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国世界制造工厂优势正在削弱，很多跨国企业正考虑从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将制造业放到成本更低的印度和越南等国家。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就中国和印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竞争，中国印度该如何相处等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非洲研究部主任徐长文接受了《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联合商报》：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吸引外资的新兴市场，中国长于制造，印度长于服务，那么在当今世界经济影响下，服务外包带来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竞赛中，印度较中国而言，其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发展出路何在？ 徐长文：印度在服务外包上比中国早出发十几年，在经验积累中，必定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例如，在人员经验、管理水平、质量控制等方面。并且，印度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经济，印度知名的外包企业，其员工过万，能承接大型服务外包项目，固定成本摊销使其实现了规模经济。 同时，对于承接欧美服务外包业务，印度有天然的优势所铸就的壁垒，印度的英语人才丰富，文化与欧美接近，此外，大量印度人在欧美从事软件开发、管理等工作，其将业务发包到成本低、自己熟悉的地方成为自然选择。 中国可以借鉴印度外包企业在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以及人员培训方面的经验；同时吸取其员工跳槽率过高、成本迅速攀升等教训，提高中国企业的效率。创新是后起者赶超先发者最有力的武器，创新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业务模式方面，可以吸引大批企业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之后，将后台业务向中国转移。 另外，中国天然优势也比较明显，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电力等设施稳定，供给充裕。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吸引很多外资企业的进入，中国已经成了国际许多知名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 《中国联合商报》：近些年来，中印经济沿着各国特色的道路不断发展，当然也产生了相似之处，那么从整体上来分析，中印经济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部分人士认为印度在软件上领先于中国，中国在硬件设施上领先于印度，对此您有何见解？ 徐长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制造业驱动，伴随着国内高储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境外直接投资和外贸扩张，是一种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而印度的发展模式较为独特，它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使印度经济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的抵抗力较强，表现出比较强的韧劲和经济平稳增长的长周期性。 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了印度前面，如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重要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但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非全面胜过中国，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等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印度在制度层面上优于中国，也不能认为印度在硬件方面全面落后于中国。实际上，印度在航天、生物制药等某些领域也有长处。 《中国联合商报》：在当今世界大舞台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明显和激烈，中国与印度身在其中，面对没有硝烟的战场，如何把握竞争关系，在日后的发展中该如何相处，成为中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不知您对此有何见解？ 徐长文：中印两国经济拥有非常巨大的互补性和合作潜能。长于制造业的中国“世界工厂”和长于服务业的印度“世界办公室”，为中印加强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当今世界，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超过世界人口的1/3，两国都肩负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任，都需要稳定的国际格局和安全的周边环境，在许多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认识和立场。两国进行积极的战略对话，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两个相邻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互信合作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中印两国能够不断深化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清楚地认识两国各自经济体制的优势和不足，并在相互合作中取长补短，中印可以在交流和学习中最大限度地释放合作潜能。
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国世界制造工厂优势正在削弱，很多跨国企业正考虑从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将制造业放到成本更低的印度和越南等国家。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就中国和印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竞争，中国印度该如何相处等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非洲研究部主任徐长文接受了《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联合商报》：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吸引外资的新兴市场，中国长于制造，印度长于服务，那么在当今世界经济影响下，服务外包带来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竞赛中，印度较中国而言，其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发展出路何在？ 徐长文：印度在服务外包上比中国早出发十几年，在经验积累中，必定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例如，在人员经验、管理水平、质量控制等方面。并且，印度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经济，印度知名的外包企业，其员工过万，能承接大型服务外包项目，固定成本摊销使其实现了规模经济。 同时，对于承接欧美服务外包业务，印度有天然的优势所铸就的壁垒，印度的英语人才丰富，文化与欧美接近，此外，大量印度人在欧美从事软件开发、管理等工作，其将业务发包到成本低、自己熟悉的地方成为自然选择。 中国可以借鉴印度外包企业在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以及人员培训方面的经验；同时吸取其员工跳槽率过高、成本迅速攀升等教训，提高中国企业的效率。创新是后起者赶超先发者最有力的武器，创新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业务模式方面，可以吸引大批企业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之后，将后台业务向中国转移。 另外，中国天然优势也比较明显，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电力等设施稳定，供给充裕。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吸引很多外资企业的进入，中国已经成了国际许多知名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 《中国联合商报》：近些年来，中印经济沿着各国特色的道路不断发展，当然也产生了相似之处，那么从整体上来分析，中印经济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部分人士认为印度在软件上领先于中国，中国在硬件设施上领先于印度，对此您有何见解？ 徐长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制造业驱动，伴随着国内高储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境外直接投资和外贸扩张，是一种兼顾内需和外向的发展模式。而印度的发展模式较为独特，它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使印度经济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的抵抗力较强，表现出比较强的韧劲和经济平稳增长的长周期性。 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了印度前面，如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重要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但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非全面胜过中国，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等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印度在制度层面上优于中国，也不能认为印度在硬件方面全面落后于中国。实际上，印度在航天、生物制药等某些领域也有长处。 《中国联合商报》：在当今世界大舞台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明显和激烈，中国与印度身在其中，面对没有硝烟的战场，如何把握竞争关系，在日后的发展中该如何相处，成为中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不知您对此有何见解？ 徐长文：中印两国经济拥有非常巨大的互补性和合作潜能。长于制造业的中国“世界工厂”和长于服务业的印度“世界办公室”，为中印加强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当今世界，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超过世界人口的1/3，两国都肩负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任，都需要稳定的国际格局和安全的周边环境，在许多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认识和立场。两国进行积极的战略对话，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两个相邻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互信合作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中印两国能够不断深化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清楚地认识两国各自经济体制的优势和不足，并在相互合作中取长补短，中印可以在交流和学习中最大限度地释放合作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