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对国家软实力的广泛关注，军事文化及其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年伊始，一部名为《战术文化论》的理论专著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这是一本愈读愈有味道的书。再大规模的战争、战役，最终都化为一场场具体的战斗。在一次次血肉横飞、荡气回肠的厮杀背后，“战术文化”都如同一只无处不在的隐形大手，发挥着掌控作用。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每一次炮火纷飞的交锋其实都是一场“有文化”的战斗。战术是微观，文化是宏观，两者相结合，实际上也就看清了战争。近日，本报军事周刊记者专访了《战术文化论》一书的作者——西安陆军学院的孙晔飞博士。
军事周刊：孙博士，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你写国际战略与外军观察方面的文章，这次为何在卷帙浩繁的军事论丛中独辟“战术文化”之蹊径而成书呢？
孙晔飞：其实，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补充、修改而成的。在当初确立论文题目的时候，自己也被自己的大胆想法吓了一跳，“战术文化”，这可是一个未知领域，一个新概念，我行吗？毕竟我是学习军事学出身，对文化理论及文化现象还知之甚少。不过，后来在我的导师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平志伟教授和军事科学院孙乃祥研究员的鼓励下，自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也常常被一些问题所困扰：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国家会形成不同的战争观，有着不同的战争行为和战略战术思想呢？为什么美军的战术理论创新不仅表现在理论构想与战法设计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思想与方法论层面？为什么在现实中，战术运用的过程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并且充满了变数？我隐隐地觉得，要解答这些疑问，远非仅靠军事领域的知识所能解决，这也使我对战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军事周刊：提起文化，人们总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我们觉得“战术文化”很抽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你能否简单向广大读者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
孙晔飞：在书中我是这样定义战术文化的，“战术文化是战斗主体在长期的战斗实践及与之相关的思维活动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关于战斗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及思维方法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实战术文化就是影响战斗决策与战术选择的相对固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心理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作战人员在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选择某种战术的习惯性观念。
这种观念不仅表现在战斗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之中，也体现在军队的战术理论、战术思想之中。作为影响战术选择的一个观念文化要素，战术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性，还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迁，战术文化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它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却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甚至会积淀为一种内在的“心理定势”，持久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战术发展。
举例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在战斗指导上，就强调以计为首、谋略制敌，奉行智慧加力量的逻辑；而西方则主张强兵为要、勇敢制敌，奉行力量加技术的逻辑。由此带来了中西战术价值观的迥异：中国战术倾向谋略运用、注重伦理，讲究防御；西方战术崇拜力量、注重效益，讲究进攻。
军事周刊：以时代的视角来看，你所构建的“战术文化”理论对我军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孙晔飞：我认为研究战术文化最重要的意义或价值就在于将对我军新时期作战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文化反思契机。
文化是与人类相伴的古老历史，又是与社会同行的动态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多维辐射，因时空流变，因社会历史发展而纷繁斑驳。而战术作为进行战斗的方法，千百年来，在战争历史舞台上除了上演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抗活剧之外，还形成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品格和底蕴。正是它决定了创造和运用战术的一切人员在战斗活动中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彼此关系，并对战斗指挥产生了深刻的制约和影响。
战术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体系，具有提供正确认知系统、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功能。在新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战术文化，以其引领战术理论向更高层次跃升，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战术文化”的提出，会使我们看到战斗活动中所蕴含的能动力量，它将改变我们对现有战斗活动运作机制的认识，进而对探索信息化条件下我军战斗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军事周刊：我们平时会听到军事文化、战略文化这些说法，有些地方学者也在研究战争文化。那么，战术文化与这些概念有关联吗？
孙晔飞：其实它们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三个概念。战术文化既是军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军事文化在战斗层面的具体体现，属于军事文化的下位概念。
当前，国内研究较多的是军事文化、战争文化以及战略文化这些主干文化，对亚军事文化形态（分支文化）研究得少，甚至没有。而且这三个概念研究的对象也有所差异，中外学者对它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把战争文化与军事文化等同视之，并不刻意追求它们之间的差异。至于“战略文化”则是一个不同于战争文化或军事文化却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作为军事文化的亚文化，战术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不是简单地将“战术”与“文化”两个概念嫁接在一起，而是源于两者之间所固有的深刻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社会三大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它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一样，也是军事活动的一个基本平台。
军事活动，大至战争行为，小至单兵对抗，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士官列兵，都离不开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文化与军事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文化分析方法不仅能够用来分析和研究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而且也应当能够用来观察和分析局部性的战术问题。战争中包含着若干大小不一的战斗，战斗是人类战争活动中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也是构成战争的“细胞”。战争中的文化现象往往更多地体现在战斗活动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战术文化具有比其他军事文化亚文化更为广泛的作用性。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着许多战术文化的内容，如商业竞争中的战术运用、体育比赛中的战术运用，都是战术的文化渗透，是战术文化与社会文化互动的表现。
军事周刊：“战术文化”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无规律可循呢？
孙晔飞：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暴力冲突和战争与人类如影随形。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的5164年间，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战争。在此期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战争对人类文明来说是把双刃剑，它既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者，也是人类文明的毁灭者。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此话虽不免有夸张成分，却反映了以征服掠夺、殖民扩张为背景的古希腊文化的战争观念，反映了战争对人类生活、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作为战争的细胞，一种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战斗，它的存在使人们一直试图寻找驾驭它的良策。特别是在战术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关指导战斗的思想、方法、经验体会等，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淀为一种对战斗活动具有持久影响的特殊文化——战术文化。形象地讲，战术文化的形成要经历内化、生长和定型三个阶段，直到战术价值观发生变革、新型武器装备出现才会促使战术文化发生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战术文化总体呈现出周期性渐进、加速性发展和整体性跃迁三个规律。
军事周刊：中西方文化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在战术文化的表现上，中西方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孙晔飞：我认为最大的差异体现在价值观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传说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结伴旅行。一日，他们来到一个大瀑布面前，三个人同时感到惊讶，却发出不同的感慨。中国人感叹：多么壮观的景色呀！印度人面对从天而降的瀑布不禁肃然起敬，神的力量真大呀！而美国人则另有一番感想，多么可惜的能源啊！可以建一座大型发电站。这里对同一事物发出的不同感慨恰恰反映了这三个来自不同社会的人的价值取向。
可见，人们关于任何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一旦形成，就会内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用以评量事物之（价值）轻重、权衡得失弃取的“天平”和“尺子”。人们就是用这样的“天平”和“尺子”去称量、评判一切人和事物，从而得出自己的态度和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意味着战斗主体对战斗实践的不同态度、兴趣、热情和精神动力，进而影响到战斗主体参与战斗实践的整个过程及结果。
在不同时代、不同军队的战术文化价值观念中，由于生产方式、民族传统、地理环境、战略主题和哲学思想等多种差异因素的存在，对经验与理论、感性与理性、身体力量与思想力量等现象、过程的价值评价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军事周刊：你能不能结合具体事例，讲一讲西方战术文化的主要特色。
孙晔飞：好的，就以西方为例吧。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价值观中，对经验、感性与身体力量的推崇是它的一个突出标志。米隆的《掷铁饼者》对肌肉的着力刻画及对身体力量的赞美，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集中反映，这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在艺术上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文化价值观贯穿在战斗活动的各个方面，就形成了西方军队在战斗实践中追求武器的厚重、简单、冲击力，偏爱密不透风的、缺少变化但无坚不摧的“万人方阵”的特点。
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体系对封建中世纪神学文化体系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推动了西方近代战斗实践的发展与成熟。而这种发展与成熟更多地表现为以“科学至上”、“人性至上”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价值观念衍化到战斗领域带来的战斗实践变化。“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念，促使人们把战斗当做一门科学来看待。它改变了战斗活动无规律、战术理论不是一门科学的传统观念。要求战斗主体从本质、规律层面来认识战斗活动、创立战术理论，这无疑是军事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
所以，西方军队战术文化中崇尚科学、追求对军事奥秘的终极探索为价值取向的观念，引导着西方战斗实践以思考和论述实用性技术和战术见长。如线式战术是围绕直瞄火器的实践运用进行探索；二次大战德国的“闪击战”理论主要是围绕坦克在战斗中的使用进行构架；现代合同战术则是围绕如何在战斗实践中发挥枪炮、坦克、飞机等各种武器装备的整体效能上做文章。
军事周刊：我们注意到，在你的书中对创新发展我军特色的战术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我军特色”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
孙晔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我军在“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中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具体到战术文化建设上，我想“我军特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必须是围绕中国历史和民族的战术文化。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其生活方式和心理态势的总和。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而非世界性的。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依据特殊的自然历史环境，创造了个性鲜明的中国战术，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战术文化。反映在战术文化建设上，就是不论时代怎么变，都有一个如何继承和发扬诸如“灵活机动”、“以劣胜优”和“英勇顽强”等思想精髓的问题。
其次，必须是符合当前我军实际的战术文化。从历史上看，能否根据战争的发展变化创新战术文化，是一支军队驾驭未来战争能力的主要标志。文化是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及思维方法体系的有机统一。创新发展我军特色的战术文化，从可视、可学、可操作上讲，就是要确立信息化条件下我军战术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正确看待我军的优长与差距，在继承我军军事传统、理论特色、思维方法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三，必须是融合了世界新军事变革最新思想特点的战术文化。新年伊始，我军就提出了要加快建设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新要求，这既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新特点的客观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就是中国特色战术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对国家软实力的广泛关注，军事文化及其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年伊始，一部名为《战术文化论》的理论专著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这是一本愈读愈有味道的书。再大规模的战争、战役，最终都化为一场场具体的战斗。在一次次血肉横飞、荡气回肠的厮杀背后，“战术文化”都如同一只无处不在的隐形大手，发挥着掌控作用。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每一次炮火纷飞的交锋其实都是一场“有文化”的战斗。战术是微观，文化是宏观，两者相结合，实际上也就看清了战争。近日，本报军事周刊记者专访了《战术文化论》一书的作者——西安陆军学院的孙晔飞博士。
军事周刊：孙博士，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你写国际战略与外军观察方面的文章，这次为何在卷帙浩繁的军事论丛中独辟“战术文化”之蹊径而成书呢？
孙晔飞：其实，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补充、修改而成的。在当初确立论文题目的时候，自己也被自己的大胆想法吓了一跳，“战术文化”，这可是一个未知领域，一个新概念，我行吗？毕竟我是学习军事学出身，对文化理论及文化现象还知之甚少。不过，后来在我的导师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平志伟教授和军事科学院孙乃祥研究员的鼓励下，自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也常常被一些问题所困扰：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国家会形成不同的战争观，有着不同的战争行为和战略战术思想呢？为什么美军的战术理论创新不仅表现在理论构想与战法设计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思想与方法论层面？为什么在现实中，战术运用的过程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并且充满了变数？我隐隐地觉得，要解答这些疑问，远非仅靠军事领域的知识所能解决，这也使我对战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军事周刊：提起文化，人们总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我们觉得“战术文化”很抽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你能否简单向广大读者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
孙晔飞：在书中我是这样定义战术文化的，“战术文化是战斗主体在长期的战斗实践及与之相关的思维活动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关于战斗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及思维方法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实战术文化就是影响战斗决策与战术选择的相对固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心理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作战人员在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选择某种战术的习惯性观念。
这种观念不仅表现在战斗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之中，也体现在军队的战术理论、战术思想之中。作为影响战术选择的一个观念文化要素，战术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性，还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迁，战术文化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它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却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甚至会积淀为一种内在的“心理定势”，持久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战术发展。
举例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在战斗指导上，就强调以计为首、谋略制敌，奉行智慧加力量的逻辑；而西方则主张强兵为要、勇敢制敌，奉行力量加技术的逻辑。由此带来了中西战术价值观的迥异：中国战术倾向谋略运用、注重伦理，讲究防御；西方战术崇拜力量、注重效益，讲究进攻。
军事周刊：以时代的视角来看，你所构建的“战术文化”理论对我军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孙晔飞：我认为研究战术文化最重要的意义或价值就在于将对我军新时期作战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文化反思契机。
文化是与人类相伴的古老历史，又是与社会同行的动态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多维辐射，因时空流变，因社会历史发展而纷繁斑驳。而战术作为进行战斗的方法，千百年来，在战争历史舞台上除了上演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抗活剧之外，还形成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品格和底蕴。正是它决定了创造和运用战术的一切人员在战斗活动中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彼此关系，并对战斗指挥产生了深刻的制约和影响。
战术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体系，具有提供正确认知系统、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功能。在新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战术文化，以其引领战术理论向更高层次跃升，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战术文化”的提出，会使我们看到战斗活动中所蕴含的能动力量，它将改变我们对现有战斗活动运作机制的认识，进而对探索信息化条件下我军战斗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军事周刊：我们平时会听到军事文化、战略文化这些说法，有些地方学者也在研究战争文化。那么，战术文化与这些概念有关联吗？
孙晔飞：其实它们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三个概念。战术文化既是军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军事文化在战斗层面的具体体现，属于军事文化的下位概念。
当前，国内研究较多的是军事文化、战争文化以及战略文化这些主干文化，对亚军事文化形态（分支文化）研究得少，甚至没有。而且这三个概念研究的对象也有所差异，中外学者对它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把战争文化与军事文化等同视之，并不刻意追求它们之间的差异。至于“战略文化”则是一个不同于战争文化或军事文化却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作为军事文化的亚文化，战术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不是简单地将“战术”与“文化”两个概念嫁接在一起，而是源于两者之间所固有的深刻的内在联系。
文化是社会三大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它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一样，也是军事活动的一个基本平台。
军事活动，大至战争行为，小至单兵对抗，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士官列兵，都离不开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文化与军事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文化分析方法不仅能够用来分析和研究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而且也应当能够用来观察和分析局部性的战术问题。战争中包含着若干大小不一的战斗，战斗是人类战争活动中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也是构成战争的“细胞”。战争中的文化现象往往更多地体现在战斗活动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战术文化具有比其他军事文化亚文化更为广泛的作用性。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着许多战术文化的内容，如商业竞争中的战术运用、体育比赛中的战术运用，都是战术的文化渗透，是战术文化与社会文化互动的表现。
军事周刊：“战术文化”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无规律可循呢？
孙晔飞：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暴力冲突和战争与人类如影随形。据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的5164年间，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战争。在此期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战争对人类文明来说是把双刃剑，它既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者，也是人类文明的毁灭者。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此话虽不免有夸张成分，却反映了以征服掠夺、殖民扩张为背景的古希腊文化的战争观念，反映了战争对人类生活、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作为战争的细胞，一种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战斗，它的存在使人们一直试图寻找驾驭它的良策。特别是在战术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关指导战斗的思想、方法、经验体会等，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淀为一种对战斗活动具有持久影响的特殊文化——战术文化。形象地讲，战术文化的形成要经历内化、生长和定型三个阶段，直到战术价值观发生变革、新型武器装备出现才会促使战术文化发生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战术文化总体呈现出周期性渐进、加速性发展和整体性跃迁三个规律。
军事周刊：中西方文化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在战术文化的表现上，中西方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孙晔飞：我认为最大的差异体现在价值观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传说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结伴旅行。一日，他们来到一个大瀑布面前，三个人同时感到惊讶，却发出不同的感慨。中国人感叹：多么壮观的景色呀！印度人面对从天而降的瀑布不禁肃然起敬，神的力量真大呀！而美国人则另有一番感想，多么可惜的能源啊！可以建一座大型发电站。这里对同一事物发出的不同感慨恰恰反映了这三个来自不同社会的人的价值取向。
可见，人们关于任何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一旦形成，就会内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用以评量事物之（价值）轻重、权衡得失弃取的“天平”和“尺子”。人们就是用这样的“天平”和“尺子”去称量、评判一切人和事物，从而得出自己的态度和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意味着战斗主体对战斗实践的不同态度、兴趣、热情和精神动力，进而影响到战斗主体参与战斗实践的整个过程及结果。
在不同时代、不同军队的战术文化价值观念中，由于生产方式、民族传统、地理环境、战略主题和哲学思想等多种差异因素的存在，对经验与理论、感性与理性、身体力量与思想力量等现象、过程的价值评价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军事周刊：你能不能结合具体事例，讲一讲西方战术文化的主要特色。
孙晔飞：好的，就以西方为例吧。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价值观中，对经验、感性与身体力量的推崇是它的一个突出标志。米隆的《掷铁饼者》对肌肉的着力刻画及对身体力量的赞美，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集中反映，这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在艺术上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文化价值观贯穿在战斗活动的各个方面，就形成了西方军队在战斗实践中追求武器的厚重、简单、冲击力，偏爱密不透风的、缺少变化但无坚不摧的“万人方阵”的特点。
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体系对封建中世纪神学文化体系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推动了西方近代战斗实践的发展与成熟。而这种发展与成熟更多地表现为以“科学至上”、“人性至上”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价值观念衍化到战斗领域带来的战斗实践变化。“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念，促使人们把战斗当做一门科学来看待。它改变了战斗活动无规律、战术理论不是一门科学的传统观念。要求战斗主体从本质、规律层面来认识战斗活动、创立战术理论，这无疑是军事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
所以，西方军队战术文化中崇尚科学、追求对军事奥秘的终极探索为价值取向的观念，引导着西方战斗实践以思考和论述实用性技术和战术见长。如线式战术是围绕直瞄火器的实践运用进行探索；二次大战德国的“闪击战”理论主要是围绕坦克在战斗中的使用进行构架；现代合同战术则是围绕如何在战斗实践中发挥枪炮、坦克、飞机等各种武器装备的整体效能上做文章。
军事周刊：我们注意到，在你的书中对创新发展我军特色的战术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我军特色”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
孙晔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我军在“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中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具体到战术文化建设上，我想“我军特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必须是围绕中国历史和民族的战术文化。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其生活方式和心理态势的总和。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而非世界性的。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依据特殊的自然历史环境，创造了个性鲜明的中国战术，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战术文化。反映在战术文化建设上，就是不论时代怎么变，都有一个如何继承和发扬诸如“灵活机动”、“以劣胜优”和“英勇顽强”等思想精髓的问题。
其次，必须是符合当前我军实际的战术文化。从历史上看，能否根据战争的发展变化创新战术文化，是一支军队驾驭未来战争能力的主要标志。文化是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及思维方法体系的有机统一。创新发展我军特色的战术文化，从可视、可学、可操作上讲，就是要确立信息化条件下我军战术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正确看待我军的优长与差距，在继承我军军事传统、理论特色、思维方法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三，必须是融合了世界新军事变革最新思想特点的战术文化。新年伊始，我军就提出了要加快建设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新要求，这既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新特点的客观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就是中国特色战术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