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革命道路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三千年的文明史，从盘古开天地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间有着各种各样的革命道路，从武王伐纣开始，陆陆续续的革命不断涌现，每条革命道路都显示着当时的不同理念。近代，中国人民不甘压迫、不甘剥削，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与改良，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无数的仁人义士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生命，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有了真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关键词：革命道路 反抗 斗争 共产党 实践 理论
正文：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一、中国近代曲折的革命道路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炮声的响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各个阶级也纷纷涌现出来，为了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而进行斗争，如：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随封建社会产生而产生，他们虽然贫穷、保守、落后，但却拥有一颗朴素的爱国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阶层：一是维新派、二是革命派、三是激进民主派。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于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它既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1905年，孙中山等人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革命力量在全国迅猛发展，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可是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改变，因此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完全决裂，也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二、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经过一年多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确认识，他及时作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述，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
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这时，他收到了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但是，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又经历了一段极其坎坷的历程。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无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第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第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论中国革命道路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三千年的文明史，从盘古开天地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间有着各种各样的革命道路，从武王伐纣开始，陆陆续续的革命不断涌现，每条革命道路都显示着当时的不同理念。近代，中国人民不甘压迫、不甘剥削，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与改良，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无数的仁人义士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生命，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有了真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关键词：革命道路 反抗 斗争 共产党 实践 理论
正文：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一、中国近代曲折的革命道路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炮声的响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各个阶级也纷纷涌现出来，为了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而进行斗争，如：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随封建社会产生而产生，他们虽然贫穷、保守、落后，但却拥有一颗朴素的爱国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阶层：一是维新派、二是革命派、三是激进民主派。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于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它既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1905年，孙中山等人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革命力量在全国迅猛发展，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可是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改变，因此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完全决裂，也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二、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经过一年多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确认识，他及时作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述，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
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这时，他收到了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但是，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又经历了一段极其坎坷的历程。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无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第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第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