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增文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年01期
摘要 《诗经》是否经孔子删定，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五方面加以考辨，以说明孔子删诗说之可信。1.有较早较多的史料赞成孔子删诗说；2.否定孔子删诗说者的主要根据不足以服人；3.孔子有必要也有能力删诗；4.从《诗经》本身可以看出孔子删诗的迹象；5.现存先秦文献中，亦有孔子删诗的痕迹。
关键词 孔子 《诗经》 考辨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在先秦时期只称《诗》或《诗三百》，后来儒家把它尊为经典，故称《诗经》。《诗经》是否经孔子删定，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略作考辨，以说明孔子删诗说之可信。
第一，有较早较多的史料赞成孔子删诗说，比较可信。孔子删诗说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度。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自古以来被人称为“实录”，且去孔子未远。既然《史记》称孔子将古诗三千余篇删定为305篇，这应该是可信的。
《史记》之后，自汉至隋，学者们对《史记》所载的孔子删诗说均无异议，而且还从不同角度肯定和补充了这一说法。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赵岐《孟子题辞解》云：“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郑玄《六艺论·诗论》云：“鲁僖间，《商颂》不在数矣。孔子删诗，录此五章。”晋代孔安国《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秦”句晋杜预注云：“《诗》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汉晋学者，去古未远，或许有其它典籍史料可作凭依。他们对孔子删诗说皆深信不疑，也应该是可信的。
初唐以后史料多有散失，因而陆续有人对孔子删诗说提出怀疑，但多数学者仍深信之，并对否定论者多有驳难。《晋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文苑传》等史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宋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周子醇《乐府拾遗》、郑樵《通志·乐略》、王应麟《困学纪闻》、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赵翼《陔余丛考》、赵坦《瓦璧斋文集》、王松《说纬》等学术著作，皆主孔子删诗说。有这么多著作和学者考证答疑，辨说驳难，亦当有可信处。
第二，否定孔子删诗说者的主要根据不足以服人。最早对孔子删诗说提出怀疑的是初唐学者孔颖达。孔颖达《毛诗正义》在疏解郑玄《诗谱序》时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时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取《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只是怀疑古诗没有三千余篇，后世有些学者则进而怀疑和否定孔子删诗说，例如宋朱鉴《文公诗传遗说》、叶适《习学记言》、明黄淳耀《诗札》、朱彝尊《曝书亭集》、清崔述《洙泗考信录》、李醇《群经识小》等。近人蒋伯潜著《十三经概论》，在“孔子删诗说未可信”条目下，总括前人论述，归纳了四条理由。他说：“孔颖达《毛诗正义》曰：‘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同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此其一。《论语》记孔子言，两云‘诗三百’，前已引之。孔子言诗，辄云三百，则其素所诵习，似止此数，非所自删。此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于鲁太师，其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风，无出今十五国风之外者，同时诸侯岂仅此数？则季札时以之合乐亦仅此矣。此其三。后儒以《论语》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故谓孔子删诗，以贞淫为标准。但《郑风》、《卫风》中言情之作，固仍在也。不但郑、卫，首篇《关睢》又何尝非言情之作？……此其四。”这四条理由看似有理，实则不足以服人。
首先，认为先秦古籍所引之诗，见于今本《诗经》者多，属于逸诗者少，不相信古诗有三千多篇，因而否定孔子删诗说，这种理由实在站不住脚。一是因为先秦典籍佚失者甚多，仅凭现存先秦典籍所引逸诗较少，就断定古诗没有三千多首，实属武断。二是能入选《诗经》者必是时人公认的名篇，是人们平时所常歌咏引用者，而未选的逸诗篇目虽多，但思想艺术上必是稍差一些，属时人不常歌咏引用者。所以现存先秦典籍所引之诗，见于今本《诗经》者多，属于逸者少。三是现存先秦典籍所引既有逸诗，就说明了《诗经》的确是当时的诗歌选本，必是经人删削过的。四是司马迁称古诗有三千余篇，也只是约略估计。实际上，以理推之，从西周初年至孔子所处的春秋中叶，历经了500多年，其间又是诗风大盛时期，封国献诗，朝廷采诗，民间传诗，保存至孔子时有3000余篇，实不为多。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十六就曾指出：“以予考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诗传所引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图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其次，以《论语》记孔子两云‘诗三百’来否定孔子删诗说，亦难令人信服。《论语》确实记载了孔子两次说过“诗三百”的话。《为政篇》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无邪。”《子路篇》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论语》并没有记载孔子说这两句话的具体时间。如果孔子是在删诗之前说过这两句话，或许能证明《诗三百》原是旧本；但如果孔子是在删诗后说过这两句话，称“诗三百”岂不是很自然吗？其实，这后一处记载，特别是“虽多亦奚以为”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了孔子有删诗的动机。他认为学诗重在精读致用，真正能做到精读致用，有三百篇就足够了。如果不能精读致用，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由此看来，他在教授弟子时，选诗作教材，不可能选得过多，定要有所删削。
再次，以《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事来否定孔子删诗说，亦值得商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卫》……歌《王》……歌《郑》……歌《齐》……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陈》……有《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歌《大雅》……歌《颂》……。”（删节号内为季札对所听之乐的评语，从略。）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孔子才八岁。季札到鲁国所观之乐，如果与今本《诗经》正相吻合，则孔子未删诗明矣。问题是《左传》的这段记载与今本《诗经》并不吻合，而有很大的差距。一是篇目的排列次序不完全相同。今本《诗经》的篇目排列次序是《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与季札所观“周乐”之次序虽大致略同，但有明显差异。且《左传》记季札观乐有“自《郐》以下无讥焉”之语，显然《郐》之后还有多种，而今本《诗经》中《桧风》之后只有《曹风》和《豳风》，且季札所观乐《豳》已排在《秦》之前，只剩下《曹》，显然不符合“自《郐》以下无讥焉”之语意。二是季札对所观之乐的评语与《诗经》的有关内容明显不合。例如季札选《小雅》“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而《诗经·小雅》中却有不少怨刺之诗，并不是什么“怨而不言”；季札选《齐》乐“善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而《诗经·齐风》中专刺文姜兄妹淫乱者就占三篇，哪里可以称得上“美哉”和“表东海者”呢？季札对《周南》、《召南》、《邶》、《鄘》、《卫》、《豳》、《魏》等乐的评语，也都和今本《诗经》的内容相去甚远。另外，《左传》只载季札观乐，并没有明言诗歌具体篇目。古代诗和乐往往互相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观乐毕竟不能等同于观诗。季札所观之乐是按风、雅、颂的顺序排序的，并且国风部分还按所产邦国分类，这和《诗经》的分类与编排大致略同，但这也只可证明《诗经》在分类编排上还是依照季札所观“周乐”的旧例，并不能证明孔子没有删诗。
否定孔子删诗说者还认为孔子“恶居下流而讪上者”，又骂过“郑声淫”而今《诗经》中多怨诗和情诗，可见未经孔子删削。这种说法实际上误解了孔子。《论语·阳货篇》确实有孔子“恶居下流而讪上者”的话，但也记载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语。“讪上”是指毁谤统治者，怨是指“怨 刺上政”（孔安国注），可见孔子虽然憎恶下级歪曲事实毁谤上级，但并不反对怨刺暴政，并不排斥怨诗。《毛诗序》也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上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实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也可见出儒家是不排斥怨刺之诗的。《论语·卫灵公篇》也载有孔子说“郑声淫”的话，但那是说郑国的音乐淫靡，并不是评论郑国的诗歌。朱彝尊《诗义考》卷一百七引顾起元序云：“言郑声淫者，谓郑国作乐之声过于淫，非谓郑诗皆淫也。”明高拱《本语》卷一亦云：“郑声淫者，谓其声淫靡流荡能散人心志而使人懈慢，非谓其词语之淫媒也。”今《诗经·郑风》中虽有不少爱情诗，但都是非常健康的，谈不上是“淫诗”。其实孔子本人也并不象后来道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圣洁而不通人情。他曾经支持自己的儿媳再嫁（见《礼记·檀弓》及郑玄注），曾经称赞爱情诗《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见《论语·八佾》），可见他在男女之情上是一个十分开通的人。拿《诗经》中多爱情诗来否定孔子删诗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三，孔子有必要也有能力删诗。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因而使古代文献大量地散乱流失。《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史记·孔子世家》亦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可见整理古代文献已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而孔子又是一位以恢复西周礼乐制度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学者，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文献散乱的情况，他不可能坐视不问，同时，他还需要用这些古代文献去教授弟子。所以，整理古代文献对孔子来讲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又一向看重诗，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见《论语·季氏》），因此，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不可能不整理诗。孔子整理诗主要是作教材用，因而他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诗全编在一起。他把当时散乱的诗整理为三百○五篇，作为教材是十分适宜的。
孔子不仅有删诗的必要，而且也具有删诗的资格、能力和水平。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其文化水平之高，历史知识之渊博，整理古籍能力之强，对音乐造诣之深，在当时可谓举世无双。孟子曾经说过：“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本人对此也十分自信。他曾经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见《论语·子罕》）意思是说，自周文王去世之后，一切文化遗产都在我孔丘这里了。天若是要消灭这些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可见孔子是以整理古代文化为己任的。
第四，从《诗经》本身可以见出孔子删诗的迹象。首先是《诗经》的内容与孔子的思想十分合拍。孔子曾称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就是认为《诗经》的思想内容都是纯正的。《论语·阳货篇》又载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用诗去教授弟子，不仅仅是要让弟子们在外交场合应对酬答，而且还要培养他们处世、为人、治学等多方面的才能，因而他要选编诗歌必然要求具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而现存《诗经》不仅有上层的《雅》、《颂》作品，而且还有列国民歌，举凡祭祀诗、歌颂诗、周史诗、怨刺诗、劳动诗、婚姻诗、爱情诗、征战诗、民俗诗等，无所不有。这样丰富的内容与孔子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十分切合的。《论语·述而篇》说：“子不语乱力怪神。”而今《诗经》中基本上没有鬼神迷信的荒诞内容。孔子反对暴政而主张仁政，但也反对犯上作乱，而《诗经》中虽多怨刺诗但很少有反映人民暴动造反的内容。孔子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见《论语·为政》）孔子排斥异端邪说，而三代以来那些提倡殉葬、暴敛、变制等内容的诗歌，《诗经》中也是一无选录的。《诗经》的内容与孔子的思想如此合拍，难道会仅仅是偶然巧合吗？
其次是《诗经》在形式上也有经过孔子整理的迹象。郭沫若在《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见《郭沫若文集》十七卷）中，曾从《诗经》的创作年代绵长、产生地域辽阔，并以其形式音韵的统一性作为内证，说明《诗经》曾经过一道总的编订加工。郭老的说法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这种形式音韵上的加工整理，与孔子整理文献的指导思想是十分一致的。《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当时中国通用的标准话。孔子对古代文献和各国国风的整理都采用标准话，取得语言文字上的统一。既要统一为通用的“雅言”，对原来的古文献和各国国风，都必然地要进行文字和语法上的加工。《诗经》中十五国风语言文字和音韵上的统一，很有可能就是经过孔子整理加工的结果。《史记·孔子世家》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也暗示出了孔子对《诗经》在音韵上的整理。
再次，《诗经》中有《鲁颂》和《商颂》，也能证明《诗经》是由孔子编定的。季札在鲁国所观“周乐”中有《颂》，那显然是指的《周颂》。孔子是鲁国人，鲁国又是周公的封地，因而《诗经》在《周颂》之外有《鲁颂》。至于《商颂》，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文中指出：“《商颂》许是孔子加上去的，因为《商颂》作者是孔子之祖。”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孔子的祖先宋人，而宋是商朝后裔的封地，与周、鲁一样，均为古代文化之邦。因为有这种关系，孔子在《诗经》中为《商颂》安排一席之地。如果《诗经》不是经孔子删定，那其中有《鲁颂》和《商颂》，又该作何解释呢？
另外，从《诗经·曹风·下泉》一诗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来看，《诗经》最后编定的时间正是孔子时代。《曹风·下泉》是曹人歌咏晋国荀跞纳周敬王于成周的事。据《左传》记载，此事发生于鲁昭公二十二年，即是公元前520年。那么《下泉》一诗必作于公元前520年之后，正是孔子时代。《下泉》一诗被选入《诗经》，证明早于孔子的人都不可能编选《诗经》。而孔子时代，最有资格和能力编选《诗经》的人，舍孔子其谁也？
第五，现存先秦文献中，虽未明言孔子删诗，但亦有孔子删诗的痕迹，尽管这种痕迹比较模糊。首先是《论语》。《论语·子罕篇》说：“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得各其所。”这里虽然孔子只说自己正乐，但能使“《雅》、《颂》各得其所”，想必也会对《雅》、《颂》中的诗篇作些整理。
其次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公孟篇》说：“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又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庄子·天运篇》也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墨家和庄子学派，他们和儒家都是对立的，但他们都肯定孔子博学爱诗，肯定孔子及其弟子诵诗、弦诗、歌诗、舞诗、治诗，而且从来没有提到过别家他人也精于诗，这就说明了孔子与《诗经》具有特殊的关系，由他来选编《诗经》的可能性最大。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考察辨析，笔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是十分可信的。此结论是否适当，俟方家正之。
作者：王增文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年01期
摘要 《诗经》是否经孔子删定，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五方面加以考辨，以说明孔子删诗说之可信。1.有较早较多的史料赞成孔子删诗说；2.否定孔子删诗说者的主要根据不足以服人；3.孔子有必要也有能力删诗；4.从《诗经》本身可以看出孔子删诗的迹象；5.现存先秦文献中，亦有孔子删诗的痕迹。
关键词 孔子 《诗经》 考辨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在先秦时期只称《诗》或《诗三百》，后来儒家把它尊为经典，故称《诗经》。《诗经》是否经孔子删定，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略作考辨，以说明孔子删诗说之可信。
第一，有较早较多的史料赞成孔子删诗说，比较可信。孔子删诗说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度。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自古以来被人称为“实录”，且去孔子未远。既然《史记》称孔子将古诗三千余篇删定为305篇，这应该是可信的。
《史记》之后，自汉至隋，学者们对《史记》所载的孔子删诗说均无异议，而且还从不同角度肯定和补充了这一说法。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赵岐《孟子题辞解》云：“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郑玄《六艺论·诗论》云：“鲁僖间，《商颂》不在数矣。孔子删诗，录此五章。”晋代孔安国《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秦”句晋杜预注云：“《诗》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汉晋学者，去古未远，或许有其它典籍史料可作凭依。他们对孔子删诗说皆深信不疑，也应该是可信的。
初唐以后史料多有散失，因而陆续有人对孔子删诗说提出怀疑，但多数学者仍深信之，并对否定论者多有驳难。《晋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文苑传》等史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宋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周子醇《乐府拾遗》、郑樵《通志·乐略》、王应麟《困学纪闻》、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赵翼《陔余丛考》、赵坦《瓦璧斋文集》、王松《说纬》等学术著作，皆主孔子删诗说。有这么多著作和学者考证答疑，辨说驳难，亦当有可信处。
第二，否定孔子删诗说者的主要根据不足以服人。最早对孔子删诗说提出怀疑的是初唐学者孔颖达。孔颖达《毛诗正义》在疏解郑玄《诗谱序》时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时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取《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只是怀疑古诗没有三千余篇，后世有些学者则进而怀疑和否定孔子删诗说，例如宋朱鉴《文公诗传遗说》、叶适《习学记言》、明黄淳耀《诗札》、朱彝尊《曝书亭集》、清崔述《洙泗考信录》、李醇《群经识小》等。近人蒋伯潜著《十三经概论》，在“孔子删诗说未可信”条目下，总括前人论述，归纳了四条理由。他说：“孔颖达《毛诗正义》曰：‘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同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此其一。《论语》记孔子言，两云‘诗三百’，前已引之。孔子言诗，辄云三百，则其素所诵习，似止此数，非所自删。此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于鲁太师，其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风，无出今十五国风之外者，同时诸侯岂仅此数？则季札时以之合乐亦仅此矣。此其三。后儒以《论语》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故谓孔子删诗，以贞淫为标准。但《郑风》、《卫风》中言情之作，固仍在也。不但郑、卫，首篇《关睢》又何尝非言情之作？……此其四。”这四条理由看似有理，实则不足以服人。
首先，认为先秦古籍所引之诗，见于今本《诗经》者多，属于逸诗者少，不相信古诗有三千多篇，因而否定孔子删诗说，这种理由实在站不住脚。一是因为先秦典籍佚失者甚多，仅凭现存先秦典籍所引逸诗较少，就断定古诗没有三千多首，实属武断。二是能入选《诗经》者必是时人公认的名篇，是人们平时所常歌咏引用者，而未选的逸诗篇目虽多，但思想艺术上必是稍差一些，属时人不常歌咏引用者。所以现存先秦典籍所引之诗，见于今本《诗经》者多，属于逸者少。三是现存先秦典籍所引既有逸诗，就说明了《诗经》的确是当时的诗歌选本，必是经人删削过的。四是司马迁称古诗有三千余篇，也只是约略估计。实际上，以理推之，从西周初年至孔子所处的春秋中叶，历经了500多年，其间又是诗风大盛时期，封国献诗，朝廷采诗，民间传诗，保存至孔子时有3000余篇，实不为多。宋欧阳修《诗本义》卷十六就曾指出：“以予考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诗传所引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图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其次，以《论语》记孔子两云‘诗三百’来否定孔子删诗说，亦难令人信服。《论语》确实记载了孔子两次说过“诗三百”的话。《为政篇》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弊之，曰思无邪。”《子路篇》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论语》并没有记载孔子说这两句话的具体时间。如果孔子是在删诗之前说过这两句话，或许能证明《诗三百》原是旧本；但如果孔子是在删诗后说过这两句话，称“诗三百”岂不是很自然吗？其实，这后一处记载，特别是“虽多亦奚以为”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了孔子有删诗的动机。他认为学诗重在精读致用，真正能做到精读致用，有三百篇就足够了。如果不能精读致用，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由此看来，他在教授弟子时，选诗作教材，不可能选得过多，定要有所删削。
再次，以《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事来否定孔子删诗说，亦值得商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卫》……歌《王》……歌《郑》……歌《齐》……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陈》……有《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歌《大雅》……歌《颂》……。”（删节号内为季札对所听之乐的评语，从略。）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孔子才八岁。季札到鲁国所观之乐，如果与今本《诗经》正相吻合，则孔子未删诗明矣。问题是《左传》的这段记载与今本《诗经》并不吻合，而有很大的差距。一是篇目的排列次序不完全相同。今本《诗经》的篇目排列次序是《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与季札所观“周乐”之次序虽大致略同，但有明显差异。且《左传》记季札观乐有“自《郐》以下无讥焉”之语，显然《郐》之后还有多种，而今本《诗经》中《桧风》之后只有《曹风》和《豳风》，且季札所观乐《豳》已排在《秦》之前，只剩下《曹》，显然不符合“自《郐》以下无讥焉”之语意。二是季札对所观之乐的评语与《诗经》的有关内容明显不合。例如季札选《小雅》“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而《诗经·小雅》中却有不少怨刺之诗，并不是什么“怨而不言”；季札选《齐》乐“善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而《诗经·齐风》中专刺文姜兄妹淫乱者就占三篇，哪里可以称得上“美哉”和“表东海者”呢？季札对《周南》、《召南》、《邶》、《鄘》、《卫》、《豳》、《魏》等乐的评语，也都和今本《诗经》的内容相去甚远。另外，《左传》只载季札观乐，并没有明言诗歌具体篇目。古代诗和乐往往互相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观乐毕竟不能等同于观诗。季札所观之乐是按风、雅、颂的顺序排序的，并且国风部分还按所产邦国分类，这和《诗经》的分类与编排大致略同，但这也只可证明《诗经》在分类编排上还是依照季札所观“周乐”的旧例，并不能证明孔子没有删诗。
否定孔子删诗说者还认为孔子“恶居下流而讪上者”，又骂过“郑声淫”而今《诗经》中多怨诗和情诗，可见未经孔子删削。这种说法实际上误解了孔子。《论语·阳货篇》确实有孔子“恶居下流而讪上者”的话，但也记载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语。“讪上”是指毁谤统治者，怨是指“怨 刺上政”（孔安国注），可见孔子虽然憎恶下级歪曲事实毁谤上级，但并不反对怨刺暴政，并不排斥怨诗。《毛诗序》也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上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实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也可见出儒家是不排斥怨刺之诗的。《论语·卫灵公篇》也载有孔子说“郑声淫”的话，但那是说郑国的音乐淫靡，并不是评论郑国的诗歌。朱彝尊《诗义考》卷一百七引顾起元序云：“言郑声淫者，谓郑国作乐之声过于淫，非谓郑诗皆淫也。”明高拱《本语》卷一亦云：“郑声淫者，谓其声淫靡流荡能散人心志而使人懈慢，非谓其词语之淫媒也。”今《诗经·郑风》中虽有不少爱情诗，但都是非常健康的，谈不上是“淫诗”。其实孔子本人也并不象后来道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圣洁而不通人情。他曾经支持自己的儿媳再嫁（见《礼记·檀弓》及郑玄注），曾经称赞爱情诗《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见《论语·八佾》），可见他在男女之情上是一个十分开通的人。拿《诗经》中多爱情诗来否定孔子删诗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三，孔子有必要也有能力删诗。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因而使古代文献大量地散乱流失。《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史记·孔子世家》亦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可见整理古代文献已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而孔子又是一位以恢复西周礼乐制度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学者，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文献散乱的情况，他不可能坐视不问，同时，他还需要用这些古代文献去教授弟子。所以，整理古代文献对孔子来讲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又一向看重诗，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见《论语·季氏》），因此，孔子整理古代文献，不可能不整理诗。孔子整理诗主要是作教材用，因而他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诗全编在一起。他把当时散乱的诗整理为三百○五篇，作为教材是十分适宜的。
孔子不仅有删诗的必要，而且也具有删诗的资格、能力和水平。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其文化水平之高，历史知识之渊博，整理古籍能力之强，对音乐造诣之深，在当时可谓举世无双。孟子曾经说过：“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本人对此也十分自信。他曾经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见《论语·子罕》）意思是说，自周文王去世之后，一切文化遗产都在我孔丘这里了。天若是要消灭这些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可见孔子是以整理古代文化为己任的。
第四，从《诗经》本身可以见出孔子删诗的迹象。首先是《诗经》的内容与孔子的思想十分合拍。孔子曾称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就是认为《诗经》的思想内容都是纯正的。《论语·阳货篇》又载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用诗去教授弟子，不仅仅是要让弟子们在外交场合应对酬答，而且还要培养他们处世、为人、治学等多方面的才能，因而他要选编诗歌必然要求具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而现存《诗经》不仅有上层的《雅》、《颂》作品，而且还有列国民歌，举凡祭祀诗、歌颂诗、周史诗、怨刺诗、劳动诗、婚姻诗、爱情诗、征战诗、民俗诗等，无所不有。这样丰富的内容与孔子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十分切合的。《论语·述而篇》说：“子不语乱力怪神。”而今《诗经》中基本上没有鬼神迷信的荒诞内容。孔子反对暴政而主张仁政，但也反对犯上作乱，而《诗经》中虽多怨刺诗但很少有反映人民暴动造反的内容。孔子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见《论语·为政》）孔子排斥异端邪说，而三代以来那些提倡殉葬、暴敛、变制等内容的诗歌，《诗经》中也是一无选录的。《诗经》的内容与孔子的思想如此合拍，难道会仅仅是偶然巧合吗？
其次是《诗经》在形式上也有经过孔子整理的迹象。郭沫若在《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见《郭沫若文集》十七卷）中，曾从《诗经》的创作年代绵长、产生地域辽阔，并以其形式音韵的统一性作为内证，说明《诗经》曾经过一道总的编订加工。郭老的说法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这种形式音韵上的加工整理，与孔子整理文献的指导思想是十分一致的。《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当时中国通用的标准话。孔子对古代文献和各国国风的整理都采用标准话，取得语言文字上的统一。既要统一为通用的“雅言”，对原来的古文献和各国国风，都必然地要进行文字和语法上的加工。《诗经》中十五国风语言文字和音韵上的统一，很有可能就是经过孔子整理加工的结果。《史记·孔子世家》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也暗示出了孔子对《诗经》在音韵上的整理。
再次，《诗经》中有《鲁颂》和《商颂》，也能证明《诗经》是由孔子编定的。季札在鲁国所观“周乐”中有《颂》，那显然是指的《周颂》。孔子是鲁国人，鲁国又是周公的封地，因而《诗经》在《周颂》之外有《鲁颂》。至于《商颂》，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文中指出：“《商颂》许是孔子加上去的，因为《商颂》作者是孔子之祖。”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孔子的祖先宋人，而宋是商朝后裔的封地，与周、鲁一样，均为古代文化之邦。因为有这种关系，孔子在《诗经》中为《商颂》安排一席之地。如果《诗经》不是经孔子删定，那其中有《鲁颂》和《商颂》，又该作何解释呢？
另外，从《诗经·曹风·下泉》一诗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来看，《诗经》最后编定的时间正是孔子时代。《曹风·下泉》是曹人歌咏晋国荀跞纳周敬王于成周的事。据《左传》记载，此事发生于鲁昭公二十二年，即是公元前520年。那么《下泉》一诗必作于公元前520年之后，正是孔子时代。《下泉》一诗被选入《诗经》，证明早于孔子的人都不可能编选《诗经》。而孔子时代，最有资格和能力编选《诗经》的人，舍孔子其谁也？
第五，现存先秦文献中，虽未明言孔子删诗，但亦有孔子删诗的痕迹，尽管这种痕迹比较模糊。首先是《论语》。《论语·子罕篇》说：“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得各其所。”这里虽然孔子只说自己正乐，但能使“《雅》、《颂》各得其所”，想必也会对《雅》、《颂》中的诗篇作些整理。
其次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公孟篇》说：“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又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庄子·天运篇》也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墨家和庄子学派，他们和儒家都是对立的，但他们都肯定孔子博学爱诗，肯定孔子及其弟子诵诗、弦诗、歌诗、舞诗、治诗，而且从来没有提到过别家他人也精于诗，这就说明了孔子与《诗经》具有特殊的关系，由他来选编《诗经》的可能性最大。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考察辨析，笔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是十分可信的。此结论是否适当，俟方家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