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我上任(指担任文化部长)后约半年,到上海参加作协召开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国的活动于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其中有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苏联的费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等。此会早就计划要开了,有关外事部门一直未批,我一担任部长,此事批下来得也就快了些。 会议在上海的宝山举行。我坚持与与会作家同住一个旅馆,只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参加。而另外委托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刘德有以部的名义举行一次招待会祝贺此会的闭幕。 会议完全交由作协主办,主要是作协外联部组织,包括名单,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介入太多的具体事务。会后戴厚英等还有一些旁人著文对于会议没有邀请她或他对我表示不满意,其实我并没有过问会议组成人员的名单制定工作,当然,即使我过问了也没有把握一定会邀请她。这件事和任何一件文艺方面的事一样,缺少公认的如同奥林匹克竞赛一样的入围标准。 会议碰到一个麻烦,经费太少,捉襟见肘。作协外联部的负责人邓友梅告诉我,会议如果只承担与会正式成员的伙食住宿等,就勉强可以维持下来,但一些媒体的记者来得很踊跃,你邀请了的,他来了,你没有邀请的,他也来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作家头面人物,如刘××,自带了两位女记者来。特别是遇到一些如开幕式招待会、宴请等标准高的膳食,实在负担不起与会记者的入席。作协方面提出拟请记者另行用餐、标准低一点,我未有异议。 孰知这是犯了忌的。我国的记者不是个体户不是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的习惯是受到会议的良好待遇,他们也会尽力报道会议的有关消息做好宣传。果然,只一个开幕式没有请记者同志一起出席宴会,就引起了较强烈的不高兴。当天晚上一些媒体同志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我的秘书挡驾挡不住,我被叫了出去,我表示我已相当疲劳,并正有别的事情在处理,有什么事第二天再说,记者同志你一言我一语,我无法脱身,我的态度也渐趋急躁,直到近乎大叫起来,完全失态,完全丢人,完全失败。 我也服了,果然,此次会议虽然开得不错,媒体上是一句不提,封杀得十分彻底。还有一些人在境内外写文章,将此事与反右前夕的“左叶”事件相比。左是当时(1957年)的一个领导干部,说是他对记者态度不好,说过:“是我重要还是你们重要?”还有一老文人著文,叫做“一阔脸就变”,算是够恶心人的了。 这当然首先是我的一个修养问题,对于记者同志的尊重问题,我必须接受教训。 如果我是做官当老爷,如果我干脆不懂不搞文学创作,如果我一张口全部是《人民日报》社论上的话,如果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官儿,如果我只擅长传达文件与做批示,那么,第一,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最多参加一个开幕式讲几句大面上的话就行了。第二,我不可能与众人住在一起,不可能敞开室门任由同行同业与兄弟行业的人投诉。第三,不必直接面对那么具体的事务,如作协开幕式宴会的规格与邀请人员。第四,不论什么事,我根本不要表态,不是说的作协吗?好,转达给作协就是了。哪里会自取其辱呢? 官有官的做法,(专)家有(专)家的当法,民有民的方略,你接受了官职明明是老八了,却又要酸如老九,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想起文怀沙先生的一个说法,说到一个大家都敬爱的领导同志,说他没有架子,文老喝道:“没有架子怎么行呢?” 我是彻底服了,对于任何人都是不能够怠慢的。不但记者,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怠慢,领导决定你的浮沉,售货员决定你需要的商品的品质,邮递员管你的信件,司机管你的交通……记者决定你的公众形象。我记住了早在新疆便知道的箴言:一粒沙子也会迷住你的眼睛,一粒石头也能绊你一跤。第二,改革是改革,国情是国情,你必须服从自己的国情。第三,你已经当了官啦,法兰西的谚语,有两种职业当一天就会被人记一辈子:部长和妓女。你半推半就,你一心不失文人本色,然而你的责任在那里,不找你找谁去? 我类似的做得不漂亮的事还有很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越没完没了地征求意见,越是有意见。我来了文化部,但放不下作家的身段,英若诚到了部里则仍然坚持他的表演艺术。有一次去香港、上海等地演《茶馆》,走得时间偏长,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左右为难。 从整个中国来说,这一段是最强调干部的专业化的,成败得失,值得总结。不过至少在文艺界,早已不那么强调专业化了。 (摘自《大块文章》)
1986年11月,我上任(指担任文化部长)后约半年,到上海参加作协召开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国的活动于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其中有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苏联的费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等。此会早就计划要开了,有关外事部门一直未批,我一担任部长,此事批下来得也就快了些。 会议在上海的宝山举行。我坚持与与会作家同住一个旅馆,只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参加。而另外委托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刘德有以部的名义举行一次招待会祝贺此会的闭幕。 会议完全交由作协主办,主要是作协外联部组织,包括名单,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介入太多的具体事务。会后戴厚英等还有一些旁人著文对于会议没有邀请她或他对我表示不满意,其实我并没有过问会议组成人员的名单制定工作,当然,即使我过问了也没有把握一定会邀请她。这件事和任何一件文艺方面的事一样,缺少公认的如同奥林匹克竞赛一样的入围标准。 会议碰到一个麻烦,经费太少,捉襟见肘。作协外联部的负责人邓友梅告诉我,会议如果只承担与会正式成员的伙食住宿等,就勉强可以维持下来,但一些媒体的记者来得很踊跃,你邀请了的,他来了,你没有邀请的,他也来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作家头面人物,如刘××,自带了两位女记者来。特别是遇到一些如开幕式招待会、宴请等标准高的膳食,实在负担不起与会记者的入席。作协方面提出拟请记者另行用餐、标准低一点,我未有异议。 孰知这是犯了忌的。我国的记者不是个体户不是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的习惯是受到会议的良好待遇,他们也会尽力报道会议的有关消息做好宣传。果然,只一个开幕式没有请记者同志一起出席宴会,就引起了较强烈的不高兴。当天晚上一些媒体同志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我的秘书挡驾挡不住,我被叫了出去,我表示我已相当疲劳,并正有别的事情在处理,有什么事第二天再说,记者同志你一言我一语,我无法脱身,我的态度也渐趋急躁,直到近乎大叫起来,完全失态,完全丢人,完全失败。 我也服了,果然,此次会议虽然开得不错,媒体上是一句不提,封杀得十分彻底。还有一些人在境内外写文章,将此事与反右前夕的“左叶”事件相比。左是当时(1957年)的一个领导干部,说是他对记者态度不好,说过:“是我重要还是你们重要?”还有一老文人著文,叫做“一阔脸就变”,算是够恶心人的了。 这当然首先是我的一个修养问题,对于记者同志的尊重问题,我必须接受教训。 如果我是做官当老爷,如果我干脆不懂不搞文学创作,如果我一张口全部是《人民日报》社论上的话,如果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官儿,如果我只擅长传达文件与做批示,那么,第一,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最多参加一个开幕式讲几句大面上的话就行了。第二,我不可能与众人住在一起,不可能敞开室门任由同行同业与兄弟行业的人投诉。第三,不必直接面对那么具体的事务,如作协开幕式宴会的规格与邀请人员。第四,不论什么事,我根本不要表态,不是说的作协吗?好,转达给作协就是了。哪里会自取其辱呢? 官有官的做法,(专)家有(专)家的当法,民有民的方略,你接受了官职明明是老八了,却又要酸如老九,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想起文怀沙先生的一个说法,说到一个大家都敬爱的领导同志,说他没有架子,文老喝道:“没有架子怎么行呢?” 我是彻底服了,对于任何人都是不能够怠慢的。不但记者,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怠慢,领导决定你的浮沉,售货员决定你需要的商品的品质,邮递员管你的信件,司机管你的交通……记者决定你的公众形象。我记住了早在新疆便知道的箴言:一粒沙子也会迷住你的眼睛,一粒石头也能绊你一跤。第二,改革是改革,国情是国情,你必须服从自己的国情。第三,你已经当了官啦,法兰西的谚语,有两种职业当一天就会被人记一辈子:部长和妓女。你半推半就,你一心不失文人本色,然而你的责任在那里,不找你找谁去? 我类似的做得不漂亮的事还有很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越没完没了地征求意见,越是有意见。我来了文化部,但放不下作家的身段,英若诚到了部里则仍然坚持他的表演艺术。有一次去香港、上海等地演《茶馆》,走得时间偏长,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左右为难。 从整个中国来说,这一段是最强调干部的专业化的,成败得失,值得总结。不过至少在文艺界,早已不那么强调专业化了。 (摘自《大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