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又开始给深圳市领导写报告了。
这次的报告，主题是关于南方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和校园建设的问题。南方科技大学从筹划到创立，朱清时记不清与深圳市政府下面各个部门官员打过多少交道。“反反复复与政府部门沟通，到实在讲不通的时候，就只有直接找市长跟书记。”每次，朱清时都会将自己最深层次的想法和困惑，亲自写成报告，“跟他们说理。”
2009年9月10日，接过时任深圳代市长王荣亲手颁发的聘书，时年63岁的朱清时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南科大要成为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而三年后回头望，这个承诺的实现愈发艰难。
这是朱清时人生命运的一次被选择。此番做校长，彻底打乱了朱清时的闲适生活。在62岁那年，他从任职10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位上退休，做起了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基地的学委会主任，这份工作不但清闲，还可以到仓库里看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珍宝，是“文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正当朱清时沉浸在“半隐居”的生活中，刚开始悠然自得的时候，南方科技大学的遴选委员会找到了他，几番劝说后，朱清时答应就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再次出任大学校长，并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一直是以一种学者的身份在工作。学者的特点就是只承认真理，就是没有被行政化，所以我当大学校长也还是经常锋芒毕露地说很多不同意见。”
这是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力推教改失败后的二次冲锋，他以一己之力推行教改，却未能摆脱体制的束缚。执掌南方科技大学之初，他原本预想了诸多困难，但南方科技大学创建之后，朱清时发现“现在遇到的困难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第一次教改：官本位作怪 注定会失败
作为四十五岁就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颇具传奇色彩的学者，朱清时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成为了我国分子化学领域的学术中坚。而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在学术研究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时候，他却先后到中国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做起了校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正是中国大学疯狂比拼规模的年代，各高校的扩招运动以“拉动内需，让教育产业化”之名风风火火地开展着。而朱清时在中科大校长任上面临的第一件棘手的事，也正在于此。
朱清时着手施行教改，试图学习西方先进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课程设置更新，就是不要设那么多课，教程用的都是一流的、都是跟现代科技前沿接轨的。然后希望老师用刚才我说的这种方法，不仅给学生知识，而且让学生学会创造。”
但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改失败了。总结原因，他认为，是体制决定了教师对教学没有积极性，对大部分高校教师来说，评职称和得成果奖比备课和传授知识来得重要。这个现状让朱清时有点失望，他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搞不起来，关键是大学已经僵化了，行政化了，大学就像一个行政机关、机构一样。本来大学灵魂是所有人应该去追求学术卓越，现在追求学术卓越已经靠边站了，现在是官本位，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大家都不追求卓越，那谁愿意把教学搞好？”
风起南科大：三年磨一剑 教改仍需攻坚
从中科大校长职位退下来后，朱清时对中国教改的认识更深入了。他明白了，大学的教改，关键是体制，人和课程设置都是表观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运转机制要改革，关键是要把“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这种行政化的模式改成“谁科研搞得好就听谁的”。
卸任之后，享受了一年的清闲，他就应南方科技大学之邀重新启程，再次试水教改。
虽然到来之前已预设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但在推进过程中，朱清时遇到了比预想多得多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去行政化。
事实上，在朱清时上任之前，他就提出了要做校长，南科大必须去行政化的要求。几年下来，南方科技大学的去行政化之路走得异常艰苦。“去行政化是一件很难的事，要全国一起才行，光一个大学局部来做是很辛苦的。”朱清时不禁感慨。
“政府出钱，政府的官员就要干预学校的事，他们来决定给不给学校钱，所以他们的意见就起很重要的作用。”朱清时直言称，政府官员的意见往往不一定符合教育的规律，所以这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首先，上级领导机关还是用行政化的手段来管南科大，要招聘教授和干部，还是更习惯性行政化的那一套，都追求职称，追求行政级别，你在一个小局部框定你要纯洁，不要行政级别，不要职称，那很难做到的。所以很辛苦。”朱清时说。
“一些从其他高校招聘过来的、原来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也早就习惯了行政化，没有职称，很多人不能接受。”朱清时说。
朱清时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各种人谈话，有学校领导来商量工作，有系里负责人来商量工作，还有一些普通老师来陈述科研项目，学生们也会来找他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南科大的这几年经历了一些风波和争议，朱清时自身压力很大，晚上经常睡不好，安眠药要吃一般人两倍的剂量。加上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工作，这个六十六岁南科大校长的精神大不如前。
令朱清时感到欣慰的是，南科大引进的7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中组部第四批“青年千人计划”公示人选名单，入选人数与南京大学并列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第六名。排在南科大前面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朱清时对南科大的第一届学子寄托了殷切的希望，他说：“我们的学生得到社会的认可，那南科大就会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
在回忆南科大创办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时，朱清时曾经用《易经》里的困卦来形容他的焦虑：“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
但是到了2012年，当南方科技大学磨剑三年，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时候，他说：“还是困。这个时候的困，比两三年前的困更困了。”
当下之困，则源于朱清时的不确定，未来能否兑现曾经的承诺。
朱清时又开始给深圳市领导写报告了。
这次的报告，主题是关于南方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和校园建设的问题。南方科技大学从筹划到创立，朱清时记不清与深圳市政府下面各个部门官员打过多少交道。“反反复复与政府部门沟通，到实在讲不通的时候，就只有直接找市长跟书记。”每次，朱清时都会将自己最深层次的想法和困惑，亲自写成报告，“跟他们说理。”
2009年9月10日，接过时任深圳代市长王荣亲手颁发的聘书，时年63岁的朱清时正式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南科大要成为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而三年后回头望，这个承诺的实现愈发艰难。
这是朱清时人生命运的一次被选择。此番做校长，彻底打乱了朱清时的闲适生活。在62岁那年，他从任职10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位上退休，做起了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基地的学委会主任，这份工作不但清闲，还可以到仓库里看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珍宝，是“文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正当朱清时沉浸在“半隐居”的生活中，刚开始悠然自得的时候，南方科技大学的遴选委员会找到了他，几番劝说后，朱清时答应就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再次出任大学校长，并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一直是以一种学者的身份在工作。学者的特点就是只承认真理，就是没有被行政化，所以我当大学校长也还是经常锋芒毕露地说很多不同意见。”
这是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力推教改失败后的二次冲锋，他以一己之力推行教改，却未能摆脱体制的束缚。执掌南方科技大学之初，他原本预想了诸多困难，但南方科技大学创建之后，朱清时发现“现在遇到的困难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第一次教改：官本位作怪 注定会失败
作为四十五岁就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颇具传奇色彩的学者，朱清时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成为了我国分子化学领域的学术中坚。而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在学术研究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时候，他却先后到中国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做起了校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正是中国大学疯狂比拼规模的年代，各高校的扩招运动以“拉动内需，让教育产业化”之名风风火火地开展着。而朱清时在中科大校长任上面临的第一件棘手的事，也正在于此。
朱清时着手施行教改，试图学习西方先进大学的经验：“第一个课程设置更新，就是不要设那么多课，教程用的都是一流的、都是跟现代科技前沿接轨的。然后希望老师用刚才我说的这种方法，不仅给学生知识，而且让学生学会创造。”
但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改失败了。总结原因，他认为，是体制决定了教师对教学没有积极性，对大部分高校教师来说，评职称和得成果奖比备课和传授知识来得重要。这个现状让朱清时有点失望，他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搞不起来，关键是大学已经僵化了，行政化了，大学就像一个行政机关、机构一样。本来大学灵魂是所有人应该去追求学术卓越，现在追求学术卓越已经靠边站了，现在是官本位，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大家都不追求卓越，那谁愿意把教学搞好？”
风起南科大：三年磨一剑 教改仍需攻坚
从中科大校长职位退下来后，朱清时对中国教改的认识更深入了。他明白了，大学的教改，关键是体制，人和课程设置都是表观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运转机制要改革，关键是要把“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这种行政化的模式改成“谁科研搞得好就听谁的”。
卸任之后，享受了一年的清闲，他就应南方科技大学之邀重新启程，再次试水教改。
虽然到来之前已预设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但在推进过程中，朱清时遇到了比预想多得多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去行政化。
事实上，在朱清时上任之前，他就提出了要做校长，南科大必须去行政化的要求。几年下来，南方科技大学的去行政化之路走得异常艰苦。“去行政化是一件很难的事，要全国一起才行，光一个大学局部来做是很辛苦的。”朱清时不禁感慨。
“政府出钱，政府的官员就要干预学校的事，他们来决定给不给学校钱，所以他们的意见就起很重要的作用。”朱清时直言称，政府官员的意见往往不一定符合教育的规律，所以这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首先，上级领导机关还是用行政化的手段来管南科大，要招聘教授和干部，还是更习惯性行政化的那一套，都追求职称，追求行政级别，你在一个小局部框定你要纯洁，不要行政级别，不要职称，那很难做到的。所以很辛苦。”朱清时说。
“一些从其他高校招聘过来的、原来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也早就习惯了行政化，没有职称，很多人不能接受。”朱清时说。
朱清时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各种人谈话，有学校领导来商量工作，有系里负责人来商量工作，还有一些普通老师来陈述科研项目，学生们也会来找他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南科大的这几年经历了一些风波和争议，朱清时自身压力很大，晚上经常睡不好，安眠药要吃一般人两倍的剂量。加上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工作，这个六十六岁南科大校长的精神大不如前。
令朱清时感到欣慰的是，南科大引进的7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中组部第四批“青年千人计划”公示人选名单，入选人数与南京大学并列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第六名。排在南科大前面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朱清时对南科大的第一届学子寄托了殷切的希望，他说：“我们的学生得到社会的认可，那南科大就会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
在回忆南科大创办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时，朱清时曾经用《易经》里的困卦来形容他的焦虑：“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
但是到了2012年，当南方科技大学磨剑三年，终于获得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时候，他说：“还是困。这个时候的困，比两三年前的困更困了。”
当下之困，则源于朱清时的不确定，未来能否兑现曾经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