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理想，为世界之光
——记西安交通大学120周年办学史
巍巍秦岭，悠悠渭水。4月，位于古都西安东南一隅的西安交通大学，老树新枝，弦歌不辍，在这个春天，即将开启第三个甲子的豪迈征程。
以文为脉，精神作魂。从南洋公学到交通大学，从上海黄浦江畔到古都西安，从盛宣怀到唐文治、叶恭绰，从蔡元培到彭康，历代交大人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胸怀“为世界之光”的理想，书写了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
兴学强国 真理之光
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是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学校创建之际，正是民族危难之时。“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盛宣怀奏请清廷办理南洋公学的这句话，表达的是时代呼声。
1907年国学大师唐文治辞去朝廷要职，执掌南洋公学，把“求一等学问、成一等事业、育一等人才、塑一等品格”作为办学方针。当时，学校只有五六百人的规模，却已经鲜明地提出“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等口号。
此后，学校在国内率先开办铁路土木科、电机科、航海科、交通管理科，并开展编译出版事业，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典籍。1926年，学校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工业研究所。
在西安交大的梧桐东道旁，一面巨大的墙壁上镌刻着“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几个大字——这是西安交大的校风墙。题写校风的是交通大学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他毕业于20世纪20年代电机科，彼时交通大学校园内，集中了一大批渴望光明的年轻人，高咏着“醒狮起，博大地”的《警醒歌》，呼唤师生为国担当。
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滋养，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西安交大不仅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工业大学，培养出钱学森、张光斗、杨嘉墀、吴文俊等为代表的科学大师、数以万计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而且还成为旧中国著名的“民主堡垒”，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摇篮。
在真理之光的照耀下，交通大学成为熊熊燃烧的火把，百炼成钢的熔炉，培养出国家的柱石，烛照社会发展的方向。
大树西迁 开拓之光
6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开发和建设大西北成为国家的战略之需。一份由当时高等教育部提交的关于调整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的报告呈送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案头。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作出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的重大决定。消息传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交大人用行动给出了坚定的答案。
以彭康为首的交大党组织和全校师生员工，把国家民族的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坚决执行关于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一年后，在沉睡千年的唐代皇家园林的旧址上，一个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
比起建新校，迁校更是一个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一重重困难，磨砺交大人的意志和信念，一个个问题，考验着交大人的吃苦和担当。当时交大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安，70%以上的教师舍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来到西安。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花甲之年毅然西迁，他谢绝了“留在上海照顾家庭”的关照，只身踏上了西迁的专列。西迁后他时刻谆谆教导学生和青年教师确立献身于开发大西北的理想。直到80岁高龄，他还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还想着学习维吾尔语，为新疆人民服务。
沪上名医沈云扉，以66岁高龄来到西安新校的小诊所里为师生服务了8年。交大不少师生至今还记得沈医生于1957年写下的那一首词《忆江南》：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交大人在承担极其繁重的迁校任务的同时，没有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没有放松对青年教师的提高，更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彭康是交通大学西迁、迁校后学校建设的卓越领导者，是西安交大师生极为尊敬的一任校长，也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教育家。20世纪60年代，学校和国家都进入困难时期，但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按既定目标办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西安交大。
在他的带领下，老领导们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张鸿副校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彭康校长、苏庄副校长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教师、实验人员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千方百计进一步加强校内外实习实验基地的开拓和支援地方工农业。
迁校以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了23万多名大学毕业生，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西迁以来培养了29位院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奠定了西部工业发展必需的高等教育基础，打造了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
薪火永续 卓越之光
不少交大人都对这样的校史如数家珍：1904年，老交大就开始安排学生赴校外实习；1907年，实验和实习被列为正式课程；1909年，设立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
直到今天，西安交大的“重实践”在全国高校中仍独树一帜：1982年，率先实行“社会实践”，后由共青团中央推广至全国；1995年，首倡教学实验中心，改传统的“以课程、专业设置实验室”为搭建“基于学科群组及跨学科组建的专业基础实验大平台”；2001年，首提“课外8学分”；2007年，在全国建成第一个“工程坊”，为学生搭建实现“小创造、大发明”的“梦工厂”。
“在交大人看来，‘重实践’既要有扎实基础，又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有创新思维，勇于探索。”西安交大副校长郑庆华解释说，在西安交大，机械、电气等拥有百年历史的学科，其本质就是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难题。
多年来，西安交大在规模、资源拥有量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持续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在西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交大很多老师都认为这和学校一贯重实践、重传承、敢创新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承下，1959年，西安交大迁校不久就参与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的全部设计和制造工作，1965年周惠久院士创立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被誉为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的“五朵金花”之一，20世纪70年代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笔图形显示器。
中国管理工程创始人汪应洛，一生致力于系统工程的研究与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器质量控制与监控诊断专家屈梁生，首创全息谱技术，使我国在转子动平衡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俞茂宏潜心研究五十载，创立双剪统一强度理论，成为首个写入基础力学教科书的“中国创造”。2015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奖后，将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力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2016年初，西安交大卢秉恒、蒋庄德、徐宗本三位院士领衔成立中国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以汇聚高校最优质资源的平台，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
风云两甲子，弦歌三世纪。如今，西安交大这棵大树在西北这块充满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愈发繁茂。
厚植基础，严谨治学，传南洋薪火，为追寻真理矢志创新；艰苦朴素，崇德尚实，谱创业鸿篇，为民族复兴担当奉献。怀揣中国梦的西安交大人，将在新的征程上踏出更加动人的足音。（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本报通讯员 刘谦 许佳辉）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07日 01版）
胸怀理想，为世界之光
——记西安交通大学120周年办学史
巍巍秦岭，悠悠渭水。4月，位于古都西安东南一隅的西安交通大学，老树新枝，弦歌不辍，在这个春天，即将开启第三个甲子的豪迈征程。
以文为脉，精神作魂。从南洋公学到交通大学，从上海黄浦江畔到古都西安，从盛宣怀到唐文治、叶恭绰，从蔡元培到彭康，历代交大人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胸怀“为世界之光”的理想，书写了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
兴学强国 真理之光
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是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学校创建之际，正是民族危难之时。“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盛宣怀奏请清廷办理南洋公学的这句话，表达的是时代呼声。
1907年国学大师唐文治辞去朝廷要职，执掌南洋公学，把“求一等学问、成一等事业、育一等人才、塑一等品格”作为办学方针。当时，学校只有五六百人的规模，却已经鲜明地提出“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等口号。
此后，学校在国内率先开办铁路土木科、电机科、航海科、交通管理科，并开展编译出版事业，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典籍。1926年，学校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工业研究所。
在西安交大的梧桐东道旁，一面巨大的墙壁上镌刻着“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几个大字——这是西安交大的校风墙。题写校风的是交通大学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他毕业于20世纪20年代电机科，彼时交通大学校园内，集中了一大批渴望光明的年轻人，高咏着“醒狮起，博大地”的《警醒歌》，呼唤师生为国担当。
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滋养，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西安交大不仅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工业大学，培养出钱学森、张光斗、杨嘉墀、吴文俊等为代表的科学大师、数以万计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而且还成为旧中国著名的“民主堡垒”，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摇篮。
在真理之光的照耀下，交通大学成为熊熊燃烧的火把，百炼成钢的熔炉，培养出国家的柱石，烛照社会发展的方向。
大树西迁 开拓之光
6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开发和建设大西北成为国家的战略之需。一份由当时高等教育部提交的关于调整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的报告呈送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案头。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作出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的重大决定。消息传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交大人用行动给出了坚定的答案。
以彭康为首的交大党组织和全校师生员工，把国家民族的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坚决执行关于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一年后，在沉睡千年的唐代皇家园林的旧址上，一个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
比起建新校，迁校更是一个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一重重困难，磨砺交大人的意志和信念，一个个问题，考验着交大人的吃苦和担当。当时交大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安，70%以上的教师舍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来到西安。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花甲之年毅然西迁，他谢绝了“留在上海照顾家庭”的关照，只身踏上了西迁的专列。西迁后他时刻谆谆教导学生和青年教师确立献身于开发大西北的理想。直到80岁高龄，他还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还想着学习维吾尔语，为新疆人民服务。
沪上名医沈云扉，以66岁高龄来到西安新校的小诊所里为师生服务了8年。交大不少师生至今还记得沈医生于1957年写下的那一首词《忆江南》：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交大人在承担极其繁重的迁校任务的同时，没有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没有放松对青年教师的提高，更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彭康是交通大学西迁、迁校后学校建设的卓越领导者，是西安交大师生极为尊敬的一任校长，也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教育家。20世纪60年代，学校和国家都进入困难时期，但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按既定目标办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西安交大。
在他的带领下，老领导们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张鸿副校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彭康校长、苏庄副校长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教师、实验人员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千方百计进一步加强校内外实习实验基地的开拓和支援地方工农业。
迁校以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了23万多名大学毕业生，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西迁以来培养了29位院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奠定了西部工业发展必需的高等教育基础，打造了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
薪火永续 卓越之光
不少交大人都对这样的校史如数家珍：1904年，老交大就开始安排学生赴校外实习；1907年，实验和实习被列为正式课程；1909年，设立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
直到今天，西安交大的“重实践”在全国高校中仍独树一帜：1982年，率先实行“社会实践”，后由共青团中央推广至全国；1995年，首倡教学实验中心，改传统的“以课程、专业设置实验室”为搭建“基于学科群组及跨学科组建的专业基础实验大平台”；2001年，首提“课外8学分”；2007年，在全国建成第一个“工程坊”，为学生搭建实现“小创造、大发明”的“梦工厂”。
“在交大人看来，‘重实践’既要有扎实基础，又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有创新思维，勇于探索。”西安交大副校长郑庆华解释说，在西安交大，机械、电气等拥有百年历史的学科，其本质就是要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难题。
多年来，西安交大在规模、资源拥有量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持续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在西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交大很多老师都认为这和学校一贯重实践、重传承、敢创新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承下，1959年，西安交大迁校不久就参与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的全部设计和制造工作，1965年周惠久院士创立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被誉为中国高校科研成果的“五朵金花”之一，20世纪70年代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笔图形显示器。
中国管理工程创始人汪应洛，一生致力于系统工程的研究与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器质量控制与监控诊断专家屈梁生，首创全息谱技术，使我国在转子动平衡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俞茂宏潜心研究五十载，创立双剪统一强度理论，成为首个写入基础力学教科书的“中国创造”。2015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奖后，将奖金全部捐出用于力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2016年初，西安交大卢秉恒、蒋庄德、徐宗本三位院士领衔成立中国高校智能制造创新网络，以汇聚高校最优质资源的平台，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
风云两甲子，弦歌三世纪。如今，西安交大这棵大树在西北这块充满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愈发繁茂。
厚植基础，严谨治学，传南洋薪火，为追寻真理矢志创新；艰苦朴素，崇德尚实，谱创业鸿篇，为民族复兴担当奉献。怀揣中国梦的西安交大人，将在新的征程上踏出更加动人的足音。（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本报通讯员 刘谦 许佳辉）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07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