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知识分子阶级或者说阶层，甚至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不曾产生过一个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有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雏形追溯到五帝时代，连费正清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也一直坚称中国古代即有知识分子，但我仍然要说，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没有过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社会也不曾产生过知识分子阶级（阶层），除“五四”之外，甚至没有出现过知识分子群体。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据说是19世纪中期俄国作家彼·德·鲍保雷金创造的。但我个人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应该更加久远。法国学者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1.它们是静态的；2.它们是大公无私的；3.它们是理性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美国学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知识分子作了一个中肯的合乎实际的定义，他在《知识分子论》序言中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萨义德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最该谴责的就是他们逃避政治的行为。他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于政府和其他利益集中之外的、敢于把真相告诉大众的一群人。陈寅恪先生有一句概括知识分子的话很精确：“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随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论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被广泛运用。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过媒体发表自己政见的文人。他们可以是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或大学教员，但他们为了捍卫正义、真理等普遍价值而走出自己的职业领域，利用自己的声誉进行公共辩论。与专心于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对公众舆论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知识分子”一词19世纪中叶才出现，但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西方早就存在，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应该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希腊。其杰出代表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思多德等，正是他们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信仰与思辨理性的精神。信仰与思辨理性二者交融，共同形成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精神力量，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于探索、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来不依附政府和某一个利益集团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不会为了自身利益出卖良知。苏格拉底宁愿饮鸩自尽也不愿违心认错；布鲁诺可以牺牲生命，就是不能承认“地心说”；左拉面对强大的政府和军方毫不畏惧，对总统先生大声呼叫《我控诉》；索尔仁尼琴不怕流放和杀头，永不放弃揭露真相的信念。就连“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能够做到牺牲贵族身份和付出永远不能与家人团圆的代价，誓死与坚持正义的丈夫们在一起。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之骄傲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勇气，这个世界勇猛之人不胜枚举，中国亦不乏这种英雄豪杰，许多人面对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们或为某一主人，或为某一组织、集团，或为家人朋友，但他们却并不是或者说事实上并不是为了大众和真理。知识分子除了勇气之外，还应该具有思辨的理性，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毫不留情地揭露真相，决不充当组织和集团的工具。 二、他们不是知识分子 时下，我们的很多学者包括普通国民，在回顾和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喜欢提到“古代知识分子”，我不知道大家给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冠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美称是不是受了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但“古代知识分子”这一名称已经被广泛认可并经常使用了。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于18－19世纪，而中国2500多年前就有了（《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余先生等人把中国古代的“士”等同于“知识分子”了。显然，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曲解，也将中国的士大夫们无限拔高了。 之所以说“士“和“士大夫”不同于“知识分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文化特征：西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对绝对终极的追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之论，经典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特质：“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这么说：“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学校，它不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是规范的，而非创造性的。”美国学者科塞在《理念人》的前言中，对知识分子是这样定义的：“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还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西方文化精神与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如下特质，是与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基督教为主流密切相关的。基督教是在希腊文明解体之后，犹太教与希腊文明融合产生的宗教。由于基督教融合了犹太教与希腊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因而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西方文化的这一历史传统，铸就了上述我们所言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西方的理性是一种对终极实体的思辨理性，故其信仰与理性二者密不可分，在对终极实体的把握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人的理性并非如此，而是一种立足在内在信仰基础上的实践理性，而没有西方特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因而，儒家（包括其他派别）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大多只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有利于为统治者和利益集团所用，他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附庸关系。 其二是角色特征：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古代知识分子皆与政府、权力集团、以信仰为特色的组织保持相当的距离，绝对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阶层或阶级。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制时期，还是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时期，更不用说现代社会，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一直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对弱势者施以援手、对人类社会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成为政府、教会之外的另外一个力量集团。作为西方人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一直是独立于世俗王权并极力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督教不仅发挥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平衡作用，也为西方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精神力量。正如哈耶克所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而中国的“士”却紧紧依附于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某些政治组织，并竭尽全力向阶级、集团和组织靠拢，甚至将此作为奋斗目标，他们自觉充当统治者的工具、零件，其服务的对象只有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的附属品。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于是，中国的“士”们只对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负责，大众利益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通过为权力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更好地为权力服务。正因为孔孟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投机理论，所以从汉武帝起即被历代统治者看中，统治者需要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说得很直白了。
中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知识分子阶级或者说阶层，甚至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不曾产生过一个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有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雏形追溯到五帝时代，连费正清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也一直坚称中国古代即有知识分子，但我仍然要说，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没有过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社会也不曾产生过知识分子阶级（阶层），除“五四”之外，甚至没有出现过知识分子群体。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据说是19世纪中期俄国作家彼·德·鲍保雷金创造的。但我个人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应该更加久远。法国学者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们人数不多，也无法以例行的方式培养出来。他们是能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才是他们的本色，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1.它们是静态的；2.它们是大公无私的；3.它们是理性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美国学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知识分子作了一个中肯的合乎实际的定义，他在《知识分子论》序言中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萨义德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最该谴责的就是他们逃避政治的行为。他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于政府和其他利益集中之外的、敢于把真相告诉大众的一群人。陈寅恪先生有一句概括知识分子的话很精确：“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随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论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被广泛运用。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过媒体发表自己政见的文人。他们可以是作家、哲学家、艺术家或大学教员，但他们为了捍卫正义、真理等普遍价值而走出自己的职业领域，利用自己的声誉进行公共辩论。与专心于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对公众舆论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尽管“知识分子”一词19世纪中叶才出现，但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西方早就存在，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应该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希腊。其杰出代表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思多德等，正是他们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信仰与思辨理性的精神。信仰与思辨理性二者交融，共同形成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精神力量，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于探索、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来不依附政府和某一个利益集团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不会为了自身利益出卖良知。苏格拉底宁愿饮鸩自尽也不愿违心认错；布鲁诺可以牺牲生命，就是不能承认“地心说”；左拉面对强大的政府和军方毫不畏惧，对总统先生大声呼叫《我控诉》；索尔仁尼琴不怕流放和杀头，永不放弃揭露真相的信念。就连“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能够做到牺牲贵族身份和付出永远不能与家人团圆的代价，誓死与坚持正义的丈夫们在一起。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之骄傲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勇气，这个世界勇猛之人不胜枚举，中国亦不乏这种英雄豪杰，许多人面对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们或为某一主人，或为某一组织、集团，或为家人朋友，但他们却并不是或者说事实上并不是为了大众和真理。知识分子除了勇气之外，还应该具有思辨的理性，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毫不留情地揭露真相，决不充当组织和集团的工具。 二、他们不是知识分子 时下，我们的很多学者包括普通国民，在回顾和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喜欢提到“古代知识分子”，我不知道大家给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冠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美称是不是受了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但“古代知识分子”这一名称已经被广泛认可并经常使用了。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于18－19世纪，而中国2500多年前就有了（《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余先生等人把中国古代的“士”等同于“知识分子”了。显然，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曲解，也将中国的士大夫们无限拔高了。 之所以说“士“和“士大夫”不同于“知识分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文化特征：西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对绝对终极的追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之论，经典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特质：“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这么说：“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学校，它不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它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是规范的，而非创造性的。”美国学者科塞在《理念人》的前言中，对知识分子是这样定义的：“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还说“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西方文化精神与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如下特质，是与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基督教为主流密切相关的。基督教是在希腊文明解体之后，犹太教与希腊文明融合产生的宗教。由于基督教融合了犹太教与希腊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因而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西方文化的这一历史传统，铸就了上述我们所言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西方的理性是一种对终极实体的思辨理性，故其信仰与理性二者密不可分，在对终极实体的把握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人的理性并非如此，而是一种立足在内在信仰基础上的实践理性，而没有西方特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因而，儒家（包括其他派别）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大多只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有利于为统治者和利益集团所用，他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附庸关系。 其二是角色特征：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古代知识分子皆与政府、权力集团、以信仰为特色的组织保持相当的距离，绝对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阶层或阶级。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制时期，还是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时期，更不用说现代社会，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一直对政府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对弱势者施以援手、对人类社会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成为政府、教会之外的另外一个力量集团。作为西方人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一直是独立于世俗王权并极力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督教不仅发挥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平衡作用，也为西方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精神力量。正如哈耶克所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而中国的“士”却紧紧依附于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某些政治组织，并竭尽全力向阶级、集团和组织靠拢，甚至将此作为奋斗目标，他们自觉充当统治者的工具、零件，其服务的对象只有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的附属品。从来没有形成过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于是，中国的“士”们只对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负责，大众利益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通过为权力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更好地为权力服务。正因为孔孟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投机理论，所以从汉武帝起即被历代统治者看中，统治者需要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说得很直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