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其实，鲁迅是有不止一套笔法的。笔者在“‘骂人文选’与‘唯美杂感’”一章里已经有所论述。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南腔北调也罢，一刀见血也罢，“攖人心”的“鲁迅风”的内核却始终如一。他自己说过：“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1]。偏偏他自己就是兼做教授的“忽冷忽热”的典范，从这一点上说，或许真的需要有几分“天才”的罢。
的确，“鲁迅风”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概括“鲁迅作品风格”的概念。而是就“新闻评论”的特质而言的鲁迅的文字，尤其是新闻评论中的宣传理念、时代风貌、战斗精神、即时性、命名意识、文化情结与序跋风格、文体分野、驳诘气质、审美特色。即“新闻评论学中的鲁迅”的概括。
之所以用“鲁迅的文字”，而不是把范围缩小到“杂文”、“杂感”，正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体裁——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等——当中，其“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形态是普遍存在的，是以“评论笔法”一以贯之的。因此，虽然不必用百分比的形式去界定，但是“鲁迅风”在“鲁迅学”中的突出地位甚至首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乐观于杂文的斑斓”
已经离开我们22年的诗人海子写道：“在泥土的灯台上/生下诗人叶赛宁”。
形式或许意味着内容。当我们说及叶赛宁、彭斯、弗罗斯特、臧克家等等是“乡村诗人”的时候，当我们说及巴尔扎克常常以“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概括其一生的时候，当我们用“戏剧”一词总括莎士比亚创作的时候，“体裁”二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作品形式”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符号或载体的概念，而是作者的生命流程与生存方式。彼时，“诗歌”、“小说”、“戏剧”均为带有动感的过程性名词——其实质是表达了并继续表达着“作家以什么体裁存活”的问题。
鲁迅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史家、书画收藏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这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作为作家自己，除了杂感，他似乎从来没有用任何一种体裁来概括一生的创作。
1935年12月31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距离生命终了不到一年的鲁迅先生在灯下编定《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编定自己的杂文集，而继续习惯性地用剪刀与浆糊拼贴了万字左右的后记。写完了那段著名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诛心之论”——“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接着，他不无“文学史意识”地总结了自己作为杂感家的一生——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2]
“周围的情形”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呢？鲁迅接着就列举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4日的《大美晚报》上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2月19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149种之多；牵涉书店25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以致“引起上海出版业之恐慌”。
1933年8月3日，鲁迅曾经致函黎烈文先生：“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3]。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在禁锢得比罐头盒还严密的岁月，新文艺作品的出版举步维艰，被鲁迅骂为“人面的狗”的书报检察官，甚至到了书籍的封面是红色的、书名有“黑暗”的书籍都不允许出版的地步，鲁迅自然既没有时间精雕细刻、编织结构，把生活变为小说戏剧；也没有更多的许多精力躲躲闪闪而艺术地钻文禁之网。于是，锐利的社会学思考辅以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信手拈来的“南腔北调”，使得鲁迅不得不抄起——也是熟练地抄起杂感的武器而跃马挺枪。恰如知己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的：“急剧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
有意思的是，彼时“前进的青年”同样不把杂感当做文学，倒是与时下的某些观点不无相仿，那“为文学而文学”的架势甚至于彼时为烈。
鲁迅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4]鲁迅在自己阅历最丰富、思想最成熟、文笔最老辣的晚年，把几乎全副精力投入到了杂感——其中大部分是新闻评论——的创作当中。以1933年为例，从该年元旦的《听说梦》，到《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杂感达130多篇，平均不到三天一篇。这样的写作速度，在用毛笔书写的时代，对于文必己出、惜墨如金、“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绝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答北斗杂志社问》）的鲁迅，谈何容易！更不必说其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文化含量非同一般了。
○反映“中国的大众的灵魂”
与此同时，与“残酷的强暴的压力”遥遥唱和的另一种“温和”的力量，推动着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地“杂感”下去——或许那“温和”的揶揄作逼促，更是砺炼鲁迅成为新闻评论家的熔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种“文坛内部”的不怀善意的逼迫，神智更是鲁迅成为杂感家的直接动因。
试看鲁迅“精心保存”在自己的《准风月谈·后记》里的攻击自己写杂文的两段文字，即可窥见全豹。
一段是署名“洲”的发表在1933年10月31日《中央日报·中央公园》栏目里的《杂感》——
近来有许多杂志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报月刊》《东方杂志》以及《现代》上，都有杂感随笔这一栏。好像一九三三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目下中国杂感家之多，远胜于昔，大概此亦鲁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国杂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鲁迅。他的师爷笔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去年则还出了什么三心《二心》之类。照他最近一年来“干”的成绩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
不过普通一些杂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对于某事物有所不满，自然就不满（迅案：此字似有误）有冷嘲的文章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倒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5]
另一篇是同一报纸同一栏目发表在半月之后——11月16日的文章，题为《文坛与擂台》，作者“鸣春”——
上海的文坛变成了擂台。鲁迅先生是这擂台上的霸王。鲁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带了一付透视一切的望远镜，如果发现文坛上那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关于这，我替鲁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Ｑ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流的作家们既然常时混战，则一般文艺青年少不得在这战术上学许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变枳，批评人的人常离开被批评者的言论与思想，笔头一转而去骂人家的私事，说人家眼镜带得很难看，甚至说人家皮鞋前面破了个小洞；甚至血偾脉张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笔杆动拳头。我说，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
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
我记得一个精通中文的俄国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对鲁迅先生的《阿Ｑ传》曾经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是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Ｑ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6]。
——尽管口吻里不无“希望”与“关切”，但是，以上两位确乎是有代表性的促使鲁迅写杂感的重要的“助推力”，其实质就是杂感无非是挖苦了别人而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针锋相对的回击，实实在在道出了自己的杂感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自己的生命与“大众的灵魂”。鲁迅说：“这两位，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颇诧异鸣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亚之流一大串。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在中国，也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什么用意呢，就是“引导”鲁迅直奔主题、赤膊上阵。一旦“鲜明”了，“政见不同”的、士大夫阶级“逆子贰臣”的形象就一览无余了，当局也就拿到口实了，“亲近无产联系共党拿苏联卢布”的罪名就坐实了。如彼以来，不仅文章发表不了，恐怕“党国”还愈发有理由杀伐、通缉乃至于杀头。鲁迅一贯讲究硬骨头同时的“壕堑战”，不会许褚似地赤膊上阵。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其实，越是到后期，鲁迅的态度是愈发“鲜明”的：“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又如何是“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呢。
发难者一不看鲁迅的“全文”与“全人”，二又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对于沙皇、天皇“两边一起骂”的大扎，自然得意得盲目而愚昧。但是鲁迅却借此看到了杂感的作用巨大、非写不可。因为恰恰是这样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感，能够最及时也最完全地投身于“遵命文学”，遵良知底线与艺术规律之命，遵为人生的大众文学之命，而不是代表权势与铜臭的“金元或指挥刀”。
在多种新闻评论学专著与大学新闻评论教材中，均有杂文一节或者提及杂文在评论中的重要地位，更早一些的，甚至专门列“杂文”一章。虽然杂文被定义为“文艺性政论”，意在突出其美学含量——杂文也因此比一般的新闻评论具有恒久的魅力，但是其政论性质、驳诘性质、批判指向、解析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特性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
王国维《人间词话》曰：“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任何一位作家，即便可以有不同的几副笔墨——如李清照一边“凄凄惨惨戚戚”，一边“九万里风鹏正举”；陶渊明一边“带月荷锄归”，一边“刑天舞干戚”——但是必有一支是其“主旋律”，如同苏辛的“狂”，姜白石的“狷”，是能够让能会心而有欣赏力的读者立即明白“非他莫属”的风格、基调的。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谓的“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从纵的、历史学的意义上讲，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说，鲁迅的杂文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7]换言曰，鲁迅已经用自己的编年体的杂感，完成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历史任务，活画出时代的轮廓和形形色色的“潮人”的风貌。
以横的、文体学的角度考量，鲁迅用自己的杂文的“实绩”带动了一个时代，继而使得杂感一步步摆脱了“散文”麾下的隶属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无论是他的小说、诗歌，还是回忆散文、散文诗，甚至学术著作、日记书信，其生生不息的那根主动脉，很明显地属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属于启蒙意识与改革指向，属于战斗性与讽刺性。
○“新闻评论体”小说
立足与不同体裁之中共通的“鲁迅风”来考察，鲁迅的各类体裁的作品都是其杂感的变形与延伸，甚至，标识在其他门类名下的作品，本身就是优秀的杂文。
首先，他的小说是杂文。
“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是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里前辈先生N的议论。在此小说里，没有了对于辛亥革命和剪辫子的“新闻评论”，就抽去了全文的主干，小说于是便不再存在。
“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是《阿Q正传》里的描写。这叙述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新闻评论。
“高老夫子的牌风并不坏，但他总还抱着什么不平。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惟独这一回，却总以为世风有些可虑；虽然面前的筹马渐渐增加了，也还不很能够使他舒适，使他乐观。但时移俗易，世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不过其时很晚，已经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凑成‘清一色’的时候了。”——这段《高老夫子》里的描写，同样可以作为“非事件性”的“世风”评论理解的：顶着“国学家”大帽子的“高尔础”老流氓想看女学生又因为学问差而不敢看，被窃笑而提前下课终于一头撞到了树上。只有回到牌桌上、“清一色”终于可以稍稍抚平心头的郁闷。这样的描写其实就是“街谈”式的新闻评论的先河。
最为精彩的是《故事新编》里《奔月》的结尾——
“唉，”羿坐下，叹一口气，“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但她上月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
“这一定不是的。”女乙说，“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
“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女辛说。
“放屁！——不过乌老鸦的炸酱面确也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
——从1925年“女士大风潮”到1936年鲁迅去世，说鲁迅“混斗”而只写“骂人文选”的、“垂垂老矣”的、“喝酒喝得醉眼朦胧”的、“冷辣辣师爷笔法”的、“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的……可谓多也。鲁迅后来说过：“‘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8]这种在文字里“夹枪带棒”，把对手的攻击“化用”或“艺增”进自己的小说的写法，恐怕也只有杂感家可以运用得如此、纯熟。
○散文与散文诗里的社会评论
当然，其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与散文诗《野草》里同样多出流露出这种“杂文笔法”。例如说老鼠在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说不可得罪“富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狗·猫·鼠》），直刺“现代评论派”。“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无常》），则顺手幽陈西滢一默。而“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二十四孝图》）则直接就是时评了。
《野草》里《淡淡的血痕中》与《一觉》两篇，则分明是用更为艺术的语言直斥“3·18”惨案的制造者和奉天派与直隶派军阀的狂轰滥炸。前者写于1926年4月8日，是“3·18”惨案发生后的20天。其中名义上是在说“造物主”的怯懦与无力，实则是说这个社会面对残虐险狠的枪弹的无可奈何，同时对于不惜用自己的鲜血促进社会进步的“叛逆的猛士”给于衷心的讴歌：“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比较这段文字与《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里的文字——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9]
——其歌颂如一，愤懑如一，我们实在分辨不出其精神气质的区别。
而写于1926年4月10日《一觉》的行文，则明显地不同于数月前以“我梦见自己……”开头的“玄远高深”的《野草》风格。而是与同期的杂文《死地》（3月25日）、《可惨与可笑》（3月26日）、《记念刘和珍君》（4月1日）、《空谈》（4月2日）、《如此“讨赤”》（4月6日）丝丝入扣，叙述的语气的风格十分接近，唯“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一段与《野草》里其他文字近似，保持着一致的“诗风”。
○六首新诗的“论理”成分
再看看鲁迅为数不多（仅存六首）的新诗。
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的《爱之神》这样写——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10]
其中的对话像小说，而评论则是“非事件性”的有关爱情的时髦话题的议论。可以互证的是《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就有鲁迅的《随感录四十》，其中显示引用了一位青年“不知道爱情的什么”的诗句，而后鲁迅说：“可是魔鬼的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11]——这叫声不就是“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吗？对于新诗尚不熟悉的鲁迅，与当时初出茅庐的“新诗人”一样，是在用分行的论述当作“诗”，实际上做的恰恰是杂感。
另一首同时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题为《人与时》，更是完全的论说而不要诗歌所必须的“形象思维”——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再比较此后不久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发表了鲁迅先生的著名杂感《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里的句子：“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12]何其相似乃尔！以至于在《两地书》里，领会了老师的“现在理论”的弟子许广平同样阐释得明白：“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末了还是离不了‘奋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个题目，自己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如果走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我也坐坐瓜皮艇和肩舆，如果什么车轿……都没在眼前，我也不妨骑起我的风火轮，在云头中腾驾起来，但我绝不在乡村中希望坐电车，也更不愿在地球里希望到火星上。简单一句，我的处方，就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13]这不活活是“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和“我只要我的现在”吗？
所以，就新诗而言，鲁迅是“诗”其实是常常不顾“诗歌要用形象思维”的理论的，而是直接让自己的思想变为“分行的论述”，亦即不过是新闻评论的变形，其“诗化论理”的成分远远超过那“诗性”的。
○旧体诗与书信的“评论本质”
至于为后人公认的“中国旧体诗最后的奇葩”的旧体诗，评论的特色更为鲜明。
依据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现在一般将鲁迅旧体诗定为50题65首。在这65首旧诗当中，《题三义塔》、《悼丁君》、《赠邬其山》、《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报载患脑炎戏作》等本身是用旧体诗做时事评论，属于本书所专论的“异体叙述”。而《学生和玉佛》、《惯于长夜过春时》已经是杂文篇目里的“诗配话”，各各具有鲜明的新闻评论背景。如写于1931年的《赠邬其山》，是用极端的口语化，画出了“当时之中华”的活形——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14]
该诗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上海乃至旧中国的“立此存照”。
而《一·二八战后作》中的“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无题》中的“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二十二年元旦》中的“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戌年初夏偶作》中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等等，均是对于社会、时事、文坛……有感而发的“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以景语结”在鲁迅旧体诗中当然有（如“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但是，由于其旧体诗的“抒情主人公”多半时间是一位杂感家，所以“以情语结”的评论自然琳琅满目。
此外，鲁迅收入散文诗集《野草》里的长短句《我的失恋》，因为是活剥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姑且也算作仿古的旧体。但那拿自己爱吃的食品与常用的物品开玩笑的做派与“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的时评态度，却正是因为“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我和〈语丝〉的始终》）。
至于古风《好东西歌》、《公民科歌》、《言辞争执歌》、《南京民谣》则更是典型的新闻评论——该论题此后有专章论述，不赘。
○书信里的新闻评论
书信岂是无情物。王晓明先生的《鲁迅传》，回避了方家熟知的生平史料，在404处引文中130次引用了鲁迅的书信，此外还引用了许广平、周作人、周伯超等人致鲁迅的信札。如写到1927年夏天，鲁迅经历了“活着还是死去”的生存意义的大困惑，居然函致章廷谦曰：“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15]——这不成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了么？而且鲁迅在信中还说自己慨然收取了中山大学一个月薪水的不义之财：“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爽松爽收下了。”的确，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精神世界中的一切全在屠刀下化为虚无之夜的碎片，为什么不“以恶抗恶”一回呢？为什么还要在生活上苦自己呢？“说什么都是假的，积点钱要紧”——“义”的虚妄和“利”的实惠跃然纸上，这不又成了“彻底失败”之际的孤独者魏连殳了吗？“三家一主将，五最一方向”的旗手与“时代落伍者”的区别何在呢？——这是以往的传记作者不敢或不愿意认可的。
对于书信的评论作用，鲁迅本人说得更为生动：“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16]
从新闻评论的角度看，鲁迅的书信与日记则更是新闻评论的武库与土壤，有的段落就直接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或者是说出了表象下面鲜为人知的真实心态。如1918年7月5日，鲁迅给正在办《新青年》杂志的老同学钱玄同写信，对于刘师培等人要创办《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想与《新青年》竞争读者一事极为反感：“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好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并强调自己“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只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17]再如参加了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的大会，而且在会上做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长篇演讲——后来的文学史均说因此鲁迅被推为“盟主”——鲁迅却在3月27日致章廷谦的函件里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18]“茄花色”是绍兴方言，意思是“没大起色”。这样的评论，岂不是在拆“左翼文学”的台吗？然而，鲁迅对于左联的关门主义、对于有些骨干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的做派又是的的确确是不满意的，出此言语同样情在理中。
叔本华说：“风格是心灵的外在标志，是比一个人的脸更为可靠的性格标志。”[19]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杂感家或曰新闻评论家，“评论基调”是“鲁迅风”的标志与核心，也是鲁迅文学创作、新闻评论写作的立足点，而且还是成就了“鲁迅风”的最为直接的体裁部门。正如鲁迅自己说的：“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从他的各类体裁的作品里，我们愈发窥见了一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新闻评论人的形象。
○杂感家一生的自我总结
已经离开我们22年的诗人海子写道：“在泥土的灯台上/生下诗人叶赛宁”。
当我们说叶赛宁、彭斯等等是“乡村诗人”的时候，当我们说及巴尔扎克而以“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概括其一生的时候，当我们用“戏剧”一词总括莎士比亚创作的时候，体裁就不仅仅是一个作品形式概念、一个符号或载体的概念，而是作者的生命流程与生存方式。此刻，“诗歌”、“小说”、“戏剧”均为带有动感的过程名词——其实质是表达“作家以什么体裁存活”的问题。
鲁迅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史家、书画收藏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这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作为作家自己，除了杂感，从来没有用任何一种体裁来概括一生的创作。1935年12月31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距离生命终了不到一年的鲁迅先生在灯下编定《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编定自己的杂文集，也是首次总结了自己作为杂感家的一生——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20]
“周围的情形”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呢？鲁迅接着就列举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4日的《大美晚报》上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2月19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149种之多、牵涉书店25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以致“引起上海出版业之恐慌”。
1933年8月3日，鲁迅曾经致函黎烈文先生：“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这实在是一个悖论：在禁锢得比罐头盒还严密是岁月，新文艺作品的出版举步维艰，被鲁迅骂为“人面的狗”的书包检察官，甚至到了书籍的封面是红色的、书名有“黑暗”的书籍都不允许出版的地步，鲁迅自然既没有时间精雕细刻、罗织结构，把生活变为小说戏剧；也没有更多的许多精力躲躲闪闪而艺术地钻文禁之网。于是，锐利的社会学思考辅以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信手拈来的“南腔北调”，使得鲁迅不得不抄起——也是熟练地抄起杂感的武器而跃马挺枪。恰如知己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的：“急剧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21]
时代一定要把鲁迅打造成为评论家、杂感家，而鲁迅的“幽默才能”偏偏又砺炼出了非同凡响的“鲁迅风”，或曰正所谓“历史的必然”？
[1]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460页。
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66页。
[3]鲁迅：《致黎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第430页。
[4]鲁迅：《徐懋庸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302页。
[5]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20-421页。
[6]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21-422页。
[7]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子通编《鲁迅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1月版，416页。
[8]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220页。
[9]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279-280页。
[10]鲁迅：《集外集·爱之神·，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7卷，第32页。
[11]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38页。
[12]鲁迅：《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66页。
[13]鲁迅：《两地书·五》，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1卷，第23页。
[14]鲁迅：《集外集拾遗·赠邬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7卷，第451页。
[15]鲁迅：《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第51页。
[1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序》，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429页。
[17]鲁迅：《致钱玄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1卷363-364页。
18鲁迅：《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226-227页。
[19]叔本华《风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西方思想宝库》1302页。
[2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466-467页。
[2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子通编《鲁迅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1月版，416页。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其实，鲁迅是有不止一套笔法的。笔者在“‘骂人文选’与‘唯美杂感’”一章里已经有所论述。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南腔北调也罢，一刀见血也罢，“攖人心”的“鲁迅风”的内核却始终如一。他自己说过：“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1]。偏偏他自己就是兼做教授的“忽冷忽热”的典范，从这一点上说，或许真的需要有几分“天才”的罢。
的确，“鲁迅风”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概括“鲁迅作品风格”的概念。而是就“新闻评论”的特质而言的鲁迅的文字，尤其是新闻评论中的宣传理念、时代风貌、战斗精神、即时性、命名意识、文化情结与序跋风格、文体分野、驳诘气质、审美特色。即“新闻评论学中的鲁迅”的概括。
之所以用“鲁迅的文字”，而不是把范围缩小到“杂文”、“杂感”，正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体裁——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等——当中，其“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形态是普遍存在的，是以“评论笔法”一以贯之的。因此，虽然不必用百分比的形式去界定，但是“鲁迅风”在“鲁迅学”中的突出地位甚至首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乐观于杂文的斑斓”
已经离开我们22年的诗人海子写道：“在泥土的灯台上/生下诗人叶赛宁”。
形式或许意味着内容。当我们说及叶赛宁、彭斯、弗罗斯特、臧克家等等是“乡村诗人”的时候，当我们说及巴尔扎克常常以“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概括其一生的时候，当我们用“戏剧”一词总括莎士比亚创作的时候，“体裁”二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作品形式”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符号或载体的概念，而是作者的生命流程与生存方式。彼时，“诗歌”、“小说”、“戏剧”均为带有动感的过程性名词——其实质是表达了并继续表达着“作家以什么体裁存活”的问题。
鲁迅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史家、书画收藏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这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作为作家自己，除了杂感，他似乎从来没有用任何一种体裁来概括一生的创作。
1935年12月31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距离生命终了不到一年的鲁迅先生在灯下编定《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编定自己的杂文集，而继续习惯性地用剪刀与浆糊拼贴了万字左右的后记。写完了那段著名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诛心之论”——“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接着，他不无“文学史意识”地总结了自己作为杂感家的一生——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2]
“周围的情形”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呢？鲁迅接着就列举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4日的《大美晚报》上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2月19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149种之多；牵涉书店25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以致“引起上海出版业之恐慌”。
1933年8月3日，鲁迅曾经致函黎烈文先生：“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3]。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在禁锢得比罐头盒还严密的岁月，新文艺作品的出版举步维艰，被鲁迅骂为“人面的狗”的书报检察官，甚至到了书籍的封面是红色的、书名有“黑暗”的书籍都不允许出版的地步，鲁迅自然既没有时间精雕细刻、编织结构，把生活变为小说戏剧；也没有更多的许多精力躲躲闪闪而艺术地钻文禁之网。于是，锐利的社会学思考辅以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信手拈来的“南腔北调”，使得鲁迅不得不抄起——也是熟练地抄起杂感的武器而跃马挺枪。恰如知己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的：“急剧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
有意思的是，彼时“前进的青年”同样不把杂感当做文学，倒是与时下的某些观点不无相仿，那“为文学而文学”的架势甚至于彼时为烈。
鲁迅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4]鲁迅在自己阅历最丰富、思想最成熟、文笔最老辣的晚年，把几乎全副精力投入到了杂感——其中大部分是新闻评论——的创作当中。以1933年为例，从该年元旦的《听说梦》，到《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杂感达130多篇，平均不到三天一篇。这样的写作速度，在用毛笔书写的时代，对于文必己出、惜墨如金、“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绝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答北斗杂志社问》）的鲁迅，谈何容易！更不必说其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文化含量非同一般了。
○反映“中国的大众的灵魂”
与此同时，与“残酷的强暴的压力”遥遥唱和的另一种“温和”的力量，推动着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地“杂感”下去——或许那“温和”的揶揄作逼促，更是砺炼鲁迅成为新闻评论家的熔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种“文坛内部”的不怀善意的逼迫，神智更是鲁迅成为杂感家的直接动因。
试看鲁迅“精心保存”在自己的《准风月谈·后记》里的攻击自己写杂文的两段文字，即可窥见全豹。
一段是署名“洲”的发表在1933年10月31日《中央日报·中央公园》栏目里的《杂感》——
近来有许多杂志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报月刊》《东方杂志》以及《现代》上，都有杂感随笔这一栏。好像一九三三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目下中国杂感家之多，远胜于昔，大概此亦鲁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国杂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鲁迅。他的师爷笔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去年则还出了什么三心《二心》之类。照他最近一年来“干”的成绩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
不过普通一些杂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对于某事物有所不满，自然就不满（迅案：此字似有误）有冷嘲的文章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倒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5]
另一篇是同一报纸同一栏目发表在半月之后——11月16日的文章，题为《文坛与擂台》，作者“鸣春”——
上海的文坛变成了擂台。鲁迅先生是这擂台上的霸王。鲁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带了一付透视一切的望远镜，如果发现文坛上那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关于这，我替鲁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Ｑ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流的作家们既然常时混战，则一般文艺青年少不得在这战术上学许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变枳，批评人的人常离开被批评者的言论与思想，笔头一转而去骂人家的私事，说人家眼镜带得很难看，甚至说人家皮鞋前面破了个小洞；甚至血偾脉张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笔杆动拳头。我说，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
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
我记得一个精通中文的俄国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对鲁迅先生的《阿Ｑ传》曾经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是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Ｑ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6]。
——尽管口吻里不无“希望”与“关切”，但是，以上两位确乎是有代表性的促使鲁迅写杂感的重要的“助推力”，其实质就是杂感无非是挖苦了别人而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针锋相对的回击，实实在在道出了自己的杂感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自己的生命与“大众的灵魂”。鲁迅说：“这两位，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颇诧异鸣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亚之流一大串。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在中国，也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什么用意呢，就是“引导”鲁迅直奔主题、赤膊上阵。一旦“鲜明”了，“政见不同”的、士大夫阶级“逆子贰臣”的形象就一览无余了，当局也就拿到口实了，“亲近无产联系共党拿苏联卢布”的罪名就坐实了。如彼以来，不仅文章发表不了，恐怕“党国”还愈发有理由杀伐、通缉乃至于杀头。鲁迅一贯讲究硬骨头同时的“壕堑战”，不会许褚似地赤膊上阵。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其实，越是到后期，鲁迅的态度是愈发“鲜明”的：“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又如何是“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呢。
发难者一不看鲁迅的“全文”与“全人”，二又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对于沙皇、天皇“两边一起骂”的大扎，自然得意得盲目而愚昧。但是鲁迅却借此看到了杂感的作用巨大、非写不可。因为恰恰是这样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感，能够最及时也最完全地投身于“遵命文学”，遵良知底线与艺术规律之命，遵为人生的大众文学之命，而不是代表权势与铜臭的“金元或指挥刀”。
在多种新闻评论学专著与大学新闻评论教材中，均有杂文一节或者提及杂文在评论中的重要地位，更早一些的，甚至专门列“杂文”一章。虽然杂文被定义为“文艺性政论”，意在突出其美学含量——杂文也因此比一般的新闻评论具有恒久的魅力，但是其政论性质、驳诘性质、批判指向、解析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特性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
王国维《人间词话》曰：“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任何一位作家，即便可以有不同的几副笔墨——如李清照一边“凄凄惨惨戚戚”，一边“九万里风鹏正举”；陶渊明一边“带月荷锄归”，一边“刑天舞干戚”——但是必有一支是其“主旋律”，如同苏辛的“狂”，姜白石的“狷”，是能够让能会心而有欣赏力的读者立即明白“非他莫属”的风格、基调的。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谓的“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从纵的、历史学的意义上讲，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说，鲁迅的杂文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7]换言曰，鲁迅已经用自己的编年体的杂感，完成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历史任务，活画出时代的轮廓和形形色色的“潮人”的风貌。
以横的、文体学的角度考量，鲁迅用自己的杂文的“实绩”带动了一个时代，继而使得杂感一步步摆脱了“散文”麾下的隶属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无论是他的小说、诗歌，还是回忆散文、散文诗，甚至学术著作、日记书信，其生生不息的那根主动脉，很明显地属于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属于启蒙意识与改革指向，属于战斗性与讽刺性。
○“新闻评论体”小说
立足与不同体裁之中共通的“鲁迅风”来考察，鲁迅的各类体裁的作品都是其杂感的变形与延伸，甚至，标识在其他门类名下的作品，本身就是优秀的杂文。
首先，他的小说是杂文。
“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是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里前辈先生N的议论。在此小说里，没有了对于辛亥革命和剪辫子的“新闻评论”，就抽去了全文的主干，小说于是便不再存在。
“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是《阿Q正传》里的描写。这叙述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新闻评论。
“高老夫子的牌风并不坏，但他总还抱着什么不平。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惟独这一回，却总以为世风有些可虑；虽然面前的筹马渐渐增加了，也还不很能够使他舒适，使他乐观。但时移俗易，世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不过其时很晚，已经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凑成‘清一色’的时候了。”——这段《高老夫子》里的描写，同样可以作为“非事件性”的“世风”评论理解的：顶着“国学家”大帽子的“高尔础”老流氓想看女学生又因为学问差而不敢看，被窃笑而提前下课终于一头撞到了树上。只有回到牌桌上、“清一色”终于可以稍稍抚平心头的郁闷。这样的描写其实就是“街谈”式的新闻评论的先河。
最为精彩的是《故事新编》里《奔月》的结尾——
“唉，”羿坐下，叹一口气，“那么，你们的太太就永远一个人快乐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独自飞升？莫非看得我老起来了？但她上月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
“这一定不是的。”女乙说，“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
“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女辛说。
“放屁！——不过乌老鸦的炸酱面确也不好吃，难怪她忍不住……。”
——从1925年“女士大风潮”到1936年鲁迅去世，说鲁迅“混斗”而只写“骂人文选”的、“垂垂老矣”的、“喝酒喝得醉眼朦胧”的、“冷辣辣师爷笔法”的、“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的……可谓多也。鲁迅后来说过：“‘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8]这种在文字里“夹枪带棒”，把对手的攻击“化用”或“艺增”进自己的小说的写法，恐怕也只有杂感家可以运用得如此、纯熟。
○散文与散文诗里的社会评论
当然，其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与散文诗《野草》里同样多出流露出这种“杂文笔法”。例如说老鼠在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说不可得罪“富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狗·猫·鼠》），直刺“现代评论派”。“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无常》），则顺手幽陈西滢一默。而“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二十四孝图》）则直接就是时评了。
《野草》里《淡淡的血痕中》与《一觉》两篇，则分明是用更为艺术的语言直斥“3·18”惨案的制造者和奉天派与直隶派军阀的狂轰滥炸。前者写于1926年4月8日，是“3·18”惨案发生后的20天。其中名义上是在说“造物主”的怯懦与无力，实则是说这个社会面对残虐险狠的枪弹的无可奈何，同时对于不惜用自己的鲜血促进社会进步的“叛逆的猛士”给于衷心的讴歌：“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比较这段文字与《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里的文字——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9]
——其歌颂如一，愤懑如一，我们实在分辨不出其精神气质的区别。
而写于1926年4月10日《一觉》的行文，则明显地不同于数月前以“我梦见自己……”开头的“玄远高深”的《野草》风格。而是与同期的杂文《死地》（3月25日）、《可惨与可笑》（3月26日）、《记念刘和珍君》（4月1日）、《空谈》（4月2日）、《如此“讨赤”》（4月6日）丝丝入扣，叙述的语气的风格十分接近，唯“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一段与《野草》里其他文字近似，保持着一致的“诗风”。
○六首新诗的“论理”成分
再看看鲁迅为数不多（仅存六首）的新诗。
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的《爱之神》这样写——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10]
其中的对话像小说，而评论则是“非事件性”的有关爱情的时髦话题的议论。可以互证的是《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1919年1月）就有鲁迅的《随感录四十》，其中显示引用了一位青年“不知道爱情的什么”的诗句，而后鲁迅说：“可是魔鬼的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11]——这叫声不就是“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吗？对于新诗尚不熟悉的鲁迅，与当时初出茅庐的“新诗人”一样，是在用分行的论述当作“诗”，实际上做的恰恰是杂感。
另一首同时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题为《人与时》，更是完全的论说而不要诗歌所必须的“形象思维”——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再比较此后不久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发表了鲁迅先生的著名杂感《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里的句子：“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12]何其相似乃尔！以至于在《两地书》里，领会了老师的“现在理论”的弟子许广平同样阐释得明白：“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末了还是离不了‘奋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个题目，自己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如果走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我也坐坐瓜皮艇和肩舆，如果什么车轿……都没在眼前，我也不妨骑起我的风火轮，在云头中腾驾起来，但我绝不在乡村中希望坐电车，也更不愿在地球里希望到火星上。简单一句，我的处方，就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13]这不活活是“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和“我只要我的现在”吗？
所以，就新诗而言，鲁迅是“诗”其实是常常不顾“诗歌要用形象思维”的理论的，而是直接让自己的思想变为“分行的论述”，亦即不过是新闻评论的变形，其“诗化论理”的成分远远超过那“诗性”的。
○旧体诗与书信的“评论本质”
至于为后人公认的“中国旧体诗最后的奇葩”的旧体诗，评论的特色更为鲜明。
依据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现在一般将鲁迅旧体诗定为50题65首。在这65首旧诗当中，《题三义塔》、《悼丁君》、《赠邬其山》、《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报载患脑炎戏作》等本身是用旧体诗做时事评论，属于本书所专论的“异体叙述”。而《学生和玉佛》、《惯于长夜过春时》已经是杂文篇目里的“诗配话”，各各具有鲜明的新闻评论背景。如写于1931年的《赠邬其山》，是用极端的口语化，画出了“当时之中华”的活形——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14]
该诗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上海乃至旧中国的“立此存照”。
而《一·二八战后作》中的“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无题》中的“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二十二年元旦》中的“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戌年初夏偶作》中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等等，均是对于社会、时事、文坛……有感而发的“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以景语结”在鲁迅旧体诗中当然有（如“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但是，由于其旧体诗的“抒情主人公”多半时间是一位杂感家，所以“以情语结”的评论自然琳琅满目。
此外，鲁迅收入散文诗集《野草》里的长短句《我的失恋》，因为是活剥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姑且也算作仿古的旧体。但那拿自己爱吃的食品与常用的物品开玩笑的做派与“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的时评态度，却正是因为“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我和〈语丝〉的始终》）。
至于古风《好东西歌》、《公民科歌》、《言辞争执歌》、《南京民谣》则更是典型的新闻评论——该论题此后有专章论述，不赘。
○书信里的新闻评论
书信岂是无情物。王晓明先生的《鲁迅传》，回避了方家熟知的生平史料，在404处引文中130次引用了鲁迅的书信，此外还引用了许广平、周作人、周伯超等人致鲁迅的信札。如写到1927年夏天，鲁迅经历了“活着还是死去”的生存意义的大困惑，居然函致章廷谦曰：“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15]——这不成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了么？而且鲁迅在信中还说自己慨然收取了中山大学一个月薪水的不义之财：“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爽松爽收下了。”的确，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精神世界中的一切全在屠刀下化为虚无之夜的碎片，为什么不“以恶抗恶”一回呢？为什么还要在生活上苦自己呢？“说什么都是假的，积点钱要紧”——“义”的虚妄和“利”的实惠跃然纸上，这不又成了“彻底失败”之际的孤独者魏连殳了吗？“三家一主将，五最一方向”的旗手与“时代落伍者”的区别何在呢？——这是以往的传记作者不敢或不愿意认可的。
对于书信的评论作用，鲁迅本人说得更为生动：“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16]
从新闻评论的角度看，鲁迅的书信与日记则更是新闻评论的武库与土壤，有的段落就直接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或者是说出了表象下面鲜为人知的真实心态。如1918年7月5日，鲁迅给正在办《新青年》杂志的老同学钱玄同写信，对于刘师培等人要创办《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想与《新青年》竞争读者一事极为反感：“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好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并强调自己“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只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17]再如参加了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的大会，而且在会上做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长篇演讲——后来的文学史均说因此鲁迅被推为“盟主”——鲁迅却在3月27日致章廷谦的函件里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18]“茄花色”是绍兴方言，意思是“没大起色”。这样的评论，岂不是在拆“左翼文学”的台吗？然而，鲁迅对于左联的关门主义、对于有些骨干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的做派又是的的确确是不满意的，出此言语同样情在理中。
叔本华说：“风格是心灵的外在标志，是比一个人的脸更为可靠的性格标志。”[19]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杂感家或曰新闻评论家，“评论基调”是“鲁迅风”的标志与核心，也是鲁迅文学创作、新闻评论写作的立足点，而且还是成就了“鲁迅风”的最为直接的体裁部门。正如鲁迅自己说的：“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从他的各类体裁的作品里，我们愈发窥见了一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新闻评论人的形象。
○杂感家一生的自我总结
已经离开我们22年的诗人海子写道：“在泥土的灯台上/生下诗人叶赛宁”。
当我们说叶赛宁、彭斯等等是“乡村诗人”的时候，当我们说及巴尔扎克而以“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概括其一生的时候，当我们用“戏剧”一词总括莎士比亚创作的时候，体裁就不仅仅是一个作品形式概念、一个符号或载体的概念，而是作者的生命流程与生存方式。此刻，“诗歌”、“小说”、“戏剧”均为带有动感的过程名词——其实质是表达“作家以什么体裁存活”的问题。
鲁迅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史家、书画收藏家、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这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作为作家自己，除了杂感，从来没有用任何一种体裁来概括一生的创作。1935年12月31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距离生命终了不到一年的鲁迅先生在灯下编定《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编定自己的杂文集，也是首次总结了自己作为杂感家的一生——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20]
“周围的情形”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呢？鲁迅接着就列举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4日的《大美晚报》上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2月19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149种之多、牵涉书店25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以致“引起上海出版业之恐慌”。
1933年8月3日，鲁迅曾经致函黎烈文先生：“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这实在是一个悖论：在禁锢得比罐头盒还严密是岁月，新文艺作品的出版举步维艰，被鲁迅骂为“人面的狗”的书包检察官，甚至到了书籍的封面是红色的、书名有“黑暗”的书籍都不允许出版的地步，鲁迅自然既没有时间精雕细刻、罗织结构，把生活变为小说戏剧；也没有更多的许多精力躲躲闪闪而艺术地钻文禁之网。于是，锐利的社会学思考辅以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信手拈来的“南腔北调”，使得鲁迅不得不抄起——也是熟练地抄起杂感的武器而跃马挺枪。恰如知己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的：“急剧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21]
时代一定要把鲁迅打造成为评论家、杂感家，而鲁迅的“幽默才能”偏偏又砺炼出了非同凡响的“鲁迅风”，或曰正所谓“历史的必然”？
[1]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460页。
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66页。
[3]鲁迅：《致黎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第430页。
[4]鲁迅：《徐懋庸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302页。
[5]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20-421页。
[6]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421-422页。
[7]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子通编《鲁迅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1月版，416页。
[8]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220页。
[9]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3卷，第279-280页。
[10]鲁迅：《集外集·爱之神·，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7卷，第32页。
[11]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38页。
[12]鲁迅：《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卷，第366页。
[13]鲁迅：《两地书·五》，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1卷，第23页。
[14]鲁迅：《集外集拾遗·赠邬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7卷，第451页。
[15]鲁迅：《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第51页。
[1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序》，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429页。
[17]鲁迅：《致钱玄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1卷363-364页。
18鲁迅：《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2卷226-227页。
[19]叔本华《风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西方思想宝库》1302页。
[2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466-467页。
[2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子通编《鲁迅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1月版，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