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自2009年1月美国“新科”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但步入2010年后，中美关系将呈现大盘回调、局部震荡的格局。
回顾：2009年中美关系平稳增长
首先，中美关系发展的起点比较高。我们知道，在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乏善可陈，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受到沉重打击。有些美国人甚至把布什的外交政策称作是美国的灾难。然而，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关系保持了连续7年的稳定发展。其间，中美之间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危机。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展开了有效合作，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获得了很大提升。这包括两国最高领导人经常性见面，各种电话热线陆续建立，各种磋商机制日益丰富，两国在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所有这些，使新总统执政一开始两国关系发展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次，中美关系在美国的政党轮替中实现了平稳过渡，开局良好，保持了积极的发展势头。这在冷战结束后还是第一次。这与1993年克林顿、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中美关系都曾出现过严重波折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克林顿上台之后即把给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所谓人权问题挂钩，甚至还发生了强行登上我“银河号”货轮检查事件;小布什上台之初即发生了海南撞机事件，并公然声称要协助台湾自卫。虽然在奥巴马上台之初，中美间也出现过各种摩擦，诸如财长盖特纳在提名听证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南海“无瑕号”监测船护航事件等，但上述问题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都未演化成危机。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访东亚，其中国之行获得重大成功。
2009年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举行了首次会谈。除了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外，两国元首还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全问题的磋商，扩大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学术、青年等社会各界的交往，恢复人权对话，推动两国军方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四大峰会，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及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到在匹兹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中美首脑分别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负责任的主张，双方表示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2009年11月13日，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进行8天访问。在其丰富多彩的为期4天的中国行中，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就经济复苏、气候变暖、开发新能源、防核武器扩散、地区安全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坦率、深入、富有建设
性的会谈，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国家元首先后在伦敦和纽约举行正式会晤、5次共同出席国际会议、4次通电话。而奥巴马在上任后头一年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更是中美交流史上的第一次。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重要的内阁成员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悉数见面。
第三，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升。这种机制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一是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的整合。在胡锦涛与奥巴马的伦敦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将布什政府时期建立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整合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和蒂莫西·盖特纳财政部长将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这种对话的规模和层级在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中也属罕见。二是对话和磋商机制延伸到了两国关系中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与迅速发展的两国政府间关系相比，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要落后太多，这使得美国国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2009年5月24日至3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率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访华。9月6日，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问美国。这是20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首次访美。又如，人们还用木桶理论的短板来形容两国脆弱又滞后的军事关系。奥巴马上台后，双方加大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问美国并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达成了关于军事交流的七项共识。
第四，两国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一些新的重大议题进入中美关系的议程，诸如如何应付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局势等。上述议题均为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要的对外政策议题，这些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议题表明，奥巴马政府较上届政府相比，更加重视中美关系，更加看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前瞻：2010年中美关系或许局部震荡
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循着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轨道，有时步入低谷，但一段时间后又峰回路转，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步入2010年后，我们已经感到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在变冷：在双边关系上，美国正在做一些刺激中国神经的事，譬如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在内的高性能武器，美国国务院借谷歌事件指责中国限制言论自由，奥巴马扬言将会见达赖喇嘛，美国指责中国政府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损害了美国利益，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的“特保案”不断增加等;在地区或多边议题上，
中美的分歧也因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而凸显出来，例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中美关系的变冷有其自然的逻辑，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一是因为两国关系中一些老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如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方面以及台湾问题等老大难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在羁绊着中美关系。二是因为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国力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尚未适应中国力量的到来，时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以美国衰落为代价，诸如“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全球化中的美国化会因中国化而受到阻止等，这就形成了新兴国家与老牌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三是中美关系周期性地受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美国两党的候选人出于当选的需要，每每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以转移选民对自己的不满。
这就需要双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妥善处理上述诸多挑战和问题：
——从战略上，适度降低对对方的期望值。2009年中美关系的热络，主要是由于奥巴马面对一些急迫的问题，如金融风暴、气候变暖、核武扩散、甲流肆虐、塔利班卷土重来等，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说服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国力出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美国却认为中国做得不够，并开始有所抱怨和指责。
当中国不能如美国所愿行事时，美国就感觉很受伤害。而中国也对奥巴马存在着过高的期望——既然美国说了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那美国就应该尊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就应该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无法跳出美国政策的惯性而停止售台武器，不理达赖，满足中国的期望。双方对于对方的期望存在着巨大落差和错位，因此需要重新冷静认识对方能够做什么，而不仅仅是期望对方做什么。
——从政策上，美国应尽量避免国内政治的干扰。我们现实的要求只能是：美国领导人能够超越于党派之上，从全民总统、一国领导人的高度出发来制定对中美关系有利也是对美国有利的正确政策。从政治上讲，2010年对奥巴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一方面，奥巴马个人的政治资本由于增兵阿富汗、医疗改革等而在党内、国内消耗殆尽。这体现在奥巴马支持率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上台之初的支持率超过冷战后任何一位总统，但他现在的支持率是同期这些总统中最低的。另一方面，2010年适逢中期选举年，中期选举结果一向被认为是对在职总统工作表现的判决：如果在职总统的政党丢失席位过多，则被视为选民对在职总统工作投了不满意票。
2010年1月19日在麻萨诸塞州(以下简称麻州)的一次参议员特殊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斯科特·布朗以52%∶47%的优势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玛莎·科克利，
引起了民主党的焦虑。因为麻州是全美“超蓝”的一个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布朗所获得的这个议席是已故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把持了47年的议席。布朗是1972年以来麻州第一位当选为参议员的共和党人，而且布朗就是打着反对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的旗号而获胜的。奥巴马在投票前几天亲自到麻州为科克利站台，也没有能够挽回科克利的败局。这都充分说明了无论是奥巴马的明星般的魅力还是奥巴马的改革，对选民(尤其是独立选民)来说都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奥巴马的支持率走低势必影响到国会中民主党议员的情绪，在面临竞选连任的议员中，他们支持总统政策的动力减少，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增加，在对华政策上也就有可能与总统唱反调。
——从议题上，双方有必要进行微观管理。2010年，中美关系的“议题之争”会更加频繁，老的未去新的又来。老议题如台湾议题、人权议题、人民币汇率议题、知识产权议题、贸易平衡议题、涉藏议题、朝核议题、伊核议题等，新议题如气候议题、地区影响议题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两起反倾销调查，一起特保调查，涉及轮带、禽肉、轮胎、铜版纸、油井管等多种输美产品，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史上都是罕见的。2010年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双边关系，还会影响全球贸易。
最近发生的谷歌事件，本来只是一桩商业事件，结果美国将它演变为一桩政治事件、外交事件。谷歌进中国也非一朝一夕，何以不明白中国的相关政策和相关法律，近来才如此发飙?美国一直高举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大旗，为何在去年不言语，今年则大叫要信息自由?看来时机很重要。去年没有声响，缘由是因为需要中国、不敢得罪中国;今年经济有所复苏、中国又使之失望，因此不怕得罪中国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权宜之计。美国对中国满意时，人权问题退居二线;一旦美国对中国不满或失望时，人权问题就浮出水面。对中国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中国发展的路径与美国设想的不一致，美国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前进方向难以把握甚至有一种幻灭感。之所以要微观管理这些议题，目的就是要避免任何一个议题失控，进而管理好整个中美关系的大格局。
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时有摩擦和波折，但从大的方向看，这艘巨轮一直在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对于2010年可能到来的中美关系大盘回调，局部震荡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毕竟中美关系不是一方的事，而是双方的事，需要双方悉心经营。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会面时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点。”
总体上说，自2009年1月美国“新科”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但步入2010年后，中美关系将呈现大盘回调、局部震荡的格局。
回顾：2009年中美关系平稳增长
首先，中美关系发展的起点比较高。我们知道，在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乏善可陈，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受到沉重打击。有些美国人甚至把布什的外交政策称作是美国的灾难。然而，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关系保持了连续7年的稳定发展。其间，中美之间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危机。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展开了有效合作，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获得了很大提升。这包括两国最高领导人经常性见面，各种电话热线陆续建立，各种磋商机制日益丰富，两国在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所有这些，使新总统执政一开始两国关系发展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次，中美关系在美国的政党轮替中实现了平稳过渡，开局良好，保持了积极的发展势头。这在冷战结束后还是第一次。这与1993年克林顿、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中美关系都曾出现过严重波折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克林顿上台之后即把给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所谓人权问题挂钩，甚至还发生了强行登上我“银河号”货轮检查事件;小布什上台之初即发生了海南撞机事件，并公然声称要协助台湾自卫。虽然在奥巴马上台之初，中美间也出现过各种摩擦，诸如财长盖特纳在提名听证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南海“无瑕号”监测船护航事件等，但上述问题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都未演化成危机。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访东亚，其中国之行获得重大成功。
2009年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举行了首次会谈。除了就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深入交换意见外，两国元首还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全问题的磋商，扩大两国立法机构、地方、学术、青年等社会各界的交往，恢复人权对话，推动两国军方关系继续改善和发展。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四大峰会，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以及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到在匹兹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中美首脑分别在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负责任的主张，双方表示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2009年11月13日，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进行8天访问。在其丰富多彩的为期4天的中国行中，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就经济复苏、气候变暖、开发新能源、防核武器扩散、地区安全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坦率、深入、富有建设
性的会谈，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位国家元首先后在伦敦和纽约举行正式会晤、5次共同出席国际会议、4次通电话。而奥巴马在上任后头一年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更是中美交流史上的第一次。与此同时，两国政府重要的内阁成员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悉数见面。
第三，两国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升。这种机制化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一是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的整合。在胡锦涛与奥巴马的伦敦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将布什政府时期建立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整合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和蒂莫西·盖特纳财政部长将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这种对话的规模和层级在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中也属罕见。二是对话和磋商机制延伸到了两国关系中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与迅速发展的两国政府间关系相比，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要落后太多，这使得美国国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2009年5月24日至3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率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访华。9月6日，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问美国。这是20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首次访美。又如，人们还用木桶理论的短板来形容两国脆弱又滞后的军事关系。奥巴马上台后，双方加大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问美国并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达成了关于军事交流的七项共识。
第四，两国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一些新的重大议题进入中美关系的议程，诸如如何应付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局势等。上述议题均为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最紧要的对外政策议题，这些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议题表明，奥巴马政府较上届政府相比，更加重视中美关系，更加看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前瞻：2010年中美关系或许局部震荡
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循着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轨道，有时步入低谷，但一段时间后又峰回路转，攀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步入2010年后，我们已经感到中美关系的政治气氛在变冷：在双边关系上，美国正在做一些刺激中国神经的事，譬如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在内的高性能武器，美国国务院借谷歌事件指责中国限制言论自由，奥巴马扬言将会见达赖喇嘛，美国指责中国政府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损害了美国利益，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的“特保案”不断增加等;在地区或多边议题上，
中美的分歧也因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而凸显出来，例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中美关系的变冷有其自然的逻辑，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一是因为两国关系中一些老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如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方面以及台湾问题等老大难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在羁绊着中美关系。二是因为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国力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尚未适应中国力量的到来，时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以美国衰落为代价，诸如“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全球化中的美国化会因中国化而受到阻止等，这就形成了新兴国家与老牌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三是中美关系周期性地受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美国两党的候选人出于当选的需要，每每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以转移选民对自己的不满。
这就需要双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妥善处理上述诸多挑战和问题：
——从战略上，适度降低对对方的期望值。2009年中美关系的热络，主要是由于奥巴马面对一些急迫的问题，如金融风暴、气候变暖、核武扩散、甲流肆虐、塔利班卷土重来等，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说服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国力出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美国却认为中国做得不够，并开始有所抱怨和指责。
当中国不能如美国所愿行事时，美国就感觉很受伤害。而中国也对奥巴马存在着过高的期望——既然美国说了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那美国就应该尊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就应该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无法跳出美国政策的惯性而停止售台武器，不理达赖，满足中国的期望。双方对于对方的期望存在着巨大落差和错位，因此需要重新冷静认识对方能够做什么，而不仅仅是期望对方做什么。
——从政策上，美国应尽量避免国内政治的干扰。我们现实的要求只能是：美国领导人能够超越于党派之上，从全民总统、一国领导人的高度出发来制定对中美关系有利也是对美国有利的正确政策。从政治上讲，2010年对奥巴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一方面，奥巴马个人的政治资本由于增兵阿富汗、医疗改革等而在党内、国内消耗殆尽。这体现在奥巴马支持率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上台之初的支持率超过冷战后任何一位总统，但他现在的支持率是同期这些总统中最低的。另一方面，2010年适逢中期选举年，中期选举结果一向被认为是对在职总统工作表现的判决：如果在职总统的政党丢失席位过多，则被视为选民对在职总统工作投了不满意票。
2010年1月19日在麻萨诸塞州(以下简称麻州)的一次参议员特殊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斯科特·布朗以52%∶47%的优势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玛莎·科克利，
引起了民主党的焦虑。因为麻州是全美“超蓝”的一个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布朗所获得的这个议席是已故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把持了47年的议席。布朗是1972年以来麻州第一位当选为参议员的共和党人，而且布朗就是打着反对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的旗号而获胜的。奥巴马在投票前几天亲自到麻州为科克利站台，也没有能够挽回科克利的败局。这都充分说明了无论是奥巴马的明星般的魅力还是奥巴马的改革，对选民(尤其是独立选民)来说都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奥巴马的支持率走低势必影响到国会中民主党议员的情绪，在面临竞选连任的议员中，他们支持总统政策的动力减少，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增加，在对华政策上也就有可能与总统唱反调。
——从议题上，双方有必要进行微观管理。2010年，中美关系的“议题之争”会更加频繁，老的未去新的又来。老议题如台湾议题、人权议题、人民币汇率议题、知识产权议题、贸易平衡议题、涉藏议题、朝核议题、伊核议题等，新议题如气候议题、地区影响议题等。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两起反倾销调查，一起特保调查，涉及轮带、禽肉、轮胎、铜版纸、油井管等多种输美产品，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史上都是罕见的。2010年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双边关系，还会影响全球贸易。
最近发生的谷歌事件，本来只是一桩商业事件，结果美国将它演变为一桩政治事件、外交事件。谷歌进中国也非一朝一夕，何以不明白中国的相关政策和相关法律，近来才如此发飙?美国一直高举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大旗，为何在去年不言语，今年则大叫要信息自由?看来时机很重要。去年没有声响，缘由是因为需要中国、不敢得罪中国;今年经济有所复苏、中国又使之失望，因此不怕得罪中国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权宜之计。美国对中国满意时，人权问题退居二线;一旦美国对中国不满或失望时，人权问题就浮出水面。对中国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中国发展的路径与美国设想的不一致，美国知识阶层和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前进方向难以把握甚至有一种幻灭感。之所以要微观管理这些议题，目的就是要避免任何一个议题失控，进而管理好整个中美关系的大格局。
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时有摩擦和波折，但从大的方向看，这艘巨轮一直在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对于2010年可能到来的中美关系大盘回调，局部震荡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毕竟中美关系不是一方的事，而是双方的事，需要双方悉心经营。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与奥巴马会面时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