俄十月革命建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联盟的新型国家，经过内战和几年经济的恢复与稳定，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列宁的故乡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追求适合于中国需要的革命真理和在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以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历史背景下，在中国又形成了一次留学苏俄的新热潮。而自1912—1929年之间，每年所派遣的“庚颖”留美公费生约在千名以上(13)。这个阶段留日学生数目仍然相当大。这个阶段里，在欧、美、日本的留学生总数当有2万人左右。
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系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对出国留学进行了整顿和限制，采取了紧缩和精简的政策，故可称之为整顿收缩阶段。又因处于长期延续的战乱中，所以出国人数锐减，即使在此“国难”和“非常时期”里，仍有不少青年学子冲破重重困难远渡重洋，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求振兴中华。
国家选择
第一阶段：中国留学生多数都是去美国学习的，这与美国教会当时大力发展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有密切关系。
第二阶段：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自10岁到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15年的留学生活。70年代后期，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选拔优秀生员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出现，赴英国和檀香山等国。
第三阶段：以留美日本为主
第四阶段：五四”运动前后，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前往欧洲的法、比、英、德等国进行勤工俭学。在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以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历史背景下，在中国又形成了一次留学苏俄的新热潮，而自1912—1929年之间，每年所派遣的“庚颖”留美公费生约在千名以上。
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的留学生总数只有前一阶段的一半，约为万人左右，但留学的国家数目却较前大为增加，除美、英、法、德、比、日、苏外，还有到奥、意、荷、瑞士、瑞典、丹麦、加拿大、印度、埃及、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去学习的。
成就情况
第一阶段：尽管这时林则徐、魏源等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求睁眼看世界，但清政府当局尚未意识到有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必要，社会风气尚很闭塞。像容闳这些为数不多的归国留学生，回来后不但很不受欢迎，而且还遭到歧视，他们除了当传教士外，只能自谋生计。这一代留学生可谓是中国留学生运动勇敢的先驱者，当时还是萌芽阶段，但却是中国留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第一代。
第二阶段：他们在中国刚起步的近代化征程上如新兴的邮电、海关、铁路、矿业等企业和教育、外交、海军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个阶段里，国人开始对西方有所接触和了解，社会风气也渐渐开通，因而开始有了政府的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逐年增多。
第三阶段：许多留学生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干，跟随孙中山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阶段：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有卓著成就的科学家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骨干，特别是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物，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
第五阶段：留学生回国或者虽定居海外，却都对于我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建国40余年来社会主义国防科技、经济建设、中外文化交流和培养下一代的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典型人物
第一阶段：容闳（1828—1912赴美）
第二阶段：詹天佑（1872-1881留美）严复（1877—1879年留英）孙中山（1878—1883年在檀香山求学）
第三阶段：黄兴、宋教仁、秋瑾、吴永珊（吴玉章）、林伯渠、陈独秀、周树人（鲁迅）、蒋志清（蒋介石）以及蔡元培、宋庆龄、马寅初、竺可桢、胡适、赵元任等。
第四阶段：留美的侯德榜、茅以升、吴有训、梁思成、周培源等；留日的如李大钊、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彭湃等；留欧的包括法、比、英、德和苏俄的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周恩来、朱德、王若飞、陈毅、李富春、蔡畅、邓小平、聂荣臻、李四光、许德珩、徐悲鸿、严济慈、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叶挺、刘伯承、王稼
祥、张闻天、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杨尚昆、屈武、蒋经国等一大批人
第五阶段：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如王淦昌、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华罗
庚、邓稼先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出国留学的。
今民对比——观点出自周棉（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当今留学：如今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众大学生毕业后的选择，但归国后薪资并不如想象中的好，就引发国民产生“海归已死”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代表了当下部分人对近年来海归群体的失望心态。但以“死”来对海归整体素质加以评判，或以此描述海归回国后的整体待遇现象，恐怕失之偏颇。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留学生就应该是精英”去看待海归，实际上遮蔽了对这个日益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具体分析。但现在，改革开放至今，内地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经超过60万人，仅2010年归国人数就达13万人之多。面对如此大的就业量，哪有那么多的高级岗位“虚位以待”？更何况，“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的海归是世界名牌大学博士，而有的仅仅是一般学校的本科生，且无工作经验，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他们回国后的待遇出现高低悬殊，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同时，它反映出在经历了前些年的海外“镀金热”、洋学历迷信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回归理性，这未尝不是好事。客观地看，在整体上当今留学生群体的水平可能不及民国时期。但这并不足虑，为什么？首先，现在我们留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基数越大，也就越有可能良莠不齐。
1985年自费的大门敞开后，留学已经从国家垄断的只有少数人才可享有的教育方式，转变为多元的学习途径，留学动机也就不那么单一了。所以，社会和公众对留学、海归的期待值发生变化，也就非常正常，无需大惊小怪。尽管现在各地为了吸引海外归国学成人员，出台了不少人才政策，但并不完善，所以给人造成了“海归弱势”的印象。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
民国留学：在建国以前，包括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是少数人的事。无论是公派或是自费，留学生的数量、规模都无法与现在相比。当时是“物以稀为贵”，留学生归来普遍受到重视，待遇自然也很丰厚。比如，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顾维钧，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就接到了民国总统府英文秘书的聘书；胡适一回国，就当上了北大教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归也是“抢手货”，回来的待遇也不错。其次，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主要到美、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去学习，
但现在中国的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整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均衡。还有，以庚款生为代表的留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清华派出的，在国内本就是优秀学生，再加上国外名校系统的专业训练，大都学有专长。最后，再看时代背景，民国时中国人普遍文化水平低，文盲比比皆是，而如今国人平均受教育水平远非昔日可比。这么一来，也缩小了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整体的素质差距。所以，认为留学生水准降低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是参照对比的标准变了。
以我一个留学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如果与晚清的留学生群体相比，很难说现在的海归就不如他们。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中国赴日留学的有几万人之众，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运动”。但其中各色人等都有，《留东外史》中有详尽描述。真正获得学位者寥寥无几，而清廷举行的几次考试，大批留日学生都是灰溜溜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晚清的留学运动，因为他们当中的精英也不乏其人，特别是涌现了一批对民族命运、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同样，对于今日之海归，要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确实如此，以前国家、家庭对出国留学人员都有着特殊期待。具体而言，1949年前，出国学习是为了“救亡图存”；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目的是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振兴中华。所以留学生大多也有强烈的使命感，整体素质较高，令人仰视。而现代史上，海归发展则要快得多。如李四光1918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学位，1920年任北大教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出国留学，可以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但是高端人才的培育和使用，必须要有高远、缜密的战略规划。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
总结
从历史上看，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推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力量。在今天以及更远的将来，这样的定位和作用依然不会改变。
李佳欣
2014年11月10日
关于民国时期留学生出国方面的调查 ——————生46党课学习小组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留学历史
第一阶段：1840—1870年，约30年。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大多是跟外国传教士出国和得到教会资助或引介的。
第二阶段：1871—1889年，约20年。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当属于“第二代”。清政府，获准于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自10岁到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15年的留学生活。70年代后期，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选拔优秀生员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出现。
第三阶段：1890—1911年，约20年。这个阶段出国学习的应属中国留学生的“第三代”。出现了以留美日本为主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也是我国出国留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1912—1930年，约20年。是前此出国留学的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应属于“第四代”。
第五阶段：1931—1949年，约20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救亡和战乱年代。
出国原因
第一阶段：外国教会原希望培养这些人成为它们在中国进行传教宣道的牧师，充当其助手或代理人，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除有一部分成为中国早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于基督教宣道的传教士外，多半并不从事于这方面
的工作，有的还对此进行勇敢的抵制，坚持自己学成报国的理想和志愿。（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生容闳，即不愿以“传道”来束缚自己，始终坚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促成清政府批准在1872—1875年每年由国家派遣30名，分4批共120个少年学生赴美留学，初步实现他的愿望。因此容闳可以说是促使中国政府派遣成批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是第一位从西方“盗”回真理火种的有功人员。）
第二阶段：由于容闳回国后的奔走呼号，向地方和中央当局一再上书请求，最后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向清政府奏请，终于获准于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自10岁到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15年的留学生活，系统学习自然科学声光化电算法及制器等“西人长技”。清政府任命容闳充任管理这些留学生设在美国的机构——“洋局”的副委员（即留美学生的副监督）。70年代后期，由于原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建设海军和马尾造船厂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的需要，奏准从马尾船政前后学堂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生员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第一批连随员马建忠和翻译、文案兼学生总共35名于1877年冬出国，3年后学成归国；第二批10名于1881年冬分别到英、法、德等国学习，也是3年后学成回国；第三批33名于1886年4月出国，分别到英、法等国学习，期限改为3年和6年。以上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20年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4届共120名；派出留欧学生3批78名，加上一些临时派遣出国实习和工作的，共约110余名。总计这个阶段共派出留学欧美学生230余名。这是清政府在欧风美雨东来形势的逼迫下，在新潮流的推动下被迫采取的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措施。与此同时，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有了，其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如赴英国学习法律的伍廷芳和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去念中学的孙中山等。
第三阶段：本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瓜分危机的强烈刺激，为了搞“新政”，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并鼓励青年学子自费出国留学，同时也派出少量的赴欧洲各国的官费留学生。1909年起更因美国归还“庚颖”余额，要求专门作为派遣留美学生费用，清政府表示“欣然接受”，在中断了将近30年以后重新派遣了留美官费生。由于中国民族危机极为严重，拯救中华成为一个突出的和急迫的头等大事，也是促成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力。
第四阶段：民国成立后，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有加无已，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相反的却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广大青年学子盼望直接学习西方的要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怀抱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真诚愿望，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含辛茹苦地前
往欧洲的法、比、英、德等国进行勤工俭学的人数与日俱增。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苏俄十月革命建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联盟的新型国家，经过内战和几年经济的恢复与稳定，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列宁的故乡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追求适合于中国需要的革命真理和在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以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历史背景下，在中国又形成了一次留学苏俄的新热潮。而自1912—1929年之间，每年所派遣的“庚颖”留美公费生约在千名以上(13)。这个阶段留日学生数目仍然相当大。这个阶段里，在欧、美、日本的留学生总数当有2万人左右。
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系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对出国留学进行了整顿和限制，采取了紧缩和精简的政策，故可称之为整顿收缩阶段。又因处于长期延续的战乱中，所以出国人数锐减，即使在此“国难”和“非常时期”里，仍有不少青年学子冲破重重困难远渡重洋，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求振兴中华。
国家选择
第一阶段：中国留学生多数都是去美国学习的，这与美国教会当时大力发展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有密切关系。
第二阶段：1872—1875年的4年间每年选派30名年龄自10岁到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15年的留学生活。70年代后期，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选拔优秀生员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出现，赴英国和檀香山等国。
第三阶段：以留美日本为主
第四阶段：五四”运动前后，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前往欧洲的法、比、英、德等国进行勤工俭学。在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以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历史背景下，在中国又形成了一次留学苏俄的新热潮，而自1912—1929年之间，每年所派遣的“庚颖”留美公费生约在千名以上。
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的留学生总数只有前一阶段的一半，约为万人左右，但留学的国家数目却较前大为增加，除美、英、法、德、比、日、苏外，还有到奥、意、荷、瑞士、瑞典、丹麦、加拿大、印度、埃及、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去学习的。
成就情况
第一阶段：尽管这时林则徐、魏源等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求睁眼看世界，但清政府当局尚未意识到有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必要，社会风气尚很闭塞。像容闳这些为数不多的归国留学生，回来后不但很不受欢迎，而且还遭到歧视，他们除了当传教士外，只能自谋生计。这一代留学生可谓是中国留学生运动勇敢的先驱者，当时还是萌芽阶段，但却是中国留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第一代。
第二阶段：他们在中国刚起步的近代化征程上如新兴的邮电、海关、铁路、矿业等企业和教育、外交、海军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个阶段里，国人开始对西方有所接触和了解，社会风气也渐渐开通，因而开始有了政府的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自费出国留学的也逐年增多。
第三阶段：许多留学生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干，跟随孙中山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阶段：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有卓著成就的科学家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骨干，特别是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物，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
第五阶段：留学生回国或者虽定居海外，却都对于我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建国40余年来社会主义国防科技、经济建设、中外文化交流和培养下一代的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典型人物
第一阶段：容闳（1828—1912赴美）
第二阶段：詹天佑（1872-1881留美）严复（1877—1879年留英）孙中山（1878—1883年在檀香山求学）
第三阶段：黄兴、宋教仁、秋瑾、吴永珊（吴玉章）、林伯渠、陈独秀、周树人（鲁迅）、蒋志清（蒋介石）以及蔡元培、宋庆龄、马寅初、竺可桢、胡适、赵元任等。
第四阶段：留美的侯德榜、茅以升、吴有训、梁思成、周培源等；留日的如李大钊、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彭湃等；留欧的包括法、比、英、德和苏俄的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周恩来、朱德、王若飞、陈毅、李富春、蔡畅、邓小平、聂荣臻、李四光、许德珩、徐悲鸿、严济慈、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叶挺、刘伯承、王稼
祥、张闻天、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杨尚昆、屈武、蒋经国等一大批人
第五阶段：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如王淦昌、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华罗
庚、邓稼先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出国留学的。
今民对比——观点出自周棉（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当今留学：如今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众大学生毕业后的选择，但归国后薪资并不如想象中的好，就引发国民产生“海归已死”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代表了当下部分人对近年来海归群体的失望心态。但以“死”来对海归整体素质加以评判，或以此描述海归回国后的整体待遇现象，恐怕失之偏颇。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留学生就应该是精英”去看待海归，实际上遮蔽了对这个日益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具体分析。但现在，改革开放至今，内地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经超过60万人，仅2010年归国人数就达13万人之多。面对如此大的就业量，哪有那么多的高级岗位“虚位以待”？更何况，“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的海归是世界名牌大学博士，而有的仅仅是一般学校的本科生，且无工作经验，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他们回国后的待遇出现高低悬殊，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同时，它反映出在经历了前些年的海外“镀金热”、洋学历迷信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回归理性，这未尝不是好事。客观地看，在整体上当今留学生群体的水平可能不及民国时期。但这并不足虑，为什么？首先，现在我们留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基数越大，也就越有可能良莠不齐。
1985年自费的大门敞开后，留学已经从国家垄断的只有少数人才可享有的教育方式，转变为多元的学习途径，留学动机也就不那么单一了。所以，社会和公众对留学、海归的期待值发生变化，也就非常正常，无需大惊小怪。尽管现在各地为了吸引海外归国学成人员，出台了不少人才政策，但并不完善，所以给人造成了“海归弱势”的印象。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
民国留学：在建国以前，包括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是少数人的事。无论是公派或是自费，留学生的数量、规模都无法与现在相比。当时是“物以稀为贵”，留学生归来普遍受到重视，待遇自然也很丰厚。比如，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顾维钧，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就接到了民国总统府英文秘书的聘书；胡适一回国，就当上了北大教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归也是“抢手货”，回来的待遇也不错。其次，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主要到美、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去学习，
但现在中国的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整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均衡。还有，以庚款生为代表的留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清华派出的，在国内本就是优秀学生，再加上国外名校系统的专业训练，大都学有专长。最后，再看时代背景，民国时中国人普遍文化水平低，文盲比比皆是，而如今国人平均受教育水平远非昔日可比。这么一来，也缩小了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整体的素质差距。所以，认为留学生水准降低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是参照对比的标准变了。
以我一个留学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如果与晚清的留学生群体相比，很难说现在的海归就不如他们。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中国赴日留学的有几万人之众，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运动”。但其中各色人等都有，《留东外史》中有详尽描述。真正获得学位者寥寥无几，而清廷举行的几次考试，大批留日学生都是灰溜溜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晚清的留学运动，因为他们当中的精英也不乏其人，特别是涌现了一批对民族命运、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同样，对于今日之海归，要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确实如此，以前国家、家庭对出国留学人员都有着特殊期待。具体而言，1949年前，出国学习是为了“救亡图存”；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目的是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振兴中华。所以留学生大多也有强烈的使命感，整体素质较高，令人仰视。而现代史上，海归发展则要快得多。如李四光1918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学位，1920年任北大教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出国留学，可以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但是高端人才的培育和使用，必须要有高远、缜密的战略规划。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
总结
从历史上看，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推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力量。在今天以及更远的将来，这样的定位和作用依然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