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伟兄寄来他的一本新书《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我知道他曾长期活跃在中国当代出版界，但不清楚他还经历了如此多的“事件”。 略加翻阅，发现书中诸多事件涉及的人物，我也有不少认识的。读他的书反倒引出我的许多回忆，便越发觉得这是一本感性而丰蕴的书，就像人到中年，回忆感慨人生的春花秋月、流水落叶，再现那段真心无藏、激情如火的岁月。 书中写到他编辑出版《文化苦旅》前生后世的因缘。这书刚刚出版，余秋雨先生到郑州参加一项什么活动，东道主的饭桌上秋雨先生将一册散发着清新油墨芬芳的《文化苦旅》签了名送我，果然是绚丽的精装。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此书很快就成了影响极大的畅销书！ 国伟说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出版了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并特别指出这个书名深深打动了他。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后来出版自己的文学评论集《苍茫朝圣路》，实际上就是有意套用了这一书名。这个书名，又是书中收录的我给何向阳写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而向阳在随我读研时，用心、用力写作的一篇长文，即“张承志研究”，此文的发表让国内文坛开始关注到这位年轻的女评论家。而我自己后来从事“精神生态”研究，也曾从张承志的那篇随笔《清洁的精神》中接受了助推力。再往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课堂上讲《北方的河》，就已经确立了对这位作家的敬重。 我和张承志接触不多，早年上海作协举办笔会，承志刚从日本回来，我俩曾住一个房间。后来，他到海南参加韩少功举办的生态文学研讨会，会上我对他说，有的读者看过《黑骏马》后就到蒙古草原上寻找黑骏马。承志说，哪里还有马，驴也没有了！承志是能画画的，说着就随手拿起桌上的铅笔给我画了一匹马，还又写上“送给枢元大哥”。会后，我们还曾在海口一家小馆子吃了羊肉泡馍，是承志提议的，怕我多花钱。吃饭的时候承志说起当年在豫西考古时，他能够唱全本豫剧《朝阳沟》，这让我那在大学讲授音乐学的太太听得目瞪口呆！真是如同国伟书中写的，张承志是一位文字中冷峻、生活中温和的人。读他的书，他是西域大坂上的冰，是寒光凛凛的剑；待到接触到他本人，他又像一位宁静慈祥、细心体贴的大嫂。 国伟的书中还写到韩少功，说他是“最具理论气质的作家”，这话，以前我从作家张炜那里也听过，在我看来，韩少功更是一位富集“精神性内涵”的作家。一九九四年冬天，我刚刚踏上海南岛的土地，少功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将我驮到一家湖南饭馆，请我吃湘菜。他不知道我从不敢吃辣，那天直吃得我“涕泪满衣衫”！适值海南省作协换届，少功做主席，给我派了个“副主席”的差事。少功自己说过“忍看朋辈成主席”，“主席”类乎“新鬼”，我做了一届之后，便逃生出来，不再做了。 国伟的这本书里还讲到张抗抗，我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读了她的长篇小说《地平线》的，后来又评论过她的《隐形伴侣》《情爱画廊》，在北京的作家里，我与抗抗接触算是比较多的。我曾在一篇论文里大讲一通中医理论，她来信说，她的中医公爹夸我讲得好，让我得意了许多天。国伟的书中还曾讲到的南帆、北村、王鸿生、蔡翔、萌萌、张志扬，也都是我熟识的读书人、写书人。还有一位陈志红，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二○一○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颁奖，我们还一块儿乘着乌篷船游览东湖，不料天不假年，志红竟于去年辞世。聊以为慰，我家影集中还珍存了她多帧端庄、清丽的倩影。 国伟的这本书中也还写到我，那是一九九二年国伟到河南平顶山市参加由我召集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与会的都是活跃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中青年作家、学者。会上热烈、紧张的论争气氛与会外山野丛林的荒蛮风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多年过后不少人都还在文章里深情地回忆起这次会议。国伟在这本书中写道：“石人山的聚会按照现在许多活动的经济规格来看，那实在是一个贫寒的活动，但在我们的学术理想和人文情怀的注入下，精神和思想的含量却十分充足。在一个近乎原始的山上，我们讨论的是最前沿的哲学和语言转向的命题，讨论显得非常自由和激烈。这种民间性质、但十分自由的学术生态，在当今中国实在稀少。” 会后不久，国伟找到我，说想为我做一本书。那时我正热衷于精神生态研究与大散文写作，于是便潜伏在海边的一个渔村里奋笔写下了那本《精神守望》，被国伟收入了他策划的“学者散文丛书”。那时节我到北京出差，顺便逛北京大学校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抬头望见精装本、柠檬黄封套的《精神守望》赫然陈列在书店玻璃橱窗显著的位置，让我怦然心动。待到进入店内，又看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留学生捧了本《精神守望》在翻阅。我那时的心情真有点像“大姑娘上轿”，兴奋中夹杂着忐忑，由此深切体会到出版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苦辛，耳边遂响起国伟那浑厚的男中音：我想为你做一本书！ 《精神守望》出版后，重印、再版，受到读书界意外的好评，尤其是文学界前辈们的赞扬。钱谷融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专文，文章中写道：“原来只想随便翻一翻，不想才一经眼，就有点放不下手的感觉。竟一口气读完了其中的四五篇，它们大都是写一些为人类的‘精神守望’事业奉献过他们的杰出的生命的人。这既是一本具有深邃思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抒发性灵的优美散文，读之不但能增长见闻，也开阔胸襟，使你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故愿竭诚向读者推荐。”老诗人曾卓先生在为一套丛书撰写的序言里也提到过这本书：“枢元的那本著作，以优美的笔调，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通过具体的问题，表达了他对精神危机的忧虑，对一种高尚的和美好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我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它，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并为作者的激情所感染。” 我个人感觉，国伟是一位很热情、很真诚、很称职的出版人。然而，他却在中途抽身而退，离开了他曾经为之献身的出版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我揣测或许是由于中国出版业的改制与转型使他的文化理想遭遇挫折。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略有流露：“图书市场从文化阅读让渡于产品消费，市场消费主导力量不断吞噬着出版人原本的文化理想，让一代出版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重复出版、低层次竞争，出版已从文化圣坛跌落在市场的怪圈中，出版无法抵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侵入”。 纵观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文化事业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始终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成了经济的附庸，在市场上掘不到金的文化，就完全失去了当下存在的价值。看看那些作为文化旗帜的实体书店，北京的“风入松”已偃旗息鼓；苏州的“蓝色书屋”坍塌了；全国连锁的“席殊书店”全盘崩溃了；南京大学附近的“悦读时光”的招牌换成了“重庆鸡公煲”……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使王云五、章锡琛、邹韬奋、赵家璧转世，范用先生、沈昌文先生再度出山，恐怕也无力回天！三十六岁出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先后制造了二十二个出版事件的王国伟，也只好落下个“半拉子出版家”的遗憾！ “广陵曲散斜阳远”，在这本书的最后，王国伟写下的竟是一代出版人从理想到现实的心灵震荡，一片且行且远的感伤与怅惘，最终还有他自己对于出版这一职业的眷恋，一辈子与书结下的不了情。 二○一六年清明节前，于郑州紫荆山南
国伟兄寄来他的一本新书《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我知道他曾长期活跃在中国当代出版界，但不清楚他还经历了如此多的“事件”。 略加翻阅，发现书中诸多事件涉及的人物，我也有不少认识的。读他的书反倒引出我的许多回忆，便越发觉得这是一本感性而丰蕴的书，就像人到中年，回忆感慨人生的春花秋月、流水落叶，再现那段真心无藏、激情如火的岁月。 书中写到他编辑出版《文化苦旅》前生后世的因缘。这书刚刚出版，余秋雨先生到郑州参加一项什么活动，东道主的饭桌上秋雨先生将一册散发着清新油墨芬芳的《文化苦旅》签了名送我，果然是绚丽的精装。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此书很快就成了影响极大的畅销书！ 国伟说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出版了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并特别指出这个书名深深打动了他。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后来出版自己的文学评论集《苍茫朝圣路》，实际上就是有意套用了这一书名。这个书名，又是书中收录的我给何向阳写的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而向阳在随我读研时，用心、用力写作的一篇长文，即“张承志研究”，此文的发表让国内文坛开始关注到这位年轻的女评论家。而我自己后来从事“精神生态”研究，也曾从张承志的那篇随笔《清洁的精神》中接受了助推力。再往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课堂上讲《北方的河》，就已经确立了对这位作家的敬重。 我和张承志接触不多，早年上海作协举办笔会，承志刚从日本回来，我俩曾住一个房间。后来，他到海南参加韩少功举办的生态文学研讨会，会上我对他说，有的读者看过《黑骏马》后就到蒙古草原上寻找黑骏马。承志说，哪里还有马，驴也没有了！承志是能画画的，说着就随手拿起桌上的铅笔给我画了一匹马，还又写上“送给枢元大哥”。会后，我们还曾在海口一家小馆子吃了羊肉泡馍，是承志提议的，怕我多花钱。吃饭的时候承志说起当年在豫西考古时，他能够唱全本豫剧《朝阳沟》，这让我那在大学讲授音乐学的太太听得目瞪口呆！真是如同国伟书中写的，张承志是一位文字中冷峻、生活中温和的人。读他的书，他是西域大坂上的冰，是寒光凛凛的剑；待到接触到他本人，他又像一位宁静慈祥、细心体贴的大嫂。 国伟的书中还写到韩少功，说他是“最具理论气质的作家”，这话，以前我从作家张炜那里也听过，在我看来，韩少功更是一位富集“精神性内涵”的作家。一九九四年冬天，我刚刚踏上海南岛的土地，少功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将我驮到一家湖南饭馆，请我吃湘菜。他不知道我从不敢吃辣，那天直吃得我“涕泪满衣衫”！适值海南省作协换届，少功做主席，给我派了个“副主席”的差事。少功自己说过“忍看朋辈成主席”，“主席”类乎“新鬼”，我做了一届之后，便逃生出来，不再做了。 国伟的这本书里还讲到张抗抗，我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读了她的长篇小说《地平线》的，后来又评论过她的《隐形伴侣》《情爱画廊》，在北京的作家里，我与抗抗接触算是比较多的。我曾在一篇论文里大讲一通中医理论，她来信说，她的中医公爹夸我讲得好，让我得意了许多天。国伟的书中还曾讲到的南帆、北村、王鸿生、蔡翔、萌萌、张志扬，也都是我熟识的读书人、写书人。还有一位陈志红，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二○一○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颁奖，我们还一块儿乘着乌篷船游览东湖，不料天不假年，志红竟于去年辞世。聊以为慰，我家影集中还珍存了她多帧端庄、清丽的倩影。 国伟的这本书中也还写到我，那是一九九二年国伟到河南平顶山市参加由我召集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与会的都是活跃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中青年作家、学者。会上热烈、紧张的论争气氛与会外山野丛林的荒蛮风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多年过后不少人都还在文章里深情地回忆起这次会议。国伟在这本书中写道：“石人山的聚会按照现在许多活动的经济规格来看，那实在是一个贫寒的活动，但在我们的学术理想和人文情怀的注入下，精神和思想的含量却十分充足。在一个近乎原始的山上，我们讨论的是最前沿的哲学和语言转向的命题，讨论显得非常自由和激烈。这种民间性质、但十分自由的学术生态，在当今中国实在稀少。” 会后不久，国伟找到我，说想为我做一本书。那时我正热衷于精神生态研究与大散文写作，于是便潜伏在海边的一个渔村里奋笔写下了那本《精神守望》，被国伟收入了他策划的“学者散文丛书”。那时节我到北京出差，顺便逛北京大学校门外的“风入松”书店，抬头望见精装本、柠檬黄封套的《精神守望》赫然陈列在书店玻璃橱窗显著的位置，让我怦然心动。待到进入店内，又看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留学生捧了本《精神守望》在翻阅。我那时的心情真有点像“大姑娘上轿”，兴奋中夹杂着忐忑，由此深切体会到出版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苦辛，耳边遂响起国伟那浑厚的男中音：我想为你做一本书！ 《精神守望》出版后，重印、再版，受到读书界意外的好评，尤其是文学界前辈们的赞扬。钱谷融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专文，文章中写道：“原来只想随便翻一翻，不想才一经眼，就有点放不下手的感觉。竟一口气读完了其中的四五篇，它们大都是写一些为人类的‘精神守望’事业奉献过他们的杰出的生命的人。这既是一本具有深邃思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抒发性灵的优美散文，读之不但能增长见闻，也开阔胸襟，使你获得一种美的享受。故愿竭诚向读者推荐。”老诗人曾卓先生在为一套丛书撰写的序言里也提到过这本书：“枢元的那本著作，以优美的笔调，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通过具体的问题，表达了他对精神危机的忧虑，对一种高尚的和美好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我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它，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并为作者的激情所感染。” 我个人感觉，国伟是一位很热情、很真诚、很称职的出版人。然而，他却在中途抽身而退，离开了他曾经为之献身的出版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我揣测或许是由于中国出版业的改制与转型使他的文化理想遭遇挫折。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略有流露：“图书市场从文化阅读让渡于产品消费，市场消费主导力量不断吞噬着出版人原本的文化理想，让一代出版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重复出版、低层次竞争，出版已从文化圣坛跌落在市场的怪圈中，出版无法抵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侵入”。 纵观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文化事业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始终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成了经济的附庸，在市场上掘不到金的文化，就完全失去了当下存在的价值。看看那些作为文化旗帜的实体书店，北京的“风入松”已偃旗息鼓；苏州的“蓝色书屋”坍塌了；全国连锁的“席殊书店”全盘崩溃了；南京大学附近的“悦读时光”的招牌换成了“重庆鸡公煲”……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使王云五、章锡琛、邹韬奋、赵家璧转世，范用先生、沈昌文先生再度出山，恐怕也无力回天！三十六岁出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先后制造了二十二个出版事件的王国伟，也只好落下个“半拉子出版家”的遗憾！ “广陵曲散斜阳远”，在这本书的最后，王国伟写下的竟是一代出版人从理想到现实的心灵震荡，一片且行且远的感伤与怅惘，最终还有他自己对于出版这一职业的眷恋，一辈子与书结下的不了情。 二○一六年清明节前，于郑州紫荆山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