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结束后，紧接着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高潮不断，热火朝天。经过参加土改，我对农村和农民情况有所了解，当时农村正缺少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我的小学同学中不少人都当上了队长会计之类的村干部，我也动摇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读书，向知识的海洋进军！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如愿以偿考入万宁第二中学。万二中的前身是大同中学，创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未（1948年）。大同中学名声很大，它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教学仪器设备，更引人注目的是国民政府万宁县长李鼎京亲自兼任校长。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这所中学，改名万二中（当时全县只有两所中学，另一所是万宁中学）。万二中接承了大同中学的部分师资和全部教学设备，条件非常好。在教师队伍中，除校长林鸿信、教导主任林凤池，总务主任殷崇实，还有一批重量级的学科老师，如刘国瑞、殷焕楠（语文），林绍芬（几何），吴道耀（代数），陈宁远（物理），陆积任（化学），叶士荦（英语），还有曹绍明、陈灼华、刘炳光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可谓藏龙卧虎。印象最深的是刘炳光老师，他是教生物的，是老师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刘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他在操场的南端围起一块“试验田”，种了一些西红柿及牵牛花之类的植物，每天清晨起来先到试验田走走看看，天旱时还用铁桶提水去浇地。他上课常讲一个鸡蛋营养多过一斤番薯，“吃鸡蛋，人聪明；吃番薯，人糊涂”，鼓励我们多吃鸡蛋。他经常让眼镜滑到鼻尖，看谁不认真听课，他就提问谁。他提问时你答不上来他也不让你难堪，只是笑眯眯看你一眼，等于告诫你要认真听讲。所以，凡是刘老师上课，课堂气氛就很轻松。刘老师走路很慢，动作迟钝，说话口齿不清，有时同学们背后议论他，他听到了也不回头，只顾往前走，喃喃自语。对这位近乎迂腐的老人，我们都很喜欢他。 那时候，学习气氛很浓，老师认真的教，学生自觉地学，尊师重教，尊纪爱校，蔚然成风。学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习环境。比如，上课点名，缺课、迟到早退超过多少次，就取消申请助学金和“三好学生”评选资格；又比如，按规定晚自习与白天上课一样，班主任老师，科任老师轮番巡查、辅导，同学们互相帮助，有些问题白天没搞懂，晚上得到解决。于是，晚自习出现争先恐后占位的现象。学校宿舍供不应求，多数同学都在附近农村租住民房，一到傍晚，每个人端着一盏小煤油灯从四面八方涌入校园，占踞最佳位子。天黑下来，教室内外小煤油灯亮起，星星点点，连城一片，如同天上的繁星。
我是怀着求知的欲望入学的。这样良好的 学习环境，为我吸取知识营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不敢有任何懒散。除认真听讲，按要求完成课堂作业，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课外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初一期终考试，我的总分为全班第一，得到学校的表彰——奖励一本盖有学校大印的胶皮笔记本和一本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直至毕业，六个学期的期终考试，我的成绩始终都是一、二名。
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从第二学期起，我逐渐入学校的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工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受到广泛关注，为青年人所向往，积极争取加入团组织，以此为荣。我们这届学生有四个班，共有二百多人，我是唯一一个共青团员，因此在老师和同学中受到尊重。我注意到，许多同学都喜欢与我接触，有入团的愿望。于是，我开始在本班乃至全年级中对学习成绩好，操行（品德）优良，又有入团要求的同学中发展团员，壮大团的队伍。经我介绍加入的第一批团员后来都成为骨干，通过他们再去发展新团员，使组织不断扩大。从初二开始，经上级团组织批准，建立共青团万宁第二中学委员会，我当选团委书记，各班分别建立团支部，建立健全组织后开展团的活动。团组织要求团员在学习、纪律、团结方面起带头模范作用，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带动其他同学，很快形成“团员效应”，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的同学越来越多。
学校学生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和学生会两块牌子挂在一起，全校性活动由学生会组织，团委支持，团员积极参加。学生会负责定时出版 每周一期的黑板报（二十多米长），作为全校师生文化生活园地；组织周末的文体活动，还经常到附近农村去宣传当前党的方针政策，演出活报剧和海南戏，深受群众的欢迎，得到学校领导和当地政府的赞扬。团组织和学生会的经常性活动，对于活跃学校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尽管社会活动占用了一些时间，但对我的学习影响不大，成绩仍然保持优秀。而且，由我组织和参与的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使我的工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由于学习成绩优良，又热心于社会工作，中学三年中，连续被评为“三好学生”、“县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一九五六年还被提名为“广东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多次出席团县委组织的团干培训和表彰大会等全县性活动。
学生时代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之所以能够维持三年学业，全靠助学金。因为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学校给我最高等级的助学金，每月六元，我的全部生活费用就在这六元内安排。当时学生食堂伙食费标准就是六元，但我没敢在学生食堂吃饭，因为除了吃饭还有别的费用。每天上完早操就在租住的民房自己生火煮饭，待上午上完了课早饭午饭一起吃（凡租住居民房的同学大体都是这样）。下午放学后回家吃饭（我家距离学校只四五里路），晚饭后匆匆赶回学校参加晚自习。这六元钱，按计划除最低生活开支外，理发、买书，还订了一份文学杂志《萌芽》，有时月底还能省下一两元。
我终于顺利完成三年的中学学业，没有辜负学校的教育，社会的培养，亲人的期望，以及自己的初衷！
回首峥嵘岁月，有多少事值得留连。
致那位曾经爱过的女孩
那是情窦初开的季节，
我们相遇，
相识在铺满阳光的路上。
在那没有围墙的校园里，
爱如浮云，
飘忽不定。
彼此藏匿在心灵深处的火焰，
慢慢燃烧，
又悄悄熄灭。
而你的身影，你的笑容，你的眼神，
还有那排神秘的女生宿舍，
却在我心中定格！
如今，
虽然你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然而，你还在我的身旁。
土改结束后，紧接着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高潮不断，热火朝天。经过参加土改，我对农村和农民情况有所了解，当时农村正缺少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我的小学同学中不少人都当上了队长会计之类的村干部，我也动摇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读书，向知识的海洋进军！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如愿以偿考入万宁第二中学。万二中的前身是大同中学，创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未（1948年）。大同中学名声很大，它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教学仪器设备，更引人注目的是国民政府万宁县长李鼎京亲自兼任校长。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这所中学，改名万二中（当时全县只有两所中学，另一所是万宁中学）。万二中接承了大同中学的部分师资和全部教学设备，条件非常好。在教师队伍中，除校长林鸿信、教导主任林凤池，总务主任殷崇实，还有一批重量级的学科老师，如刘国瑞、殷焕楠（语文），林绍芬（几何），吴道耀（代数），陈宁远（物理），陆积任（化学），叶士荦（英语），还有曹绍明、陈灼华、刘炳光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可谓藏龙卧虎。印象最深的是刘炳光老师，他是教生物的，是老师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刘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他在操场的南端围起一块“试验田”，种了一些西红柿及牵牛花之类的植物，每天清晨起来先到试验田走走看看，天旱时还用铁桶提水去浇地。他上课常讲一个鸡蛋营养多过一斤番薯，“吃鸡蛋，人聪明；吃番薯，人糊涂”，鼓励我们多吃鸡蛋。他经常让眼镜滑到鼻尖，看谁不认真听课，他就提问谁。他提问时你答不上来他也不让你难堪，只是笑眯眯看你一眼，等于告诫你要认真听讲。所以，凡是刘老师上课，课堂气氛就很轻松。刘老师走路很慢，动作迟钝，说话口齿不清，有时同学们背后议论他，他听到了也不回头，只顾往前走，喃喃自语。对这位近乎迂腐的老人，我们都很喜欢他。 那时候，学习气氛很浓，老师认真的教，学生自觉地学，尊师重教，尊纪爱校，蔚然成风。学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习环境。比如，上课点名，缺课、迟到早退超过多少次，就取消申请助学金和“三好学生”评选资格；又比如，按规定晚自习与白天上课一样，班主任老师，科任老师轮番巡查、辅导，同学们互相帮助，有些问题白天没搞懂，晚上得到解决。于是，晚自习出现争先恐后占位的现象。学校宿舍供不应求，多数同学都在附近农村租住民房，一到傍晚，每个人端着一盏小煤油灯从四面八方涌入校园，占踞最佳位子。天黑下来，教室内外小煤油灯亮起，星星点点，连城一片，如同天上的繁星。
我是怀着求知的欲望入学的。这样良好的 学习环境，为我吸取知识营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不敢有任何懒散。除认真听讲，按要求完成课堂作业，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课外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初一期终考试，我的总分为全班第一，得到学校的表彰——奖励一本盖有学校大印的胶皮笔记本和一本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直至毕业，六个学期的期终考试，我的成绩始终都是一、二名。
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从第二学期起，我逐渐入学校的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工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受到广泛关注，为青年人所向往，积极争取加入团组织，以此为荣。我们这届学生有四个班，共有二百多人，我是唯一一个共青团员，因此在老师和同学中受到尊重。我注意到，许多同学都喜欢与我接触，有入团的愿望。于是，我开始在本班乃至全年级中对学习成绩好，操行（品德）优良，又有入团要求的同学中发展团员，壮大团的队伍。经我介绍加入的第一批团员后来都成为骨干，通过他们再去发展新团员，使组织不断扩大。从初二开始，经上级团组织批准，建立共青团万宁第二中学委员会，我当选团委书记，各班分别建立团支部，建立健全组织后开展团的活动。团组织要求团员在学习、纪律、团结方面起带头模范作用，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带动其他同学，很快形成“团员效应”，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的同学越来越多。
学校学生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和学生会两块牌子挂在一起，全校性活动由学生会组织，团委支持，团员积极参加。学生会负责定时出版 每周一期的黑板报（二十多米长），作为全校师生文化生活园地；组织周末的文体活动，还经常到附近农村去宣传当前党的方针政策，演出活报剧和海南戏，深受群众的欢迎，得到学校领导和当地政府的赞扬。团组织和学生会的经常性活动，对于活跃学校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尽管社会活动占用了一些时间，但对我的学习影响不大，成绩仍然保持优秀。而且，由我组织和参与的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使我的工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由于学习成绩优良，又热心于社会工作，中学三年中，连续被评为“三好学生”、“县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一九五六年还被提名为“广东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多次出席团县委组织的团干培训和表彰大会等全县性活动。
学生时代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之所以能够维持三年学业，全靠助学金。因为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学校给我最高等级的助学金，每月六元，我的全部生活费用就在这六元内安排。当时学生食堂伙食费标准就是六元，但我没敢在学生食堂吃饭，因为除了吃饭还有别的费用。每天上完早操就在租住的民房自己生火煮饭，待上午上完了课早饭午饭一起吃（凡租住居民房的同学大体都是这样）。下午放学后回家吃饭（我家距离学校只四五里路），晚饭后匆匆赶回学校参加晚自习。这六元钱，按计划除最低生活开支外，理发、买书，还订了一份文学杂志《萌芽》，有时月底还能省下一两元。
我终于顺利完成三年的中学学业，没有辜负学校的教育，社会的培养，亲人的期望，以及自己的初衷！
回首峥嵘岁月，有多少事值得留连。
致那位曾经爱过的女孩
那是情窦初开的季节，
我们相遇，
相识在铺满阳光的路上。
在那没有围墙的校园里，
爱如浮云，
飘忽不定。
彼此藏匿在心灵深处的火焰，
慢慢燃烧，
又悄悄熄灭。
而你的身影，你的笑容，你的眼神，
还有那排神秘的女生宿舍，
却在我心中定格！
如今，
虽然你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然而，你还在我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