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6月西南政法大学学报Vol17 No.3
第7卷 第3期JournalofSWUPLJune,2005
文章编号:1008-4355(2005)0062-05・理论前沿・
李白诗歌风格分期论略
康怀远
()
摘 要:用“飘逸”,也不符合李白的创作实践。细加考究,他之
自然吐露感情,出蜀前后主要是“飘逸”的;一入长安后主要是豪放的;,
及至晚年流放夜郎就完全成为怆和悲壮了。
关键词;;飘逸;豪放;幽愤和沉郁
;怆和悲壮中图分类号:I207122 文献标识码:A
大凡论及李白诗歌风格,一般文学史和研究者
多以“飘逸”总括之。1982年笔者撰写的大学毕业论文,以《李白飘逸异议》为题,阐述了“李白诗风之我见”。之后,安旗先生发表专论,坦称不能用“飘逸”两字概括李白的诗风,曾引起过学术界的关注,但是至今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仍然采用“飘逸”之说概括李白的诗风。现在,反思学术界对李白诗风的研究,我认为有必要在过去探讨的基础上再行整理自己的思路,以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是为“论略”。
李白的风格有其多样性,比如“抒发性灵,寄托(胡震亨《)的五十九首古风就不都是规讽”李诗通》
“飘逸”的,恐怕是以古朴厚实为主。这一点不但从
()的评论见前人“指事深切,言情笃挚”《唐宋诗醇》
出消息,而且从“自风骚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的赞誉亦能悟出道理。又如李白《白雨斋词话》
140多首乐府诗,有人跟老杜对照,认为“工部缓,供
(),像《梁甫吟》奉深”《唐诗选评》、《行路难》、《将进酒》等名篇,多以哀怨骚人的笔触极尽感士不遇之苦,实在看不出“飘逸”来。及至律诗、绝句,李白写得各具特色,要以“飘逸”概之,实难符合。
当然,一个作家或诗人,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一定是艺术日臻成熟的标志;然而风格的多样性、变化性也更是艺术造诣非凡的反映。这不仅跟诗人的
收稿日期:2005-04-12
作者简介:康怀远(1946-),男,陕西岐山人,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理事,重庆三峡学院中文系教授。
气质、个性有关,而且跟诗人的生活道路紧密相联。就李白而论,他的诗歌创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以多样的表现手法抒发强烈的主观感情,创造出一系列神奇壮丽、丰富多彩的幻想境界,倾吐自己奔腾激荡的心情和表现自己傲岸不规的性格,从而形成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单纯的特点。但是,细加考究,他之自然吐露感情,在各个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风格。概括地说,出蜀前后主要是“飘逸”的;一入长安后主要是豪放的;而入长安后主要是于豪放之中时时发为幽愤和沉郁的慨叹,及至晚年流放夜郎就完全成为怆和悲壮了。
一
青少年时期,李白生活在巴山蜀地。他游峨眉,访戴天,登散花楼,吊司马相如台,观览剑门奇峰,游乐蜀都锦城。一方面,雄奇秀丽的自然山水孕育了他豪放壮阔的胸怀;另一方面,特殊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浪漫不羁的气度,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李白“十五观奇书”,多方面地吸收前人文化遗产,而学习更多的则是道书,李白跟道士长期的接触和生活,使他深受道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加之,“蜀国多仙山”,李白“少好学仙”,这时候的诗人,心的确像不染世尘的白云一样,人似神仙般的“飘逸”,而诗也似白云般轻缈。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峨眉山》、《登锦城散花楼》、《峨眉山月歌》、《酬宇文太守赠桃竹书筒》等诗,简直妙手剪锦,自然天成,无所拘束,表现出李白超众脱俗的天才。状桃竹书筒则有“灵心园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写山之幽静则有“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清霭,飞泉挂碧峰。”《唐诗纪事》引东蜀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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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怀远:白诗歌风格分期论略
惠《彰明逸事》语:“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缡褷,已有凤雏态。”看李白的诗,这个记载不为夸大之辞,此其一。李白登散花楼,飘然若超世之人,“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此其二。题材单一,凡作多吟神仙语。吴大受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无烟火气”,就是说满篇神仙气。李白登峨眉山,看到“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便想跟骑羊得仙的葛由“携手凌白日。”此其三。可见李白全然如神仙在天上飘着。“文如其人”,诗也显得空灵、飘逸。必须注意的是,青年时期的李白又以大鹏自诩。《大鹏赋》中大鹏的形象就是李白的化身。赋序云:“余昔于江陵,微,谓余有仙风道骨,生考证:“,、,,年方20多岁,,雄无所争”,“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具,”根本就不把“夸金衣与菊裳”的蓬莱黄鹄和“耀彩质与锦章”的苍梧玄凤放在眼里。它“参玄根以比寿,饮元气以充肠,”又“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简直是独往独来的神物。王琦引《古赋辨体》说此赋“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谓“事与辞称,骏迈飘逸”是对的,而”去骚颇近”则不妥。李白既无身世之慨,“骚”何言哉?开元之世,所谓“海晏天安,万方来同。虽秦皇与汉武兮,复何足以争雄”也。李白在这样的盛代,其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李白要像大鹏伸展开理想的翅膀去高飞!《渡荆门送别》、《金陵酒肆留别》等等,是他初游长江金陵时所作。诗中“飘然思不穷”和“令人叵测”的构思,便体现了这一意象。而《山中问答》则是李白“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的最好说明。总之,李白出蜀前后的诗作诚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魏庆之《诗人玉
),“屑》缑山之鹤,华顶之云”(司空图《二十四诗),飘逸的风格比较明显。按照司空图《二十四品》诗品》,“飘逸”的风格大都指诗歌的脱俗和仙气而[1]
言,李白青年的诗作正可作如是观。
二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为了追求功名,实现理想,他第一次来到了长安这个象征功名富贵的地方。因为张垍等人从中作梗,虽然他接近了“天都”之门,但是“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终于吃了闭门羹,“抵历卿相”的希望遂成泡影。
他原以为只要大鹏展翅,就可以扶摇而上,结果却并非想象;他原以为“一飞冲天”“激昂青云”是很容易的,结果竟出意料。“不平则鸣。”李白第一次仕途所得到的冷遇,在他原来平静的思想深处激起阵阵波澜。心中的不平,便化作笔端的浪涛,汹涌着,冲击着。这时候,唐王朝,仍处开元盛世,天宝年间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李白也还年青,加之是刚步人社会第一次挫折,还算不得什么心灰意冷。因此,他既有对世道的抨击,又有对仕途的希望,还未对唐玄宗失去信心。诗歌大都写得豪放、雄壮、昂扬、激奋,《长相思》《将进酒》等诗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他见不到“圣明天子”唐玄宗,便“长相思,在长安,……孤灯不眠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他怀才不遇,就说“,久藏浊水泥”,又说“;他时“叹”时“嗟“,,毕竟是醉!李白在“点,”和“溟海不震荡,何由纵鲲,思想仍然向着理想的高峰,诗风显得豪迈奔放:“风涛倘相思,更欲凌昆墟!”他时而感到“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时而又想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时而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情,时而又产生“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愁闷;但更多的则是幻想着君臣的遇合,理想的实现,所以情调总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激越慷慨,响遏行云。
李白在表达这种思想的时候,常常抑制不住感情潮水的奔流,用那极富弹性和张力的语言,博喻连比,铺陈典故,驰骋神奇的想象,一唱三叹,反复歌咏自己有才必用。积极用世的精神特别突出,不可羁勒的雄姿赫然在目。
所以说,这一次,李白虽没得到进身“阊阖”的机会,但是这个小小的厄运倒成了他诗歌创作的转折点,即由“飘逸”变为豪迈奔放,此期的诗简直是“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鲲触巨海,澜涛怒翻!’(《唐诗
)。严羽《纪事》评点李集》谓《将进酒》云:“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李白一入长安后的许多作品正可作如斯观。
三
天宝元年(742),李白由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亲自下诏,召李白进京。李白便“仰天大笑出门去”,成了天子的近臣。然而不到三年时间,唐玄宗以“非廊庙器”和“此人固穷相”为借口,“赐金放还”了李白———实际上是把李白逐出京城。“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李白从“天堂”跌落人间,诗风出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转变。“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高不可攀”;“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这些从内心深处体味到的落魄滋味在李白的思想上又激起了更大的不平和愤懑,同时也鲜明地印记了“盛唐”的阴影。因为这时,正值开元到天宝年间的转变关头,盛唐从光明转向黑暗,从兴盛转向衰落,从高峰转向幽谷。而李白正处在这个转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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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上,其创作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被谗离京冤情的愤怒申诉李白第二次到长安不久,便“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尽管唐玄宗找了些借口,而且正史又讳莫如深。但李白被谗、被谤、被逐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们从唐人关于李白的“碣”、“碑”、“序”中就能够看出。刘全白;“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范传正:“(玄宗)惜而遂之。”李阳冰:“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魏颢:“(李白)以张垍谗逐。”如果要在李白诗集中找到被谗、被谤、被逐的句子那更是不胜枚举。李白为谁所谗,历来学者已经进行过认真的考证,大都说是张垍、高力士、杨国忠和杨贵妃等一帮权贵。这是对的。但是,李自因甚被逐,因为史既不载,他人有记,却过于简略有出入,所以终成千古之“谜”。诗,一曰《惧谗》,二曰方面的消息,三士,,,就是在朝的那帮权贵。68句,用四言形式,借“拾尘”“掇蜂”的典故,以子贡谗言颜回和周时伊吉甫后妻陷伯奇作比喻,隐曲地控诉和辩白了权贵者流诬蔑他在官中有淫荡不规的行为,致使唐玄宗“疑圣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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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由此可见,李白是蒙受了天大的冤枉被唐玄宗赶出京城。这对于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李白来说打击是相当大的。面对“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的现实,“一朝去京国”之后的十多年中,他喊冤叫屈,为自己鸣不平。李白在还常借屈原的酒杯,倾浇自己心头的块垒。他把自己比作屈原,比作“芳草”、“松柏”、“天马”、“明珠”、“大鹏”、“鸾凤”、“美女”,而把谗他的佞臣小人骂作“浮云”、“群沙”、“燕雀”、“群鸡”、“燕石”、“苍榛”、“鱼目”、“鼠虎”、“无盐”、“嫫母”、“东施”、“萧艾”、“蹇驴”。这些被贬斥的禽兽鸟虫恶草丑妇之类,李白都借来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在近四十首诗中出现,不能不说他冤之大、恨之深、怨之痛,也不能不表示李白是怎样用笔来鞭挞那个压抑人才、摧残理智的黑暗社会,而在那些诗中,更多的则是用白玉喻己,以苍蝇喻丑类,所谓“白璧易相点”是也。足见谗言者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行径之无耻!愤怒出诗人。李白在这一时期确实愤怒到极点。长歌当哭,尽管他也找到了喷火口,然而细读起来却使我们窥见了一颗被搁置的幽愤而沉郁的心!
第二,对一代贤人受迫害而发出的强烈抗议唐天宝时期,是一个可诅咒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唐玄宗由早年的励精图治变得昏庸腐朽。自从安禄山入朝和杨贵妃进宫册封以后,一批批贤人名士、文臣武将,隐退的隐退,贬斥的贬斥,杀害的杀害。略如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告老还乡当道士;天宝六年正月,李林甫派人杖杀北海太守64
李邕和淄川太守裴敦。与此同时,“酒中八仙”之一的左相李适之亦被逼仰药自杀。同年十一月,河南、陇右兼领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一桩桩惊心慑魂的事件,在李白的笔底郁结成忧愤的诗句,燃烧成疾呼的烈焰,凝聚成血泪的控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字面上语气很豁达,但是如果仔细研读,就可以发现,他是把自己的怀才不遇跟贤人名士的惨遭迫害联系在一起,起,唱出了时代的强音:“,恩疏媒劳志多乘,。,,祢衡耻,,!君不,!少年早欲五湖去,见。”这强音颤动着悲伤的泣诉,夹杂着沉痛的呼号,被压抑的沉郁之情使人不忍卒读。前人有从这首诗的基调中发现其中秘诀者,如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说:“呜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见,而乃飘零如是。”这倒颇有些知人论世的见解。
第三,对“苍生”苦难的无限同情
天宝十四年(755)的冬天,安禄山起兵范阳,为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发生了。它是李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国家在叛军的铁蹄下濒于覆亡,人民在胡人的屠戮下呻吟挣扎。正像王瑶先生在《李白》书中所说:“这次叛乱给唐代的历史划了一条界线,也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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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李白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诗人,面对凶残的豺狼,血腥的现实,他愤怒,呐喊,他呼叫。“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这样的诗句充分表达了李白关心国家命运、系心民瘼的可贵精神!有人责备李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这又是天大的冤枉!
请读《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赠武十七谔》:“狂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古风其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猛虎行》:“旌旗纷缤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床。”《赠张相镐二首》:“神器难窃弄,天狼窥紫辰。六龙迁白日,四海暗胡尘。”……
就是在奔亡道中,他“系其心膂”于“社稷苍生”何曾减少?《经乱离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
康怀远:白诗歌风格分期论略
丘是燕山。俗变羌胡话,人多沙塞颜。申包惟痛哭,七日鬓毛斑。”连囚在狱中他也还念念不忘“千门”“万姓”:“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千门闭秋景,万姓危朝霜。”甚至他被流放夜郎都没有忘记山河破碎之痛:“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无须再多举例,责备者的论点,便不攻自破。问题是当我们读到这些诗时难道还能说它们的风格是“飘逸”吗?显然不能。从那字里行间,从那语调口气,从那沉痛难忍的心情,很明显地看出李白是用血泪、仇恨、悲愤、忧郁写出来的,也很明显地看出社会大骚乱给李白诗风带来大变化。我认为,李白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是完全可以与杜甫同期所作的“沉郁顿挫”的诗并读的。,同!
总之,,,坷,,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前的穷兵黩武,边将朝官的冒功请赏,他都看在眼里,铭刻在心。加之十年漫游,生活和经济状况也日渐不佳,世态的炎凉使李白不胜悲凄:“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他大声疾呼:“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当年那种白云之心这时也飘然不知所向了:“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日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时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儿唾廉蔺。”诗言志,且缘情。“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李白把言志咏怀和反映现实巧妙地融合在自己的诗歌中,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各个方面创造了惊天动地、感人至深的诗篇,登上了一个时代的高峰。他从“天堂”跌落人间以后,他的诗风进一步地接近了现买,接近了人民,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幽愤和沉郁之情。
对于李白这一时期幽愤和沉郁的诗风,前人已有发微和领悟,只是未被后世研究者重视,所以没有深究。例如《赠别从甥高五》,从诗中“三朝空错莫,对饭却惭冤”和“云龙若相从,明主会见收”看当是李白第二次离开长安漫游时所写无疑。《唐宋诗醇》的作者极赞为“开豁胸臆,遐瞩旷览,沉郁顿挫,意近社陵。”又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作于天宝十二载前,诗中李白自叙与元参军四会四别的经过,纪律井然,铺陈有条,历叙旧游,飘逸之风未见。所以沈德潜评曰:“叙与参军情事,离离合合,结构分明,才情动荡,不止以纵逸见长也。老杜外谁堪与敌?”再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用七古杂言的形式写意述情,看起来迷离恍惚,“飘逸”不可捉摸,但实际是李白通过梦游,曲折地反映了第二次进长安的始末,完全为一曲悲歌理想的吟唱,字里行间有一种现实中无由实现的理想即使在梦里也得不到的无奈和由无奈而回归自然的解脱。诚如陈沆《诗比兴笺》云:“此篇即屈子远游之旨也,亦即太白《梁甫吟》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似为得之。还有像《游太山六首》这样近乎游仙的诗,也是借登山以抒心中不平,诚如《唐宋诗醇》所说:“白性本高逸,遇偃蹇,其胸中块垒一于诗乎发之。泰山观日,天下之奇,故足以舒其旷渺而写其块垒不平之意。”
四
李白作为一个诗人,,;、,、炼丹,以愚陷网目”的。尽管李白以、剑侠义士的文化精神和醉态思维的诗人气质像作诗一样地参加了永王幕府(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故而从略),但李唐王朝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放过他,把他投进牢狱几至杀头,幸得他人从中斡旋洗雪,最终还被判长流夜郎!时,唐肃宗至德二载;年,57岁。这个政治闷棍的打击,对李白是极为沉重的,倘说他第一次进京只是仕进路上小小的挫折,第二次进京又被放逐还仅是追求理想的大碰壁的话,那么这回因从璘而被流放就等于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这时李白年高、体衰,生活更加穷困是不待说了;而他的创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风由幽愤和沉郁转向怆和悲壮。
纵然,乾元二年。李白未至夜郎而中途遇赦,也着实高兴过、幻想过,希望“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徵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但是,“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流放给予他精神上的创伤毕竟是难以愈合的,更何况现实又不允许他愈合。这就使他的创作多以哀怨悲痛和感怀怆然的笔调抒发情怀,揭露现实,鞭挞社会。《临终歌》是李白垂危之际的诗:“大鹏起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了“中天推兮力不济”的悲号,不能不说是对唐代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假使把它跟《大鹏赋》《上李邕》中的大鹏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时的李白已经完全消尽了青年时的“飘逸”和豪迈,代之以生不逢辰、中天被摧的慨叹和悲吟。“大鹏的形象,和李白的生命相始终,也和‘盛唐’的国运相始终。大鹏展翅,诗人崛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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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兴隆;大鹏摧折,诗人绝命,国运中衰。”李白无愧于时代的歌手。有几首诗很能说明李白这个时期诗风的变化。
一是《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乾元二年,李白遇赦得释,到了江夏(今武汉市),太守韦良宰招待了他,李白送写诗以赠。这首诗,共166句,830字,有11处换韵,是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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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它是自传兼抒怀的叙事诗,和杜甫的《北征》堪称同类诗歌中的双璧。这首诗以时间先后为序,在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现了当时时代风貌。诗中把叙事、抒情、说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笔力遒劲,风格悲壮。《唐宋诗醇》说此篇“可与《北征》并峙”,乃为的论。
二是《天马歌》。此诗可以与《临终歌》并读,都是李白借物比兴以寄意的名作。天马像大鹏一样,乃是李白的形象;天马的不幸也是李白的不幸。《天马歌》在继承古乐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塑造了一匹天马的形象,通过它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反映了李白年青时志壮而至老被弃不用的内心痛苦和积愤。全篇在大起大落中见出波澜、在抑扬顿挫中表现悲壮。
()载:三是《玉壶引》。《世说新语处仲每酒后辄咏:,壮心不巳。李白点化借用,抒发了“”。
再如《》,李白“则以正平(祢衡字)自况,故极致悼惜,而沉痛语以骏快发之”,读之催人下泪。又像《下途归石门旧居》同是七古长调,表达李白“此心郁怅谁能论,有愧叨承国士恩”的慷慨悲壮之情,感人至深。《宣城谢眺楼钱别校书叔云》以自由而不散漫,参差而多变的歌行,倾吐自己“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心声。这些“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的诗篇,在李白流放之后的作品中举不胜举。它们均在慷慨之中吐悲壮之语,于豪放之中时有怆之声。
言为心声。李白“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创作充分体现了他被摧残、被折磨、被压抑的愤世疾俗的个性来。白居易曾写诗云:“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又在《过李白坟》中说:“最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还告诉元稹“诗人多蹇”,“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穷卒终身。”此老晚年对李白的偏颇
看法改变之后,能从李白后期的诗作中看出“恨”和
“悲”来,体味到李白的处境,认为像这样饱和着身世之感的诗才称得上“吟咏留千古”的“好诗”,实在是有心怜天才,慧眼识天马。
综上所述,李白在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的客观因素和个人命运的多舛,他的诗歌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不少研究李白的著述,只强调李白的“飘逸”而忽视他在不同时期那些豪放、沉郁和悲壮的诗。《沧浪诗话》所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在某一时,。
,”之说倒,,”;然而飘逸”说的最力者。之后,不少攻击李白诗的人,就从“飘逸”说引出李白诗之虚,如《屠纬真文集》云:“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左实右虚,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有的干脆责难李白:“白之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更有甚者这样说:“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致使抑李之风曾愈刮愈烈。今天,抑李者的偏见和论调,已经很少了,或者几乎听不见了;但是,用“飘逸”二字概括李白诗风,仍出现在一些论著和教科书里,这是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认真加以对待的。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二十四诗品》绎意[J]1江苏大学学报,2002,(3):461
[2]康怀远.李白被谗小考[J]1人文杂志,1984,(2):1261
[3]王瑶.李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771[4]安旗.李白纵横探[M]1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1101
AnInquiryintoLiBai’sPoemsinDifferentPeriods
KANGHuai-yuan
(ChineseDept.,ChongqingThreeGorgesUniversity,Wanzhou404000Chongqing,China)
Abstract:LiBai’spoeticstylecannotbegeneralizedwithaword“elegance,”whichcanneitherreflecthisactualcareer,norrevealhiswritingpractice.Afteracarefulconsideration,wecanconcludethathispoeticstylevariedindifferentperiodswhenhenaturallyexpressedhisfeelings.Generallyspeaking,thepoeticstylewas“ele2gant”aboutthetimeofhisleavingSichuan.UponfirstarrivinginChang’an,itwasvigorousanduninhabitedandbecameunconstrained,andalittlebitgloomy,regretfulandresentfulwhenhearrivedinChang’anthesecondtime.Inhisremainingyears,hispoeticstyleturnedtobeentirelywretched,movingandtragic.
Keywords:LiBai;poems;style;elegant;vigorousandunconstrained;gloomyandresentful;wretched,movingandtragic
本文责任编辑:张诗蒂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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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吐露感情,出蜀前后主要是“飘逸”的;一入长安后主要是豪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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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怆和悲壮中图分类号:I207122 文献标识码:A
大凡论及李白诗歌风格,一般文学史和研究者
多以“飘逸”总括之。1982年笔者撰写的大学毕业论文,以《李白飘逸异议》为题,阐述了“李白诗风之我见”。之后,安旗先生发表专论,坦称不能用“飘逸”两字概括李白的诗风,曾引起过学术界的关注,但是至今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仍然采用“飘逸”之说概括李白的诗风。现在,反思学术界对李白诗风的研究,我认为有必要在过去探讨的基础上再行整理自己的思路,以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是为“论略”。
李白的风格有其多样性,比如“抒发性灵,寄托(胡震亨《)的五十九首古风就不都是规讽”李诗通》
“飘逸”的,恐怕是以古朴厚实为主。这一点不但从
()的评论见前人“指事深切,言情笃挚”《唐宋诗醇》
出消息,而且从“自风骚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的赞誉亦能悟出道理。又如李白《白雨斋词话》
140多首乐府诗,有人跟老杜对照,认为“工部缓,供
(),像《梁甫吟》奉深”《唐诗选评》、《行路难》、《将进酒》等名篇,多以哀怨骚人的笔触极尽感士不遇之苦,实在看不出“飘逸”来。及至律诗、绝句,李白写得各具特色,要以“飘逸”概之,实难符合。
当然,一个作家或诗人,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一定是艺术日臻成熟的标志;然而风格的多样性、变化性也更是艺术造诣非凡的反映。这不仅跟诗人的
收稿日期:2005-04-12
作者简介:康怀远(1946-),男,陕西岐山人,中国李白研究学会理事,重庆三峡学院中文系教授。
气质、个性有关,而且跟诗人的生活道路紧密相联。就李白而论,他的诗歌创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以多样的表现手法抒发强烈的主观感情,创造出一系列神奇壮丽、丰富多彩的幻想境界,倾吐自己奔腾激荡的心情和表现自己傲岸不规的性格,从而形成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单纯的特点。但是,细加考究,他之自然吐露感情,在各个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风格。概括地说,出蜀前后主要是“飘逸”的;一入长安后主要是豪放的;而入长安后主要是于豪放之中时时发为幽愤和沉郁的慨叹,及至晚年流放夜郎就完全成为怆和悲壮了。
一
青少年时期,李白生活在巴山蜀地。他游峨眉,访戴天,登散花楼,吊司马相如台,观览剑门奇峰,游乐蜀都锦城。一方面,雄奇秀丽的自然山水孕育了他豪放壮阔的胸怀;另一方面,特殊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浪漫不羁的气度,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李白“十五观奇书”,多方面地吸收前人文化遗产,而学习更多的则是道书,李白跟道士长期的接触和生活,使他深受道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加之,“蜀国多仙山”,李白“少好学仙”,这时候的诗人,心的确像不染世尘的白云一样,人似神仙般的“飘逸”,而诗也似白云般轻缈。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峨眉山》、《登锦城散花楼》、《峨眉山月歌》、《酬宇文太守赠桃竹书筒》等诗,简直妙手剪锦,自然天成,无所拘束,表现出李白超众脱俗的天才。状桃竹书筒则有“灵心园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写山之幽静则有“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清霭,飞泉挂碧峰。”《唐诗纪事》引东蜀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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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怀远:白诗歌风格分期论略
惠《彰明逸事》语:“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缡褷,已有凤雏态。”看李白的诗,这个记载不为夸大之辞,此其一。李白登散花楼,飘然若超世之人,“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此其二。题材单一,凡作多吟神仙语。吴大受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无烟火气”,就是说满篇神仙气。李白登峨眉山,看到“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便想跟骑羊得仙的葛由“携手凌白日。”此其三。可见李白全然如神仙在天上飘着。“文如其人”,诗也显得空灵、飘逸。必须注意的是,青年时期的李白又以大鹏自诩。《大鹏赋》中大鹏的形象就是李白的化身。赋序云:“余昔于江陵,微,谓余有仙风道骨,生考证:“,、,,年方20多岁,,雄无所争”,“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具,”根本就不把“夸金衣与菊裳”的蓬莱黄鹄和“耀彩质与锦章”的苍梧玄凤放在眼里。它“参玄根以比寿,饮元气以充肠,”又“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简直是独往独来的神物。王琦引《古赋辨体》说此赋“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谓“事与辞称,骏迈飘逸”是对的,而”去骚颇近”则不妥。李白既无身世之慨,“骚”何言哉?开元之世,所谓“海晏天安,万方来同。虽秦皇与汉武兮,复何足以争雄”也。李白在这样的盛代,其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李白要像大鹏伸展开理想的翅膀去高飞!《渡荆门送别》、《金陵酒肆留别》等等,是他初游长江金陵时所作。诗中“飘然思不穷”和“令人叵测”的构思,便体现了这一意象。而《山中问答》则是李白“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的最好说明。总之,李白出蜀前后的诗作诚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魏庆之《诗人玉
),“屑》缑山之鹤,华顶之云”(司空图《二十四诗),飘逸的风格比较明显。按照司空图《二十四品》诗品》,“飘逸”的风格大都指诗歌的脱俗和仙气而[1]
言,李白青年的诗作正可作如是观。
二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为了追求功名,实现理想,他第一次来到了长安这个象征功名富贵的地方。因为张垍等人从中作梗,虽然他接近了“天都”之门,但是“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终于吃了闭门羹,“抵历卿相”的希望遂成泡影。
他原以为只要大鹏展翅,就可以扶摇而上,结果却并非想象;他原以为“一飞冲天”“激昂青云”是很容易的,结果竟出意料。“不平则鸣。”李白第一次仕途所得到的冷遇,在他原来平静的思想深处激起阵阵波澜。心中的不平,便化作笔端的浪涛,汹涌着,冲击着。这时候,唐王朝,仍处开元盛世,天宝年间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李白也还年青,加之是刚步人社会第一次挫折,还算不得什么心灰意冷。因此,他既有对世道的抨击,又有对仕途的希望,还未对唐玄宗失去信心。诗歌大都写得豪放、雄壮、昂扬、激奋,《长相思》《将进酒》等诗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他见不到“圣明天子”唐玄宗,便“长相思,在长安,……孤灯不眠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他怀才不遇,就说“,久藏浊水泥”,又说“;他时“叹”时“嗟“,,毕竟是醉!李白在“点,”和“溟海不震荡,何由纵鲲,思想仍然向着理想的高峰,诗风显得豪迈奔放:“风涛倘相思,更欲凌昆墟!”他时而感到“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时而又想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时而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情,时而又产生“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愁闷;但更多的则是幻想着君臣的遇合,理想的实现,所以情调总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激越慷慨,响遏行云。
李白在表达这种思想的时候,常常抑制不住感情潮水的奔流,用那极富弹性和张力的语言,博喻连比,铺陈典故,驰骋神奇的想象,一唱三叹,反复歌咏自己有才必用。积极用世的精神特别突出,不可羁勒的雄姿赫然在目。
所以说,这一次,李白虽没得到进身“阊阖”的机会,但是这个小小的厄运倒成了他诗歌创作的转折点,即由“飘逸”变为豪迈奔放,此期的诗简直是“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鲲触巨海,澜涛怒翻!’(《唐诗
)。严羽《纪事》评点李集》谓《将进酒》云:“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李白一入长安后的许多作品正可作如斯观。
三
天宝元年(742),李白由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亲自下诏,召李白进京。李白便“仰天大笑出门去”,成了天子的近臣。然而不到三年时间,唐玄宗以“非廊庙器”和“此人固穷相”为借口,“赐金放还”了李白———实际上是把李白逐出京城。“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李白从“天堂”跌落人间,诗风出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转变。“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高不可攀”;“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这些从内心深处体味到的落魄滋味在李白的思想上又激起了更大的不平和愤懑,同时也鲜明地印记了“盛唐”的阴影。因为这时,正值开元到天宝年间的转变关头,盛唐从光明转向黑暗,从兴盛转向衰落,从高峰转向幽谷。而李白正处在这个转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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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上,其创作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被谗离京冤情的愤怒申诉李白第二次到长安不久,便“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尽管唐玄宗找了些借口,而且正史又讳莫如深。但李白被谗、被谤、被逐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们从唐人关于李白的“碣”、“碑”、“序”中就能够看出。刘全白;“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范传正:“(玄宗)惜而遂之。”李阳冰:“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魏颢:“(李白)以张垍谗逐。”如果要在李白诗集中找到被谗、被谤、被逐的句子那更是不胜枚举。李白为谁所谗,历来学者已经进行过认真的考证,大都说是张垍、高力士、杨国忠和杨贵妃等一帮权贵。这是对的。但是,李自因甚被逐,因为史既不载,他人有记,却过于简略有出入,所以终成千古之“谜”。诗,一曰《惧谗》,二曰方面的消息,三士,,,就是在朝的那帮权贵。68句,用四言形式,借“拾尘”“掇蜂”的典故,以子贡谗言颜回和周时伊吉甫后妻陷伯奇作比喻,隐曲地控诉和辩白了权贵者流诬蔑他在官中有淫荡不规的行为,致使唐玄宗“疑圣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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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由此可见,李白是蒙受了天大的冤枉被唐玄宗赶出京城。这对于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李白来说打击是相当大的。面对“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的现实,“一朝去京国”之后的十多年中,他喊冤叫屈,为自己鸣不平。李白在还常借屈原的酒杯,倾浇自己心头的块垒。他把自己比作屈原,比作“芳草”、“松柏”、“天马”、“明珠”、“大鹏”、“鸾凤”、“美女”,而把谗他的佞臣小人骂作“浮云”、“群沙”、“燕雀”、“群鸡”、“燕石”、“苍榛”、“鱼目”、“鼠虎”、“无盐”、“嫫母”、“东施”、“萧艾”、“蹇驴”。这些被贬斥的禽兽鸟虫恶草丑妇之类,李白都借来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在近四十首诗中出现,不能不说他冤之大、恨之深、怨之痛,也不能不表示李白是怎样用笔来鞭挞那个压抑人才、摧残理智的黑暗社会,而在那些诗中,更多的则是用白玉喻己,以苍蝇喻丑类,所谓“白璧易相点”是也。足见谗言者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行径之无耻!愤怒出诗人。李白在这一时期确实愤怒到极点。长歌当哭,尽管他也找到了喷火口,然而细读起来却使我们窥见了一颗被搁置的幽愤而沉郁的心!
第二,对一代贤人受迫害而发出的强烈抗议唐天宝时期,是一个可诅咒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唐玄宗由早年的励精图治变得昏庸腐朽。自从安禄山入朝和杨贵妃进宫册封以后,一批批贤人名士、文臣武将,隐退的隐退,贬斥的贬斥,杀害的杀害。略如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告老还乡当道士;天宝六年正月,李林甫派人杖杀北海太守64
李邕和淄川太守裴敦。与此同时,“酒中八仙”之一的左相李适之亦被逼仰药自杀。同年十一月,河南、陇右兼领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一桩桩惊心慑魂的事件,在李白的笔底郁结成忧愤的诗句,燃烧成疾呼的烈焰,凝聚成血泪的控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字面上语气很豁达,但是如果仔细研读,就可以发现,他是把自己的怀才不遇跟贤人名士的惨遭迫害联系在一起,起,唱出了时代的强音:“,恩疏媒劳志多乘,。,,祢衡耻,,!君不,!少年早欲五湖去,见。”这强音颤动着悲伤的泣诉,夹杂着沉痛的呼号,被压抑的沉郁之情使人不忍卒读。前人有从这首诗的基调中发现其中秘诀者,如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说:“呜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见,而乃飘零如是。”这倒颇有些知人论世的见解。
第三,对“苍生”苦难的无限同情
天宝十四年(755)的冬天,安禄山起兵范阳,为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发生了。它是李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国家在叛军的铁蹄下濒于覆亡,人民在胡人的屠戮下呻吟挣扎。正像王瑶先生在《李白》书中所说:“这次叛乱给唐代的历史划了一条界线,也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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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李白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诗人,面对凶残的豺狼,血腥的现实,他愤怒,呐喊,他呼叫。“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这样的诗句充分表达了李白关心国家命运、系心民瘼的可贵精神!有人责备李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这又是天大的冤枉!
请读《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赠武十七谔》:“狂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古风其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猛虎行》:“旌旗纷缤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床。”《赠张相镐二首》:“神器难窃弄,天狼窥紫辰。六龙迁白日,四海暗胡尘。”……
就是在奔亡道中,他“系其心膂”于“社稷苍生”何曾减少?《经乱离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
康怀远:白诗歌风格分期论略
丘是燕山。俗变羌胡话,人多沙塞颜。申包惟痛哭,七日鬓毛斑。”连囚在狱中他也还念念不忘“千门”“万姓”:“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千门闭秋景,万姓危朝霜。”甚至他被流放夜郎都没有忘记山河破碎之痛:“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无须再多举例,责备者的论点,便不攻自破。问题是当我们读到这些诗时难道还能说它们的风格是“飘逸”吗?显然不能。从那字里行间,从那语调口气,从那沉痛难忍的心情,很明显地看出李白是用血泪、仇恨、悲愤、忧郁写出来的,也很明显地看出社会大骚乱给李白诗风带来大变化。我认为,李白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是完全可以与杜甫同期所作的“沉郁顿挫”的诗并读的。,同!
总之,,,坷,,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前的穷兵黩武,边将朝官的冒功请赏,他都看在眼里,铭刻在心。加之十年漫游,生活和经济状况也日渐不佳,世态的炎凉使李白不胜悲凄:“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他大声疾呼:“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当年那种白云之心这时也飘然不知所向了:“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日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时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儿唾廉蔺。”诗言志,且缘情。“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李白把言志咏怀和反映现实巧妙地融合在自己的诗歌中,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各个方面创造了惊天动地、感人至深的诗篇,登上了一个时代的高峰。他从“天堂”跌落人间以后,他的诗风进一步地接近了现买,接近了人民,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幽愤和沉郁之情。
对于李白这一时期幽愤和沉郁的诗风,前人已有发微和领悟,只是未被后世研究者重视,所以没有深究。例如《赠别从甥高五》,从诗中“三朝空错莫,对饭却惭冤”和“云龙若相从,明主会见收”看当是李白第二次离开长安漫游时所写无疑。《唐宋诗醇》的作者极赞为“开豁胸臆,遐瞩旷览,沉郁顿挫,意近社陵。”又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作于天宝十二载前,诗中李白自叙与元参军四会四别的经过,纪律井然,铺陈有条,历叙旧游,飘逸之风未见。所以沈德潜评曰:“叙与参军情事,离离合合,结构分明,才情动荡,不止以纵逸见长也。老杜外谁堪与敌?”再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用七古杂言的形式写意述情,看起来迷离恍惚,“飘逸”不可捉摸,但实际是李白通过梦游,曲折地反映了第二次进长安的始末,完全为一曲悲歌理想的吟唱,字里行间有一种现实中无由实现的理想即使在梦里也得不到的无奈和由无奈而回归自然的解脱。诚如陈沆《诗比兴笺》云:“此篇即屈子远游之旨也,亦即太白《梁甫吟》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似为得之。还有像《游太山六首》这样近乎游仙的诗,也是借登山以抒心中不平,诚如《唐宋诗醇》所说:“白性本高逸,遇偃蹇,其胸中块垒一于诗乎发之。泰山观日,天下之奇,故足以舒其旷渺而写其块垒不平之意。”
四
李白作为一个诗人,,;、,、炼丹,以愚陷网目”的。尽管李白以、剑侠义士的文化精神和醉态思维的诗人气质像作诗一样地参加了永王幕府(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故而从略),但李唐王朝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放过他,把他投进牢狱几至杀头,幸得他人从中斡旋洗雪,最终还被判长流夜郎!时,唐肃宗至德二载;年,57岁。这个政治闷棍的打击,对李白是极为沉重的,倘说他第一次进京只是仕进路上小小的挫折,第二次进京又被放逐还仅是追求理想的大碰壁的话,那么这回因从璘而被流放就等于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这时李白年高、体衰,生活更加穷困是不待说了;而他的创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风由幽愤和沉郁转向怆和悲壮。
纵然,乾元二年。李白未至夜郎而中途遇赦,也着实高兴过、幻想过,希望“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徵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但是,“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流放给予他精神上的创伤毕竟是难以愈合的,更何况现实又不允许他愈合。这就使他的创作多以哀怨悲痛和感怀怆然的笔调抒发情怀,揭露现实,鞭挞社会。《临终歌》是李白垂危之际的诗:“大鹏起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了“中天推兮力不济”的悲号,不能不说是对唐代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假使把它跟《大鹏赋》《上李邕》中的大鹏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时的李白已经完全消尽了青年时的“飘逸”和豪迈,代之以生不逢辰、中天被摧的慨叹和悲吟。“大鹏的形象,和李白的生命相始终,也和‘盛唐’的国运相始终。大鹏展翅,诗人崛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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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兴隆;大鹏摧折,诗人绝命,国运中衰。”李白无愧于时代的歌手。有几首诗很能说明李白这个时期诗风的变化。
一是《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乾元二年,李白遇赦得释,到了江夏(今武汉市),太守韦良宰招待了他,李白送写诗以赠。这首诗,共166句,830字,有11处换韵,是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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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它是自传兼抒怀的叙事诗,和杜甫的《北征》堪称同类诗歌中的双璧。这首诗以时间先后为序,在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现了当时时代风貌。诗中把叙事、抒情、说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笔力遒劲,风格悲壮。《唐宋诗醇》说此篇“可与《北征》并峙”,乃为的论。
二是《天马歌》。此诗可以与《临终歌》并读,都是李白借物比兴以寄意的名作。天马像大鹏一样,乃是李白的形象;天马的不幸也是李白的不幸。《天马歌》在继承古乐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塑造了一匹天马的形象,通过它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反映了李白年青时志壮而至老被弃不用的内心痛苦和积愤。全篇在大起大落中见出波澜、在抑扬顿挫中表现悲壮。
()载:三是《玉壶引》。《世说新语处仲每酒后辄咏:,壮心不巳。李白点化借用,抒发了“”。
再如《》,李白“则以正平(祢衡字)自况,故极致悼惜,而沉痛语以骏快发之”,读之催人下泪。又像《下途归石门旧居》同是七古长调,表达李白“此心郁怅谁能论,有愧叨承国士恩”的慷慨悲壮之情,感人至深。《宣城谢眺楼钱别校书叔云》以自由而不散漫,参差而多变的歌行,倾吐自己“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心声。这些“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的诗篇,在李白流放之后的作品中举不胜举。它们均在慷慨之中吐悲壮之语,于豪放之中时有怆之声。
言为心声。李白“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创作充分体现了他被摧残、被折磨、被压抑的愤世疾俗的个性来。白居易曾写诗云:“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又在《过李白坟》中说:“最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还告诉元稹“诗人多蹇”,“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穷卒终身。”此老晚年对李白的偏颇
看法改变之后,能从李白后期的诗作中看出“恨”和
“悲”来,体味到李白的处境,认为像这样饱和着身世之感的诗才称得上“吟咏留千古”的“好诗”,实在是有心怜天才,慧眼识天马。
综上所述,李白在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的客观因素和个人命运的多舛,他的诗歌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不少研究李白的著述,只强调李白的“飘逸”而忽视他在不同时期那些豪放、沉郁和悲壮的诗。《沧浪诗话》所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在某一时,。
,”之说倒,,”;然而飘逸”说的最力者。之后,不少攻击李白诗的人,就从“飘逸”说引出李白诗之虚,如《屠纬真文集》云:“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左实右虚,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有的干脆责难李白:“白之诗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更有甚者这样说:“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致使抑李之风曾愈刮愈烈。今天,抑李者的偏见和论调,已经很少了,或者几乎听不见了;但是,用“飘逸”二字概括李白诗风,仍出现在一些论著和教科书里,这是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认真加以对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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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瑶.李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771[4]安旗.李白纵横探[M]1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1101
AnInquiryintoLiBai’sPoemsinDifferentPeriods
KANGHuai-yuan
(ChineseDept.,ChongqingThreeGorgesUniversity,Wanzhou404000Chongqing,China)
Abstract:LiBai’spoeticstylecannotbegeneralizedwithaword“elegance,”whichcanneitherreflecthisactualcareer,norrevealhiswritingpractice.Afteracarefulconsideration,wecanconcludethathispoeticstylevariedindifferentperiodswhenhenaturallyexpressedhisfeelings.Generallyspeaking,thepoeticstylewas“ele2gant”aboutthetimeofhisleavingSichuan.UponfirstarrivinginChang’an,itwasvigorousanduninhabitedandbecameunconstrained,andalittlebitgloomy,regretfulandresentfulwhenhearrivedinChang’anthesecondtime.Inhisremainingyears,hispoeticstyleturnedtobeentirelywretched,movingandtragic.
Keywords:LiBai;poems;style;elegant;vigorousandunconstrained;gloomyandresentful;wretched,movingandtr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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