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0 许燕吉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许燕吉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作者系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1941年，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八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建国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期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1979年3月平反，回到南京。她的个人历史折射着80年来的中国史。
1、牛场的人们
农大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做第一线的工作，我是满心欢喜、满怀信心的。全班除了留校留京和去内蒙古的，就数到河北省的人多，有十来个。全校去河北省的也是主要方向，组了一个团先赴当时的省会保定报到，已在农林厅工作的我哥哥班上的同学董重九接待我们。熟人相见分外亲切，她说河北省就相当于苏联的莫斯科州，离北京最近，社会主义的光芒首先就照到河北省，能在河北省工作是很大的幸运、很大的幸福，听得大家都欢欣鼓舞。她还告诉我，分配的石家庄奶牛场还没建，牛目前在石家庄农业试验站养着，让我去试验站报到。在保定，农林厅的领导、省委的官员们又给我们讲了话，第二天各赴各地各就各位，这河北团就结束了。到了石家庄，试验站的大骡车把我们从火车站直接送到了站里宿舍门口，周场长亲自迎接，还帮我们搬行李，让我们有到家的感觉。同来的五人中有两位是已结婚登记过的，直接住到家属区了。我被安排和敬芳一个房间住，剩下两位都是男生。敬芳是沈阳农学院土壤专业应届毕业的，比我早到几天，我俩同年，又都是南方人，很快就熟悉友好得如同姐妹一般。
这个试验站建于日本统治时期，主楼是塔式的三层，平房布局也很好，院子里有花坛、操场，颇具规模。试验田围在大院四边，灌溉渠道都是水泥造的，建国初像这样的农业试验站不多，不久就改名为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了。当时畜牧场没有科研任务，归生产科管，建在南面试验田边上，离大院三百来米远，有一个大牛舍、一个大草棚，一溜平砖房，办公室、宿舍、饲料库、牛奶处理都在平房里。东边有好几排猪圈，养着从北京双桥农场调来的苏联大白猪。整个畜牧场用竹篱笆圈墙，有五亩大小，都是近年才建的。
这群牛来历不寻常，它们是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在东北买的。他俩知道石家庄将成为省会，就有牛奶的需求，有远见地打了这生财的基础。饲养员王玉河是养奶牛的技工，张国璧本是张子善的厨师，他们拉家带口地随着牛从东北到天津，再辗转到了石家庄，还没来得及建场，刘张二人就案发被枪毙了。王玉河、张国璧两家人节衣缩食，甚至连被子都卖了给牛买草料，完好地保存了这批财产。结案后，人和牛都归了农业试验站，王、张二人还因保牛有功入了党。试验站又从石家庄附近买进了几头外国传教士走后流入民间的奶牛，经过两年的繁殖，当时有十几头之多。饲养员和送奶工有九位，干部连我是四人。
干部中当领导的姓杜，是位资深的老革命，文化不高，对畜牧也不懂，他的任务就是主持开会，而开会一定要说几回“阶级异己分子”，我想这是他会的唯一的政治术语。另一位姓张，虽才三十来岁，也是老革命，管会计财务。再有一位叫黄尔汉，是辽阳人，东北解放后他入了革命大学，随革大到了河北，分配至试验站，他的专业技术都是自学、实践中得来的，比我年长11岁。我对他敬重而谦虚，毕竟他建场有功而且经验丰富。
除了杜老和我二人住在大院里，其余的人都住在畜牧场，三顿饭都得到大院里去吃，留一个人看门，不久就轮到我看门了。我在牛场、猪场转了一遍，忽然发现篱笆外面蹲着一个人，不由得紧张而前去察看，原来是饲养员史仓。我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吃饭，他说是怕牛跑出来我应付不了，他不放心，又男女有别，只好蹲在外面守着。我很感动，由衷地体验到工人的善良和朴实。
50年代，干部们每天天还没亮就得起床，分科室集中学习联共党史，每人发言得挨到一小时满才能去吃早饭，接着上班。这时正是太阳东升，我走在去畜牧场的土路上，迎着微风，情不自禁地就唱起毕业时的那首苏联歌：“新的生活召唤着我们前进……”兴高采烈满怀信心地去工作。
2、新官上任
我不坐办公室，上班就在牛舍帮忙干活儿，目的是了解每个岗位的工作和每头牛的特性，发现问题马上就和工人们讨论解决。譬如挤奶前洗牛乳房的水不能太烫，按摩乳房的手法不是向下抹，等等。我也向工人们学习如何判断母牛当天是否会产犊之类的技术，教学相长，日有所得，也和工人们增进了情谊，消除了隔阂。生产科的宋科长认为我有劳动观点，工作细致，还表扬了一番。
工作才三个月就快到年底了，省里给我们调拨了十几头青年奶牛，要到张家口附近的沙岭子农校去接运。黄尔汉要写总结，老张又不懂牛事，只有我责无旁贷了。宋科长似乎不放心，问我行不行。我虽没干过这差事，但一点儿也不嘀咕，爽快地说行。和我一起去的是工人赵新合，他三十来岁，年轻力壮，我俩抬着几个大水桶、一大摞麻袋，还有几盘大粗麻绳，清早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到了火车站。汗水在头发上结了冰，摇摇头就哗啦啦响。先到保定拿调拨的文，再到北京倒车。趁此机会看看留在保定和北京的同学们，还买了好些玉米面的窝窝头，因为赵新合嫌白面馒头贵，窝窝头还只有北京有卖的。到达沙岭子农校把赵新合安置好，我还得去趟张家口铁路局申请车皮。在农校等车皮的几天，我们备好草料，熟悉要接运的牛们，免得它们认生在路上捣乱。农校有我们班的两个同学，虽然分别不久，见面还是很高兴、很能聊的。沙岭子真冷，房里生着火不蒙头睡，冻得鼻子痛。
闷罐车皮终于来了，装牛上车，一路饮牛喂草，清扫粪尿，点着马灯。晚上二人轮流睡在草上，车一停就拉开车门换空气，饿了就啃几口带的干面饼，第三天大清早到了石家庄。等场里派来拉牛的工人们到车站，已是八九点了。那天正是星期日，街上人很多，这些青年牛在车里闷了两天，一下车就顺着繁华的中山路狂奔起来，吓得路人乱躲，急得交警乱喊，电影都难拍出这种场面。等牛们跑够，也出了市区，来拉牛又被牛甩了的人们也陆续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跟到了。拢到一起数数牛，牛没少，人也没少，余下的路走得平安，完成了任务。这下全所的人都知道，新来的女大学生干活儿比男的还泼辣。
过了年，杜老革命退休回老家了，新来的领导叫牛世裕。他二十七八岁，原来是农校学生，石家庄第一次解放又撤退时，他跟着到了张家口，后来又随着第二次解放回了石家庄，所以他也是老革命了。我们同在生产科学习，已经熟悉，他来管畜牧场当然要比那什么都不管的杜老革命强百倍。宣布时，我伸手给他紧紧地握着，上下掂了好几次。
开了冻，我提出搞竹筒自来水。牛嘴很大，嗞地一口就吸进一大桶，一个工人整天担水都供应不及。我这方案受到工人们的赞同，只有黄尔汉说不行，理由是井台加高，拉水车的牛像在天上转，掉下来怎么办？几个月来，我觉得黄尔汉对我挺排斥的，即便我很谦虚，听他经常讽刺大学生的言论也能容忍，但还是我有什么建议他都反对，也不知是因为工人们不喜欢他而喜欢接近我让他吃醋，还是我是科班出身让他嫉妒，我头脑简单也没多想。牛世裕是支持新生事物的，于是全体员工利用休息时间挖沟的挖沟，改造井台的改造井台，大毛竹、砖头、石灰等材料都是从大院里搬来的。总务科的师科长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牛场的人都是贼，趁大风天就来偷东西。竹筒自来水成功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牛和牛舍也干净许多。饲养管理的条件不断改善，牛奶的产量也节节升高，牛群平均年产量超过8000斤，这在当年算是不低的了。
夏天，管财务的老张和所里总务科的师科长调到县里去当官了。畜牧场又来了两位荣誉军人，一位叫赵礼合，是跛腿，顶替老张管账；一位姓郭，是志愿军侦察连长，一等功臣，胸膛内还有弹片，在畜牧场管点儿杂事。老张走后，大家选我接替他当工会小组长，于是我和工人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们的家庭矛盾、夫妻纠纷都会向我诉说，我尽力调解，缺钱用时也向我倒借。我按章程帮他们申请多子女补助、困难补助，还建立了互助基金会。这时工人也增加了几位，有一位叫毕长胜的是越南人，解放军复员的，我帮他申请中国国籍，手续繁杂之至，总算办成了。上班间隙，我喜欢听老郭讲他孤儿参军及抗美援朝抓美军舌头等，说不完的故事。休假日，我常去王玉河家和他妻子聊天。她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讲他们怎样闯关东，被警察踢打，被抓壮丁又逃回来等艰苦经历。她总说现在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虽然孩子多，生活不如别人宽裕，但比起旧社会真如天上地下一般。我跟着妈妈逃日本鬼子，也受过国民党的压迫，殊不知底层的劳苦人民的深重苦难。听这些犹如受到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政治思想有了长足进步，加上敬芳的鼓励（她当了所团委的组织委员），我还申请入团了。
这年夏天我结了婚，对方是同学四年的吴富融，在校就确定了关系，一起被分配来石家庄。他在专署畜牧兽医站工作，因为不在一起，他又经常下乡，所以还是各住各的单身宿舍，没有安家，聚少离多反而能增进感情。
我正春风得意，不料马失前蹄，栽得鼻青脸肿，意乱神迷。
3、当头一棒
1955年初，也就是我到农科所半年之后，所里搞审干，让我填了些表格，写清履历，附上各阶段的证明人。所里还派了人去核实过，党委书记（大家先叫后不改，还称他为周场长）让我把在南京参加天主教活动的经过再写一份详细的存档。春节后，我们学校农学系的同届生又分来了好几位，他们补学农机，迟离校半年。其中有三位女生，我们曾经一起下乡宣传农业合作化，都熟识，住在我隔壁房间，相处甚欢。那天是星期日，她们三人去市里逛，绰号“小萝卜”的喊我一起去。我随口说去不了，还得写那鬼材料呢，有点儿自嘲，实无恶意，没想到小萝卜向周场长汇报了。
当时没事，到了8月1日上午，全所开大会。周场长先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动员大家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我也就一般地听着。忽然他点着我的名字，说我把组织上要的材料叫鬼材料，就是一种敌对立场、抗拒态度。我完完全全没有思想准备，就像平地落入井中。接着党员干部们带头，别的积极分子也争先恐后地对我揭发批判起来，有人说我留恋香港，幻想帝国主义重来。这是有一次生产科学习闲聊时，有人问我还记不记得香港什么样，我说我离开时都10岁了，当然记得。还有人说我反对过星期六，是仇视新社会人们的幸福生活。还有人说我给群众回信总用翻糊的信封，是有意损坏农科所的形象。更有人说我和吴富融通电话说的是特务暗语，夫妻对话没必要让别人听懂，所以我们总说广东话。诸如此类慷慨激昂的发言，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不一而足。我在那几十分钟里真叫应接不暇，脑子没蒙，惊愕之后是满腔愤怒，瞪眼直视着攻击者，散了会，我去无人处大哭了一场。上班后我就坐在桌前发愣，周场长打发人来叫我去，先批评我说鬼材料，后说方才的会是过火了点儿，但你那是什么态度，公然和群众对立，抵触情绪是不利的，好好检讨自己的错误，改造思想。宋科长在一旁笑笑说不要哭，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我确实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罢工，但是丧失了工作的激情，上班路上低头看着地下的石头子，再也唱不出那满怀信心前进的苏联歌了。
有一天在路上碰上了小萝卜，没有别人。她冲我笑了笑，吞吞吐吐地想解释点儿什么。我明白她有点儿内疚，就直接地对她说：“话是我说的，你没像别人给我编造什么，我只怪自己说话随便，并不怨你。”她释然道：“我确实没想到会成这样。”在学校时我就知道团员们都得汇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确实对她不存芥蒂。我平反复职后回石家庄想去看看她，可是她们粮食所迁到保定去了，再后来得知她患癌症已去世。我们本来处得不错的，不免黯然。
8月6日吴富融下乡回来，我对他说了8月1日乱炮轰我的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咱们俩请婚假的事让领导误会了。”事情的原委是他二哥7月下旬要到南京参加一个学习班，我母亲也得7月中旬才放暑假，想借婚假回南京都见个面，商量好让吴富融先请假，准了以后我再向周场长说。没想到两边领导先通了气，为没有同时请假，吴富融挨了批评，而周场长更怀疑我回南京与即将开展的肃反运动有关联。婚假没被批准，我反倒成了运动的开刀羊。
我是7月3日结的婚，第三天吴富融就下乡去了，8月6日相聚一天，直到第二年的5月才得以重逢。因为我被隔离审查，在自己宿舍内坐了半年牢。
4、囚禁的预习
事隔不久，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安静的宿舍里午休，忽然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转眼就进来了一大帮人把房间都站满了，有本所的，还有没见过的，再抬眼一看，房门还守着一个背长枪的军人。正想开口问，一张公安局的搜查证就亮在我面前了。这些来人不容分说就忙活起来，开抽屉，翻箱包，抖被窝儿，掀被子。几个人还凑着脑袋看我的日记本，那上面有我的感情记录，从未被人看过的，现在也无可奈何了。又有一人拿着从书箱里找到的几个同学写的思想汇报，严肃地问我保存别人的人事材料干什么用。我如实地告知：这是吴富融当班长时忘记交给团支部了，又不好意思还给同学们，就夹在书堆里了，我也没看过，不知道还是人事材料。这些人最后拿上这些人事材料和我的日记本，还写了个清单叫我签了名之后就都走了，剩下我站在乱七八糟的房间里满脑子的问号。问号很快就变成了惊叹号，因为大田的工人组长、党员全进桢随后进来就向我下令，不许出大门，不准打电话，上班去畜牧场得等他来喊我，下班回来得和赵新合（赵是党员）同行。我被押解，不许单独行动了，过了一个月到国庆，我也再不用“行动”，只剩下“单独”了。
同屋的敬芳春节后就被派去北京给苏联的土壤专家当陪同，宿舍就我一人住。这天又来了一些人搜查敬芳的东西，顺便把我又搜了一遍。没过几天，敬芳回来径直住进了隔壁，换了小萝卜和我同屋，她不看我，更不跟我说话。
我住的单身宿舍是一长溜平房顶西头的一间，房间窗户都开在南面，门都开在北面，有一条长走廊通向长溜中央的大门。这时每个房间都关禁着一个审查对象，又称有问题的人。我本来就住此，就地解决不用费事。监守的就坐在大门之内，不时到南面来回踱步监看窗内的被囚者，除此还掌控着这些人的如厕时机，不能让这些人借如厕机会碰面。
每天，没问题的人都上班去后，有问题的人就坐在桌前写交代材料，两三天后我就交卷了，依然得坐在桌前考虑问题。我没当过和尚还练就了面壁打坐的功夫，偷偷地拿出捆好的俄文单词字条捂在手心里看看背背，不至于浪费时间。可惜好景不长，一天，我被监守的人发现了，他在窗外大吼一声：“许燕吉，你在干什么！”随即来到房内搜走了我的俄文字条，还训斥了我一顿。这小青年我认得，是植保室的中专生，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姓陈。他说：“你什么活儿也不干，人民还拿小米养活着你，把你养得和肥猪一样，你不考虑问题倒念起俄文来了，真不老实！”他义愤填膺地走了，其实我的气比他还大，谁要人民白养活了，我老实不老实也轮不到你来骂我。这回俄文也念不成了，想起那首俄罗斯的《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哟，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却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锁链。”我不敢出声，只在心里一遍遍地重复。天冷生了火，我就看着那煤球怎样由黑变红，由红变橙，由橙再变白。冬至那天正午拉笛时分，我在地上划了阳光的印子，每天量它南移了多少，消耗着22岁年轻的生命。
5、入了圣母军
1956年春节过了，3月看着窗外前排房子北墙根儿的积雪一天天消下去，由等待去厕所的时间缩短，感觉到这宿舍里有问题人的减少。没人问我的事，我着急也白搭，终于，传唤我的日子到了。
审我的有三人，一是生产科的宋科长，他本是我的顶头上司，一是植保室的赵万镇，一是会计李林皋，他俩审干时搞过我的外调，当然三位都是党员。我把以往说过写过的又重复了一遍后，宋科长说：“你的问题不复杂，现在你把加入圣母军的事交代清楚，就可以了结。”我说我不是圣母军，不是不想加入，而是条件不符合，年龄不够。圣母军正名是圣母御侍团，天主教的一个国际组织，章程明细，组织严密，以协助神父为教会工作为宗旨，中国教会解放前也有，解放后取缔了一贯道后也被取缔了，我在南京天主教堂活动时还有。
赵万镇见我不承认，马上拉下脸来说我不老实。宋科长也严肃地交代了一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让我回去好好考虑，明天再交代。我一夜未合眼，领导认为我是圣母军了，我若据实不认，就是抗拒从严；我若是认下，必定得追问谁是团长，还有什么人，都干过什么，我一概不知，还得落个拒不交代抗拒从严，委屈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只有宋科长和赵万镇二人审我。赵先开导说：“你不是问过裴效远可不可以加入吗？”我说：“是的，是给将来问的，并没想当时就加入。”赵说：“裴效远不是说了可以吗？”我说：“他就说了这两个字，再也没说其他。”赵说：“他说可以就是批准你加入了，还要说什么其他？”我说：“他也没让我填表写申请，也没办什么仪式，我就算加入了？”宋赵二人就轮番开导说：“你一问就是申请，他一答就是批准，这是解放后了，哪能按章程，又是写申请书，又是办入团仪式，又是年龄限制？”宋科长看我还在迷惘之中，就说：“你不是说金秀珍、潘秀珍都加入了吗，她们比你小都能加入，你怎么就不能加入呢？”我说：“她们那是辅助团员，只教小孩们唱唱赞美诗，不算圣母军团员。”宋科长马上说：“那你就也是辅助团员好了。”其实我连教小孩儿的事也没做过，既然一问就算，那就算是吧。他俩一听我松了口，马上喜形于色，说：“行了，回去写清楚交来，基本可以告一段落。”自此不再提审我，监视也宽松些，我去厕所也不用喊报告了，过了一星期还让我去图书室帮忙整理书籍。五一劳动节后，牛世裕来叫我上班，囚禁结束。
肃反运动结束给我做了个结论，是“政治历史问题”，“免予起诉”，圣母军这一条只有“加入圣母军反动组织，无其他活动”十几个字。我没有异议，在结论的文书上签了名。
6、肃反还是审干？
到1956年4月，看守我们的人都撤了，但还不许我出宿舍，也不许打电话，过了几天通知我去图书室帮田大姐整理图书，算是准许上班了。田大姐的丈夫是我所的前领导李天俦，他中风半身不遂，便从职务上退下来了，每天拄着手杖到图书室坐坐，很平易近人的。有一天图书室没别人，他就问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问题，需要隔离审查？我就和盘告诉了他，特别说我在学校时就交代过，学校说“不算事儿”。1950年的事情当事人都在，一调查就清楚，竟审查了半年多。他听出我的不满，就教导我说：“我们党审查干部历来都是这样的，一点儿都不新奇，我也经历过，你不要有顾虑，更不能抵触。”我很诧异，这位早年就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也要审查？也没细想就大胆地问了一句：“您也被这样审查过？”他笑了笑，很正经地说：“不单我经历过这样的审查，也许你都想不到的好些高级领导都经历过这样的审查，要经得起党的考验嘛！”出于对他的尊敬，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想，这叫什么考验？分明是糟蹋人，先打掉这人的自尊，再打垮这人的自信，把这人的人格像烂抹布一样放在脚下踩。
在图书室搬了一星期书，就让我去畜牧场上班了，黄尔汉也复职了。他不但满嘴牢骚话，还因为工人们参加了他的斗争会，一有机会就撂几句有意味的话给工人们听，诸如“人总得有良心呀”“有人见我就脸红，他是心中有愧了”等等，工人们都尽量回避他。我觉得工人们对我还没什么两样，可能是我的问题始终与工人们不相干。
又过了十几天，吴富融下乡回来。我们重逢了，但并没有新婚久别的喜悦和激动。我们这才互通了这八个月隔绝期间的情况，他也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并在专署的“学习班”里，要他交代他叔父从泰国寄来的信上面剪掉的部分写的是什么。他叔父用的是中式直行信纸，上面留有一段空白，他叔父怕信件超重剪去了，吴富融收到时就是这样的，百口莫辩。再有就是从我这里搜去的同学们的思想汇报，问他拿这些“人事材料”要干什么，也是总通不过，让他苦恼之至。邱瑞华也关在学习班，他解放前去衡阳一所基督教学校读了半年，为的是向美国传教士学英语并练口语，自然也要被怀疑的。可能是专署机关要审查的人少些，找不到投敌叛国的罪证，也就不了了之。学习班元旦前就结束了，不像农科所一直搞了半年多。
我恢复工作不久，国家发行十年还本的公债。我认购了300元，是全所最多的。所里一反常态，动员之后没有表扬，工人们说我：“都知道你是赌气买这么多的，正好是你半年没上班的工资。”后半句说得对，我没干活儿不拿钱；前半句不对，我跟谁赌气？也赌不起这气。
这场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过去了，表面上看，我的工作和生活又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7、敬芳的奇冤
我和敬芳同屋半年，相处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她被派去跟随苏联专家做调查之前，所里给了她一个星期的婚假，回上海结了婚就上任走了。我春天去华北农科院拿牛的疫苗，在院内碰见了她，她告诉我她怀孕了，说仅有的几次就这么倒霉。吓得我在北京就买了个避孕工具，以免重蹈她的覆辙。肃反运动开始搜查她的东西后不几天，她就回来了，但直接住到隔壁，我们没见面。她不受训斥我的小陈那帮监守人员管，而是由我校农学系的两位女同学二十四小时不离地看着她一个人，对她的提审也很频繁，从窗户看得见押着她出去回来。我很不解，她会有什么问题呢？若有问题，所里能让她当团组织委员吗？她那地下党员的爱人能和她结婚吗？能派她帮助苏联专家工作吗？可是看样子，她的问题比我们都严重。
有一次叫我去开会，会场气氛很肃杀，威胁与诱导交替进行，都对着她。主会的人点名叫我表态，我表示一定坦白交代，语音一落便令我退场回去，分明是以我影响她。我又想也许是她快生产了，得抓紧结束她的问题吧。事实上我的估计也是错的，她到医院生产，我那两个同学也进入了产房监视着整个产程。所里还给找好了奶妈，及时把小婴儿抱走了。她也几天就出院了，回来继续被审问。直到对我的看管放松后，对她的看管也放松了，我那两个看她的同学也撤了。有一天，那奶妈把她的孩子抱来给她看了一会儿，又抱走了。她放声大哭了一场，激起了我的同情，便壮着胆子过隔壁去看她，才知道了她的事由。
1952年，学校号召大学生们和志愿军通信，多数同学通信一两个来回就终止了，但也有进一步交往的，敬芳就是其一。和她通信的是个军官，从朝鲜回国后驻军在邢台，离石家庄很近，来看过她好几次。我也见过，有三十几岁，和敬芳称兄道妹的，他妻子也来过，还带来许多零食，我也跟着分享。那时还没有探亲假的待遇，春节三天假，敬芳就应邀去了邢台。她走时告诉我初三就回来，没想到初一我从畜牧场回来时，她已经在房间里了，而且满脸不高兴。我诧异地问她，她说她已向周场长申明，把邢台这人从她的社会关系中除去，以后不再来往。我似乎明白了点儿什么，试探着问那人是否欲行非礼？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来我们也都不提这令人倒胃口的事了。
初来不久，敬芳给我看一封她收到的信，寄信人是大连某高校的青年教师，用的粉蓝色的信纸，除了写清自己的基本情况，还说会英、俄、德、法等五国语言，工资八十多元（我们才44元），希望和她建立恋爱关系。原来敬芳毕业时，分配到关内的十几个同学同乘一趟火车离开沈阳，一路上说说笑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同车厢的这位青年教师就把这一伙人的基本情况都掌握了，动了择偶之心。我们都没见过这样推销自己的，荒唐而滑稽，二人大笑了一通。那信就放在她的抽屉里，谁来就给谁看，奇文共赏，邢台的那位军官自然也是看过的。
肃反运动中，那位邢台的军官便检举了敬芳，说她是美蒋特务，向他刺探过军事机密，她联系的特务还有大连的那位青年教师，她母亲也是特务，假装积极当上了街道干部。编造得有鼻子有眼，头头是道。于是我们所就真拿她当暗藏的反革命来审了，她说逼得她都不想活了。她还对我说，最令她伤心的是她的好朋友同学出差到我们所，在食堂碰见，不但不理她，还狠狠地白了她一眼，扭头走了。她说的时候又哭了：“我们一块儿从上海复旦并校到沈阳，四年来无话不谈，是顶知己顶亲密的朋友，才分开半年就拿我当敌人看待，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我也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她，只好说人们当然是相信党超过朋友的，以后自然会了解真相的。
运动结束后，先是敬芳的母亲来把孩子抱回上海去了，过了些日子她丈夫也来看她，我和他们都见面了。又过了两个月，敬芳也调回上海了，总算否极泰来。80年代中，我出差到上海还特地去看望了她和她妈妈。
我从敬芳的冤案中也得了点儿人生经验，一是不要和不知底细的人走得太近，特别是男人；二是在火车上少说话，尤其是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况。还有自此我不再写日记，也不留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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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0 许燕吉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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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作者系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1941年，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八岁。不久日本人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及其哥哥逃往内地，辗转漂泊，流落于湖南、贵州等地。建国后，许燕吉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随后在反右斗争中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期间，孩子夭折，丈夫与之离婚。1969年，她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老农。1979年3月平反，回到南京。她的个人历史折射着80年来的中国史。
1、牛场的人们
农大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做第一线的工作，我是满心欢喜、满怀信心的。全班除了留校留京和去内蒙古的，就数到河北省的人多，有十来个。全校去河北省的也是主要方向，组了一个团先赴当时的省会保定报到，已在农林厅工作的我哥哥班上的同学董重九接待我们。熟人相见分外亲切，她说河北省就相当于苏联的莫斯科州，离北京最近，社会主义的光芒首先就照到河北省，能在河北省工作是很大的幸运、很大的幸福，听得大家都欢欣鼓舞。她还告诉我，分配的石家庄奶牛场还没建，牛目前在石家庄农业试验站养着，让我去试验站报到。在保定，农林厅的领导、省委的官员们又给我们讲了话，第二天各赴各地各就各位，这河北团就结束了。到了石家庄，试验站的大骡车把我们从火车站直接送到了站里宿舍门口，周场长亲自迎接，还帮我们搬行李，让我们有到家的感觉。同来的五人中有两位是已结婚登记过的，直接住到家属区了。我被安排和敬芳一个房间住，剩下两位都是男生。敬芳是沈阳农学院土壤专业应届毕业的，比我早到几天，我俩同年，又都是南方人，很快就熟悉友好得如同姐妹一般。
这个试验站建于日本统治时期，主楼是塔式的三层，平房布局也很好，院子里有花坛、操场，颇具规模。试验田围在大院四边，灌溉渠道都是水泥造的，建国初像这样的农业试验站不多，不久就改名为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了。当时畜牧场没有科研任务，归生产科管，建在南面试验田边上，离大院三百来米远，有一个大牛舍、一个大草棚，一溜平砖房，办公室、宿舍、饲料库、牛奶处理都在平房里。东边有好几排猪圈，养着从北京双桥农场调来的苏联大白猪。整个畜牧场用竹篱笆圈墙，有五亩大小，都是近年才建的。
这群牛来历不寻常，它们是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在东北买的。他俩知道石家庄将成为省会，就有牛奶的需求，有远见地打了这生财的基础。饲养员王玉河是养奶牛的技工，张国璧本是张子善的厨师，他们拉家带口地随着牛从东北到天津，再辗转到了石家庄，还没来得及建场，刘张二人就案发被枪毙了。王玉河、张国璧两家人节衣缩食，甚至连被子都卖了给牛买草料，完好地保存了这批财产。结案后，人和牛都归了农业试验站，王、张二人还因保牛有功入了党。试验站又从石家庄附近买进了几头外国传教士走后流入民间的奶牛，经过两年的繁殖，当时有十几头之多。饲养员和送奶工有九位，干部连我是四人。
干部中当领导的姓杜，是位资深的老革命，文化不高，对畜牧也不懂，他的任务就是主持开会，而开会一定要说几回“阶级异己分子”，我想这是他会的唯一的政治术语。另一位姓张，虽才三十来岁，也是老革命，管会计财务。再有一位叫黄尔汉，是辽阳人，东北解放后他入了革命大学，随革大到了河北，分配至试验站，他的专业技术都是自学、实践中得来的，比我年长11岁。我对他敬重而谦虚，毕竟他建场有功而且经验丰富。
除了杜老和我二人住在大院里，其余的人都住在畜牧场，三顿饭都得到大院里去吃，留一个人看门，不久就轮到我看门了。我在牛场、猪场转了一遍，忽然发现篱笆外面蹲着一个人，不由得紧张而前去察看，原来是饲养员史仓。我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吃饭，他说是怕牛跑出来我应付不了，他不放心，又男女有别，只好蹲在外面守着。我很感动，由衷地体验到工人的善良和朴实。
50年代，干部们每天天还没亮就得起床，分科室集中学习联共党史，每人发言得挨到一小时满才能去吃早饭，接着上班。这时正是太阳东升，我走在去畜牧场的土路上，迎着微风，情不自禁地就唱起毕业时的那首苏联歌：“新的生活召唤着我们前进……”兴高采烈满怀信心地去工作。
2、新官上任
我不坐办公室，上班就在牛舍帮忙干活儿，目的是了解每个岗位的工作和每头牛的特性，发现问题马上就和工人们讨论解决。譬如挤奶前洗牛乳房的水不能太烫，按摩乳房的手法不是向下抹，等等。我也向工人们学习如何判断母牛当天是否会产犊之类的技术，教学相长，日有所得，也和工人们增进了情谊，消除了隔阂。生产科的宋科长认为我有劳动观点，工作细致，还表扬了一番。
工作才三个月就快到年底了，省里给我们调拨了十几头青年奶牛，要到张家口附近的沙岭子农校去接运。黄尔汉要写总结，老张又不懂牛事，只有我责无旁贷了。宋科长似乎不放心，问我行不行。我虽没干过这差事，但一点儿也不嘀咕，爽快地说行。和我一起去的是工人赵新合，他三十来岁，年轻力壮，我俩抬着几个大水桶、一大摞麻袋，还有几盘大粗麻绳，清早出发走了十几里路到了火车站。汗水在头发上结了冰，摇摇头就哗啦啦响。先到保定拿调拨的文，再到北京倒车。趁此机会看看留在保定和北京的同学们，还买了好些玉米面的窝窝头，因为赵新合嫌白面馒头贵，窝窝头还只有北京有卖的。到达沙岭子农校把赵新合安置好，我还得去趟张家口铁路局申请车皮。在农校等车皮的几天，我们备好草料，熟悉要接运的牛们，免得它们认生在路上捣乱。农校有我们班的两个同学，虽然分别不久，见面还是很高兴、很能聊的。沙岭子真冷，房里生着火不蒙头睡，冻得鼻子痛。
闷罐车皮终于来了，装牛上车，一路饮牛喂草，清扫粪尿，点着马灯。晚上二人轮流睡在草上，车一停就拉开车门换空气，饿了就啃几口带的干面饼，第三天大清早到了石家庄。等场里派来拉牛的工人们到车站，已是八九点了。那天正是星期日，街上人很多，这些青年牛在车里闷了两天，一下车就顺着繁华的中山路狂奔起来，吓得路人乱躲，急得交警乱喊，电影都难拍出这种场面。等牛们跑够，也出了市区，来拉牛又被牛甩了的人们也陆续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跟到了。拢到一起数数牛，牛没少，人也没少，余下的路走得平安，完成了任务。这下全所的人都知道，新来的女大学生干活儿比男的还泼辣。
过了年，杜老革命退休回老家了，新来的领导叫牛世裕。他二十七八岁，原来是农校学生，石家庄第一次解放又撤退时，他跟着到了张家口，后来又随着第二次解放回了石家庄，所以他也是老革命了。我们同在生产科学习，已经熟悉，他来管畜牧场当然要比那什么都不管的杜老革命强百倍。宣布时，我伸手给他紧紧地握着，上下掂了好几次。
开了冻，我提出搞竹筒自来水。牛嘴很大，嗞地一口就吸进一大桶，一个工人整天担水都供应不及。我这方案受到工人们的赞同，只有黄尔汉说不行，理由是井台加高，拉水车的牛像在天上转，掉下来怎么办？几个月来，我觉得黄尔汉对我挺排斥的，即便我很谦虚，听他经常讽刺大学生的言论也能容忍，但还是我有什么建议他都反对，也不知是因为工人们不喜欢他而喜欢接近我让他吃醋，还是我是科班出身让他嫉妒，我头脑简单也没多想。牛世裕是支持新生事物的，于是全体员工利用休息时间挖沟的挖沟，改造井台的改造井台，大毛竹、砖头、石灰等材料都是从大院里搬来的。总务科的师科长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牛场的人都是贼，趁大风天就来偷东西。竹筒自来水成功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牛和牛舍也干净许多。饲养管理的条件不断改善，牛奶的产量也节节升高，牛群平均年产量超过8000斤，这在当年算是不低的了。
夏天，管财务的老张和所里总务科的师科长调到县里去当官了。畜牧场又来了两位荣誉军人，一位叫赵礼合，是跛腿，顶替老张管账；一位姓郭，是志愿军侦察连长，一等功臣，胸膛内还有弹片，在畜牧场管点儿杂事。老张走后，大家选我接替他当工会小组长，于是我和工人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们的家庭矛盾、夫妻纠纷都会向我诉说，我尽力调解，缺钱用时也向我倒借。我按章程帮他们申请多子女补助、困难补助，还建立了互助基金会。这时工人也增加了几位，有一位叫毕长胜的是越南人，解放军复员的，我帮他申请中国国籍，手续繁杂之至，总算办成了。上班间隙，我喜欢听老郭讲他孤儿参军及抗美援朝抓美军舌头等，说不完的故事。休假日，我常去王玉河家和他妻子聊天。她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讲他们怎样闯关东，被警察踢打，被抓壮丁又逃回来等艰苦经历。她总说现在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虽然孩子多，生活不如别人宽裕，但比起旧社会真如天上地下一般。我跟着妈妈逃日本鬼子，也受过国民党的压迫，殊不知底层的劳苦人民的深重苦难。听这些犹如受到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政治思想有了长足进步，加上敬芳的鼓励（她当了所团委的组织委员），我还申请入团了。
这年夏天我结了婚，对方是同学四年的吴富融，在校就确定了关系，一起被分配来石家庄。他在专署畜牧兽医站工作，因为不在一起，他又经常下乡，所以还是各住各的单身宿舍，没有安家，聚少离多反而能增进感情。
我正春风得意，不料马失前蹄，栽得鼻青脸肿，意乱神迷。
3、当头一棒
1955年初，也就是我到农科所半年之后，所里搞审干，让我填了些表格，写清履历，附上各阶段的证明人。所里还派了人去核实过，党委书记（大家先叫后不改，还称他为周场长）让我把在南京参加天主教活动的经过再写一份详细的存档。春节后，我们学校农学系的同届生又分来了好几位，他们补学农机，迟离校半年。其中有三位女生，我们曾经一起下乡宣传农业合作化，都熟识，住在我隔壁房间，相处甚欢。那天是星期日，她们三人去市里逛，绰号“小萝卜”的喊我一起去。我随口说去不了，还得写那鬼材料呢，有点儿自嘲，实无恶意，没想到小萝卜向周场长汇报了。
当时没事，到了8月1日上午，全所开大会。周场长先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动员大家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我也就一般地听着。忽然他点着我的名字，说我把组织上要的材料叫鬼材料，就是一种敌对立场、抗拒态度。我完完全全没有思想准备，就像平地落入井中。接着党员干部们带头，别的积极分子也争先恐后地对我揭发批判起来，有人说我留恋香港，幻想帝国主义重来。这是有一次生产科学习闲聊时，有人问我还记不记得香港什么样，我说我离开时都10岁了，当然记得。还有人说我反对过星期六，是仇视新社会人们的幸福生活。还有人说我给群众回信总用翻糊的信封，是有意损坏农科所的形象。更有人说我和吴富融通电话说的是特务暗语，夫妻对话没必要让别人听懂，所以我们总说广东话。诸如此类慷慨激昂的发言，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不一而足。我在那几十分钟里真叫应接不暇，脑子没蒙，惊愕之后是满腔愤怒，瞪眼直视着攻击者，散了会，我去无人处大哭了一场。上班后我就坐在桌前发愣，周场长打发人来叫我去，先批评我说鬼材料，后说方才的会是过火了点儿，但你那是什么态度，公然和群众对立，抵触情绪是不利的，好好检讨自己的错误，改造思想。宋科长在一旁笑笑说不要哭，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我确实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罢工，但是丧失了工作的激情，上班路上低头看着地下的石头子，再也唱不出那满怀信心前进的苏联歌了。
有一天在路上碰上了小萝卜，没有别人。她冲我笑了笑，吞吞吐吐地想解释点儿什么。我明白她有点儿内疚，就直接地对她说：“话是我说的，你没像别人给我编造什么，我只怪自己说话随便，并不怨你。”她释然道：“我确实没想到会成这样。”在学校时我就知道团员们都得汇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确实对她不存芥蒂。我平反复职后回石家庄想去看看她，可是她们粮食所迁到保定去了，再后来得知她患癌症已去世。我们本来处得不错的，不免黯然。
8月6日吴富融下乡回来，我对他说了8月1日乱炮轰我的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咱们俩请婚假的事让领导误会了。”事情的原委是他二哥7月下旬要到南京参加一个学习班，我母亲也得7月中旬才放暑假，想借婚假回南京都见个面，商量好让吴富融先请假，准了以后我再向周场长说。没想到两边领导先通了气，为没有同时请假，吴富融挨了批评，而周场长更怀疑我回南京与即将开展的肃反运动有关联。婚假没被批准，我反倒成了运动的开刀羊。
我是7月3日结的婚，第三天吴富融就下乡去了，8月6日相聚一天，直到第二年的5月才得以重逢。因为我被隔离审查，在自己宿舍内坐了半年牢。
4、囚禁的预习
事隔不久，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安静的宿舍里午休，忽然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转眼就进来了一大帮人把房间都站满了，有本所的，还有没见过的，再抬眼一看，房门还守着一个背长枪的军人。正想开口问，一张公安局的搜查证就亮在我面前了。这些来人不容分说就忙活起来，开抽屉，翻箱包，抖被窝儿，掀被子。几个人还凑着脑袋看我的日记本，那上面有我的感情记录，从未被人看过的，现在也无可奈何了。又有一人拿着从书箱里找到的几个同学写的思想汇报，严肃地问我保存别人的人事材料干什么用。我如实地告知：这是吴富融当班长时忘记交给团支部了，又不好意思还给同学们，就夹在书堆里了，我也没看过，不知道还是人事材料。这些人最后拿上这些人事材料和我的日记本，还写了个清单叫我签了名之后就都走了，剩下我站在乱七八糟的房间里满脑子的问号。问号很快就变成了惊叹号，因为大田的工人组长、党员全进桢随后进来就向我下令，不许出大门，不准打电话，上班去畜牧场得等他来喊我，下班回来得和赵新合（赵是党员）同行。我被押解，不许单独行动了，过了一个月到国庆，我也再不用“行动”，只剩下“单独”了。
同屋的敬芳春节后就被派去北京给苏联的土壤专家当陪同，宿舍就我一人住。这天又来了一些人搜查敬芳的东西，顺便把我又搜了一遍。没过几天，敬芳回来径直住进了隔壁，换了小萝卜和我同屋，她不看我，更不跟我说话。
我住的单身宿舍是一长溜平房顶西头的一间，房间窗户都开在南面，门都开在北面，有一条长走廊通向长溜中央的大门。这时每个房间都关禁着一个审查对象，又称有问题的人。我本来就住此，就地解决不用费事。监守的就坐在大门之内，不时到南面来回踱步监看窗内的被囚者，除此还掌控着这些人的如厕时机，不能让这些人借如厕机会碰面。
每天，没问题的人都上班去后，有问题的人就坐在桌前写交代材料，两三天后我就交卷了，依然得坐在桌前考虑问题。我没当过和尚还练就了面壁打坐的功夫，偷偷地拿出捆好的俄文单词字条捂在手心里看看背背，不至于浪费时间。可惜好景不长，一天，我被监守的人发现了，他在窗外大吼一声：“许燕吉，你在干什么！”随即来到房内搜走了我的俄文字条，还训斥了我一顿。这小青年我认得，是植保室的中专生，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姓陈。他说：“你什么活儿也不干，人民还拿小米养活着你，把你养得和肥猪一样，你不考虑问题倒念起俄文来了，真不老实！”他义愤填膺地走了，其实我的气比他还大，谁要人民白养活了，我老实不老实也轮不到你来骂我。这回俄文也念不成了，想起那首俄罗斯的《囚徒之歌》：“太阳出来又落山哟，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却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锁链。”我不敢出声，只在心里一遍遍地重复。天冷生了火，我就看着那煤球怎样由黑变红，由红变橙，由橙再变白。冬至那天正午拉笛时分，我在地上划了阳光的印子，每天量它南移了多少，消耗着22岁年轻的生命。
5、入了圣母军
1956年春节过了，3月看着窗外前排房子北墙根儿的积雪一天天消下去，由等待去厕所的时间缩短，感觉到这宿舍里有问题人的减少。没人问我的事，我着急也白搭，终于，传唤我的日子到了。
审我的有三人，一是生产科的宋科长，他本是我的顶头上司，一是植保室的赵万镇，一是会计李林皋，他俩审干时搞过我的外调，当然三位都是党员。我把以往说过写过的又重复了一遍后，宋科长说：“你的问题不复杂，现在你把加入圣母军的事交代清楚，就可以了结。”我说我不是圣母军，不是不想加入，而是条件不符合，年龄不够。圣母军正名是圣母御侍团，天主教的一个国际组织，章程明细，组织严密，以协助神父为教会工作为宗旨，中国教会解放前也有，解放后取缔了一贯道后也被取缔了，我在南京天主教堂活动时还有。
赵万镇见我不承认，马上拉下脸来说我不老实。宋科长也严肃地交代了一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让我回去好好考虑，明天再交代。我一夜未合眼，领导认为我是圣母军了，我若据实不认，就是抗拒从严；我若是认下，必定得追问谁是团长，还有什么人，都干过什么，我一概不知，还得落个拒不交代抗拒从严，委屈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只有宋科长和赵万镇二人审我。赵先开导说：“你不是问过裴效远可不可以加入吗？”我说：“是的，是给将来问的，并没想当时就加入。”赵说：“裴效远不是说了可以吗？”我说：“他就说了这两个字，再也没说其他。”赵说：“他说可以就是批准你加入了，还要说什么其他？”我说：“他也没让我填表写申请，也没办什么仪式，我就算加入了？”宋赵二人就轮番开导说：“你一问就是申请，他一答就是批准，这是解放后了，哪能按章程，又是写申请书，又是办入团仪式，又是年龄限制？”宋科长看我还在迷惘之中，就说：“你不是说金秀珍、潘秀珍都加入了吗，她们比你小都能加入，你怎么就不能加入呢？”我说：“她们那是辅助团员，只教小孩们唱唱赞美诗，不算圣母军团员。”宋科长马上说：“那你就也是辅助团员好了。”其实我连教小孩儿的事也没做过，既然一问就算，那就算是吧。他俩一听我松了口，马上喜形于色，说：“行了，回去写清楚交来，基本可以告一段落。”自此不再提审我，监视也宽松些，我去厕所也不用喊报告了，过了一星期还让我去图书室帮忙整理书籍。五一劳动节后，牛世裕来叫我上班，囚禁结束。
肃反运动结束给我做了个结论，是“政治历史问题”，“免予起诉”，圣母军这一条只有“加入圣母军反动组织，无其他活动”十几个字。我没有异议，在结论的文书上签了名。
6、肃反还是审干？
到1956年4月，看守我们的人都撤了，但还不许我出宿舍，也不许打电话，过了几天通知我去图书室帮田大姐整理图书，算是准许上班了。田大姐的丈夫是我所的前领导李天俦，他中风半身不遂，便从职务上退下来了，每天拄着手杖到图书室坐坐，很平易近人的。有一天图书室没别人，他就问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问题，需要隔离审查？我就和盘告诉了他，特别说我在学校时就交代过，学校说“不算事儿”。1950年的事情当事人都在，一调查就清楚，竟审查了半年多。他听出我的不满，就教导我说：“我们党审查干部历来都是这样的，一点儿都不新奇，我也经历过，你不要有顾虑，更不能抵触。”我很诧异，这位早年就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也要审查？也没细想就大胆地问了一句：“您也被这样审查过？”他笑了笑，很正经地说：“不单我经历过这样的审查，也许你都想不到的好些高级领导都经历过这样的审查，要经得起党的考验嘛！”出于对他的尊敬，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想，这叫什么考验？分明是糟蹋人，先打掉这人的自尊，再打垮这人的自信，把这人的人格像烂抹布一样放在脚下踩。
在图书室搬了一星期书，就让我去畜牧场上班了，黄尔汉也复职了。他不但满嘴牢骚话，还因为工人们参加了他的斗争会，一有机会就撂几句有意味的话给工人们听，诸如“人总得有良心呀”“有人见我就脸红，他是心中有愧了”等等，工人们都尽量回避他。我觉得工人们对我还没什么两样，可能是我的问题始终与工人们不相干。
又过了十几天，吴富融下乡回来。我们重逢了，但并没有新婚久别的喜悦和激动。我们这才互通了这八个月隔绝期间的情况，他也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并在专署的“学习班”里，要他交代他叔父从泰国寄来的信上面剪掉的部分写的是什么。他叔父用的是中式直行信纸，上面留有一段空白，他叔父怕信件超重剪去了，吴富融收到时就是这样的，百口莫辩。再有就是从我这里搜去的同学们的思想汇报，问他拿这些“人事材料”要干什么，也是总通不过，让他苦恼之至。邱瑞华也关在学习班，他解放前去衡阳一所基督教学校读了半年，为的是向美国传教士学英语并练口语，自然也要被怀疑的。可能是专署机关要审查的人少些，找不到投敌叛国的罪证，也就不了了之。学习班元旦前就结束了，不像农科所一直搞了半年多。
我恢复工作不久，国家发行十年还本的公债。我认购了300元，是全所最多的。所里一反常态，动员之后没有表扬，工人们说我：“都知道你是赌气买这么多的，正好是你半年没上班的工资。”后半句说得对，我没干活儿不拿钱；前半句不对，我跟谁赌气？也赌不起这气。
这场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过去了，表面上看，我的工作和生活又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7、敬芳的奇冤
我和敬芳同屋半年，相处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她被派去跟随苏联专家做调查之前，所里给了她一个星期的婚假，回上海结了婚就上任走了。我春天去华北农科院拿牛的疫苗，在院内碰见了她，她告诉我她怀孕了，说仅有的几次就这么倒霉。吓得我在北京就买了个避孕工具，以免重蹈她的覆辙。肃反运动开始搜查她的东西后不几天，她就回来了，但直接住到隔壁，我们没见面。她不受训斥我的小陈那帮监守人员管，而是由我校农学系的两位女同学二十四小时不离地看着她一个人，对她的提审也很频繁，从窗户看得见押着她出去回来。我很不解，她会有什么问题呢？若有问题，所里能让她当团组织委员吗？她那地下党员的爱人能和她结婚吗？能派她帮助苏联专家工作吗？可是看样子，她的问题比我们都严重。
有一次叫我去开会，会场气氛很肃杀，威胁与诱导交替进行，都对着她。主会的人点名叫我表态，我表示一定坦白交代，语音一落便令我退场回去，分明是以我影响她。我又想也许是她快生产了，得抓紧结束她的问题吧。事实上我的估计也是错的，她到医院生产，我那两个同学也进入了产房监视着整个产程。所里还给找好了奶妈，及时把小婴儿抱走了。她也几天就出院了，回来继续被审问。直到对我的看管放松后，对她的看管也放松了，我那两个看她的同学也撤了。有一天，那奶妈把她的孩子抱来给她看了一会儿，又抱走了。她放声大哭了一场，激起了我的同情，便壮着胆子过隔壁去看她，才知道了她的事由。
1952年，学校号召大学生们和志愿军通信，多数同学通信一两个来回就终止了，但也有进一步交往的，敬芳就是其一。和她通信的是个军官，从朝鲜回国后驻军在邢台，离石家庄很近，来看过她好几次。我也见过，有三十几岁，和敬芳称兄道妹的，他妻子也来过，还带来许多零食，我也跟着分享。那时还没有探亲假的待遇，春节三天假，敬芳就应邀去了邢台。她走时告诉我初三就回来，没想到初一我从畜牧场回来时，她已经在房间里了，而且满脸不高兴。我诧异地问她，她说她已向周场长申明，把邢台这人从她的社会关系中除去，以后不再来往。我似乎明白了点儿什么，试探着问那人是否欲行非礼？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来我们也都不提这令人倒胃口的事了。
初来不久，敬芳给我看一封她收到的信，寄信人是大连某高校的青年教师，用的粉蓝色的信纸，除了写清自己的基本情况，还说会英、俄、德、法等五国语言，工资八十多元（我们才44元），希望和她建立恋爱关系。原来敬芳毕业时，分配到关内的十几个同学同乘一趟火车离开沈阳，一路上说说笑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同车厢的这位青年教师就把这一伙人的基本情况都掌握了，动了择偶之心。我们都没见过这样推销自己的，荒唐而滑稽，二人大笑了一通。那信就放在她的抽屉里，谁来就给谁看，奇文共赏，邢台的那位军官自然也是看过的。
肃反运动中，那位邢台的军官便检举了敬芳，说她是美蒋特务，向他刺探过军事机密，她联系的特务还有大连的那位青年教师，她母亲也是特务，假装积极当上了街道干部。编造得有鼻子有眼，头头是道。于是我们所就真拿她当暗藏的反革命来审了，她说逼得她都不想活了。她还对我说，最令她伤心的是她的好朋友同学出差到我们所，在食堂碰见，不但不理她，还狠狠地白了她一眼，扭头走了。她说的时候又哭了：“我们一块儿从上海复旦并校到沈阳，四年来无话不谈，是顶知己顶亲密的朋友，才分开半年就拿我当敌人看待，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我也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她，只好说人们当然是相信党超过朋友的，以后自然会了解真相的。
运动结束后，先是敬芳的母亲来把孩子抱回上海去了，过了些日子她丈夫也来看她，我和他们都见面了。又过了两个月，敬芳也调回上海了，总算否极泰来。80年代中，我出差到上海还特地去看望了她和她妈妈。
我从敬芳的冤案中也得了点儿人生经验，一是不要和不知底细的人走得太近，特别是男人；二是在火车上少说话，尤其是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况。还有自此我不再写日记，也不留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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