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进步使得部分器官衰竭的患者不再注定面对死亡，但是，器官移植手术所需的器官来源极其有限，每年有超过百万的患者在苦苦等待。捐献器官救助他人，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人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器官捐献、认识器官捐献、接受器官捐献，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开始他们的新生。 《用特殊的爱延续生命》，是2013年7月19日央视新闻联播当中的一则新闻，云南一位80后武警战士在脑死亡后捐献人体器官。一分三十九秒的新闻简短有力，令观众对这位武警战士肃然起敬。 在我们生命终结的一刻，是否能够延续一份对他人的关怀与爱？在身患重病等待器官源的患者面前，是情愿让我们的遗体化为灰烬，还是捐出可用器官让生命得到延续？抉择，需要的不只是勇气。 你所不知道的肺动脉高压 黄欢从2011年12月接受肺移植手术至今，已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现在，她的身体状况已与正常人无异，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病症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重获新生的我现在康复状况良好，不仅能够自由地大口呼吸空气，甚至一口气爬几层楼都没有问题。”坐在记者面前的黄欢，语调不紧不慢，有着惬意盈盈的双眸。 肺动脉高压是一种极度恶性的罕见疾病，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2005年确诊为肺动脉高压的黄欢，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自己所患疾病的知识。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是由于肺动脉内皮细胞恶变后快速在血管腔中生长并逐渐堵塞血管，肺血管压力和阻力持续性升高，最终导致患者右心衰竭直至死亡。“除了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先天性心脏病、肺栓塞、免疫性疾病、长期服用减肥药，还有HIV感染等都是引发肺动脉高压的高危因素。” “肺移植是治疗多种终末期肺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根据国际心肺移植协会的最新统计，目前肺移植的主要适应症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囊性纤维化、肺动脉高压、支气管扩张等肺部疾病。”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详细解释适合进行肺移植的手术的症状。 跟其他疾病比起来，很多人并不了解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患者表面看起来与正常人一样，但常常力不从心，特别容易疲劳，时常感到胸痛、心跳加速。一旦发病，没有任何行动能力。”黄欢告诉记者这种疾病需要不断吸氧和持续服药，“如果不进行正确治疗，症状出现后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2.8年。” 难以言说的隐性障碍 虽然身患肺动脉高压，范 的乐观和开朗总能感染到身边的朋友。“日子就要快乐得过，阿Q精神也是特别可贵的。”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肺动脉高压，使得范�面临更加复杂的治疗过程，目前她正在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最怕的是爬楼梯，面对不算高的天桥，就像正常人面对珠穆拉玛峰一样，走几百米就会累，喘不过气。”因为行动缓慢，范�被朋友们冠以“淑女”称号。 未接受手术前的黄欢则经历了这种疾病带给她的更多不愉快的心理体验，“与肢体残疾或语言障碍不同，外表没有明显变化的肺动脉高压患者更容易隐瞒自己的病情，但依旧不可能正常工作。”郊游、拓展、与朋友欢聚，这些都是患者不能参加的社交活动，“这种异于常人的状态，造成患者的隐性障碍。” “不能出差，不能爬楼梯，拒绝一切同事的邀约，从来不和同事一起逛街、K歌，公司组织的拓展和年会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如何隐瞒自己的患病身份是当时困扰黄欢最大的问题。 由于行动受限，身患此类罕见病的患者往往选择宅在家里，“很多不了解患者疾病的邻居或朋友会质疑：年轻人怎么能留在家里啃老？”范�对这类问题显得很无奈，并不是不想自食其力，而是很多单位并不接受这类疾病患者，“毕竟谁都不想请一位‘危险人物’。” （来源：《健康报》） 长时间的孤独自闭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精神状况，“也许最终使他们病情恶化的并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恶劣的心理环境。”范�不无担忧地说。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独特的历程，范�认为自己只是提前衰老了一点。虽然心衰已经达到三级，活动范围不能过于宽泛，但她仍能给自己找到乐子，绣十字绣、研究美食、与病友们聊天，“心态好才能身体好，亲人们才会放心，身边的人也能快乐，没心没肺才比较容易满足。” “我是准备捐的” 我国每年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已经达到了一百万左右，而真正能够做上移植手术的只有一万人。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认为“中国人体器官存在巨大缺口”这一说法并不能说明器官供体少的现状，“如果牙齿只剩一颗，就称不上豁牙；十米城墙仅剩一米存在，称它有九米缺口未免也太过牵强。”石炳毅的言语中透着无奈。 陈静瑜治疗的病人当中，四五十位患者仍在等待合适的器官供体出现，“大多数患者会在等待的过程中死去。”为了帮助病人，陈静瑜将自己的刻章进行义卖，所得善款全部捐给需要救治的患者，并积极参与劝捐活动。 “而等不到供体的患者也会将自己的其他健康器官捐献出来，”黄欢介绍说，一位北京的司机在等不到合适的移植器官离世前，决定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我们了解等待供体时迫切的心情，深刻地知道这种对生命的强烈期待，所以大都同意器官捐献。”对于患者，黄欢的建议是及早到医院进行身体评估，不要等到几乎濒死状态才寻求器官移植，这样能提高移植成功率，也不会造成供体的浪费。 影响人们器官捐献的最大阻碍，往往来自于家属，“很多远亲甚至在患者住院期间没有来探望过，但是患者去世时，他们偏不同意捐献，”石炳毅解释说这种“身后关心”最要不得，除了器官提供者，家属更需要转变观念。 “现在很多人开始接受器官捐献的观念，去年年底，捐献肾脏器官的遗体，占遗体比例的14%，今年已经达到22%。”虽然细微，石炳毅仍注意到了捐献者数量的变化，“现在器官移植的宣传和影响越来越大，会有很多普通人同意将器官捐给需要的人，我是肯定要捐的。”石炳毅说。
医学的进步使得部分器官衰竭的患者不再注定面对死亡，但是，器官移植手术所需的器官来源极其有限，每年有超过百万的患者在苦苦等待。捐献器官救助他人，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人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器官捐献、认识器官捐献、接受器官捐献，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开始他们的新生。 《用特殊的爱延续生命》，是2013年7月19日央视新闻联播当中的一则新闻，云南一位80后武警战士在脑死亡后捐献人体器官。一分三十九秒的新闻简短有力，令观众对这位武警战士肃然起敬。 在我们生命终结的一刻，是否能够延续一份对他人的关怀与爱？在身患重病等待器官源的患者面前，是情愿让我们的遗体化为灰烬，还是捐出可用器官让生命得到延续？抉择，需要的不只是勇气。 你所不知道的肺动脉高压 黄欢从2011年12月接受肺移植手术至今，已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现在，她的身体状况已与正常人无异，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病症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重获新生的我现在康复状况良好，不仅能够自由地大口呼吸空气，甚至一口气爬几层楼都没有问题。”坐在记者面前的黄欢，语调不紧不慢，有着惬意盈盈的双眸。 肺动脉高压是一种极度恶性的罕见疾病，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2005年确诊为肺动脉高压的黄欢，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自己所患疾病的知识。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是由于肺动脉内皮细胞恶变后快速在血管腔中生长并逐渐堵塞血管，肺血管压力和阻力持续性升高，最终导致患者右心衰竭直至死亡。“除了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先天性心脏病、肺栓塞、免疫性疾病、长期服用减肥药，还有HIV感染等都是引发肺动脉高压的高危因素。” “肺移植是治疗多种终末期肺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根据国际心肺移植协会的最新统计，目前肺移植的主要适应症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囊性纤维化、肺动脉高压、支气管扩张等肺部疾病。”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详细解释适合进行肺移植的手术的症状。 跟其他疾病比起来，很多人并不了解肺动脉高压。“肺动脉高压患者表面看起来与正常人一样，但常常力不从心，特别容易疲劳，时常感到胸痛、心跳加速。一旦发病，没有任何行动能力。”黄欢告诉记者这种疾病需要不断吸氧和持续服药，“如果不进行正确治疗，症状出现后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2.8年。” 难以言说的隐性障碍 虽然身患肺动脉高压，范 的乐观和开朗总能感染到身边的朋友。“日子就要快乐得过，阿Q精神也是特别可贵的。”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肺动脉高压，使得范�面临更加复杂的治疗过程，目前她正在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最怕的是爬楼梯，面对不算高的天桥，就像正常人面对珠穆拉玛峰一样，走几百米就会累，喘不过气。”因为行动缓慢，范�被朋友们冠以“淑女”称号。 未接受手术前的黄欢则经历了这种疾病带给她的更多不愉快的心理体验，“与肢体残疾或语言障碍不同，外表没有明显变化的肺动脉高压患者更容易隐瞒自己的病情，但依旧不可能正常工作。”郊游、拓展、与朋友欢聚，这些都是患者不能参加的社交活动，“这种异于常人的状态，造成患者的隐性障碍。” “不能出差，不能爬楼梯，拒绝一切同事的邀约，从来不和同事一起逛街、K歌，公司组织的拓展和年会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如何隐瞒自己的患病身份是当时困扰黄欢最大的问题。 由于行动受限，身患此类罕见病的患者往往选择宅在家里，“很多不了解患者疾病的邻居或朋友会质疑：年轻人怎么能留在家里啃老？”范�对这类问题显得很无奈，并不是不想自食其力，而是很多单位并不接受这类疾病患者，“毕竟谁都不想请一位‘危险人物’。” （来源：《健康报》） 长时间的孤独自闭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精神状况，“也许最终使他们病情恶化的并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恶劣的心理环境。”范�不无担忧地说。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独特的历程，范�认为自己只是提前衰老了一点。虽然心衰已经达到三级，活动范围不能过于宽泛，但她仍能给自己找到乐子，绣十字绣、研究美食、与病友们聊天，“心态好才能身体好，亲人们才会放心，身边的人也能快乐，没心没肺才比较容易满足。” “我是准备捐的” 我国每年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已经达到了一百万左右，而真正能够做上移植手术的只有一万人。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认为“中国人体器官存在巨大缺口”这一说法并不能说明器官供体少的现状，“如果牙齿只剩一颗，就称不上豁牙；十米城墙仅剩一米存在，称它有九米缺口未免也太过牵强。”石炳毅的言语中透着无奈。 陈静瑜治疗的病人当中，四五十位患者仍在等待合适的器官供体出现，“大多数患者会在等待的过程中死去。”为了帮助病人，陈静瑜将自己的刻章进行义卖，所得善款全部捐给需要救治的患者，并积极参与劝捐活动。 “而等不到供体的患者也会将自己的其他健康器官捐献出来，”黄欢介绍说，一位北京的司机在等不到合适的移植器官离世前，决定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我们了解等待供体时迫切的心情，深刻地知道这种对生命的强烈期待，所以大都同意器官捐献。”对于患者，黄欢的建议是及早到医院进行身体评估，不要等到几乎濒死状态才寻求器官移植，这样能提高移植成功率，也不会造成供体的浪费。 影响人们器官捐献的最大阻碍，往往来自于家属，“很多远亲甚至在患者住院期间没有来探望过，但是患者去世时，他们偏不同意捐献，”石炳毅解释说这种“身后关心”最要不得，除了器官提供者，家属更需要转变观念。 “现在很多人开始接受器官捐献的观念，去年年底，捐献肾脏器官的遗体，占遗体比例的14%，今年已经达到22%。”虽然细微，石炳毅仍注意到了捐献者数量的变化，“现在器官移植的宣传和影响越来越大，会有很多普通人同意将器官捐给需要的人，我是肯定要捐的。”石炳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