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本散文集。阅毕二校清样，我立即给责任编辑姜念光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的这一感觉告诉了他。 这本集子编得使我自己比较满意，要感谢姜念光的编辑眼光。我动念出版此书之初，曾对他说：“我想出版一本比较纯粹一点的军旅散文。”他读了我的绝大部分散文作品后认为，仅从某一个侧面，或从某一个角度去选编我的散文，有些可惜了。他说：“必须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整体性的阅读可能，才能让读者更加充分地感受到你散文风格的大气和厚重。”他还说：“你的散文中具有一些其他散文作家不具备的东西。比如历史感，比如观察问题的宏观视野与战略眼光，比如洞察力与预见性、比如文风的质朴与浑厚……”总之，他对我讲了许多“顺耳之言”。 我写散文有点“笨”，用的是“搬石头垒墙”式的写作方法，非把它垒得结结实实不可，恨不得把每一条缝隙都填得满满的，干活不偷懒，却不够灵巧。有一个词叫“笨重”，人们觉得我的散文比较大气、厚重，大概与我写文章的方法比较“笨”有点关系。 我有时也曾想过，我的文章为何也能打动一些读者？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别人用旺火爆炒三鲜，我用老铁锅慢火熬，各有各的味道，各有顾客喜爱。我的散文随笔是属于“大散文”这一派的。大，就有一些“大”的标志。例如，我喜欢写一些重大题材，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习惯于从大处着眼看世界，从大处切入写文章，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喜欢讨论他们的大得与大失，如此等等。 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岁月沧桑，聚散分合，光辉屈辱，成败得失，全在其中，悠久，丰富，深厚。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走吧，无论走到哪里，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某个重大历史题目触动，非写不可，欲罢不能。 我喜欢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析事论人。写了这一面，再写另一面；剥开这一层，再剥下一层；写一个人，既写他的功，也写他的过、他的哀、他的悲；如此等等。 我写秦始皇，以《秦皇驰道》为线索，写秦始皇的大得与大失，写秦朝的速亡教训。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为何由秦国统一了中国？秦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于是我往前追溯一步，又写了《长平之战》、《振长策而御宇内》二文，说明秦国强大得足以统一中国，其奥秘在于早在秦嬴政当政之前，他的列祖列宗，自商殃变法之后的历代秦王，已经走过了百年强国奋斗之路。我这样来写秦国的巨大成功与秦朝的速亡，前后观照，着眼点全在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长策与大计”。我觉得探讨一下这类重大历史问题，是有某种现实意义的。 我写长城，发现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根装订线。正是依靠长城这根装订线，才把长城南北两边缝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假如把长城这根装订线从中国历史中抽掉，这部古老的线装书将立刻散落一地，难以收拾，理不出头绪。因此，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我们一贯以长城为界思考历史问题的思维方法，某些传统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是应作些转变的。泱泱大国，对待本国的历史，应该具有一种历史大度。 我在写作历史题材时发现，古往今来，是南来北往的历史大潮在一波接一波地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古代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北方，一浪又一浪地拍击着长城这道“长堤”，冲击着中原大地。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皇清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围绕着长城防线的安危，日夜思考着他们的帝业兴衰、生死存亡。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风向为之一转，挟带着海风潮汛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南方，一浪接一浪地拍醒中国。鸦片战争发生于南方，太平天国起自南方，辛亥革命起自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起义起自南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首先勃兴于南方。中国的千年封闭，是被来自南方的海风打破的。历史要离远了看，才能看到一些大尺度的历史规律。 苏联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对于发生在二十世纪之末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怎能不令我痛苦地深深思索？为此，访俄期间，我带着强烈的疑问，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苦苦寻找答案，生发种种感慨，写下了一组文章。选入这本集子的《彼得堡，沧桑三百年》、《朱可夫雕像》是其中的两篇，有些篇目被一些出版社选入了另外一些选本。 伊拉克战争令我投去格外关注的目光，不仅因为它是一场发生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型战争，调动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将军的职业敏感；同时，着眼于新世纪伊始的国际政治动向，剖析一下伊拉克这个国家、萨达姆这位人物，也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所幸，我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的《观战笔记》一书，虽是政论性、时间性很强的随笔性作品，但我在书中所作的一系列分析和某些预见性判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且正在被事态的发展继续印证。 2006年11月23日校毕记 责任编辑/兰宁远
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本散文集。阅毕二校清样，我立即给责任编辑姜念光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的这一感觉告诉了他。 这本集子编得使我自己比较满意，要感谢姜念光的编辑眼光。我动念出版此书之初，曾对他说：“我想出版一本比较纯粹一点的军旅散文。”他读了我的绝大部分散文作品后认为，仅从某一个侧面，或从某一个角度去选编我的散文，有些可惜了。他说：“必须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整体性的阅读可能，才能让读者更加充分地感受到你散文风格的大气和厚重。”他还说：“你的散文中具有一些其他散文作家不具备的东西。比如历史感，比如观察问题的宏观视野与战略眼光，比如洞察力与预见性、比如文风的质朴与浑厚……”总之，他对我讲了许多“顺耳之言”。 我写散文有点“笨”，用的是“搬石头垒墙”式的写作方法，非把它垒得结结实实不可，恨不得把每一条缝隙都填得满满的，干活不偷懒，却不够灵巧。有一个词叫“笨重”，人们觉得我的散文比较大气、厚重，大概与我写文章的方法比较“笨”有点关系。 我有时也曾想过，我的文章为何也能打动一些读者？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别人用旺火爆炒三鲜，我用老铁锅慢火熬，各有各的味道，各有顾客喜爱。我的散文随笔是属于“大散文”这一派的。大，就有一些“大”的标志。例如，我喜欢写一些重大题材，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习惯于从大处着眼看世界，从大处切入写文章，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喜欢讨论他们的大得与大失，如此等等。 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岁月沧桑，聚散分合，光辉屈辱，成败得失，全在其中，悠久，丰富，深厚。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走吧，无论走到哪里，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某个重大历史题目触动，非写不可，欲罢不能。 我喜欢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析事论人。写了这一面，再写另一面；剥开这一层，再剥下一层；写一个人，既写他的功，也写他的过、他的哀、他的悲；如此等等。 我写秦始皇，以《秦皇驰道》为线索，写秦始皇的大得与大失，写秦朝的速亡教训。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为何由秦国统一了中国？秦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于是我往前追溯一步，又写了《长平之战》、《振长策而御宇内》二文，说明秦国强大得足以统一中国，其奥秘在于早在秦嬴政当政之前，他的列祖列宗，自商殃变法之后的历代秦王，已经走过了百年强国奋斗之路。我这样来写秦国的巨大成功与秦朝的速亡，前后观照，着眼点全在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长策与大计”。我觉得探讨一下这类重大历史问题，是有某种现实意义的。 我写长城，发现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根装订线。正是依靠长城这根装订线，才把长城南北两边缝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假如把长城这根装订线从中国历史中抽掉，这部古老的线装书将立刻散落一地，难以收拾，理不出头绪。因此，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我们一贯以长城为界思考历史问题的思维方法，某些传统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是应作些转变的。泱泱大国，对待本国的历史，应该具有一种历史大度。 我在写作历史题材时发现，古往今来，是南来北往的历史大潮在一波接一波地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古代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北方，一浪又一浪地拍击着长城这道“长堤”，冲击着中原大地。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皇清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围绕着长城防线的安危，日夜思考着他们的帝业兴衰、生死存亡。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风向为之一转，挟带着海风潮汛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南方，一浪接一浪地拍醒中国。鸦片战争发生于南方，太平天国起自南方，辛亥革命起自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起义起自南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首先勃兴于南方。中国的千年封闭，是被来自南方的海风打破的。历史要离远了看，才能看到一些大尺度的历史规律。 苏联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对于发生在二十世纪之末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怎能不令我痛苦地深深思索？为此，访俄期间，我带着强烈的疑问，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苦苦寻找答案，生发种种感慨，写下了一组文章。选入这本集子的《彼得堡，沧桑三百年》、《朱可夫雕像》是其中的两篇，有些篇目被一些出版社选入了另外一些选本。 伊拉克战争令我投去格外关注的目光，不仅因为它是一场发生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型战争，调动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将军的职业敏感；同时，着眼于新世纪伊始的国际政治动向，剖析一下伊拉克这个国家、萨达姆这位人物，也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所幸，我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的《观战笔记》一书，虽是政论性、时间性很强的随笔性作品，但我在书中所作的一系列分析和某些预见性判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且正在被事态的发展继续印证。 2006年11月23日校毕记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