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02日 12:41长沙日报
当年形形色色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
平反出狱后，张扬在病房中坚持修改《第二次握手》。
长沙湘剧团创作出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教育观，在当时曾引起轰动。
这是1978年的长沙铁路新车站，当时上面竖的标语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几句话，也给每位来长的外地人留下了难忘的第一印象。
1978年前整整十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是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但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恋爱终于还给它本来的面目。
这种上细下宽的喇叭裤，把整个屁股绷得圆滚滚的性感招摇的“奇装异服”，是当时年轻人的所爱，却成为主流社会评判人不道德的一个标尺。
这是1978年皮尔·卡丹第一次来中国时留下的照片。他身穿毛料大衣，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左前方一个身穿黑色棉袄、黑色棉裤和黑色棉鞋的老人忍不住偷偷往回看，其皱巴巴的帽子和磨得明晃晃的对襟棉袄与皮尔·卡丹的时尚穿着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位世界时装设计大师兼商人当时脑子里涌动着一个大胆得近乎妄想的念头:怎样打开这个广袤而封闭的市场？
1978年，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反响程度竟达到了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有人甚至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一点的镜头。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历史背景
开除党籍、住牛棚、批斗、游行，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数十万中国人被错误地戴上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帽子，受到非人的待遇。
1978年春天，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纠正。因刘少奇案受株连错判为反革命的28000多人也得到平反。
从刘少奇被正式开除出党到平反竟是12年，不禁令人唏嘘。这一年，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各界人士还有: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李达、杨献珍等。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55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错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得到了平反。
如果说高考给年轻的中国人带来无限希望，那么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则是打开了中国人的心灵枷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前奏。
一名湖南知青的平反
就在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并为其恢复名誉后不久，一位名叫张扬的湖南知青迎来了自己平反出狱的日子。
喜讯来得是那样突然，以至于还准备着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张扬仍满怀疑虑，甚至在得知可以出狱的消息时还想“再在这里待两三天，考虑考虑……”而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因为长期的监狱生活而极度虚弱——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全部五叶肺上密密麻麻布满了“粟粒型”病灶，左胸腔三分之二积液，X光片上一片白茫茫……
与此同时，位于长沙柑子园的张扬家中早已挤满了欢天喜地的人们，除亲友、邻居和记者外，还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他是来接张扬到北京修改、出版小说《归来》（《第二次握手》原名）的。
这也许是张扬的又一个没想到。从1970年开始流传，到1979年获得平反，《归来》早已经传遍全国。这本“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小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以手抄本、油印本等各种形式在人们手中争相传阅。就在前不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扬先生告诉我们，张春贤书记有一次向人提起自己也看过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也曾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为作者对人物倾注的情感所吸引、所打动。
张扬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科学救国”理念，旗帜鲜明地鞭挞着那个将知识践踏至谷底的时代，唤醒了许多年轻人对知识的追求与渴望。就在张扬及其作品平反当年，《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来自新疆的信，信中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在读了《归来》的手抄本后重又拥有了学习的冲动，并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故事。而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张扬的几大“罪名”
就是这样一本书，在“文革”期间却被姚文元点名批评，称“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罗列了几大罪名。
“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是张扬当年的罪名之一。据当年的相关材料记载，传阅《第二次握手》的人中“有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以及党团员和青年工人”。北京市仪表局所属的七三八厂当年甚至把《第二次握手》油印了五十本，在干部和群众中广为传播。“因为油印这本小说，连批林批孔的会都开不起来”。
《第二次握手》中，主人公丁洁琼有一句非常动人的台词:“人的一生中只应该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女主人公对爱情的信仰与追求成了张扬的罪名之二，这是那个谈“爱”色变的年代里的另类，也是对面具式样板英雄的极大讽刺。可这还远不及他在书中所表达的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罪名来得大，反动派甚至因此给张扬扣上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帽子，这是他的第三大罪状也是最大的罪状。这些最终导致张扬的被捕入狱甚至差点被处死。
三十年后的感谢
30年后的一个周末，我们重又走访作家张扬。回首往事，张扬依旧充满了感激:“要感谢3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否则我活不到今天。”的确，他要感谢的人很多，这种感激包含了多种元素，有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也有对某些人的感激。此中包括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李海初——如果没有这位老法官的党性、良心和策略，不是他巧妙利用“程序漏洞”（当时没有规定案件在某一阶段的审限）无限期地拖延时间；如果没有《中国青年报》女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女编辑邝夏渝的冲破阻力坚持调查，写出内参《〈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直送中央……总之，所有这些环节中只要缺了一个，张扬也许早已成为一缕冤魂！
不过，感谢他的人却更多，因为他的书，像一朵报春花在严寒中捎来了春的气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见到读者们很多帖子。有人感谢作者“在那个精神焦渴的年代为我们提供了那么美好的一本书”。有人说: “若不是这本书，不少青年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心里竟然萌生着一种名叫‘爱情’的东西。”有人回忆，上中学时读到这个手抄本后，从而在报考大学时违背父亲的意愿, 选择了物理专业，后来留学美国并事业有成。一位读者写道:“那样的岁月里，这本书曾经照亮过我们的心！”
而今，已是年过花甲的张扬先生正准备再次重写《第二次握手》（该书曾在2006年出过重写版）。忙于案头工作之余，他仍不忘将关注投向社会，投向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为他们的利益而呼吁。
2009年11月02日 12:41长沙日报
当年形形色色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
平反出狱后，张扬在病房中坚持修改《第二次握手》。
长沙湘剧团创作出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教育观，在当时曾引起轰动。
这是1978年的长沙铁路新车站，当时上面竖的标语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几句话，也给每位来长的外地人留下了难忘的第一印象。
1978年前整整十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是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但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恋爱终于还给它本来的面目。
这种上细下宽的喇叭裤，把整个屁股绷得圆滚滚的性感招摇的“奇装异服”，是当时年轻人的所爱，却成为主流社会评判人不道德的一个标尺。
这是1978年皮尔·卡丹第一次来中国时留下的照片。他身穿毛料大衣，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左前方一个身穿黑色棉袄、黑色棉裤和黑色棉鞋的老人忍不住偷偷往回看，其皱巴巴的帽子和磨得明晃晃的对襟棉袄与皮尔·卡丹的时尚穿着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位世界时装设计大师兼商人当时脑子里涌动着一个大胆得近乎妄想的念头:怎样打开这个广袤而封闭的市场？
1978年，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反响程度竟达到了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有人甚至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一点的镜头。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历史背景
开除党籍、住牛棚、批斗、游行，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数十万中国人被错误地戴上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帽子，受到非人的待遇。
1978年春天，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纠正。因刘少奇案受株连错判为反革命的28000多人也得到平反。
从刘少奇被正式开除出党到平反竟是12年，不禁令人唏嘘。这一年，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各界人士还有: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李达、杨献珍等。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55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错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得到了平反。
如果说高考给年轻的中国人带来无限希望，那么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则是打开了中国人的心灵枷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前奏。
一名湖南知青的平反
就在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并为其恢复名誉后不久，一位名叫张扬的湖南知青迎来了自己平反出狱的日子。
喜讯来得是那样突然，以至于还准备着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张扬仍满怀疑虑，甚至在得知可以出狱的消息时还想“再在这里待两三天，考虑考虑……”而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因为长期的监狱生活而极度虚弱——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全部五叶肺上密密麻麻布满了“粟粒型”病灶，左胸腔三分之二积液，X光片上一片白茫茫……
与此同时，位于长沙柑子园的张扬家中早已挤满了欢天喜地的人们，除亲友、邻居和记者外，还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他是来接张扬到北京修改、出版小说《归来》（《第二次握手》原名）的。
这也许是张扬的又一个没想到。从1970年开始流传，到1979年获得平反，《归来》早已经传遍全国。这本“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小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以手抄本、油印本等各种形式在人们手中争相传阅。就在前不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扬先生告诉我们，张春贤书记有一次向人提起自己也看过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也曾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为作者对人物倾注的情感所吸引、所打动。
张扬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科学救国”理念，旗帜鲜明地鞭挞着那个将知识践踏至谷底的时代，唤醒了许多年轻人对知识的追求与渴望。就在张扬及其作品平反当年，《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来自新疆的信，信中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在读了《归来》的手抄本后重又拥有了学习的冲动，并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故事。而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张扬的几大“罪名”
就是这样一本书，在“文革”期间却被姚文元点名批评，称“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罗列了几大罪名。
“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是张扬当年的罪名之一。据当年的相关材料记载，传阅《第二次握手》的人中“有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和副书记、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以及党团员和青年工人”。北京市仪表局所属的七三八厂当年甚至把《第二次握手》油印了五十本，在干部和群众中广为传播。“因为油印这本小说，连批林批孔的会都开不起来”。
《第二次握手》中，主人公丁洁琼有一句非常动人的台词:“人的一生中只应该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女主人公对爱情的信仰与追求成了张扬的罪名之二，这是那个谈“爱”色变的年代里的另类，也是对面具式样板英雄的极大讽刺。可这还远不及他在书中所表达的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罪名来得大，反动派甚至因此给张扬扣上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帽子，这是他的第三大罪状也是最大的罪状。这些最终导致张扬的被捕入狱甚至差点被处死。
三十年后的感谢
30年后的一个周末，我们重又走访作家张扬。回首往事，张扬依旧充满了感激:“要感谢3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否则我活不到今天。”的确，他要感谢的人很多，这种感激包含了多种元素，有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也有对某些人的感激。此中包括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李海初——如果没有这位老法官的党性、良心和策略，不是他巧妙利用“程序漏洞”（当时没有规定案件在某一阶段的审限）无限期地拖延时间；如果没有《中国青年报》女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女编辑邝夏渝的冲破阻力坚持调查，写出内参《〈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直送中央……总之，所有这些环节中只要缺了一个，张扬也许早已成为一缕冤魂！
不过，感谢他的人却更多，因为他的书，像一朵报春花在严寒中捎来了春的气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见到读者们很多帖子。有人感谢作者“在那个精神焦渴的年代为我们提供了那么美好的一本书”。有人说: “若不是这本书，不少青年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心里竟然萌生着一种名叫‘爱情’的东西。”有人回忆，上中学时读到这个手抄本后，从而在报考大学时违背父亲的意愿, 选择了物理专业，后来留学美国并事业有成。一位读者写道:“那样的岁月里，这本书曾经照亮过我们的心！”
而今，已是年过花甲的张扬先生正准备再次重写《第二次握手》（该书曾在2006年出过重写版）。忙于案头工作之余，他仍不忘将关注投向社会，投向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为他们的利益而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