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钟夫
中国社会发展战略 1996年08期
一、产权改革的有效性问题
迄今为止，产权改革作为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的主要思路，
还在被不断谈及。在目前不少国有企业仍然处于低速状态，而经济理论
界又缺乏“仙人指路”之类的奇妙招术之时，经济学工作者们颇有理由
继续迷信产权这一“魔棒”。即使对科斯定理的实际效用和价值尚存不
同的理解和看法，但产权论者依然执著如旧，在理论解释日渐枯燥和繁
复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寻求实证的援助，于是，遍寻东西南北中，任何
一个可能是出于私利之念而偶然萌发的产权改动，都会在产权论者心中
漾起一泓春水，甚至可能被冠之以某种现象或模式，以期载动许多观点
。然而，这往往只是一种美好的“主体建构”，它并不能给需要者提供
那些他们所亟需的经济学上的佐证。
即便如此，不少产权论者仍然认为，只要产权关系一明晰，国有企
业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如果只要产权明晰就能解决企业效率低下问题，那末，在实行私有企业
制度的国家，它们的产权关系是十分明晰的，按理说，这些国家的企业
都应当是有效率的，但事实上，不是这种情况，相反地，在上述这些国
家里，企业仍然苦乐不均，关停并转随时发生，即使在中国的私营企业
、个体企业、合资企业等产权明晰的企业里，也存在亏损和低效率现象
。由此看来，产权和企业效率之间不存在一元函数关系，即产权这一变
元不能唯一地确定企业效率，更进一步说，企业效率函数的变元除了产
权之外，还包括诸如资金管理能力、经营管理水平、技术能力、人才素
质、市场关系、政策环境等多项变元，而且，在不同的企业里，不同的
市场、政策环境下，这些变元的权值是不同的，且有不同的组合效果。
因此，可以这样说，产权明晰只是企业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
条件，正如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样，况
且，现实中的许多国有企业运营状况良好，它们在规模、效益、人才、
技术、管理诸方面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显而易见，它们的产权都是
不明晰的。综上所述，毫无疑问，许多产权论者奢谈产权明晰之于企业
效率的充分必要性是一种谬见。
正因如此，所以探索企业的效率必须采用多变元综合分析方法，不
能简单地用产权模糊的单一指证代替各种实证分析，否则，我们除了得
到国有企业共同特征是产权模糊这一陈述之外，并不能获得真中切中各
别企业病因的可供动手的逻辑起点，也不能解决产权改革后还会发生的
亏损和效率低下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国有企业的现状，搞清
楚哪些是经营管理不善，哪些是产品不适销对路，哪些是技术水平低下
，哪些是人才资金匮乏，哪些是政策性亏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
对症下药。
此外，既然凡是企业，都有亏损和低效率问题，公有私有，概莫能
外，那么，应当说，这是企业本身运营状态的一种客观表现，并不是什
么产权问题。故对于某些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低效率现象似不应为奇，当
以平常心看待，犹如看待正常的经济波动曲线一样，真正值得重视的问
题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细胞，应当符合达尔文规律，而传统社会
主义却采取反规律的“父爱主义”，这使得有些本该被淘汰的国有企业
被保护起来，因而成为难卸的包袱，这种现象才是比企业本身的亏损和
低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相当大程
度上承担了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的成本支付，因而使得这些企业的
效率问题的解决变成不纯粹是经济学问题。而更多的带有政治和道德色
彩，也正是这些复杂的因素，使得近十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蹒
跚，一步三叹，既然如此，那么，亏损企业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解
开政治和道德链条的问题，并不是产权改造的纯技术性问题，而对许多
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来说，普遍化的产权改革显得奢侈和浪费，除了无
谓增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交易成本，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当
前，发生在某些地区的“还债租赁”等各种以产权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
，便充分地利用了产权改革的空子，企业领导阶层的个人贪利之心和某
些地区和部门的政府腐败行为相勾结，极大地损害了公共利益。本来希
望通过产权改革卸去一些政治和道德包袱，以换得企业的效率，结果却
带来了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和广大职工的诸多不满，这些恐怕是产权
论者所未曾料到的。
二、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成为现有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吗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产权改革必须通过某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才能
得以进行，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便是现代企业制度，其代表形式是股
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企业的组织形式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按照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的建立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
企业的组织形式应当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应当是主观意志
的任意产物。历史地看，也是如此，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十
八世纪的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出现，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的企业组
织形式，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公司制
在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兴起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反映了生产方式内
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从西方股份公司的出现来看，它首先是出于资金联合的内在需要，
其次，才是高水平经营管理的要求，相应便产生了委托经营方式，而今
天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股份公司的自励和自律机制并不是委托经营方式与
生俱来的优势，相反地，它一开始就是股份企业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之
一，至于明晰产权，则更不是股份公司的目的，而是股份公司成立的前
提。返观我们正要普遍建立的股份公司，按照理论设计，其过程是从产
权集中走向分散，目标是为了产权明晰，进而使股份企业获得自励和自
律机制，最终实现高效率。由此可见，我们的股份公司与原本意义上的
股份公司不仅历史来源殊异，而且现实目标也不尽一致，我们很大程度
上将股份公司所要解决的问题，当成了股份公司的优点，而对反映股份
公司本质特征的资金联合和委托经营这一源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特性，
缺乏一种历史的，自然的认识，因此，我们的股份公司十分明显地呈现
出人为的色彩，而较少表现出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推进这个过程时，
生产关系的建立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中国之所以有初级阶段理论，并最终确定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方向
，正是对这一哲学原理进行了再认识的结果，我们不能将刚刚获得的真
知随意丢弃，否则，我们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过去的错误。
追根溯源，以股份制为主导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是现代市场经
济的产物，而现代市场经济是我们将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既成的现实
，目标不能代替现实，否则，便是冒进，类似的现象，我们有过一次深
刻的历史教训，五八年大跃进，因不顾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大搞人民
公社，进行新生产关系改革，结果，欲速而不达，事实的确如此，我们
的市场经济水平距离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尚远，要达到现代市场经济水平
，还要走相当一段路程，因此，不容分说，现阶段我们的企业组织形式
不能以股份有限公司制为主导形式，否则，即使我们用某种行政方式人
为地推行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如上所述，我们实际
所获得的将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股份企业制度，而是游离于生产力水平和
市场经济现状之外的一种摆设，如果这样，很明显，随着过多过快地股
份化改造，除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谓地增加交易
成本，我们还将不断地对现有股份制企业进行二次、三次甚至多次的规
范化改造，直至现代市场经济达到之日，我们的股份制改造工程才告完
成，如果我们采取更为实际的企业组织形式的话，这些麻烦和成本本来
是可以避免。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的股份公司的情
况。这些公司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各地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在股份
制改造以前本来效益就很好，即使不搞股份制，日子也很好过。另一类
是利用92年后特殊形势和政策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公司往往都有
一些特殊背景和条件，因此，也具有潜在良好的发展势头。对于这两类
企业，因其条件之优越，使得眼前难以从效益角度辨其优劣，事实上，
专家们初衷主要也不在于此，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能为
国有企业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树立样板。那么，这些股份公司在转
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实际提供了些什么呢？我们通过对上述两类公司建
立的动机的说明，就可以获得答案，因为动机产生和决定效果。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驱使它们建立股份制的真正动因主要是企业和
个人利益的因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为国家创利只是其次。这是由于
，在中国，凡试点事物必享受政策优惠，同时，由于试点企业的兴衰往
往与一任领导政债相关，故其必受各极政府特殊关照，毫无疑问，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竟相争当试点在所必然，通过优惠和关照，企业除了可
以获得大量由政府提供的机会成本，还可通过资产低估和漏评，使自己
拥有直接或间接的“私产”。更为直接的是，股份化可使企业的所有干
部、职工及有关的领导和人士获得一定数量的原始股，在充满盲目投机
的初级股市里，这些原始股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产，正因为有个人暴利
和企业不还本的诱惑，企业才急于实行股份化。此外，进行股份制改造
后，政企进一步分开，企业领导阶层将获得企求已久的法人财产支配权
和经营决策自主权，在各项政策和法规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得力的情况
下，这些权力无疑为谋取隐性利益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然面，企业改为股份制后，其自励和自律机制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建
立，负盈不负亏问题仍未解决，对于这些股份公司来说，来自法人社团
股东的制约因其本身也是国有资产代表者，实际上是一句空话；而来自
股票市场的压力则因股民力量的贫弱、意识的淡薄和政策法规的欠缺亦
难以真正有效形成。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股份公司经营业绩平平，甚至
亏损，经理阶层个人并不遭受什么损失，也不会有来自经济市场的压力
，显然，在这种股份制企业内，发生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必
然是难以避免的，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上述分析表明，体制内股份化的急速推进，实际上是理论上的理想
主义和赶超意识和实践中少数人谋求以合理方式占有和转移国有资产相
结合的产物。不管股份制的形式，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具有多么先进性
，它都无法掩盖其实践中的不足。
事实的确如此，股份制改造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的委
托经营方式的有效性和自励、自律机制问题。同时，亦因进行股份化改
造的都是龙头企业和一些特殊条件的企业，故它们的试验并不能够为不
景气的许多企业提供多少有益的借鉴，因为“幸福的企业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幸”。既然如此，在现阶段的中国，我们应当实
行以国有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导的混合企业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制
不应当大面积提倡，却应当退居其次。这是因为：
首先，我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状况表明，我
们在政治上仍然实行较为集中的管理方式，与此相适应，我们的经济基
础，必然要以国有制为主导，否则，现行的政治结构就要脆化。因此，
股份有限公司制在国有企业中，现阶段不宜占过多比例。
其次，推行股份制，效益好的企业容易进行。但由于其改造是国有
企业间相互持股，这种情况仍不能实现产权外部约束的有效性，如让股
权较多转到体制外，无疑等于将国有资产奉送他人，因为这些企业的股
票含有政治和经济双重价值，其潜在升值能力强劲，且无风险，况且，
股份化改造后，企业内部的自励和自律机制并不能相应地解决，有效代
理问题仍然存在，这样的改制实际上是花钱买帽子，其前景仍难以预侧
，而对于大多数效益不好的中小企业来说，股份制改造实难以进行，因
为很少有企业和公众愿买它们的股票，就这些企业而言，除了有一些该
倒闭的企业实行破产之外，对大多数这些企业来说，更为实际的办法是
采取国家让出一部分股权由职工持有，同时，职工也认购一部分，通过
股份合作的方式，使企业内部既实现资金联合，又实现劳动联合的过渡
形式，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搞成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的优点是
：易于体现自励和自律机制作用；缺点是：产权流动性稍差。
再次，从体制外企业的情况看，股份合作的方式首先是从它们中自
发产生的，由于体制外企业更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其所选择的企业组
织形式，应当说，更具有自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不妨作一个简单的试验
，在拥有一定资本量的个人或小企业主之间，当被问及愿意选择何种企
业组织形式时，恐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会选择委托经营的股份制，他们
宁可独资生产和经营，或者单个资本和个人能力不足时，而采取股份合
作制，也不愿选择只做拿手投票的股东。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水平
远未发展到需以股份有限公司制作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的程度。体制
外的情况如是，体制内的情况也一样。
毋需赘言，中国的现实政治状况、市场条件、信用制度化、经济人
格化和法制化的水平，都历史地规定了现有中国企业的组织形式。这就
是以国有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导，兼容股份有限公司制、合资、合作制
、个人业主制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的混合企业制度。
三、宏观调控优先还是市场调节优先
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既互相依存、又互
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宏观调控作为系统化、体制化的政府干预经济手段
，它是本世纪30年代才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此前的政府干预大多是零碎
的和不成系统的。
宏观调控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出现，是由于随着
现代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单一手段已难以满足日渐有序化、精确化
、国际化的经济运行的需要，尤其是市场调节经常偏离社会经济目标的
事实，及其调节的盲目性、不精确性和时滞性，在现实经济发生波动和
危机时尤为明显，因而，市场经济内在地产生了宏观调控的要求；另一
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内部各种矛盾的凸显，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化，关于市场调节本身利弊的理论认识和各种实
证分析亦渐趋成熟，而非市场本身所能处理的各项经济参数能够被规律
地认识和掌握，故它使得政府各种宏观调控的构想成为可能，此外，政
府也已经具有充分的信心、权威和技术，使市场接受其干预，而当宏观
调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时候，它才出现在经济活动的历史
从历史来源看，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然结果。
作为市场调节的对立物，宏观调控是自由经济本身的一种自我否定，它
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内部矛盾运动过程的必然结果，其
所形成的意义是使市场经济导向更高级、更完善的形态。
事实也是如此，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宏观调控在诸如提高就业率、
抑制通货膨胀、调节收入分配、优先产业结构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出色的
作用，这些作用是市场调节所难以企及的，它使得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
市场经济体制臻于完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政府的干预并不总是
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也不可能掌握所
有技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失效”，因此，在经济活动过程中，
总存在“市场解法”和“政府解法”两种不同的选择，彼此有各自的作
用空间。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两种解法也可以互相替代，具体采取何
种解法，以成本较小而定。
通过上述对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历史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两
者的关系还可以采取更加形象的方式进一步地说明。如果将市场经济的
运行比作地球本身的运动，市场调节可以被解释为自转，宏观调控则相
应地被说明为公转，而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统一于市场经济本身，又决
定市场经济总体运动特征这一性质则如同公转和自转统一于地球体，同
时又一起推动地球运动一样。这一比喻说明，市场经济体制实质上是由
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两个不同的力所构成的运动系统，其运动的总体方
向由两者的合力方向所决定。相比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具有自在和自为
性，故其在市场经济中之地位和作用更具基础性。
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和实际运行状况的分析充分表明：通常，市
场调节比宏观调控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先在性。此外，我们通过对美国、
韩国等典型国家政府干预的历史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市场经济逻辑起
点不同的国家，其宏观调控的起始模式也不一样，而且随着市场经济本
身的变化，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范围、程度、内容也在变化，但无论
如何，其根本上取决于一国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一结论，对于理解
中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据此，我认
为，现阶段中国应当实行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同步异重发展，而以市场
调节优先的思路理由如下：
首先，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我国
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略经改革的计划管理体系和初步
的市场调节相混合的模式，具体表现是：市场发育水平低，尤其是市场
机制的作用很微弱，距现代市场经济的目标尚远，而计划管理，虽也属
改革之列，由于其先在性和是政府行为，仍然在相当大范围，相当大程
度上发挥着作用，尤其当市场调节因其本身贫弱不能体现其应有的作用
时，计划管理是轻车熟路，一拣便起，市场调节这种相对落后性，严重
制约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此，必须适当地强调市场本身建设
，有意识地突出市场调节的地位，否则，我们的市场和市场调节始终是
一句空话，而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也将成空中楼阁。
其次，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而来，在
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传统计划管理的方式不可
能一下子彻底消除，因此，时下我们所谈论的并正在实施的宏观调控，
必然是带有计划色彩的宏观调控，这样，如果过多强调宏观调控，实际
上，等于强调计划管理，这不仅会抑制市场调节发挥作用，而且，从某
些方面还会给计划管理涂上保护色，结果，必然从总体上延缓现代市场
经济建设步伐。
再次，从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内部来看，宏观调控是相对市场调节
而言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强调宏观调控的理由只能是由于市场调
节太多，或者是市场调节失效，而实际上，我们的市场还处于发育阶段
，我们的市场调节亦很零碎，根本不成系统，其作用范围也相当有限，
总之，还需要大力发展，在此情况下，市场不可能为宏观调控提供明确
的各项参数。因此，在现阶段强调宏观调控，似乎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
。勿庸置疑，在一个市场调节尚未真正登台的空旷的市场上，强调宏观
调控只能是加强行政干预。因为没有市场调节，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
两者互相依存，互为前提。
最后，市场调节优先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它还是重要的发
展战略，它有利于以市场的方式催化、重塑各种新观念，新经济管理手
段，它还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市场同化力，配合正面的改革，引导政府进
一步变革其传统的计划管理制度、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等，并促进社会
心理市场化，从而减少深层次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
诚如上所论，我国宏观调控的起始模式，只能是在发挥市场调节作
用的基础上加强宏观调控，或者说，在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的前提下，同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同步不同重，重在市场调节方面
，同步的含义是借助行政干预的力量加速培育市场体系，“将欲去之，
必先留之”，起一种借用，等到市场调节开始发挥作用之时，宏观调控
才能有效形成，否则的话，只有宏观调控之名，而无宏观调控之实，因
此，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同步异重发展，这是现阶段中国客观社会经济
情况使然，它是推进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
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相对地位也是
不断变化的。
（一）在市场发育阶段，应采用市场调节优先，宏观调控同步发展
的模式。由于市场经济发育阶段必是需求扩张性经济，故其间宏观调控
以管好金融，保持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波动为主要任务，其
它任务次之。这一阶段的宏观调控还有比较明显的计划管理痕迹。
（二）在市场成长阶段，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减少政府直接干预
的宏观调控战略。这一阶段由于劳动力及其报酬均已实现市场化配置，
故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应转向提高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与此同时，也要积极组织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进行投资。这一
阶段的宏观调控已较少计划管理色彩。
（三）在市场成熟阶段，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宏观调控战略
。在此阶段，宏观调控主要致力于进行收入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加
强环境保护，进一步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这时的宏观调控已经实现
了经济化、法律化。
（本文作者：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作者：余钟夫
中国社会发展战略 1996年08期
一、产权改革的有效性问题
迄今为止，产权改革作为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的主要思路，
还在被不断谈及。在目前不少国有企业仍然处于低速状态，而经济理论
界又缺乏“仙人指路”之类的奇妙招术之时，经济学工作者们颇有理由
继续迷信产权这一“魔棒”。即使对科斯定理的实际效用和价值尚存不
同的理解和看法，但产权论者依然执著如旧，在理论解释日渐枯燥和繁
复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寻求实证的援助，于是，遍寻东西南北中，任何
一个可能是出于私利之念而偶然萌发的产权改动，都会在产权论者心中
漾起一泓春水，甚至可能被冠之以某种现象或模式，以期载动许多观点
。然而，这往往只是一种美好的“主体建构”，它并不能给需要者提供
那些他们所亟需的经济学上的佐证。
即便如此，不少产权论者仍然认为，只要产权关系一明晰，国有企
业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如果只要产权明晰就能解决企业效率低下问题，那末，在实行私有企业
制度的国家，它们的产权关系是十分明晰的，按理说，这些国家的企业
都应当是有效率的，但事实上，不是这种情况，相反地，在上述这些国
家里，企业仍然苦乐不均，关停并转随时发生，即使在中国的私营企业
、个体企业、合资企业等产权明晰的企业里，也存在亏损和低效率现象
。由此看来，产权和企业效率之间不存在一元函数关系，即产权这一变
元不能唯一地确定企业效率，更进一步说，企业效率函数的变元除了产
权之外，还包括诸如资金管理能力、经营管理水平、技术能力、人才素
质、市场关系、政策环境等多项变元，而且，在不同的企业里，不同的
市场、政策环境下，这些变元的权值是不同的，且有不同的组合效果。
因此，可以这样说，产权明晰只是企业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
条件，正如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样，况
且，现实中的许多国有企业运营状况良好，它们在规模、效益、人才、
技术、管理诸方面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显而易见，它们的产权都是
不明晰的。综上所述，毫无疑问，许多产权论者奢谈产权明晰之于企业
效率的充分必要性是一种谬见。
正因如此，所以探索企业的效率必须采用多变元综合分析方法，不
能简单地用产权模糊的单一指证代替各种实证分析，否则，我们除了得
到国有企业共同特征是产权模糊这一陈述之外，并不能获得真中切中各
别企业病因的可供动手的逻辑起点，也不能解决产权改革后还会发生的
亏损和效率低下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国有企业的现状，搞清
楚哪些是经营管理不善，哪些是产品不适销对路，哪些是技术水平低下
，哪些是人才资金匮乏，哪些是政策性亏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
对症下药。
此外，既然凡是企业，都有亏损和低效率问题，公有私有，概莫能
外，那么，应当说，这是企业本身运营状态的一种客观表现，并不是什
么产权问题。故对于某些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低效率现象似不应为奇，当
以平常心看待，犹如看待正常的经济波动曲线一样，真正值得重视的问
题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细胞，应当符合达尔文规律，而传统社会
主义却采取反规律的“父爱主义”，这使得有些本该被淘汰的国有企业
被保护起来，因而成为难卸的包袱，这种现象才是比企业本身的亏损和
低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相当大程
度上承担了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的成本支付，因而使得这些企业的
效率问题的解决变成不纯粹是经济学问题。而更多的带有政治和道德色
彩，也正是这些复杂的因素，使得近十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蹒
跚，一步三叹，既然如此，那么，亏损企业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解
开政治和道德链条的问题，并不是产权改造的纯技术性问题，而对许多
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来说，普遍化的产权改革显得奢侈和浪费，除了无
谓增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交易成本，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当
前，发生在某些地区的“还债租赁”等各种以产权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
，便充分地利用了产权改革的空子，企业领导阶层的个人贪利之心和某
些地区和部门的政府腐败行为相勾结，极大地损害了公共利益。本来希
望通过产权改革卸去一些政治和道德包袱，以换得企业的效率，结果却
带来了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和广大职工的诸多不满，这些恐怕是产权
论者所未曾料到的。
二、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成为现有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吗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产权改革必须通过某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才能
得以进行，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便是现代企业制度，其代表形式是股
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企业的组织形式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按照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的建立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
企业的组织形式应当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应当是主观意志
的任意产物。历史地看，也是如此，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十
八世纪的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出现，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的企业组
织形式，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公司制
在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兴起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反映了生产方式内
部矛盾运动的规律。
从西方股份公司的出现来看，它首先是出于资金联合的内在需要，
其次，才是高水平经营管理的要求，相应便产生了委托经营方式，而今
天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股份公司的自励和自律机制并不是委托经营方式与
生俱来的优势，相反地，它一开始就是股份企业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之
一，至于明晰产权，则更不是股份公司的目的，而是股份公司成立的前
提。返观我们正要普遍建立的股份公司，按照理论设计，其过程是从产
权集中走向分散，目标是为了产权明晰，进而使股份企业获得自励和自
律机制，最终实现高效率。由此可见，我们的股份公司与原本意义上的
股份公司不仅历史来源殊异，而且现实目标也不尽一致，我们很大程度
上将股份公司所要解决的问题，当成了股份公司的优点，而对反映股份
公司本质特征的资金联合和委托经营这一源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特性，
缺乏一种历史的，自然的认识，因此，我们的股份公司十分明显地呈现
出人为的色彩，而较少表现出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推进这个过程时，
生产关系的建立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中国之所以有初级阶段理论，并最终确定市场经济这一改革方向
，正是对这一哲学原理进行了再认识的结果，我们不能将刚刚获得的真
知随意丢弃，否则，我们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过去的错误。
追根溯源，以股份制为主导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是现代市场经
济的产物，而现代市场经济是我们将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既成的现实
，目标不能代替现实，否则，便是冒进，类似的现象，我们有过一次深
刻的历史教训，五八年大跃进，因不顾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大搞人民
公社，进行新生产关系改革，结果，欲速而不达，事实的确如此，我们
的市场经济水平距离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尚远，要达到现代市场经济水平
，还要走相当一段路程，因此，不容分说，现阶段我们的企业组织形式
不能以股份有限公司制为主导形式，否则，即使我们用某种行政方式人
为地推行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如上所述，我们实际
所获得的将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股份企业制度，而是游离于生产力水平和
市场经济现状之外的一种摆设，如果这样，很明显，随着过多过快地股
份化改造，除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谓地增加交易
成本，我们还将不断地对现有股份制企业进行二次、三次甚至多次的规
范化改造，直至现代市场经济达到之日，我们的股份制改造工程才告完
成，如果我们采取更为实际的企业组织形式的话，这些麻烦和成本本来
是可以避免。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的股份公司的情
况。这些公司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各地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在股份
制改造以前本来效益就很好，即使不搞股份制，日子也很好过。另一类
是利用92年后特殊形势和政策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公司往往都有
一些特殊背景和条件，因此，也具有潜在良好的发展势头。对于这两类
企业，因其条件之优越，使得眼前难以从效益角度辨其优劣，事实上，
专家们初衷主要也不在于此，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能为
国有企业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树立样板。那么，这些股份公司在转
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实际提供了些什么呢？我们通过对上述两类公司建
立的动机的说明，就可以获得答案，因为动机产生和决定效果。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驱使它们建立股份制的真正动因主要是企业和
个人利益的因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为国家创利只是其次。这是由于
，在中国，凡试点事物必享受政策优惠，同时，由于试点企业的兴衰往
往与一任领导政债相关，故其必受各极政府特殊关照，毫无疑问，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竟相争当试点在所必然，通过优惠和关照，企业除了可
以获得大量由政府提供的机会成本，还可通过资产低估和漏评，使自己
拥有直接或间接的“私产”。更为直接的是，股份化可使企业的所有干
部、职工及有关的领导和人士获得一定数量的原始股，在充满盲目投机
的初级股市里，这些原始股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产，正因为有个人暴利
和企业不还本的诱惑，企业才急于实行股份化。此外，进行股份制改造
后，政企进一步分开，企业领导阶层将获得企求已久的法人财产支配权
和经营决策自主权，在各项政策和法规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得力的情况
下，这些权力无疑为谋取隐性利益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然面，企业改为股份制后，其自励和自律机制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建
立，负盈不负亏问题仍未解决，对于这些股份公司来说，来自法人社团
股东的制约因其本身也是国有资产代表者，实际上是一句空话；而来自
股票市场的压力则因股民力量的贫弱、意识的淡薄和政策法规的欠缺亦
难以真正有效形成。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股份公司经营业绩平平，甚至
亏损，经理阶层个人并不遭受什么损失，也不会有来自经济市场的压力
，显然，在这种股份制企业内，发生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必
然是难以避免的，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上述分析表明，体制内股份化的急速推进，实际上是理论上的理想
主义和赶超意识和实践中少数人谋求以合理方式占有和转移国有资产相
结合的产物。不管股份制的形式，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具有多么先进性
，它都无法掩盖其实践中的不足。
事实的确如此，股份制改造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的委
托经营方式的有效性和自励、自律机制问题。同时，亦因进行股份化改
造的都是龙头企业和一些特殊条件的企业，故它们的试验并不能够为不
景气的许多企业提供多少有益的借鉴，因为“幸福的企业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幸”。既然如此，在现阶段的中国，我们应当实
行以国有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导的混合企业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制
不应当大面积提倡，却应当退居其次。这是因为：
首先，我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状况表明，我
们在政治上仍然实行较为集中的管理方式，与此相适应，我们的经济基
础，必然要以国有制为主导，否则，现行的政治结构就要脆化。因此，
股份有限公司制在国有企业中，现阶段不宜占过多比例。
其次，推行股份制，效益好的企业容易进行。但由于其改造是国有
企业间相互持股，这种情况仍不能实现产权外部约束的有效性，如让股
权较多转到体制外，无疑等于将国有资产奉送他人，因为这些企业的股
票含有政治和经济双重价值，其潜在升值能力强劲，且无风险，况且，
股份化改造后，企业内部的自励和自律机制并不能相应地解决，有效代
理问题仍然存在，这样的改制实际上是花钱买帽子，其前景仍难以预侧
，而对于大多数效益不好的中小企业来说，股份制改造实难以进行，因
为很少有企业和公众愿买它们的股票，就这些企业而言，除了有一些该
倒闭的企业实行破产之外，对大多数这些企业来说，更为实际的办法是
采取国家让出一部分股权由职工持有，同时，职工也认购一部分，通过
股份合作的方式，使企业内部既实现资金联合，又实现劳动联合的过渡
形式，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搞成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的优点是
：易于体现自励和自律机制作用；缺点是：产权流动性稍差。
再次，从体制外企业的情况看，股份合作的方式首先是从它们中自
发产生的，由于体制外企业更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其所选择的企业组
织形式，应当说，更具有自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不妨作一个简单的试验
，在拥有一定资本量的个人或小企业主之间，当被问及愿意选择何种企
业组织形式时，恐怕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会选择委托经营的股份制，他们
宁可独资生产和经营，或者单个资本和个人能力不足时，而采取股份合
作制，也不愿选择只做拿手投票的股东。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水平
远未发展到需以股份有限公司制作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的程度。体制
外的情况如是，体制内的情况也一样。
毋需赘言，中国的现实政治状况、市场条件、信用制度化、经济人
格化和法制化的水平，都历史地规定了现有中国企业的组织形式。这就
是以国有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导，兼容股份有限公司制、合资、合作制
、个人业主制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的混合企业制度。
三、宏观调控优先还是市场调节优先
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既互相依存、又互
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宏观调控作为系统化、体制化的政府干预经济手段
，它是本世纪30年代才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此前的政府干预大多是零碎
的和不成系统的。
宏观调控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出现，是由于随着
现代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单一手段已难以满足日渐有序化、精确化
、国际化的经济运行的需要，尤其是市场调节经常偏离社会经济目标的
事实，及其调节的盲目性、不精确性和时滞性，在现实经济发生波动和
危机时尤为明显，因而，市场经济内在地产生了宏观调控的要求；另一
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内部各种矛盾的凸显，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化，关于市场调节本身利弊的理论认识和各种实
证分析亦渐趋成熟，而非市场本身所能处理的各项经济参数能够被规律
地认识和掌握，故它使得政府各种宏观调控的构想成为可能，此外，政
府也已经具有充分的信心、权威和技术，使市场接受其干预，而当宏观
调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时候，它才出现在经济活动的历史
从历史来源看，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然结果。
作为市场调节的对立物，宏观调控是自由经济本身的一种自我否定，它
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内部矛盾运动过程的必然结果，其
所形成的意义是使市场经济导向更高级、更完善的形态。
事实也是如此，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宏观调控在诸如提高就业率、
抑制通货膨胀、调节收入分配、优先产业结构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出色的
作用，这些作用是市场调节所难以企及的，它使得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
市场经济体制臻于完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政府的干预并不总是
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也不可能掌握所
有技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失效”，因此，在经济活动过程中，
总存在“市场解法”和“政府解法”两种不同的选择，彼此有各自的作
用空间。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两种解法也可以互相替代，具体采取何
种解法，以成本较小而定。
通过上述对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历史关系的考察，我们发现，两
者的关系还可以采取更加形象的方式进一步地说明。如果将市场经济的
运行比作地球本身的运动，市场调节可以被解释为自转，宏观调控则相
应地被说明为公转，而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统一于市场经济本身，又决
定市场经济总体运动特征这一性质则如同公转和自转统一于地球体，同
时又一起推动地球运动一样。这一比喻说明，市场经济体制实质上是由
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两个不同的力所构成的运动系统，其运动的总体方
向由两者的合力方向所决定。相比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具有自在和自为
性，故其在市场经济中之地位和作用更具基础性。
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和实际运行状况的分析充分表明：通常，市
场调节比宏观调控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先在性。此外，我们通过对美国、
韩国等典型国家政府干预的历史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市场经济逻辑起
点不同的国家，其宏观调控的起始模式也不一样，而且随着市场经济本
身的变化，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范围、程度、内容也在变化，但无论
如何，其根本上取决于一国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一结论，对于理解
中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据此，我认
为，现阶段中国应当实行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同步异重发展，而以市场
调节优先的思路理由如下：
首先，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我国
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略经改革的计划管理体系和初步
的市场调节相混合的模式，具体表现是：市场发育水平低，尤其是市场
机制的作用很微弱，距现代市场经济的目标尚远，而计划管理，虽也属
改革之列，由于其先在性和是政府行为，仍然在相当大范围，相当大程
度上发挥着作用，尤其当市场调节因其本身贫弱不能体现其应有的作用
时，计划管理是轻车熟路，一拣便起，市场调节这种相对落后性，严重
制约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此，必须适当地强调市场本身建设
，有意识地突出市场调节的地位，否则，我们的市场和市场调节始终是
一句空话，而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也将成空中楼阁。
其次，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而来，在
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传统计划管理的方式不可
能一下子彻底消除，因此，时下我们所谈论的并正在实施的宏观调控，
必然是带有计划色彩的宏观调控，这样，如果过多强调宏观调控，实际
上，等于强调计划管理，这不仅会抑制市场调节发挥作用，而且，从某
些方面还会给计划管理涂上保护色，结果，必然从总体上延缓现代市场
经济建设步伐。
再次，从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内部来看，宏观调控是相对市场调节
而言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强调宏观调控的理由只能是由于市场调
节太多，或者是市场调节失效，而实际上，我们的市场还处于发育阶段
，我们的市场调节亦很零碎，根本不成系统，其作用范围也相当有限，
总之，还需要大力发展，在此情况下，市场不可能为宏观调控提供明确
的各项参数。因此，在现阶段强调宏观调控，似乎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
。勿庸置疑，在一个市场调节尚未真正登台的空旷的市场上，强调宏观
调控只能是加强行政干预。因为没有市场调节，也就谈不上宏观调控，
两者互相依存，互为前提。
最后，市场调节优先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它还是重要的发
展战略，它有利于以市场的方式催化、重塑各种新观念，新经济管理手
段，它还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市场同化力，配合正面的改革，引导政府进
一步变革其传统的计划管理制度、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等，并促进社会
心理市场化，从而减少深层次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
诚如上所论，我国宏观调控的起始模式，只能是在发挥市场调节作
用的基础上加强宏观调控，或者说，在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的前提下，同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同步不同重，重在市场调节方面
，同步的含义是借助行政干预的力量加速培育市场体系，“将欲去之，
必先留之”，起一种借用，等到市场调节开始发挥作用之时，宏观调控
才能有效形成，否则的话，只有宏观调控之名，而无宏观调控之实，因
此，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同步异重发展，这是现阶段中国客观社会经济
情况使然，它是推进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的有效途径。
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相对地位也是
不断变化的。
（一）在市场发育阶段，应采用市场调节优先，宏观调控同步发展
的模式。由于市场经济发育阶段必是需求扩张性经济，故其间宏观调控
以管好金融，保持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波动为主要任务，其
它任务次之。这一阶段的宏观调控还有比较明显的计划管理痕迹。
（二）在市场成长阶段，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减少政府直接干预
的宏观调控战略。这一阶段由于劳动力及其报酬均已实现市场化配置，
故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应转向提高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与此同时，也要积极组织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进行投资。这一
阶段的宏观调控已较少计划管理色彩。
（三）在市场成熟阶段，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宏观调控战略
。在此阶段，宏观调控主要致力于进行收入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加
强环境保护，进一步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这时的宏观调控已经实现
了经济化、法律化。
（本文作者：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