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偶尔看看凤凰台，某个周末打开电视，是采访周有光先生的节目。他正在谈下放宁夏的经历，谈到大雁粪雨，万年一遇的极小概率的事情，他当作一生中非常有趣的遭遇。说五七干校有个好处，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下子感染了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喜欢上了这位老人。 2012年，我开始整理《随笔》期间拍摄的照片，写摄影手记，承《文汇读书周报》看重，开了一个栏目陆续刊登。发表了几篇后，编辑来信，说希望不只限于《随笔》的作者，北京的文史哲方面有影响力的老先生，都希望能写写。这是一个严肃的提议，也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事情，马上应允了下来。 我首先想到的是去拜访周老。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取得联系。我想到了吴彬大姐，向她求助。收到我的请求，尽管她认为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慷慨地告诉我，周老的对外联络，都是由他的儿子周晓平先生负责，给了我一个电子邮箱，并嘱切勿外传。 这一点，我有思想准备。但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马上写了一封信发到晓平先生的邮箱。很快，我收到周晓平先生的回信：“我爸爸周有光同意你在某个时间来访问他。请写一个提纲寄来再另约时间。” 这么顺利，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赶写了一个提纲。以往拜访老先生，都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而以采访者的身份进行的拜访，拟写提纲，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看过周老的一些书，我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了出来，譬如现代教育制度、如何看待“文革”、古体诗词的现代命运、文字改革的不同声音等等。只为提起话头，并无明确目的。关于拜访时间，因为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在1月11至13号，我希望是那期间。晓平先生回信，“谢谢你发来的提纲。明年1月13日是他的生日，来看他的人可能很多，不知你13日以后来是否可以？请你想一下我们再电话联系。”约了14号，但能否成行并无把握。 摄影是我的重点之一。通常，拜访作者时，我都是随机拍摄，没有什么预设方案。给周老拍照，很难得，所以郑重其事拟了一个提纲。1.周老有一个绰号：周百科。记得看他和张允和先生的一些居家生活照，背景中可见书柜里摆有全套的英文版“百科全书”，将之充满背景，拍一张侧身坐照。2.周老喜欢喝红茶，每天上下午定时，与太太举杯齐眉，是游戏，也是互重互爱的表达。拟拍一张背景纯粹，周老双手捧着杯子停在齐腰处，低头看着杯子里的茶，若有所思。3.大雁粪雨的故事，反映了周老性格的多面，行事谨慎，未雨绸缪（早起看天，判断天气晴朗，开会都是大半天，到中午一定很热，于是带上大草帽），通达乐观，笑看生活。用草帽作道具，让他表现或成为某种样子。4.拍一张我喜欢的大头像，总是直视镜头的人物，眼睛的动感会传递出丰富的信息，揭示出或表现出众人看不到的一面。5.随机抓拍等等。 我于11日中午抵北京，接下来是繁忙的观展、听会、业务拜访。12日晚终于得空，给周老发了贺寿邮件，告知我已抵京，没好意思提出尽早安排会面时间，心里想的却是14日上午，因为那天晚上得赶回广州。马上收到回邮：“明天（13日）下午三点后可以来我家……不知你有空否？”一定是冥冥中的神佑，上午、中餐、晚餐都已安排，下午的空档难道是专为拜访周老而留下的，这可是周老108岁的生日！一定是！ 三点，经历了一番波折，我准时到了后拐棒胡同周老的寓所。这是老式的居民楼，国家语委的宿舍。应门的姑娘是周老家的小保姆，把我让进了小厅，这地方大概十来平方米，中间摆了一张方形餐桌，说请稍等一下，周老刚刚起来。桌旁一小姑娘在忙着在ipad上收邮件，是前一天《新京报》举办周老108岁寿诞的活动的系列材料。很快周老准备好了，我进了那间“熟悉”的房间，周老坐在他的宝座上，我快步上前，伸出双手，感受了周老那不大、温热、绵软却不乏力量的手掌的一握。周老示意我在桌子对面坐下。这时，晓平先生进来，连说抱歉，睡过头了。 晓平先生转身去取了我的提纲的打印件回来，我也将自己带的打印稿拿了出来。 周老在回忆中多次谈到他所受的教育，比如以前中小学的学制、下午的游艺课、圣约翰大学的重基础教育、鼓励自学，光华的学术自由等，同时批评了现代教育。目前，教育改革是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我太太是学教育的，儿子还在读大学，很想听听周老的看法，想知道他心目中的理想教育。资中筠先生在某次电视台的节目中说的一句话流传很广，说现在的重点大学是“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也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注意到，周老拿到提纲，看了第一个问题后，就在“毁灭之”三个字下面划了杠。 看得出，他接受的采访多了，很有经验。为了录音的方便，他让我把问题先念一遍。问完，他笑了起来。说“资中筠教授的话当然是开玩笑”。应答之机智巧妙，不得不佩服。接下来他大谈现代中国教育制度之源，批判苏联教育理论，强调通识教育的科学合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引进苏联的教育制度。苏联的教育制度应当说是错误的，我们目前已经改变不少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它的影响，这是我们教育改革中必须要做的工作。以前的教育制度，拿我的经验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就像游艺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我建议可以拿一两个学校来尝试游艺课的制度。……这个方法是很成功的，我的同学当中有好几个人都在游艺课里面成了大人才。比如刘天华，……他是中国音乐的开创者，二胡大师。他就是游艺课里培养出来的。……苏联教育引进中国的初期强烈反对兴趣，认为兴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是很荒谬的。重视基础教育，鼓励自学，这是两件事情。我先谈重视基础教育。什么叫重视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三门课：国文、英文、算学，这三门课很重要，是必须要考试的，其他许多课程都不考试的。我们中学的时候，中文都是古文，可以写文言文章；英文呢，都能讲、能写；数学是基础数学，都学好了。所以到了大学，你不仅能用古文来读古书，还能用英文来学新的知识。到了大学就可以不用学英语了，英语已经能够用了。假如你学英语呢，就是提高一步。现在学生的困难呢，就是到了大学都要补英文，花了很多时间，大学里应当学的知识就学不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个时候呢，拿游艺课来讲，就是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上午是三课，没有四课的。九点钟上课，现在是八点钟上课，弄的孩子们苦死了，许多孩子都睡眠不足。睡眠不足是学不好学问的，这是一个大事情。以前，我写信给总理，建议要注意这个事情，不过效果不好。我们引进苏联的教育制度，苏联大学的目标都是培养专家的，苏联的大学毕业生都是专家。我们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大学是培养好的基础，培养健全的人格，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子呢，大学毕业后可以进研究院，即使不进研究院，也可以自修，就能发展。这个原理就叫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个原理是非常好的，很成功的。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很好的引进。新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否定胡适提的原则。胡适了不起，胡适在美国学的什么东西呢？教育学！现在有几个人去美国学教育学啊？很少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引起思考，我建议要派一些人到美国去学教育学，我们的教育方法要学美国，把苏联的影响放弃，这才是一个捷径……”谈教育，周老信手拈来，一口气把现在教育为什么如此讲了个透，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完了，他做总结道：“我再讲几句。我呢，已经没有办法参加社会活动了，所以现在的教育情况我不是很了解，都是朋友讲的，对不对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朋友都来讲，我们的中小学里有很多的无效劳动，累得要死，学生苦的不得了，学生在中学小学经历了一个很不幸的青年时代。”我思想准备不足，没想到周老一口气，讲了有20多分钟。为了让周老稍稍休息一下，晓平先生让我介绍介绍自己。谈了没几句，周老就插话进来了。于是，我们继续。 目前，现代汉语变化很大很快，格律诗又有很多人提倡，彼此能相容吗，诗歌将怎么发展下去？周老是汉语拼音之父，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问题，周老认为，首先要要先讲清楚汉语变化很大，很大在什么地方。“中国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一个运动，叫语文现代化运动。这个运动到现在是一百多年了，已经告一段落了。‘语文现代化’这个名称从前叫‘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这个名称是语言学家提出来的，普通老百姓不这么讲。这个一百年，‘语文现代化’搞的什么工作呢？搞四项工作！第一，从方言到共同语；第二是简化汉字，标准化；第三是白话文；第四是汉语拼音。这四项工作都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一直到今天一百年，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制订了《语言文字法》，就是肯定这一百年的进步，由教育部来推广。这个所谓叫‘语文现代化’是变化很大的，就是做了这四件工作，这是成功的。” “格律诗呢，他们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这只是个玩意儿，这不是中国语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做或不做都是无所谓的，不做也可以。” 晓平先生在一旁接这个问题问到：“白话文诗歌，它可以有格律，也可以没有格律是不是？”“是的，不是说白话文诗歌一定没有格律。英文的诗歌就是白话文诗歌，它也有格律。我认为，我们提倡白话，从小说来讲呢，发展到沈从文是成功了；从诗歌来讲呢，发展到徐志摩，成功了。今后的发展呢，在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上可以往前进。文言格律诗你可以作，可以不作，看你高兴。这个从历史来看不是一个重要事情，我今天可以写古文嘛，没有人禁止我；我今天可以写古诗嘛，没有人禁止我。我也喜欢古诗嘛！读书的时候我也天天练的。这个无所谓的，这个不影响整个文化界定。‘语文现代化运动’一百年经过了多少个段落，每个段落的名称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段落名字叫‘拼音字运动’，后来叫什么运动，什么运动，整个来讲叫“语文现代化运动”，这是已经成功了。” 简化汉字一直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做译文编辑的时间比较长，接触到不少译者，对汉字简化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有一位译者高健先生就说过：现代汉语无法实现语言的丰富、洁雅、厚重、自然、轻快，必须用方言、文言、隔代语言等，要吸收这些来补充。 开谈后，周老的声音越来越大，中气十足。谈着谈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一板小电池。耳机没电了，刚才音量的提高，可能也与此有关。他熟练地取下耳机，换上新电池，不到一分钟，整个动作流畅自如，一气呵成。 因为装电池，对刚才的问题，没有听清楚。于是晓平先生在一旁将问题概括，说：“现代汉语不那么高洁、不那么美丽，非要引用点古代汉语才文雅；汉字简化对翻译产生了很多问题。” “先讲汉语白话美丽还是文言美丽？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思想，认为古代语言是美丽的。印度也是这样子的，认为今天天天讲的东西是不美丽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呢？人都是这样子，大家不会的东西是好的，大家都会的东西是不好的。可是你不能不讲今天的话，你不能用古代语言来讲话嘛！所以，白话文是自然的事情。你喜欢文言，你认为它是美丽的东西，你可以学古代语言，可以学古文，没有人能禁止你。可是你不可能用古代语言来广泛的传播，这是不行的。” 我再次将高健先生的观点提出：汉语简化不够用，达不到语言的丰厚、雅洁、厚重，要扩大语言，吸收来源。您怎么看？ “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他可能只懂翻译，而不懂语言学。许多语文很好的人，都不懂语言学。语言学是一门比较专门的东西。你知道吕叔湘吗？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许多有学问的人，一开口讲到语言学都讲错了。还有许多不懂语言学的人就瞎讲，比如杨振宁就瞎讲。杨振宁从国外回到中国来，到了香港他就发表演讲，讲中国语言文字怎么好，都是讲外行话。外行听听好像是很有趣味的，内行语言学家一听都是笑话。因为语言学是一个专门的东西，许多名词普通人都不能理解。比如汉字有‘词、字’，有‘词、数字’，你懂吗？很多人连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概念都不懂。语言学是一个专门的东西，不能希望每个人懂的。可是，许多人认为：我会外语，我当然懂语言学。陈伯达就讲了，语言会有什么可学的，大家不都会讲话嘛！他们不知道语言是一个专门的东西。就好像他（周晓平）是研究物理学的，这个我不懂，不可能懂得啊，我要懂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搞。所以吕叔湘写过一篇文章，说许多人写文章都到达语言文字的文笔，但一开口就讲错误的话。（谈到这个问题时，周老每讲完一句，就会笑起来，兴致颇高） “譬如有一个讲法是非常普通的：英文是多音节的，中文是单音节的。所以，中文适合于汉字，英文适合于字母。很多重要人物都这么讲，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外行之至。”（不停地笑） “以前有一个杂志，好像是湖南出版的，叫什么我忘记了，当时出来时候非常好，但因为发表文章太自由了，后来被封掉了。他们就来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给他们写了篇文章说明这个问题，说明一个原理：文字决定于语言的类型。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就犯了这个错误，那个杂志就来问我，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解释这个问题。这不能怪他们，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 他的回答有些跑题了。我又追问：译者不是在谈语言学，而是在谈实际使用中的一种感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翻译，中国人翻译佛教（典籍），佛教（典籍）是印度文嘛，翻译的时候呢，在唐代，中文就不够用了，许多佛教词汇在中国是没有的，在翻译的时候需要创造新的词汇。什么叫观音呢？观音就是创造的新的词汇。不好翻啊！什么叫做罗汉呢？都是创造新的词汇嘛！今天观音和罗汉大家都在讲嘛。什么叫阿弥陀佛呢？都是外国话嘛！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必然遇到我们词汇不够用。唐代就有这个问题。唐代翻译佛教（典籍）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化，这是中国语言史上的一个重要事情。普通人不懂这个事情。他可能是一个翻译家，可能在翻译的时候遇到困难。拿这个语言词汇的丰富不丰富来讲呢，英语语言词汇最丰富。英文词汇的丰富性比中文的词汇多得多。” 我又问到，江枫是激烈的反文字改革一派，曾写过不少文章，其中一篇叫《文字改革不妨暂停》。您怎么看？ “文字改革已经暂停了啊，不是‘不妨暂停’。什么叫暂停呢？文字改革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清朝末年开动的。做了四件大事情：普通话、白话文、简化字、拼音。到今天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可以说是暂停了嘛。我们今天有《语言文字法》，就是肯定一百年的成果，由教育部来推广，实际上已经是停了，所谓停就是告一段落。以后要怎么进行呢？就是要研究嘛，要研究不是一句空话来讲的。不过，我讲的暂停和他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他讲的‘暂停’是否定这个运动，我讲的‘暂停’是肯定这个运动的。” 问答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结束了采访，准备拍照。周老虽然配合，却远不像刚才那么兴奋了。也许是有些累了。房间开了一盏大日光灯，跟窗外的光一样强。我想使用单一光源，请晓平先生关了灯。周老马上问：“为什么关灯？我要亮！”晓平先生建议戴上眼镜照相。周老不愿意。曾孙女跑进来，说：“戴上眼镜，戴上眼镜。”可他就是不同意，“我不戴。”“不戴太难看了。”“不自然。”看来，周老有很强的自主意识，给他拍照面临了很大的挑战，我开始担心他会不同意戴草帽了。 按照事先的计划，我说出了拍摄的构想。先提出以“百科全书”为背景的想法，原以为书放在了其他房间，这时才知道，因空间太小，两套英文的，一套日文的全送掉了，只剩下架子上这几本，只得作罢。第二张是喝茶的照片。晓平先生说，他爸爸现在不喝红茶了，也不愿意吃水果，只好打成汁给他喝。喝什么都无所谓吧，端着杯子喝水都行。周老很配合，只是我不敢再要求按我原来的想法摆姿势了。但拍出的一张却是别有趣味。我以为这张照片反映了周老现在生活的全部：书房的狭小空间，背景小书架上的书，表明了他的生活常态；杯子停举在半空，双目微闭，若有所思，可能是在想念允和先生陪伴的日子或思念某位好友亲朋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小憩，还可能是回味刚刚看过的东西……当我小心翼翼地说明带了一顶草帽，想请周老戴上拍照时，竟然马上获得了应允。晓平先生直接就把帽子扣在了周老的头上，周老说，在宁夏戴的草帽比这宽大很多，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像墨西哥大草帽，晓平先生在一旁解释。那种草帽我是见过也戴过的，只是如今城市里已找不到了，就是到乡下，可能都不容易。 得告辞了。晓平先生说，我一走，他爸爸得马上睡一睡。上午已经接待了七八批客人。 108岁的生日，多么的充实啊。 我的提纲本意只是想提个话头，不给限定。没想到竟是逐一作答，而且看得出这份提纲周老事先并无准备，有些还特别陌生，可一旦明确了问题所在，马上回答或加以批驳，回答环环相扣，言之成理，展示了他的博学多闻、机智敏捷，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平常偶尔看看凤凰台，某个周末打开电视，是采访周有光先生的节目。他正在谈下放宁夏的经历，谈到大雁粪雨，万年一遇的极小概率的事情，他当作一生中非常有趣的遭遇。说五七干校有个好处，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下子感染了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喜欢上了这位老人。 2012年，我开始整理《随笔》期间拍摄的照片，写摄影手记，承《文汇读书周报》看重，开了一个栏目陆续刊登。发表了几篇后，编辑来信，说希望不只限于《随笔》的作者，北京的文史哲方面有影响力的老先生，都希望能写写。这是一个严肃的提议，也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事情，马上应允了下来。 我首先想到的是去拜访周老。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取得联系。我想到了吴彬大姐，向她求助。收到我的请求，尽管她认为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慷慨地告诉我，周老的对外联络，都是由他的儿子周晓平先生负责，给了我一个电子邮箱，并嘱切勿外传。 这一点，我有思想准备。但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马上写了一封信发到晓平先生的邮箱。很快，我收到周晓平先生的回信：“我爸爸周有光同意你在某个时间来访问他。请写一个提纲寄来再另约时间。” 这么顺利，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赶写了一个提纲。以往拜访老先生，都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而以采访者的身份进行的拜访，拟写提纲，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看过周老的一些书，我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了出来，譬如现代教育制度、如何看待“文革”、古体诗词的现代命运、文字改革的不同声音等等。只为提起话头，并无明确目的。关于拜访时间，因为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在1月11至13号，我希望是那期间。晓平先生回信，“谢谢你发来的提纲。明年1月13日是他的生日，来看他的人可能很多，不知你13日以后来是否可以？请你想一下我们再电话联系。”约了14号，但能否成行并无把握。 摄影是我的重点之一。通常，拜访作者时，我都是随机拍摄，没有什么预设方案。给周老拍照，很难得，所以郑重其事拟了一个提纲。1.周老有一个绰号：周百科。记得看他和张允和先生的一些居家生活照，背景中可见书柜里摆有全套的英文版“百科全书”，将之充满背景，拍一张侧身坐照。2.周老喜欢喝红茶，每天上下午定时，与太太举杯齐眉，是游戏，也是互重互爱的表达。拟拍一张背景纯粹，周老双手捧着杯子停在齐腰处，低头看着杯子里的茶，若有所思。3.大雁粪雨的故事，反映了周老性格的多面，行事谨慎，未雨绸缪（早起看天，判断天气晴朗，开会都是大半天，到中午一定很热，于是带上大草帽），通达乐观，笑看生活。用草帽作道具，让他表现或成为某种样子。4.拍一张我喜欢的大头像，总是直视镜头的人物，眼睛的动感会传递出丰富的信息，揭示出或表现出众人看不到的一面。5.随机抓拍等等。 我于11日中午抵北京，接下来是繁忙的观展、听会、业务拜访。12日晚终于得空，给周老发了贺寿邮件，告知我已抵京，没好意思提出尽早安排会面时间，心里想的却是14日上午，因为那天晚上得赶回广州。马上收到回邮：“明天（13日）下午三点后可以来我家……不知你有空否？”一定是冥冥中的神佑，上午、中餐、晚餐都已安排，下午的空档难道是专为拜访周老而留下的，这可是周老108岁的生日！一定是！ 三点，经历了一番波折，我准时到了后拐棒胡同周老的寓所。这是老式的居民楼，国家语委的宿舍。应门的姑娘是周老家的小保姆，把我让进了小厅，这地方大概十来平方米，中间摆了一张方形餐桌，说请稍等一下，周老刚刚起来。桌旁一小姑娘在忙着在ipad上收邮件，是前一天《新京报》举办周老108岁寿诞的活动的系列材料。很快周老准备好了，我进了那间“熟悉”的房间，周老坐在他的宝座上，我快步上前，伸出双手，感受了周老那不大、温热、绵软却不乏力量的手掌的一握。周老示意我在桌子对面坐下。这时，晓平先生进来，连说抱歉，睡过头了。 晓平先生转身去取了我的提纲的打印件回来，我也将自己带的打印稿拿了出来。 周老在回忆中多次谈到他所受的教育，比如以前中小学的学制、下午的游艺课、圣约翰大学的重基础教育、鼓励自学，光华的学术自由等，同时批评了现代教育。目前，教育改革是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我太太是学教育的，儿子还在读大学，很想听听周老的看法，想知道他心目中的理想教育。资中筠先生在某次电视台的节目中说的一句话流传很广，说现在的重点大学是“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也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注意到，周老拿到提纲，看了第一个问题后，就在“毁灭之”三个字下面划了杠。 看得出，他接受的采访多了，很有经验。为了录音的方便，他让我把问题先念一遍。问完，他笑了起来。说“资中筠教授的话当然是开玩笑”。应答之机智巧妙，不得不佩服。接下来他大谈现代中国教育制度之源，批判苏联教育理论，强调通识教育的科学合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引进苏联的教育制度。苏联的教育制度应当说是错误的，我们目前已经改变不少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它的影响，这是我们教育改革中必须要做的工作。以前的教育制度，拿我的经验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就像游艺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我建议可以拿一两个学校来尝试游艺课的制度。……这个方法是很成功的，我的同学当中有好几个人都在游艺课里面成了大人才。比如刘天华，……他是中国音乐的开创者，二胡大师。他就是游艺课里培养出来的。……苏联教育引进中国的初期强烈反对兴趣，认为兴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是很荒谬的。重视基础教育，鼓励自学，这是两件事情。我先谈重视基础教育。什么叫重视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三门课：国文、英文、算学，这三门课很重要，是必须要考试的，其他许多课程都不考试的。我们中学的时候，中文都是古文，可以写文言文章；英文呢，都能讲、能写；数学是基础数学，都学好了。所以到了大学，你不仅能用古文来读古书，还能用英文来学新的知识。到了大学就可以不用学英语了，英语已经能够用了。假如你学英语呢，就是提高一步。现在学生的困难呢，就是到了大学都要补英文，花了很多时间，大学里应当学的知识就学不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个时候呢，拿游艺课来讲，就是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上午是三课，没有四课的。九点钟上课，现在是八点钟上课，弄的孩子们苦死了，许多孩子都睡眠不足。睡眠不足是学不好学问的，这是一个大事情。以前，我写信给总理，建议要注意这个事情，不过效果不好。我们引进苏联的教育制度，苏联大学的目标都是培养专家的，苏联的大学毕业生都是专家。我们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大学是培养好的基础，培养健全的人格，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子呢，大学毕业后可以进研究院，即使不进研究院，也可以自修，就能发展。这个原理就叫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个原理是非常好的，很成功的。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很好的引进。新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否定胡适提的原则。胡适了不起，胡适在美国学的什么东西呢？教育学！现在有几个人去美国学教育学啊？很少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引起思考，我建议要派一些人到美国去学教育学，我们的教育方法要学美国，把苏联的影响放弃，这才是一个捷径……”谈教育，周老信手拈来，一口气把现在教育为什么如此讲了个透，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完了，他做总结道：“我再讲几句。我呢，已经没有办法参加社会活动了，所以现在的教育情况我不是很了解，都是朋友讲的，对不对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朋友都来讲，我们的中小学里有很多的无效劳动，累得要死，学生苦的不得了，学生在中学小学经历了一个很不幸的青年时代。”我思想准备不足，没想到周老一口气，讲了有20多分钟。为了让周老稍稍休息一下，晓平先生让我介绍介绍自己。谈了没几句，周老就插话进来了。于是，我们继续。 目前，现代汉语变化很大很快，格律诗又有很多人提倡，彼此能相容吗，诗歌将怎么发展下去？周老是汉语拼音之父，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问题，周老认为，首先要要先讲清楚汉语变化很大，很大在什么地方。“中国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一个运动，叫语文现代化运动。这个运动到现在是一百多年了，已经告一段落了。‘语文现代化’这个名称从前叫‘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这个名称是语言学家提出来的，普通老百姓不这么讲。这个一百年，‘语文现代化’搞的什么工作呢？搞四项工作！第一，从方言到共同语；第二是简化汉字，标准化；第三是白话文；第四是汉语拼音。这四项工作都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一直到今天一百年，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制订了《语言文字法》，就是肯定这一百年的进步，由教育部来推广。这个所谓叫‘语文现代化’是变化很大的，就是做了这四件工作，这是成功的。” “格律诗呢，他们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这只是个玩意儿，这不是中国语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做或不做都是无所谓的，不做也可以。” 晓平先生在一旁接这个问题问到：“白话文诗歌，它可以有格律，也可以没有格律是不是？”“是的，不是说白话文诗歌一定没有格律。英文的诗歌就是白话文诗歌，它也有格律。我认为，我们提倡白话，从小说来讲呢，发展到沈从文是成功了；从诗歌来讲呢，发展到徐志摩，成功了。今后的发展呢，在他们两个人的基础上可以往前进。文言格律诗你可以作，可以不作，看你高兴。这个从历史来看不是一个重要事情，我今天可以写古文嘛，没有人禁止我；我今天可以写古诗嘛，没有人禁止我。我也喜欢古诗嘛！读书的时候我也天天练的。这个无所谓的，这个不影响整个文化界定。‘语文现代化运动’一百年经过了多少个段落，每个段落的名称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段落名字叫‘拼音字运动’，后来叫什么运动，什么运动，整个来讲叫“语文现代化运动”，这是已经成功了。” 简化汉字一直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做译文编辑的时间比较长，接触到不少译者，对汉字简化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有一位译者高健先生就说过：现代汉语无法实现语言的丰富、洁雅、厚重、自然、轻快，必须用方言、文言、隔代语言等，要吸收这些来补充。 开谈后，周老的声音越来越大，中气十足。谈着谈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一板小电池。耳机没电了，刚才音量的提高，可能也与此有关。他熟练地取下耳机，换上新电池，不到一分钟，整个动作流畅自如，一气呵成。 因为装电池，对刚才的问题，没有听清楚。于是晓平先生在一旁将问题概括，说：“现代汉语不那么高洁、不那么美丽，非要引用点古代汉语才文雅；汉字简化对翻译产生了很多问题。” “先讲汉语白话美丽还是文言美丽？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思想，认为古代语言是美丽的。印度也是这样子的，认为今天天天讲的东西是不美丽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呢？人都是这样子，大家不会的东西是好的，大家都会的东西是不好的。可是你不能不讲今天的话，你不能用古代语言来讲话嘛！所以，白话文是自然的事情。你喜欢文言，你认为它是美丽的东西，你可以学古代语言，可以学古文，没有人能禁止你。可是你不可能用古代语言来广泛的传播，这是不行的。” 我再次将高健先生的观点提出：汉语简化不够用，达不到语言的丰厚、雅洁、厚重，要扩大语言，吸收来源。您怎么看？ “这是完全错误的概念。他可能只懂翻译，而不懂语言学。许多语文很好的人，都不懂语言学。语言学是一门比较专门的东西。你知道吕叔湘吗？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许多有学问的人，一开口讲到语言学都讲错了。还有许多不懂语言学的人就瞎讲，比如杨振宁就瞎讲。杨振宁从国外回到中国来，到了香港他就发表演讲，讲中国语言文字怎么好，都是讲外行话。外行听听好像是很有趣味的，内行语言学家一听都是笑话。因为语言学是一个专门的东西，许多名词普通人都不能理解。比如汉字有‘词、字’，有‘词、数字’，你懂吗？很多人连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概念都不懂。语言学是一个专门的东西，不能希望每个人懂的。可是，许多人认为：我会外语，我当然懂语言学。陈伯达就讲了，语言会有什么可学的，大家不都会讲话嘛！他们不知道语言是一个专门的东西。就好像他（周晓平）是研究物理学的，这个我不懂，不可能懂得啊，我要懂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搞。所以吕叔湘写过一篇文章，说许多人写文章都到达语言文字的文笔，但一开口就讲错误的话。（谈到这个问题时，周老每讲完一句，就会笑起来，兴致颇高） “譬如有一个讲法是非常普通的：英文是多音节的，中文是单音节的。所以，中文适合于汉字，英文适合于字母。很多重要人物都这么讲，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外行之至。”（不停地笑） “以前有一个杂志，好像是湖南出版的，叫什么我忘记了，当时出来时候非常好，但因为发表文章太自由了，后来被封掉了。他们就来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给他们写了篇文章说明这个问题，说明一个原理：文字决定于语言的类型。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就犯了这个错误，那个杂志就来问我，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解释这个问题。这不能怪他们，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 他的回答有些跑题了。我又追问：译者不是在谈语言学，而是在谈实际使用中的一种感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翻译，中国人翻译佛教（典籍），佛教（典籍）是印度文嘛，翻译的时候呢，在唐代，中文就不够用了，许多佛教词汇在中国是没有的，在翻译的时候需要创造新的词汇。什么叫观音呢？观音就是创造的新的词汇。不好翻啊！什么叫做罗汉呢？都是创造新的词汇嘛！今天观音和罗汉大家都在讲嘛。什么叫阿弥陀佛呢？都是外国话嘛！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必然遇到我们词汇不够用。唐代就有这个问题。唐代翻译佛教（典籍）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化，这是中国语言史上的一个重要事情。普通人不懂这个事情。他可能是一个翻译家，可能在翻译的时候遇到困难。拿这个语言词汇的丰富不丰富来讲呢，英语语言词汇最丰富。英文词汇的丰富性比中文的词汇多得多。” 我又问到，江枫是激烈的反文字改革一派，曾写过不少文章，其中一篇叫《文字改革不妨暂停》。您怎么看？ “文字改革已经暂停了啊，不是‘不妨暂停’。什么叫暂停呢？文字改革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清朝末年开动的。做了四件大事情：普通话、白话文、简化字、拼音。到今天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可以说是暂停了嘛。我们今天有《语言文字法》，就是肯定一百年的成果，由教育部来推广，实际上已经是停了，所谓停就是告一段落。以后要怎么进行呢？就是要研究嘛，要研究不是一句空话来讲的。不过，我讲的暂停和他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他讲的‘暂停’是否定这个运动，我讲的‘暂停’是肯定这个运动的。” 问答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结束了采访，准备拍照。周老虽然配合，却远不像刚才那么兴奋了。也许是有些累了。房间开了一盏大日光灯，跟窗外的光一样强。我想使用单一光源，请晓平先生关了灯。周老马上问：“为什么关灯？我要亮！”晓平先生建议戴上眼镜照相。周老不愿意。曾孙女跑进来，说：“戴上眼镜，戴上眼镜。”可他就是不同意，“我不戴。”“不戴太难看了。”“不自然。”看来，周老有很强的自主意识，给他拍照面临了很大的挑战，我开始担心他会不同意戴草帽了。 按照事先的计划，我说出了拍摄的构想。先提出以“百科全书”为背景的想法，原以为书放在了其他房间，这时才知道，因空间太小，两套英文的，一套日文的全送掉了，只剩下架子上这几本，只得作罢。第二张是喝茶的照片。晓平先生说，他爸爸现在不喝红茶了，也不愿意吃水果，只好打成汁给他喝。喝什么都无所谓吧，端着杯子喝水都行。周老很配合，只是我不敢再要求按我原来的想法摆姿势了。但拍出的一张却是别有趣味。我以为这张照片反映了周老现在生活的全部：书房的狭小空间，背景小书架上的书，表明了他的生活常态；杯子停举在半空，双目微闭，若有所思，可能是在想念允和先生陪伴的日子或思念某位好友亲朋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小憩，还可能是回味刚刚看过的东西……当我小心翼翼地说明带了一顶草帽，想请周老戴上拍照时，竟然马上获得了应允。晓平先生直接就把帽子扣在了周老的头上，周老说，在宁夏戴的草帽比这宽大很多，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像墨西哥大草帽，晓平先生在一旁解释。那种草帽我是见过也戴过的，只是如今城市里已找不到了，就是到乡下，可能都不容易。 得告辞了。晓平先生说，我一走，他爸爸得马上睡一睡。上午已经接待了七八批客人。 108岁的生日，多么的充实啊。 我的提纲本意只是想提个话头，不给限定。没想到竟是逐一作答，而且看得出这份提纲周老事先并无准备，有些还特别陌生，可一旦明确了问题所在，马上回答或加以批驳，回答环环相扣，言之成理，展示了他的博学多闻、机智敏捷，还有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