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
跑沙
屈原在中国的影响，历代文人里面恐怕是无出其右的。二千多年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不用说内心深处普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屈子情结，就连老百姓也似乎对屈原情有独钟，民间流传了专门纪念屈原的节日——中国还没有第二个文人获此殊荣。屈原成了中国文化里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
屈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享有的如此崇高的地位，真的是一点水分也没有吗？屈原究竟为什么两千年来，在中国人的心里活得如此茁壮顽强？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企图把握屈原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及后人追慕怀念屈原的真实原因。
一：屈原在民间的影响
我们很可能高估了屈原在民间的影响力，高估了中国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力和精神趣味。真正在中国百姓心目中占
了重要地位的神，向来是与百姓的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因为生活多艰辛苦难，人们供奉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因为要延续子嗣香烟，人们礼敬送子娘娘；因为渴望发家致富，人们迷信财神；因为处于社会的底层遭受冤屈无处申诉，人们热爱包公；因为要宣扬礼义忠信以维系社会的稳固，人们崇拜关帝；因为羡慕逍遥快乐的生活，人们制造了八仙；因为贪恋富贵荣华，人们想象出福禄寿三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世俗生活中百姓崇信的神灵是相当杂乱的。无论是释教的，道教的，儒教的，他都可以拿来顶礼膜拜——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这好处有时是出于物质上的，有时是出于精神上道德上的。在这样一个以利益为宗教的最高准则的国度，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百姓对一个与他们的生活、利益全然无涉的一介文人屈原，会念念不忘达两千年之久呢？
而且，闻一多早已考证，端午节实起源于吴越一带的祭神仪式，居住水泽之畔
的先民出于对水的恐惧，故以划龙舟，投祭物（粽子）的方式以求得与龙神的沟通，最初与屈原毫无干系。这种看法颇有见地。但闻一多以为端午后来之所以附会到屈原身上，是因为在对死之恐惧逐渐淡漠以后，人们又有了对生的光荣的企盼，我却以为未必。屈原与端午节的联姻，很难想象出于百姓的自发性行为，而多半是后世官方（多半还有文人好事者的推波助澜）有意为之。因为就算在当时，这位出身贵族、自视甚高的三闾大夫也是与平民百姓颇有隔膜的——在中国，文化精英们要与平民大众取得真正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以为屈原是一位人民的诗人，这观点我们现在看来当然颇难成立，而且就算如闻一多所说，屈原真是一位“人民的诗人”，我想他也未必能为人民所理解。中国同情人民疾苦的文人甚多，远的如杜甫、范仲淹，近的如鲁迅，都是竭尽其一生心力为人民鼓与呼的，但他们都得到民众的理解与爱戴了吗？鲁
迅先生对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笔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者夏瑜，就被他所爱着的人民所仇恨，吃尽了他的血肉。个中原因，不是简单的一句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认识到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力量就可以解释的，因为发动群众更多的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而求得群众思想上的沟通显然要更为艰巨而复杂。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读懂鲁迅诸如《故事新编》一类作品背后蕴藏的巨大深刻的寂寞和悲凉。
闻一多曾感慨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其实，不仅是今天，历朝历代，民众对于屈原都是陌生的，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也没有能力对屈原发生兴趣，屈原，无论他的文章还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都与中国世俗的民众相去太远了。平民百姓要了解屈原的困难，绝不比一棵稻谷要了解一头雄狮的困难更少——他们压根儿就是毫不相干的两类事物。
但是在历代官方政府那里，屈原就有了充分的机会表现出他的价值，因为尽管屈原在《离骚》里大发牢骚，怨愤之情，溢于言表，不大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但他在《离骚》里表现出来的对楚国的眷顾，以及最后以身投江的悲剧性的结局，却使他从此被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这自然是历代统治者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力量。为了使这种力量深入民间，于是，在统治者的宣扬下，屈原与端午节被暴力联结起来，一直流传至今。但对于百姓来说，流传下来的其实只有节日，屈原始终无法介入他们的精神生活。
也许有人要怀疑，失去了屈原的端午节，还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吗？还有流传下来的可能和必要吗？我的回答是当然有的。没有了屈原，文人墨客当然会觉得大煞风景，但民众并不会觉得有多少缺陷，对于百姓来说，端午节与其它的民间性的节日，如春节、庙会，并无本质的区别。中国的百姓生活穷苦而
单调，一年里人们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日子来加以调剂，在这些难得的节日里，人们可以短暂地放纵自己的物欲，发泄自己的情绪，来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对于缺乏正常娱乐的中国民众来说，端午就像伏尼契笔下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星期肉菜汤，是野蛮生活里的一丝文明气息，故此二千年来，它能绵绵不绝地得以延续。
二：屈原在历代文人中的影响 屈原在历代文人中的影响，可就是货真价实的了。从贾谊写《吊屈原赋》以来，后人凭吊屈原的作品，不胜枚举，屈子与汨罗江成了怀古诗中最好的题材，屈原成了万世文人景仰的对象。 屈原的生平事迹，先秦典籍里鲜有记载，似乎屈原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屈原的身世经历最早做了较详细的描述。我们看《屈原列传》可以发现，字里行间溢满了作者对屈原的钦佩、赞颂、同情，及对屈子遭遇不幸的愤慨。一部《史
记》，找不出第二个人比屈原更能牵动太史公的心肠，更能让太史公在写作的时候“特地著精神”了。而正是这一篇《屈原列传》塑造了屈原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形象，奠定了屈原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且看《屈原列传》对屈原生平的描述，来看屈原之所以让太史公为之心折，为之魂牵梦绕，为之寝食难安的原因。据《史记》载，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少年得志，“为楚怀王左徒”，具有相当的政治才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且似乎很得怀王的信任与重用，“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后来因为小人的谗言，失去了怀王的宠信。怨愤之余，乃赋《离骚》。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甚高，认为《离骚》“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甚至认为“虽与明争光可也”，后来屈原被流放，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表现出强烈的忠君爱国的节操。但终于不能重新获得当权者的信任，最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结束了他坎坷怨愤的一生。
读《屈原列传》，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司马迁掺杂了过于强烈的主观感情，而缺乏史家应有的客观与冷静。他在《史记》里夸耀屈原卓越的政治才能，而把亡国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昏君谗臣，但实际上，屈原曾经是有过非常宝贵的供他施展才能的机会的，只不过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加以把握，最后才造成形势的逆转，让奸侫小人日渐得宠而自己日渐失势。在这场楚国上层社会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屈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从来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子兰与郑袖之流，而对方略施手段，就让他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怀王的昏庸与楚国贵族的腐败，但我们同时可以发现，屈原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相当稚嫩。就算《史记》里对屈原的政治才能的评价合乎事实，屈原也不
能算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因为他有才而无能，有谋而无术。在中国，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仅要有经天纬地、匡扶社稷的才能，还必须具备脚踏实地的作风以及与各种反对力量周旋斗争的勇气和智慧。如诸葛亮，他六出祁山伐魏，其间也曾受到宦官的挑唆离间，后主召他回朝，作为臣子，他不敢抗命，但他一回朝廷，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宦官以清君侧。像周恩来，在时局相当黑暗混乱之时，他始终能正视现实，既知与现实相妥协以求自保，又能尽力与各种势力相周旋抗颉，以图力挽狂澜。刘禅之昏庸实不让于怀王，而文革之黑暗犹烈于楚国，但诸葛亮、周恩来那种真正卓越的政治家的务实、果敢的精神和斗争能力是屈原远远不及的，政治上的懦弱与幼稚使屈原一生被环境所左右，以至最终怀石投江。屈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家，他制订国家政策、方针，有条而不紊，但他显然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与能力，在与奸侫小人进
行权力（国君的信任）的争夺时，他既没有政治家应有的圆滑和机智，又缺乏铁的意志和手腕，待到形势一步步逆转，大局既定，无可挽回之际，他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的怨愤之气了，他指责小人的猖披，他埋怨国君的昏聩，他哀叹时局的险恶，屈原浑身上下充满了诗人天真的气质，而缺乏政治家的精明练达，这才是导致他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也颇多溢美之辞。司马迁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看法切中肯綮，《离骚》就是屈原遭小人谗间，被国君疏远乃至流放的一肚皮怨气的发泄。其中展现出一个执着而天真傲岸的诗人形象，确实令人读后唏嘘流涕，扼腕长叹。但司马迁称赞它“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仿佛《离骚》与《论语》一样，竟可以作为治国之经典，就很有不理智的溢美之辞的嫌疑了。《离骚》就其文而言，光彩灼灼，与《诗经》一起构成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令后世诗人，无不被
其泽惠，确足以照耀千古，但它的内容，确乎无关于经世治国，而从头到尾只是个失意文人的忧愁忧思。
司马迁写屈原遭放逐之后，仍“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甚至最后理想彻底破灭后，不惜怀石投江，把屈原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可能是后世文人仰慕屈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屈原的爱国者的形象仍然值得讨论。我认为屈原对楚国的眷恋、对怀王的忠诚，大半是因为其特殊的出身及由此引起的自豪感与人生理想的寄托。战国时期，游说纵横之风盛行，普通士人有相当强烈的功利欲望而并无强烈的家国道义感与责任感，哪里能给自己提供施展才能建功立业的天地，哪里就是我的家园。在这种环境之下，屈原并没有太多的理由对楚国念念不忘，他之所以对楚国如此执着，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把自己的荣誉、价值、优越感紧紧依附于楚国之上。屈原出身楚国贵族，是楚国的大姓，《离骚》一劈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
考曰伯庸”，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是相当引以自豪的。不仅如此，他的生辰也非常奇特，“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使得屈原身上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他从小注意修养自己的才能，培育自己的品德，俨然以楚国未来的栋梁之材自居。他少年有为，二十余岁便出任怀王左徒。当他在大好青春年华之际，受到怀王的信任重用，无限美好的前程在他眼前铺展开来，他从此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紧紧联系起来，是相当自然的事。况且，从《离骚》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屈原的个性、情感相当偏执。《离骚》里反复出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类的句子，很能表现出他由巨大的失落感而产生的偏执狂。这种偏执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了屈原怀石投江的悲剧。与其说屈原之死是因为为国尽忠，倒不如说是因为他骨子里偏执的诗人气质。李贽曾指出“古今死忠者
不少，必为道义名节不得不死耳，若论道义名节，则屈子尽可不死，屈子之死，根于至性，实千古未有”，真是眼光灼灼之评。所以说屈原的悲剧，实在是性格的悲剧。宋朝李觏[gòu]咏《屈原》诗曰：“秋来张翰偶思鲈，满筯鲜红食有余，何事灵均不知退，却将闲肉付江鱼。”是历代诗人咏屈原的作品中少有的调侃之作，但我以为其中深意颇堪玩味。 综上所论，我以为屈原只是一个在历代文人中有深刻影响的作家。他对后人的影响，一方面出于他的诗歌对后人膏泽之深，另一方面，乃由于他的人生遭遇，以及强烈的孤芳自赏，傲岸不群的个性。对国家、国君竭忠尽力仍得不到统治者的理解和信任，是最能得到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同情和引起共鸣的，这或者可以解释司马迁为什么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进行不遗余力的赞颂。因为司马迁本人就有非常相似的经历。司马迁自幼好学，才华过人，很得武帝的赏识，但正当他意气风发想有所作为
之际，却因李陵事件触怒了武帝，被处以腐刑，司马迁对汉室的忠诚及他所遭受的苦难，比起屈原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遭受腐刑之后，满腔的悲愤积郁在心里，发而为《史记》，故金圣叹说《史记》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当他碰到屈原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由触动自己的情怀，从而对其做出掺杂了太多个人主观色彩的评价，正是情理之中的事。并且屈原与司马迁在个性性情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天真傲慢，热情而富于幻想，有强烈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且性格深处都有浓重的悲剧色彩。鲁迅说《史记》乃无韵之《离骚》，刘熙载评《离骚》之衍流曰：“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司马长卿，”正是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离骚》与《史记》中表现出来的作者极为相似的情感特征和个性品质。而这种强烈而独特的个性、人格，我以为正是屈原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也即是屈原不朽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
跑沙
屈原在中国的影响，历代文人里面恐怕是无出其右的。二千多年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不用说内心深处普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屈子情结，就连老百姓也似乎对屈原情有独钟，民间流传了专门纪念屈原的节日——中国还没有第二个文人获此殊荣。屈原成了中国文化里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
屈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享有的如此崇高的地位，真的是一点水分也没有吗？屈原究竟为什么两千年来，在中国人的心里活得如此茁壮顽强？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企图把握屈原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及后人追慕怀念屈原的真实原因。
一：屈原在民间的影响
我们很可能高估了屈原在民间的影响力，高估了中国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力和精神趣味。真正在中国百姓心目中占
了重要地位的神，向来是与百姓的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因为生活多艰辛苦难，人们供奉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因为要延续子嗣香烟，人们礼敬送子娘娘；因为渴望发家致富，人们迷信财神；因为处于社会的底层遭受冤屈无处申诉，人们热爱包公；因为要宣扬礼义忠信以维系社会的稳固，人们崇拜关帝；因为羡慕逍遥快乐的生活，人们制造了八仙；因为贪恋富贵荣华，人们想象出福禄寿三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世俗生活中百姓崇信的神灵是相当杂乱的。无论是释教的，道教的，儒教的，他都可以拿来顶礼膜拜——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这好处有时是出于物质上的，有时是出于精神上道德上的。在这样一个以利益为宗教的最高准则的国度，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百姓对一个与他们的生活、利益全然无涉的一介文人屈原，会念念不忘达两千年之久呢？
而且，闻一多早已考证，端午节实起源于吴越一带的祭神仪式，居住水泽之畔
的先民出于对水的恐惧，故以划龙舟，投祭物（粽子）的方式以求得与龙神的沟通，最初与屈原毫无干系。这种看法颇有见地。但闻一多以为端午后来之所以附会到屈原身上，是因为在对死之恐惧逐渐淡漠以后，人们又有了对生的光荣的企盼，我却以为未必。屈原与端午节的联姻，很难想象出于百姓的自发性行为，而多半是后世官方（多半还有文人好事者的推波助澜）有意为之。因为就算在当时，这位出身贵族、自视甚高的三闾大夫也是与平民百姓颇有隔膜的——在中国，文化精英们要与平民大众取得真正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以为屈原是一位人民的诗人，这观点我们现在看来当然颇难成立，而且就算如闻一多所说，屈原真是一位“人民的诗人”，我想他也未必能为人民所理解。中国同情人民疾苦的文人甚多，远的如杜甫、范仲淹，近的如鲁迅，都是竭尽其一生心力为人民鼓与呼的，但他们都得到民众的理解与爱戴了吗？鲁
迅先生对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笔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者夏瑜，就被他所爱着的人民所仇恨，吃尽了他的血肉。个中原因，不是简单的一句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认识到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力量就可以解释的，因为发动群众更多的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而求得群众思想上的沟通显然要更为艰巨而复杂。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读懂鲁迅诸如《故事新编》一类作品背后蕴藏的巨大深刻的寂寞和悲凉。
闻一多曾感慨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其实，不仅是今天，历朝历代，民众对于屈原都是陌生的，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也没有能力对屈原发生兴趣，屈原，无论他的文章还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都与中国世俗的民众相去太远了。平民百姓要了解屈原的困难，绝不比一棵稻谷要了解一头雄狮的困难更少——他们压根儿就是毫不相干的两类事物。
但是在历代官方政府那里，屈原就有了充分的机会表现出他的价值，因为尽管屈原在《离骚》里大发牢骚，怨愤之情，溢于言表，不大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但他在《离骚》里表现出来的对楚国的眷顾，以及最后以身投江的悲剧性的结局，却使他从此被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这自然是历代统治者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力量。为了使这种力量深入民间，于是，在统治者的宣扬下，屈原与端午节被暴力联结起来，一直流传至今。但对于百姓来说，流传下来的其实只有节日，屈原始终无法介入他们的精神生活。
也许有人要怀疑，失去了屈原的端午节，还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吗？还有流传下来的可能和必要吗？我的回答是当然有的。没有了屈原，文人墨客当然会觉得大煞风景，但民众并不会觉得有多少缺陷，对于百姓来说，端午节与其它的民间性的节日，如春节、庙会，并无本质的区别。中国的百姓生活穷苦而
单调，一年里人们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日子来加以调剂，在这些难得的节日里，人们可以短暂地放纵自己的物欲，发泄自己的情绪，来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对于缺乏正常娱乐的中国民众来说，端午就像伏尼契笔下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星期肉菜汤，是野蛮生活里的一丝文明气息，故此二千年来，它能绵绵不绝地得以延续。
二：屈原在历代文人中的影响 屈原在历代文人中的影响，可就是货真价实的了。从贾谊写《吊屈原赋》以来，后人凭吊屈原的作品，不胜枚举，屈子与汨罗江成了怀古诗中最好的题材，屈原成了万世文人景仰的对象。 屈原的生平事迹，先秦典籍里鲜有记载，似乎屈原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屈原的身世经历最早做了较详细的描述。我们看《屈原列传》可以发现，字里行间溢满了作者对屈原的钦佩、赞颂、同情，及对屈子遭遇不幸的愤慨。一部《史
记》，找不出第二个人比屈原更能牵动太史公的心肠，更能让太史公在写作的时候“特地著精神”了。而正是这一篇《屈原列传》塑造了屈原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形象，奠定了屈原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且看《屈原列传》对屈原生平的描述，来看屈原之所以让太史公为之心折，为之魂牵梦绕，为之寝食难安的原因。据《史记》载，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少年得志，“为楚怀王左徒”，具有相当的政治才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且似乎很得怀王的信任与重用，“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后来因为小人的谗言，失去了怀王的宠信。怨愤之余，乃赋《离骚》。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甚高，认为《离骚》“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甚至认为“虽与明争光可也”，后来屈原被流放，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表现出强烈的忠君爱国的节操。但终于不能重新获得当权者的信任，最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结束了他坎坷怨愤的一生。
读《屈原列传》，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司马迁掺杂了过于强烈的主观感情，而缺乏史家应有的客观与冷静。他在《史记》里夸耀屈原卓越的政治才能，而把亡国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昏君谗臣，但实际上，屈原曾经是有过非常宝贵的供他施展才能的机会的，只不过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加以把握，最后才造成形势的逆转，让奸侫小人日渐得宠而自己日渐失势。在这场楚国上层社会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屈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从来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子兰与郑袖之流，而对方略施手段，就让他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怀王的昏庸与楚国贵族的腐败，但我们同时可以发现，屈原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相当稚嫩。就算《史记》里对屈原的政治才能的评价合乎事实，屈原也不
能算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因为他有才而无能，有谋而无术。在中国，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仅要有经天纬地、匡扶社稷的才能，还必须具备脚踏实地的作风以及与各种反对力量周旋斗争的勇气和智慧。如诸葛亮，他六出祁山伐魏，其间也曾受到宦官的挑唆离间，后主召他回朝，作为臣子，他不敢抗命，但他一回朝廷，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宦官以清君侧。像周恩来，在时局相当黑暗混乱之时，他始终能正视现实，既知与现实相妥协以求自保，又能尽力与各种势力相周旋抗颉，以图力挽狂澜。刘禅之昏庸实不让于怀王，而文革之黑暗犹烈于楚国，但诸葛亮、周恩来那种真正卓越的政治家的务实、果敢的精神和斗争能力是屈原远远不及的，政治上的懦弱与幼稚使屈原一生被环境所左右，以至最终怀石投江。屈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家，他制订国家政策、方针，有条而不紊，但他显然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与能力，在与奸侫小人进
行权力（国君的信任）的争夺时，他既没有政治家应有的圆滑和机智，又缺乏铁的意志和手腕，待到形势一步步逆转，大局既定，无可挽回之际，他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的怨愤之气了，他指责小人的猖披，他埋怨国君的昏聩，他哀叹时局的险恶，屈原浑身上下充满了诗人天真的气质，而缺乏政治家的精明练达，这才是导致他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也颇多溢美之辞。司马迁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看法切中肯綮，《离骚》就是屈原遭小人谗间，被国君疏远乃至流放的一肚皮怨气的发泄。其中展现出一个执着而天真傲岸的诗人形象，确实令人读后唏嘘流涕，扼腕长叹。但司马迁称赞它“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仿佛《离骚》与《论语》一样，竟可以作为治国之经典，就很有不理智的溢美之辞的嫌疑了。《离骚》就其文而言，光彩灼灼，与《诗经》一起构成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令后世诗人，无不被
其泽惠，确足以照耀千古，但它的内容，确乎无关于经世治国，而从头到尾只是个失意文人的忧愁忧思。
司马迁写屈原遭放逐之后，仍“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甚至最后理想彻底破灭后，不惜怀石投江，把屈原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可能是后世文人仰慕屈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屈原的爱国者的形象仍然值得讨论。我认为屈原对楚国的眷恋、对怀王的忠诚，大半是因为其特殊的出身及由此引起的自豪感与人生理想的寄托。战国时期，游说纵横之风盛行，普通士人有相当强烈的功利欲望而并无强烈的家国道义感与责任感，哪里能给自己提供施展才能建功立业的天地，哪里就是我的家园。在这种环境之下，屈原并没有太多的理由对楚国念念不忘，他之所以对楚国如此执着，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把自己的荣誉、价值、优越感紧紧依附于楚国之上。屈原出身楚国贵族，是楚国的大姓，《离骚》一劈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
考曰伯庸”，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是相当引以自豪的。不仅如此，他的生辰也非常奇特，“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使得屈原身上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他从小注意修养自己的才能，培育自己的品德，俨然以楚国未来的栋梁之材自居。他少年有为，二十余岁便出任怀王左徒。当他在大好青春年华之际，受到怀王的信任重用，无限美好的前程在他眼前铺展开来，他从此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紧紧联系起来，是相当自然的事。况且，从《离骚》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屈原的个性、情感相当偏执。《离骚》里反复出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类的句子，很能表现出他由巨大的失落感而产生的偏执狂。这种偏执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了屈原怀石投江的悲剧。与其说屈原之死是因为为国尽忠，倒不如说是因为他骨子里偏执的诗人气质。李贽曾指出“古今死忠者
不少，必为道义名节不得不死耳，若论道义名节，则屈子尽可不死，屈子之死，根于至性，实千古未有”，真是眼光灼灼之评。所以说屈原的悲剧，实在是性格的悲剧。宋朝李觏[gòu]咏《屈原》诗曰：“秋来张翰偶思鲈，满筯鲜红食有余，何事灵均不知退，却将闲肉付江鱼。”是历代诗人咏屈原的作品中少有的调侃之作，但我以为其中深意颇堪玩味。 综上所论，我以为屈原只是一个在历代文人中有深刻影响的作家。他对后人的影响，一方面出于他的诗歌对后人膏泽之深，另一方面，乃由于他的人生遭遇，以及强烈的孤芳自赏，傲岸不群的个性。对国家、国君竭忠尽力仍得不到统治者的理解和信任，是最能得到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同情和引起共鸣的，这或者可以解释司马迁为什么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进行不遗余力的赞颂。因为司马迁本人就有非常相似的经历。司马迁自幼好学，才华过人，很得武帝的赏识，但正当他意气风发想有所作为
之际，却因李陵事件触怒了武帝，被处以腐刑，司马迁对汉室的忠诚及他所遭受的苦难，比起屈原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遭受腐刑之后，满腔的悲愤积郁在心里，发而为《史记》，故金圣叹说《史记》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当他碰到屈原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由触动自己的情怀，从而对其做出掺杂了太多个人主观色彩的评价，正是情理之中的事。并且屈原与司马迁在个性性情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天真傲慢，热情而富于幻想，有强烈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且性格深处都有浓重的悲剧色彩。鲁迅说《史记》乃无韵之《离骚》，刘熙载评《离骚》之衍流曰：“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司马长卿，”正是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离骚》与《史记》中表现出来的作者极为相似的情感特征和个性品质。而这种强烈而独特的个性、人格，我以为正是屈原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也即是屈原不朽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