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希特勒！”从1933年开始，柏林、慕尼黑、纽伦堡……的广场上，无数次，成万成万人群伸出右臂，朝同一方向声嘶力竭地呼号，喊声汇成海啸，响彻天地。众目聚焦的高台上，目光炯炯、踌躇满志的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伸直右臂，用他自己发明的纳粹军礼，向欢呼着的蚁群似的狂热拥趸者回礼，摆出一种全球主宰者的架势，不可一世。
曾几何时，这个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的奥地利人，把世界拖入空前深重灾难之后，在全球人民奋起浴血抗击下一败涂地，从穷途末路出身，重又回到穷途末路，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五十六岁生日后的第十天，自尽于柏林总理府掩蔽地堡。他创立的第三帝国，一个星期后也随之覆灭。
希特勒的尸体，按照他自杀前的命令，用汽油焚毁。因为他不愿落入布尔什维克俄国人之手，“被迁到博物馆展览”。
但是，希特勒真的自尽了吗？抑或仅仅是“消失”了？
对希特勒之死，斯大林分外关注。他一直怀疑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亡并隐藏于某个角落。“自杀”可能是预先精密设计的骗局。出于斯大林的策略，他将这一怀疑说给了盟国领导，也曾引起英美的注意。鉴于各方证人证言多有出入甚至相互矛盾，因而疑团重重，一时各种推断、猜测、似是而非的“事实”源源而出，莫衷一是。直至今日没有绝对的确定，成了一个不解的世纪之谜。
我最早接触这个问题，是在看米哈伊・齐阿乌列里1949年拍摄的苏联电影《攻克柏林》。对于希特勒之死，影片未作正面描写，只有这样的镜头：刚刚与希特勒举行了婚礼的爱娃・勃劳恩拿出希特勒为她准备的氰化钾，塞进肉食喂爱犬。狗瞬间被毒死。爱娃轻轻说：这药是灵的。接下去的镜头就是希特勒的侍卫官宣布：元首死了。交代得很模糊。随后是“文革”中悄悄阅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这样描述：“希特勒与大家告别后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倍尔等人在外面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第二次枪声，但没有。随后看到希特勒的尸体扒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了枪的。爱娃・勃劳恩躺在他身旁。两支枪滚落在地板上。爱娃没有用枪，她服了毒药。”
在阅读和观看了好些书籍、资料、电影之后，我原本确信希特勒毙命于地堡掩体的看法也有了动摇。
特劳德尔・胡姆普斯（婚后改姓容格）是希特勒女秘书中最年轻美丽的，她跟随希特勒两年半直到主子的地堡末日。容格夫人1947年写的《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日子》详尽而生动。2002年1月，八十二岁的容格在该回忆录前言中说，此“书绝非迟暮的自辨，亦不作自首陈词”；只“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
容格是真诚的。她的文字和这位如今已成老妪的美丽夫人在荧屏上的侃侃而谈，都给我这样的印象。在转述容格夫人对希特勒末日的叙述之前，还得先向读者介绍两个人：一是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又译：京斯策；希特勒党卫军旗队长、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一是海因茨・林格（Heiz Linge，侍从、管家、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他俩是所有证人中最为关键的；后面将不止一次提到。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说一下容格的记述――
4月30日这一天……京舍向我走过来，说：“过来吧，元首要跟大家告别。”希特勒慢慢走出自己的房间，比往常显得佝偻，站在门口，跟每个人握手。他望着我，却视而不见。他似乎已心不在焉了……我整个人僵在那儿，直至爱娃走到身边……她穿着元首最喜欢的那套衣裙，黑裙子，领子缀着玫瑰，头发新洗过，侍弄得很好。她跟随元首走入他的房间――走入她的死亡。沉重的铁门闭合。
我正在为戈倍尔的孩子们找点吃的，陪他们聊聊天，好分散他们的注意。忽然，一声枪响划出来，那么响，那么近，我们一下子都说不出话来。回声响彻每个房间……元首死了。后来，奥托・京舍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楼梯间，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他年轻俊朗的脸上一片憔悴，手不住颤抖着：“我执行了元首最后的命令，烧毁了他的尸体。”希特勒的房间门仍然敞开着，就在走廊末端。爱娃的小左轮手枪搁在桌子上，绕着粉红色花巾。那个黄铜药囊空壳扔在椅子脚边。希特勒的蓝色椅子上有血迹；希特勒的血。我忽然觉得恶心。苦杏仁味好重，让人作呕……
我把京舍领到幽静的一角。我想知道元首是怎么死的。京舍也愿意谈这个话题。他说：“我们再度向元首敬礼。”然后，他就带着爱娃走进房间，关上门。戈倍尔（纳粹帝国宣传部长、博士）……肯普卡（希特勒的司机）和我，站在走廊上等待。大概十分钟吧，对我们而言，简直漫长得不可忍耐，直到枪声划破死寂。几秒钟后，戈倍尔推开门，我们走进去。元首是向自己的嘴开枪的，同时咬碎了那个毒药玻璃囊。他的头骨都粉碎了，死状极其可怕。爱娃没有用到她的小手枪，她只是服了毒。我们用一床毯子裹住元首的头部，戈倍尔、阿克曼和肯普卡把尸体经楼梯抬到花园里。他那么瘦，尸体却重得出乎我意料。在花园里，我们并排摆下两具尸体，离掩体入口就几步之遥……然后肯普卡和我往尸体上浇汽油，我点燃一块破布扔过去。两具尸体当即被火焰吞没了……”
容格接着写道：“京舍说的话，我深信不疑。他那副震惊的模样，是无论如何装不出来的――何况他还是个心思单纯的壮小伙子呢。”
说到这里，容格又加重语气做了自己的判断：“元首他现在又能到哪儿去呢？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掩体内也没有任何秘密通道能通往自由之乡。希特勒也不可能走路了，他的身体早已不听使唤……”。
更为确切、详尽的描述见于长达四十二万言的《希特勒档案》。对于希特勒之死，它是这样表述的――
……4月30日下午两点左右，脸色苍白的鲍曼（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纳粹党党务中心头目）低声告诉京舍：希特勒和爱娃想在这一天结束他们的生命。并命令烧毁其尸体。
希特勒眼睛里曾经有的犀利目光熄灭了，脸色如土。眼下有黑圈。他左手的哆嗦好像已漫延到了头部和身体。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已经安排了在我死后将我烧掉，请你们务必执行命令。我不想人家将我的尸体运往莫斯科，放在陈列馆里展览。”
三点四十分，林格来到电话总机室，隔壁，希特勒同戈倍尔站在一起。后者大概是在最后一次设法说服希特勒离开柏林。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回答戈倍尔：“不，博士！您知道我的决定，它是不可更改的！”希特勒去向戈倍尔夫人告别。在工作室门旁，林格请求希特勒允许他向他告别。希特勒疲惫、冷漠地回答：“我已下令突围。请您设法随一支小部队向西突围出去。”林格问：“我的元首，我们现在还为谁突围呢？”希特勒默默地注视了林格一下，冷冰冰地说：“为未来的那个人！”
……四点差几分，林格经过京舍身旁，说：“我想事情结束了。”一面快步走进起居室。那里的火药味扑面而来。林格又出来，意外撞见了鲍曼，就报告了有火药味。鲍曼立马与林格奔向希特勒的工作室。林格开门，同鲍曼一道进入。但见希特勒坐在沙发左边，死了。已死的爱娃坐在新婚丈夫身旁。希特勒的右太阳穴有个硬币大的枪口，两道血痕从脸上流下。沙发旁的地毯上，有一洼碟子大的血。血喷到了墙和沙发上。希特勒右手搁在膝上，手掌朝上。左手垂在身侧。右脚旁有一支瓦尔特手枪，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左脚旁也是一支瓦尔特，口径六点三五毫米。希特勒身穿灰军装，上别金色党章、一级十字勋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员勋章。另外，白衬衫，黑领带，黑裤子，黑袜子，黑皮鞋。爱娃・勃劳恩嘴唇紧闭，高抬腿坐在沙发上。她的浅色高跟鞋放在地板上。她死于服用氰化钾。鲍曼叫来了党卫队员抬尸体去花园。林格从卧室找来被子摊在地板上，把希特勒尚未冰冷的尸体搬到被子上裹好。京舍向戈倍尔等众人宣布：“元首死了！”
林格把希特勒的尸体从工作室抱了出来，身后跟着两名党卫队员，将尸体抬往花园里的紧急出口。还站在前厅的戈倍尔、京舍等人则抬手敬礼。尚未包裹的爱娃・勃劳恩的尸体是司机肯普卡抱出工作室的。京舍从肯普卡手中接过来抱到出口去。
京舍来到希特勒的工作室。现场如旧：血洼旁的地上搁着两把手枪。京舍捡起枪，取下子弹。他发现致命的一枪是来自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那把。第二把同样装有子弹，打开了保险……
尽管档案因编撰的分外严谨而甚具可信性，但随后出现的各种情况不得不令人生疑。就上述所引材料看，特劳德尔・容格所述希特勒自杀是听京舍说的，她自己没有看见（只看见裹在毛毯里的尸体抬出来）。《档案》说目击希特勒与爱娃尸体的是林格和鲍曼两个人，没有提到京舍在场。可据另外的报道说，林格在监狱里扬言：只有他一个人了解真相，但他永远不说。那么，真相是什么？是指希特勒逃掉了？联想起前面所引《档案》中希特勒要林格突围的对话：林格问：“我的元首，我们现在还为谁突围呢？”希特勒默默地注视了林格一下，冷冰冰地说：“为未来的那个人！”――“未来的那个人”是否暗示即将外逃的希特勒自己？（但笔者认为，指的可能是卡尔・邓尼茨，这个希特勒在自己末日任命的、当了二十三天国家元首的海军元帅。）
按照认为希特勒是出逃的思路推理，《档案》描述的下面这个情节倒是可以与之呼应的：“京舍机械又仓促地去执行命令。他让希特勒的司机肯普卡立即送十桶汽油到元首掩蔽体，放在通往花园的紧急出口，并命令住在紧急出口小房间里的卫队和保卫处的党卫队员立即腾出地方，搬到别处去；紧急出口楼梯防护门外的哨兵撤回掩体内，只让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霍夫贝克一个人留在紧急出口门外，命令他不许任何人通过。然后，京舍走进掩体过道，站在会议前门外，等候那声枪响。时钟指向三点十分”。为什么要如此戒备森严地清场？是为了希特勒外逃扮演“自杀”的戏？如果说是，那么，京舍也可能是知情者。而林格怎么说只有他一个人了解真相！
有关枪杀的说法也不一样。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与特劳德尔・容格说是朝嘴巴射击的；《档案》说是右太阳穴有枪孔（开枪同时吞服氰化钾）。
书是后来才写的，开枪自杀是一开始就被认定的。可随后对包括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在内的十一具尸体与两具狗尸的解剖鉴定，死因均为氰化钾中毒；只有两条狗是被枪打死的。这跟当时许多证人的“开枪自杀”的证词相矛盾。审讯官们不得不再次审讯被捕的希特勒亲信，追问实情，结果都说自己并未亲见，只是听说而已，于是只好以“服毒自尽”定论，不再提“枪杀”。可是不久英、美送来的调查报告说是死于枪杀，并要求与苏联方交换调查材料。克格勃首领贝利亚同意了，可与他平起平坐的军事反间谍机关“斯梅尔希”（意即“杀死间谍”，除奸部的俄语字母简称的音译）头头阿巴科莫夫（贝利亚的竞争对手）坚决反对，因为怕由此暴露自己调查工作的疏漏。于是，贝利亚1945年12月下令重新调查希特勒之死的真相。这次调查命名为“神话行动”。《希特勒档案》就是“神话行动”的产物。它是跟据奥托・京舍和海因茨・林格（包括其他接近希特勒的纳粹军官俘虏）的口供写的。这两个希特勒的贴身党卫军官1945年5月被苏军捕获后，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分别关押。在整整四年时间里，克格勃用各种惯用的手法严加审问。为求供词的准确度，审讯员们往往反反复复拿同一个问题不断审问两人，找出两者所供的出入，再作进一步核实。为了弄清希特勒到底是否自杀了，1949年，苏联内务委员部还把林格和京舍押到柏林总理府现场，要他们准确地再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活动全过程的一切详情细节，一一指认事件发生的各个确切地点。回来后加大压力，要他们据实用文字记录，再由弗・卡・帕尔巴洛甫中校牵头的一个写作班子，编撰成适合斯大林阅读的报告（文字工作非常艰辛：既要充分呈现真相，又要把某些犯忌的事实和说法淡化、隐去，或巧妙地改写），作为苏共中央档案室编号462a的秘密文件直接呈送斯大林一个人。1991年苏联档案解密后，德国学者马蒂亚斯・乌尔获得了这份档案的复印件，于是跟亨利克・埃伯利合作，据此编成了这部沉甸甸的《希特勒档案》。
应该说，《档案》翔实、严谨、基本真实，特别对希特勒之死有了定论。可事实不全是这样。各种版本的“真相”层出不穷。比如：当年在焚尸处发现的颅骨与颌骨，被确认为希特勒的，根据是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医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从修过的牙齿作出的判断；可二十七年后他们又否认了自己的说法。希特勒留在沙发上的血迹，检验不是血，只是色泽相似的液体，烧焦尸体的大脑里也未见弹痕等等。
比这种种疑点更为惊人的传言是：一个叫凯尔瑙的警卫员说1945年“五一”节曾见过希特勒；丹麦海滨发现一只漂流瓶中一封纳粹士兵的信，说潜艇失事沉没，元首在密封仓内无法脱身……更为言之凿凿的则是：希特勒在阿根廷，爱娃跟他在一起！
这说法来源于2006年阿根廷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纪实报告《希特勒在阿根廷》。这是他2004年出版的《巴里洛切的纳粹分子》（笔者按：巴里洛切，座落在阿根廷西部安第斯山麓号称“小瑞士”的风景区）的后续部分。两部书引起轰动。这里，把作者跟俄罗斯《事实与论述》周刊记者的详细对话做个简要概括――
1945年4月30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希特勒“自杀”一小时后，悄悄乘私人飞机JU-52飞往西班牙（有人见他在飞机旁等候）。尽管盟军逼近柏林，但尚未造成对飞行的威胁。4月的最后七八天里，有一架飞机每每飞停在温德尔登大街。4月25日，柏林总理府掩体里，开会密谋如何撤离。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希特勒私人飞机驾驶员甘斯・鲍尔等参加了讨论。两天后，每架可载十人的五架飞机连同JU-52，飞抵柏林（这，已得到盟军情报部们证实）。二十四小时后，纳粹空军仅存的一百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奉命升空执行任务，掩护汉娜・赖奇穿越苏军防空网逃出柏林，以此作为正式护送希特勒逃命的演习（历史学家一致确认了这一事实）。翌日，希特勒就遵循汉娜・赖奇试探过的路线逃出柏林飞往西班牙；1945年夏末，又从西班牙乘潜艇去了阿根廷。
但耿法先生转述奥地利著名历史学者安娜・玛丽亚・西格蒙特在其专著《纳粹女人》中的叙说，却全不相同：1945年4月26日，纳粹著名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冒着猛烈炮火驾机护送一名德军将领飞柏林，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面见希特勒时，曾向希特勒建议驾机突围，但遭到希特勒拒绝。汉娜于是决心为元首殉葬。4月28日晚，希特勒为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准备私自率德军向盟军无条件投降而暴跳如雷，命令汉娜・赖奇驾机送一名陆军元帅立即离开柏林去查明希姆莱下落并将他逮捕，汉娜才得以有机会死里逃生。而没有提及希特勒在最后时刻离开地下室的任何行动（见耿法：《视野之外的纳粹女性》，《书屋》2004年第4期）。西格蒙特是位严谨的学者，不至于有大的疏漏吧。上述“出逃说”中，随同希特勒出逃的有爱娃・勃劳恩、泰奥德・莫莱尔和马丁・鲍曼（笔者疑点：泰奥德・莫莱尔Theodor Morell，又译穆勒，希特勒私人医生，1945年逃出柏林，在巴伐利亚被捕，1947年释放。怎么可能随希特勒出逃呢？）
可是，随后不是发现了希特勒的颅骨吗，那么，没有颅骨的希特勒怎么外逃呢？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解释是：那块骨头不会是希特勒的。当时Ｘ光技术差，难以分辨，误导了。而俄罗斯至今拒绝把这块颅骨做DNA鉴定。还有，1972年在柏林挖基坑时掘出了一具人骨骼，经DNA鉴定是卡尔・鲍曼的。这又怎么解释呢？巴斯迪认为，鲍曼确实在阿根廷和巴拉圭生活过。这是有许多证据的，特别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照片。因此，完全有可能鲍曼死后又被运回柏林埋葬。
希特勒一行乘三艘潜艇到阿根廷后，为防泄露秘密，将潜艇都沉入海底。现在发现海面下确有巨物沉入沙中。
同样引人瞩目的：有一编号为65－53615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谈到阿根廷一对德国移民艾克霍恩夫夫妇家的园丁，是美国间谍。他在一份递送的报告中说，住在拉－法尔德村的这对夫妇，从1945年6月起，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庄园，准备迎接希特勒的到来。可以证明希特勒逃走的文件远不止这一份。可惜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俄国都没有把涉及这一问题的档案全部解密。
巴斯迪十五年间采访了上百位见证了希特勒在阿根廷的证人。可由于害怕尚活着的潜藏此间的纳粹分子，大部分证人现在才开始张口说话（笔者按：不由得想起意大利电影《夜间守门人》中，战后潜伏下来的纳粹分子消灭证人的恐怖活动。）
巴斯迪表示，他已正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允许他对希特勒的残骨进行鉴定――准备取其DNA样本，与1960年去世安葬于贝尔格弗里德霍夫公墓的希特勒姐姐的DNA样本做比较，获得最终的证据，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事实（笔者按：巴斯迪谈话时尚未知晓，对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那块被认为是希特勒的留有弹痕的颅骨，后来美国科学家经DNA检测发现，竟是一个二十到四十岁女性的骨头！）。对于沉海的三艘潜艇，他也已向阿根廷有关部门要求，把它们打捞上来作仔细研究，探求真相（如今，已经若干年过去，未知事情有否进展）。
后来还有一种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说法：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死于空难，事后出现的只是一个替身……总之，六十八年来，希特勒留给我们猜的谜太多，除了死亡之谜外，还有诸如性格之谜、生涯之谜、性别性爱之谜、失败－成功－失败之谜，等等，只有谜面，没有谜底。
（《希特勒档案》：［德］亨・埃伯利、马・乌尔著，金城出版社，2008年1月1日）
“嗨，希特勒！”从1933年开始，柏林、慕尼黑、纽伦堡……的广场上，无数次，成万成万人群伸出右臂，朝同一方向声嘶力竭地呼号，喊声汇成海啸，响彻天地。众目聚焦的高台上，目光炯炯、踌躇满志的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伸直右臂，用他自己发明的纳粹军礼，向欢呼着的蚁群似的狂热拥趸者回礼，摆出一种全球主宰者的架势，不可一世。
曾几何时，这个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的奥地利人，把世界拖入空前深重灾难之后，在全球人民奋起浴血抗击下一败涂地，从穷途末路出身，重又回到穷途末路，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五十六岁生日后的第十天，自尽于柏林总理府掩蔽地堡。他创立的第三帝国，一个星期后也随之覆灭。
希特勒的尸体，按照他自杀前的命令，用汽油焚毁。因为他不愿落入布尔什维克俄国人之手，“被迁到博物馆展览”。
但是，希特勒真的自尽了吗？抑或仅仅是“消失”了？
对希特勒之死，斯大林分外关注。他一直怀疑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亡并隐藏于某个角落。“自杀”可能是预先精密设计的骗局。出于斯大林的策略，他将这一怀疑说给了盟国领导，也曾引起英美的注意。鉴于各方证人证言多有出入甚至相互矛盾，因而疑团重重，一时各种推断、猜测、似是而非的“事实”源源而出，莫衷一是。直至今日没有绝对的确定，成了一个不解的世纪之谜。
我最早接触这个问题，是在看米哈伊・齐阿乌列里1949年拍摄的苏联电影《攻克柏林》。对于希特勒之死，影片未作正面描写，只有这样的镜头：刚刚与希特勒举行了婚礼的爱娃・勃劳恩拿出希特勒为她准备的氰化钾，塞进肉食喂爱犬。狗瞬间被毒死。爱娃轻轻说：这药是灵的。接下去的镜头就是希特勒的侍卫官宣布：元首死了。交代得很模糊。随后是“文革”中悄悄阅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这样描述：“希特勒与大家告别后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倍尔等人在外面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第二次枪声，但没有。随后看到希特勒的尸体扒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了枪的。爱娃・勃劳恩躺在他身旁。两支枪滚落在地板上。爱娃没有用枪，她服了毒药。”
在阅读和观看了好些书籍、资料、电影之后，我原本确信希特勒毙命于地堡掩体的看法也有了动摇。
特劳德尔・胡姆普斯（婚后改姓容格）是希特勒女秘书中最年轻美丽的，她跟随希特勒两年半直到主子的地堡末日。容格夫人1947年写的《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日子》详尽而生动。2002年1月，八十二岁的容格在该回忆录前言中说，此“书绝非迟暮的自辨，亦不作自首陈词”；只“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
容格是真诚的。她的文字和这位如今已成老妪的美丽夫人在荧屏上的侃侃而谈，都给我这样的印象。在转述容格夫人对希特勒末日的叙述之前，还得先向读者介绍两个人：一是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又译：京斯策；希特勒党卫军旗队长、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一是海因茨・林格（Heiz Linge，侍从、管家、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他俩是所有证人中最为关键的；后面将不止一次提到。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说一下容格的记述――
4月30日这一天……京舍向我走过来，说：“过来吧，元首要跟大家告别。”希特勒慢慢走出自己的房间，比往常显得佝偻，站在门口，跟每个人握手。他望着我，却视而不见。他似乎已心不在焉了……我整个人僵在那儿，直至爱娃走到身边……她穿着元首最喜欢的那套衣裙，黑裙子，领子缀着玫瑰，头发新洗过，侍弄得很好。她跟随元首走入他的房间――走入她的死亡。沉重的铁门闭合。
我正在为戈倍尔的孩子们找点吃的，陪他们聊聊天，好分散他们的注意。忽然，一声枪响划出来，那么响，那么近，我们一下子都说不出话来。回声响彻每个房间……元首死了。后来，奥托・京舍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楼梯间，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他年轻俊朗的脸上一片憔悴，手不住颤抖着：“我执行了元首最后的命令，烧毁了他的尸体。”希特勒的房间门仍然敞开着，就在走廊末端。爱娃的小左轮手枪搁在桌子上，绕着粉红色花巾。那个黄铜药囊空壳扔在椅子脚边。希特勒的蓝色椅子上有血迹；希特勒的血。我忽然觉得恶心。苦杏仁味好重，让人作呕……
我把京舍领到幽静的一角。我想知道元首是怎么死的。京舍也愿意谈这个话题。他说：“我们再度向元首敬礼。”然后，他就带着爱娃走进房间，关上门。戈倍尔（纳粹帝国宣传部长、博士）……肯普卡（希特勒的司机）和我，站在走廊上等待。大概十分钟吧，对我们而言，简直漫长得不可忍耐，直到枪声划破死寂。几秒钟后，戈倍尔推开门，我们走进去。元首是向自己的嘴开枪的，同时咬碎了那个毒药玻璃囊。他的头骨都粉碎了，死状极其可怕。爱娃没有用到她的小手枪，她只是服了毒。我们用一床毯子裹住元首的头部，戈倍尔、阿克曼和肯普卡把尸体经楼梯抬到花园里。他那么瘦，尸体却重得出乎我意料。在花园里，我们并排摆下两具尸体，离掩体入口就几步之遥……然后肯普卡和我往尸体上浇汽油，我点燃一块破布扔过去。两具尸体当即被火焰吞没了……”
容格接着写道：“京舍说的话，我深信不疑。他那副震惊的模样，是无论如何装不出来的――何况他还是个心思单纯的壮小伙子呢。”
说到这里，容格又加重语气做了自己的判断：“元首他现在又能到哪儿去呢？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掩体内也没有任何秘密通道能通往自由之乡。希特勒也不可能走路了，他的身体早已不听使唤……”。
更为确切、详尽的描述见于长达四十二万言的《希特勒档案》。对于希特勒之死，它是这样表述的――
……4月30日下午两点左右，脸色苍白的鲍曼（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纳粹党党务中心头目）低声告诉京舍：希特勒和爱娃想在这一天结束他们的生命。并命令烧毁其尸体。
希特勒眼睛里曾经有的犀利目光熄灭了，脸色如土。眼下有黑圈。他左手的哆嗦好像已漫延到了头部和身体。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已经安排了在我死后将我烧掉，请你们务必执行命令。我不想人家将我的尸体运往莫斯科，放在陈列馆里展览。”
三点四十分，林格来到电话总机室，隔壁，希特勒同戈倍尔站在一起。后者大概是在最后一次设法说服希特勒离开柏林。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回答戈倍尔：“不，博士！您知道我的决定，它是不可更改的！”希特勒去向戈倍尔夫人告别。在工作室门旁，林格请求希特勒允许他向他告别。希特勒疲惫、冷漠地回答：“我已下令突围。请您设法随一支小部队向西突围出去。”林格问：“我的元首，我们现在还为谁突围呢？”希特勒默默地注视了林格一下，冷冰冰地说：“为未来的那个人！”
……四点差几分，林格经过京舍身旁，说：“我想事情结束了。”一面快步走进起居室。那里的火药味扑面而来。林格又出来，意外撞见了鲍曼，就报告了有火药味。鲍曼立马与林格奔向希特勒的工作室。林格开门，同鲍曼一道进入。但见希特勒坐在沙发左边，死了。已死的爱娃坐在新婚丈夫身旁。希特勒的右太阳穴有个硬币大的枪口，两道血痕从脸上流下。沙发旁的地毯上，有一洼碟子大的血。血喷到了墙和沙发上。希特勒右手搁在膝上，手掌朝上。左手垂在身侧。右脚旁有一支瓦尔特手枪，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左脚旁也是一支瓦尔特，口径六点三五毫米。希特勒身穿灰军装，上别金色党章、一级十字勋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员勋章。另外，白衬衫，黑领带，黑裤子，黑袜子，黑皮鞋。爱娃・勃劳恩嘴唇紧闭，高抬腿坐在沙发上。她的浅色高跟鞋放在地板上。她死于服用氰化钾。鲍曼叫来了党卫队员抬尸体去花园。林格从卧室找来被子摊在地板上，把希特勒尚未冰冷的尸体搬到被子上裹好。京舍向戈倍尔等众人宣布：“元首死了！”
林格把希特勒的尸体从工作室抱了出来，身后跟着两名党卫队员，将尸体抬往花园里的紧急出口。还站在前厅的戈倍尔、京舍等人则抬手敬礼。尚未包裹的爱娃・勃劳恩的尸体是司机肯普卡抱出工作室的。京舍从肯普卡手中接过来抱到出口去。
京舍来到希特勒的工作室。现场如旧：血洼旁的地上搁着两把手枪。京舍捡起枪，取下子弹。他发现致命的一枪是来自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那把。第二把同样装有子弹，打开了保险……
尽管档案因编撰的分外严谨而甚具可信性，但随后出现的各种情况不得不令人生疑。就上述所引材料看，特劳德尔・容格所述希特勒自杀是听京舍说的，她自己没有看见（只看见裹在毛毯里的尸体抬出来）。《档案》说目击希特勒与爱娃尸体的是林格和鲍曼两个人，没有提到京舍在场。可据另外的报道说，林格在监狱里扬言：只有他一个人了解真相，但他永远不说。那么，真相是什么？是指希特勒逃掉了？联想起前面所引《档案》中希特勒要林格突围的对话：林格问：“我的元首，我们现在还为谁突围呢？”希特勒默默地注视了林格一下，冷冰冰地说：“为未来的那个人！”――“未来的那个人”是否暗示即将外逃的希特勒自己？（但笔者认为，指的可能是卡尔・邓尼茨，这个希特勒在自己末日任命的、当了二十三天国家元首的海军元帅。）
按照认为希特勒是出逃的思路推理，《档案》描述的下面这个情节倒是可以与之呼应的：“京舍机械又仓促地去执行命令。他让希特勒的司机肯普卡立即送十桶汽油到元首掩蔽体，放在通往花园的紧急出口，并命令住在紧急出口小房间里的卫队和保卫处的党卫队员立即腾出地方，搬到别处去；紧急出口楼梯防护门外的哨兵撤回掩体内，只让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霍夫贝克一个人留在紧急出口门外，命令他不许任何人通过。然后，京舍走进掩体过道，站在会议前门外，等候那声枪响。时钟指向三点十分”。为什么要如此戒备森严地清场？是为了希特勒外逃扮演“自杀”的戏？如果说是，那么，京舍也可能是知情者。而林格怎么说只有他一个人了解真相！
有关枪杀的说法也不一样。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与特劳德尔・容格说是朝嘴巴射击的；《档案》说是右太阳穴有枪孔（开枪同时吞服氰化钾）。
书是后来才写的，开枪自杀是一开始就被认定的。可随后对包括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在内的十一具尸体与两具狗尸的解剖鉴定，死因均为氰化钾中毒；只有两条狗是被枪打死的。这跟当时许多证人的“开枪自杀”的证词相矛盾。审讯官们不得不再次审讯被捕的希特勒亲信，追问实情，结果都说自己并未亲见，只是听说而已，于是只好以“服毒自尽”定论，不再提“枪杀”。可是不久英、美送来的调查报告说是死于枪杀，并要求与苏联方交换调查材料。克格勃首领贝利亚同意了，可与他平起平坐的军事反间谍机关“斯梅尔希”（意即“杀死间谍”，除奸部的俄语字母简称的音译）头头阿巴科莫夫（贝利亚的竞争对手）坚决反对，因为怕由此暴露自己调查工作的疏漏。于是，贝利亚1945年12月下令重新调查希特勒之死的真相。这次调查命名为“神话行动”。《希特勒档案》就是“神话行动”的产物。它是跟据奥托・京舍和海因茨・林格（包括其他接近希特勒的纳粹军官俘虏）的口供写的。这两个希特勒的贴身党卫军官1945年5月被苏军捕获后，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分别关押。在整整四年时间里，克格勃用各种惯用的手法严加审问。为求供词的准确度，审讯员们往往反反复复拿同一个问题不断审问两人，找出两者所供的出入，再作进一步核实。为了弄清希特勒到底是否自杀了，1949年，苏联内务委员部还把林格和京舍押到柏林总理府现场，要他们准确地再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活动全过程的一切详情细节，一一指认事件发生的各个确切地点。回来后加大压力，要他们据实用文字记录，再由弗・卡・帕尔巴洛甫中校牵头的一个写作班子，编撰成适合斯大林阅读的报告（文字工作非常艰辛：既要充分呈现真相，又要把某些犯忌的事实和说法淡化、隐去，或巧妙地改写），作为苏共中央档案室编号462a的秘密文件直接呈送斯大林一个人。1991年苏联档案解密后，德国学者马蒂亚斯・乌尔获得了这份档案的复印件，于是跟亨利克・埃伯利合作，据此编成了这部沉甸甸的《希特勒档案》。
应该说，《档案》翔实、严谨、基本真实，特别对希特勒之死有了定论。可事实不全是这样。各种版本的“真相”层出不穷。比如：当年在焚尸处发现的颅骨与颌骨，被确认为希特勒的，根据是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医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从修过的牙齿作出的判断；可二十七年后他们又否认了自己的说法。希特勒留在沙发上的血迹，检验不是血，只是色泽相似的液体，烧焦尸体的大脑里也未见弹痕等等。
比这种种疑点更为惊人的传言是：一个叫凯尔瑙的警卫员说1945年“五一”节曾见过希特勒；丹麦海滨发现一只漂流瓶中一封纳粹士兵的信，说潜艇失事沉没，元首在密封仓内无法脱身……更为言之凿凿的则是：希特勒在阿根廷，爱娃跟他在一起！
这说法来源于2006年阿根廷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纪实报告《希特勒在阿根廷》。这是他2004年出版的《巴里洛切的纳粹分子》（笔者按：巴里洛切，座落在阿根廷西部安第斯山麓号称“小瑞士”的风景区）的后续部分。两部书引起轰动。这里，把作者跟俄罗斯《事实与论述》周刊记者的详细对话做个简要概括――
1945年4月30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希特勒“自杀”一小时后，悄悄乘私人飞机JU-52飞往西班牙（有人见他在飞机旁等候）。尽管盟军逼近柏林，但尚未造成对飞行的威胁。4月的最后七八天里，有一架飞机每每飞停在温德尔登大街。4月25日，柏林总理府掩体里，开会密谋如何撤离。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希特勒私人飞机驾驶员甘斯・鲍尔等参加了讨论。两天后，每架可载十人的五架飞机连同JU-52，飞抵柏林（这，已得到盟军情报部们证实）。二十四小时后，纳粹空军仅存的一百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奉命升空执行任务，掩护汉娜・赖奇穿越苏军防空网逃出柏林，以此作为正式护送希特勒逃命的演习（历史学家一致确认了这一事实）。翌日，希特勒就遵循汉娜・赖奇试探过的路线逃出柏林飞往西班牙；1945年夏末，又从西班牙乘潜艇去了阿根廷。
但耿法先生转述奥地利著名历史学者安娜・玛丽亚・西格蒙特在其专著《纳粹女人》中的叙说，却全不相同：1945年4月26日，纳粹著名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冒着猛烈炮火驾机护送一名德军将领飞柏林，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面见希特勒时，曾向希特勒建议驾机突围，但遭到希特勒拒绝。汉娜于是决心为元首殉葬。4月28日晚，希特勒为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准备私自率德军向盟军无条件投降而暴跳如雷，命令汉娜・赖奇驾机送一名陆军元帅立即离开柏林去查明希姆莱下落并将他逮捕，汉娜才得以有机会死里逃生。而没有提及希特勒在最后时刻离开地下室的任何行动（见耿法：《视野之外的纳粹女性》，《书屋》2004年第4期）。西格蒙特是位严谨的学者，不至于有大的疏漏吧。上述“出逃说”中，随同希特勒出逃的有爱娃・勃劳恩、泰奥德・莫莱尔和马丁・鲍曼（笔者疑点：泰奥德・莫莱尔Theodor Morell，又译穆勒，希特勒私人医生，1945年逃出柏林，在巴伐利亚被捕，1947年释放。怎么可能随希特勒出逃呢？）
可是，随后不是发现了希特勒的颅骨吗，那么，没有颅骨的希特勒怎么外逃呢？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解释是：那块骨头不会是希特勒的。当时Ｘ光技术差，难以分辨，误导了。而俄罗斯至今拒绝把这块颅骨做DNA鉴定。还有，1972年在柏林挖基坑时掘出了一具人骨骼，经DNA鉴定是卡尔・鲍曼的。这又怎么解释呢？巴斯迪认为，鲍曼确实在阿根廷和巴拉圭生活过。这是有许多证据的，特别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照片。因此，完全有可能鲍曼死后又被运回柏林埋葬。
希特勒一行乘三艘潜艇到阿根廷后，为防泄露秘密，将潜艇都沉入海底。现在发现海面下确有巨物沉入沙中。
同样引人瞩目的：有一编号为65－53615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谈到阿根廷一对德国移民艾克霍恩夫夫妇家的园丁，是美国间谍。他在一份递送的报告中说，住在拉－法尔德村的这对夫妇，从1945年6月起，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庄园，准备迎接希特勒的到来。可以证明希特勒逃走的文件远不止这一份。可惜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俄国都没有把涉及这一问题的档案全部解密。
巴斯迪十五年间采访了上百位见证了希特勒在阿根廷的证人。可由于害怕尚活着的潜藏此间的纳粹分子，大部分证人现在才开始张口说话（笔者按：不由得想起意大利电影《夜间守门人》中，战后潜伏下来的纳粹分子消灭证人的恐怖活动。）
巴斯迪表示，他已正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允许他对希特勒的残骨进行鉴定――准备取其DNA样本，与1960年去世安葬于贝尔格弗里德霍夫公墓的希特勒姐姐的DNA样本做比较，获得最终的证据，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事实（笔者按：巴斯迪谈话时尚未知晓，对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那块被认为是希特勒的留有弹痕的颅骨，后来美国科学家经DNA检测发现，竟是一个二十到四十岁女性的骨头！）。对于沉海的三艘潜艇，他也已向阿根廷有关部门要求，把它们打捞上来作仔细研究，探求真相（如今，已经若干年过去，未知事情有否进展）。
后来还有一种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说法：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死于空难，事后出现的只是一个替身……总之，六十八年来，希特勒留给我们猜的谜太多，除了死亡之谜外，还有诸如性格之谜、生涯之谜、性别性爱之谜、失败－成功－失败之谜，等等，只有谜面，没有谜底。
（《希特勒档案》：［德］亨・埃伯利、马・乌尔著，金城出版社，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