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也是文化构成的基础。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语言中的基本单位――词语是语义最基本的载体，它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不同文化的特性在语言层面上的投射造成了语言中语义的非对应。对语言的研究应该关注语言的文化背景，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结合文化来揭示语言的本质。
关键词：语义 文化差异 语义的非对应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从认知角度看，它是人类形成思维和表达思想的工具，是“构成思想的器官”；从社会学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现象。在本文中原则上使用的是最狭义的概念，即把它视为一种人类社会用以进行交际和思维的复杂的符号系统。
文化的定义也各不相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曾作出过一个经典的表述――“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本文采用的是对文化广义的理解，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物。
语言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语言作为一套符号系统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孤立存在。首先，它是整个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民族表现形式，语言是文化得以保存的力量。其次，语言就像一面镜子，直接反映一种文化的现实。它同时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蕴藏着该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后，语言的变化往往可以追溯到文化上的原因。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对该民族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
我们在下意识中受其限制而趋向于习惯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形成了在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审美、时间观、价值观上的一致倾向。这种经过长期沉淀所形成的一致倾向通过世代相传的获得性遗传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意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意识的差异则表现在语言系统的语义层面上。语义往往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着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民间文学、历史事件、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等。”
2、语义的文化意义。从结构上看，语义是语言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次。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一，“语义是思维的体现者，是客观事物经人们认知后在头脑中的概括反映。”它是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言者或作者思想的体现。其二，语义是开放系统，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常常发生变化。它不断地受到社会状况、宗教信仰、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亲属关系等众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三，语义与主客观世界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社会中各个方面。
根据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的“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理论，人类所感知的世界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之后的主观世界。由此可见，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人。而人的认知在语言中的反映就是语义。语义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是不容忽视的。而词语作为语义最基本的载体，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组成单位，它敏感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因此，文化差异在词语层次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涉及的面最为广泛。人们在选用不同的词语作为符号来表述客观世界及抽象世界时，无论这些符号的选取是任意的还是有其理据的，对于选取过程而言，都无法脱离各自的文化大背景。
3、文化差异与语义的非对应。语义的非对应源自文化间的差异。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的词语常常受该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生态环境等影响，打上了自己本身的独特的印记。这种烙印使得不同的语言很少有绝对对应的词语，即表现出语义的非对应。这种非对应性其实就是不同文化的特性在语言层而上的投射。当然，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并非不存在词语的对应关系，但对应不等同予对等，即使是表达相同的客观物体的词语往往也会因文化的差异而负载不同的文化意义。
4、语义非对应的划分。以英语与汉语为主要对比对象，语义的非对应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4.1 在英语或汉语中缺乏指称对象而造成语义空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注重礼教的国家，强调氏族内部的等级划分，讲究伦理纲常、亲疏远近，因此有关家族成员称谓的词语十分丰富，汉语中“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姨兄”、“姨弟”、“姨姐”、“姨妹”这十二词语充分表明了十二种不同的身份。而在英语中却只有cousin一个词来表达类似概念。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cousin意为child of one’suncle or aunt。如果要将汉语中的表妹直译过去，就只是：a dauzhter of father’s sister or of mother’s brother or sister,who is younger than oneself，相同的表哥则是a son offather’s sister or ofmother’s brother or sister，who is older than oneself。这样的翻译固然是精确的，但无疑丢失了词语中的文化语义，所以也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4.2 在英语和汉语中存在同一指称对象，但语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语中的dragon与汉语中的“龙”在文化语义上截然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中华民族自称是龙的传人，龙是吉祥的象征，龙是力量的象征，龙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汉语中关于龙的词语自然也特别多，例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袍、龙颜、龙椅、龙床等等，龙也可以比喻才华优异的人，所以中国的家长们都希望能“望子成龙”。相反的，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怪物，它的身躯庞大，浑身披着鳄鱼式的鳞甲，有着猛兽般的坚牙利爪，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口中还能喷火。它凶恶而丑陋，被视为邪恶力量的象征，常常被用来比喻凶暴、严厉和凶狠的人。如His wife is a dragon，这句话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意为“他的妻子是个悍妇”。奈达对“龙”与“dragon”的语义非对应作出了一个精辟的描述一“附在同一物上的相冲突的价值。”
5、结束语。在当前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语言学研究日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众多的学科研究发生了或正在发生语言转向，语言的本质和意义成为了研究的核心。在研究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符号系统，它不是被动、消极地传递信息，它更是对世界万物主观、有意识地呈现，“人是按照他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决定了他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
语言是通过形式与意义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而各个民族对结合的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特色。我们在使用语言的同时，也必然接受它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这就使得我们在对语言的研究中必须注重将语言与文化加以综合，对语言应该在语言得以存在与表现的具体文化背景中去研究，从文化根源上去探索语言的意义，使得语言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解释力。
参考文献：
1.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5
2.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79
3.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3
4.吴友富，《国俗语义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82
5.申小龙，《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45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也是文化构成的基础。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语言中的基本单位――词语是语义最基本的载体，它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不同文化的特性在语言层面上的投射造成了语言中语义的非对应。对语言的研究应该关注语言的文化背景，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结合文化来揭示语言的本质。
关键词：语义 文化差异 语义的非对应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从认知角度看，它是人类形成思维和表达思想的工具，是“构成思想的器官”；从社会学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现象。在本文中原则上使用的是最狭义的概念，即把它视为一种人类社会用以进行交际和思维的复杂的符号系统。
文化的定义也各不相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曾作出过一个经典的表述――“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本文采用的是对文化广义的理解，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物。
语言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语言作为一套符号系统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孤立存在。首先，它是整个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民族表现形式，语言是文化得以保存的力量。其次，语言就像一面镜子，直接反映一种文化的现实。它同时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蕴藏着该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后，语言的变化往往可以追溯到文化上的原因。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对该民族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
我们在下意识中受其限制而趋向于习惯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形成了在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审美、时间观、价值观上的一致倾向。这种经过长期沉淀所形成的一致倾向通过世代相传的获得性遗传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意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意识的差异则表现在语言系统的语义层面上。语义往往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着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民间文学、历史事件、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等。”
2、语义的文化意义。从结构上看，语义是语言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次。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一，“语义是思维的体现者，是客观事物经人们认知后在头脑中的概括反映。”它是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言者或作者思想的体现。其二，语义是开放系统，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常常发生变化。它不断地受到社会状况、宗教信仰、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亲属关系等众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三，语义与主客观世界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社会中各个方面。
根据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的“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理论，人类所感知的世界并不是客观世界而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之后的主观世界。由此可见，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人。而人的认知在语言中的反映就是语义。语义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是不容忽视的。而词语作为语义最基本的载体，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组成单位，它敏感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因此，文化差异在词语层次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涉及的面最为广泛。人们在选用不同的词语作为符号来表述客观世界及抽象世界时，无论这些符号的选取是任意的还是有其理据的，对于选取过程而言，都无法脱离各自的文化大背景。
3、文化差异与语义的非对应。语义的非对应源自文化间的差异。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的词语常常受该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生态环境等影响，打上了自己本身的独特的印记。这种烙印使得不同的语言很少有绝对对应的词语，即表现出语义的非对应。这种非对应性其实就是不同文化的特性在语言层而上的投射。当然，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并非不存在词语的对应关系，但对应不等同予对等，即使是表达相同的客观物体的词语往往也会因文化的差异而负载不同的文化意义。
4、语义非对应的划分。以英语与汉语为主要对比对象，语义的非对应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4.1 在英语或汉语中缺乏指称对象而造成语义空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注重礼教的国家，强调氏族内部的等级划分，讲究伦理纲常、亲疏远近，因此有关家族成员称谓的词语十分丰富，汉语中“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姨兄”、“姨弟”、“姨姐”、“姨妹”这十二词语充分表明了十二种不同的身份。而在英语中却只有cousin一个词来表达类似概念。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cousin意为child of one’suncle or aunt。如果要将汉语中的表妹直译过去，就只是：a dauzhter of father’s sister or of mother’s brother or sister,who is younger than oneself，相同的表哥则是a son offather’s sister or ofmother’s brother or sister，who is older than oneself。这样的翻译固然是精确的，但无疑丢失了词语中的文化语义，所以也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4.2 在英语和汉语中存在同一指称对象，但语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语中的dragon与汉语中的“龙”在文化语义上截然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中华民族自称是龙的传人，龙是吉祥的象征，龙是力量的象征，龙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汉语中关于龙的词语自然也特别多，例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袍、龙颜、龙椅、龙床等等，龙也可以比喻才华优异的人，所以中国的家长们都希望能“望子成龙”。相反的，在西方文化中，龙却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怪物，它的身躯庞大，浑身披着鳄鱼式的鳞甲，有着猛兽般的坚牙利爪，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口中还能喷火。它凶恶而丑陋，被视为邪恶力量的象征，常常被用来比喻凶暴、严厉和凶狠的人。如His wife is a dragon，这句话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下意为“他的妻子是个悍妇”。奈达对“龙”与“dragon”的语义非对应作出了一个精辟的描述一“附在同一物上的相冲突的价值。”
5、结束语。在当前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语言学研究日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众多的学科研究发生了或正在发生语言转向，语言的本质和意义成为了研究的核心。在研究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套用于人际交流的符号系统，它不是被动、消极地传递信息，它更是对世界万物主观、有意识地呈现，“人是按照他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决定了他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
语言是通过形式与意义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而各个民族对结合的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特色。我们在使用语言的同时，也必然接受它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这就使得我们在对语言的研究中必须注重将语言与文化加以综合，对语言应该在语言得以存在与表现的具体文化背景中去研究，从文化根源上去探索语言的意义，使得语言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解释力。
参考文献：
1.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5
2.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79
3.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3
4.吴友富，《国俗语义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82
5.申小龙，《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