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由啊，‘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不能。” “睡不着，吃安眠药，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就跑了出来……” 这几句是话剧《黎明・1949》开场时，毛泽东说的台词。 1948年12月30日，黎明将至。毛泽东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的蒋介石则纠结于内战失败的原因及退路。然而，这天的毛泽东，没有踌躇满志，却忧虑和不眠着。 这样的毛泽东，似乎没见过。 编剧谷白并不讳言，“我敢说，像这样写毛泽东的角度，我是第一个。” 他原名顾绍文，上海市作家协会影视剧本创作中心主任，曾经做过《萌芽》杂志编辑、《收获》杂志编辑及出版部主任等，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依旧精力充沛，说话到兴浓时，眉飞色舞，甚至会“拍案而起”。看上去，最多五十出头。 “与众不同”的领袖 文学作品中的领袖人物，多因思维定势而千篇一律地气势磅礴，或者和蔼可亲，又或者比如毛泽东，往往指夹香烟，指点江山，谈笑风生。 谷白笔下的“这一个”毛泽东，却不那样。 这让姜文也为之心动了――姜文有着很深的“毛泽东情结”，多年前就曾夸下海口：“要演毛泽东，没第二个人能够演过我！”《黎明・1949》出炉之后，大家也想到了姜文。于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长天将剧本发给姜文，并和谷白亲赴北京找姜文面谈。姜文说，《黎明・1949》剧本有很深含义，但《让子弹飞》即将开机，实在没时间，建议请别人先演，他表示愿意出演B角。 刻画领袖人物，谷白可算得有点匠心独具。他说，“一百个观众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我们写领袖也应该写自己心里的那个。” 谷白心中的毛泽东有这样的一段台词： “11月11日，我华野开始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时候，我以为黄百韬、李弥、孙元良那十七至多十九个师，精神差到极点。只要两三天，至迟――也就是最晚到14日就可以完全解决。结果，打到18日还没拿下。” 这一段，谷白说他是照抄的史料。他又把从史料中抄得的粟裕电文，拿来让毛泽东说：“华东野战军为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伤亡四万九千多人。在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的第一个星期，11月12 日到18日，我各参战纵队都已经至少伤亡五千人，骨干和干部损失极大，尤其以班、排、连级最为严重。有的班、排、连在一个星期里连续重新补充了五六次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各纵队剩下的大部分是纵队、师、团、营的非战斗人员和半战斗人员，像司号、通信、侦察等人员，不少连队只有连部伙夫、上士、司务长未……几个兵员本来就不足而伤亡又惨重的纵队，困难到了几乎不能继续作战的程度。” 战争的惨烈已经是以往的戏剧和影视作品很少入微地写到的了，但谷白告诉记者，那只是他要告诉观众和读者的第一层意思。 记者发现，在上引的“司务长未”下的省略号处，谷白注有个说明：“哽咽着很有些难以续说”。是让演员作大停顿？对哦，应该演出毛泽东心里的痛！接着，谷白又写毛泽东说，牺牲的战士跟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一样，要是活着，会跟父亲闹着娶媳妇。 这一联系是含深意的，谷白说。 记者又读了一遍毛泽东下面说的这段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百姓从来把传宗接代看得很重，尤其是农村，‘老婆孩子热炕头’，不胜向往之至。应该的，人嘛，有权利向往并且过上那样的日子。可是，他们的向往中止在了苏北的一个叫碾庄的地方。他们本来是还有长长的一生的。”体味到了其中所饱含的情感和意味，人曾经那样惨烈地为了他们所向往的生活而战斗，而毛泽东则是战斗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心痛如捣的领导者和指挥者。 这样的毛泽东，是不是离我们更近了些？ 谷白却又说，“写出一个接近些人的毛泽东不是我的终极目的。” 看过《黎明・1949》的人都认同他的话。 2004年，被普遍看好的《邓小平・1928》，也出自谷白之手。电影讲述了1927年深秋至1928年初夏，邓小平凭着过人智慧和无畏胆识，在危机四伏中，出生入死、化险为夷，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正常运作的故事，并动人地描绘了他与第一任妻子张锡媛的浪漫爱情。 他依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仅用月余时间塑造了个人们从未见识过的“邓小平”，重大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邓小平办公室一审通过，给了难得的“正反面形象均丰满”的好评。 《邓小平・1928》的成功，使谷白对领袖人物形象的刻画有了心得。 “彼时的邓小平，我写他的才能；而这回毛泽东，我写他的忧虑。”谷白表示，“要打动观众，必须真实、准确。如果到最后，用惊险样式写出的邓小平却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故事，对其才干也言之甚少，那就是失败。” 《黎明・1949》中，另有一个重要人物，蒋介石。谷白同样悉心描摹。翻阅史料后，谷白得知蒋有一段小故事： 蒋介石喜欢用手帕。他是浙江宁波人，方言唤作“绢头”。而蒋又经常忘带。某次外出，蒋正要上车，一摸口袋发现手帕忘带。回头跟随从要：“绢头。”这位来自四川的新随从听不懂，思考了一下，扭身便走。随后，竟然抱了几块砖头过来。他把“绢头”听成“砖头”了。让蒋哭笑不得。 这给了谷白灵感。他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游走，让蒋介石为即将去上海“打老虎”的蒋经国送行，问：“绢头带了没有？”又说， “不要一忙就什么都粗心大意，像绢头（蒋拿过儿子手上的手帕，示范地叠着并为之妥放进衣袋）要叠好，不能放在裤子口袋里。” 《高考・1977》的遗憾 谷白坚持纯粹和精确。为此，他举了个通俗例子：“如今的，比如爱情剧，各种凄美故事轮番登场，赚人眼泪。然而如果观众提问，‘他开始为什么爱她？’这问题一出场，整个作品都可以‘回家歇着’了。反过来说，倘若看到最后，观众会禁不住提问，‘他为什么还是不能爱她？’那这，就足以说明作品的坚硬内核了。” “如同树木，砍去枝丫之后，骨干依旧挺立。作品精神集中结实，这才是创作的意义所在。”谷白有这样的自信，“在我的作品里，每个字的出现，都有其理由。” 轰动一时的电影《高考・1977》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共鸣，社会反响强烈。然而作为编剧之一，谷白坦言，电影有着不小的遗憾，甚至背离了创作的初衷。 影片中的陈甫德是位普通中学教师，又是“历史反革命”。这个“邪恶的”身份，导致女儿陈琼从小备受歧视和打击，更不可能上大学。陈琼对父亲产生憎恨，而当陈甫德听说了高考恢复政策，不远万里来到北大荒，亲送复习资料时，陈琼内心复杂地将用心良苦的父亲拒之门外。 这几场戏 “赚”了不少观众眼泪。 但，拍摄时处理成“反革命”帽子被错“扣”，陈甫德是冤枉的，那就弱化了人物和故事和寓意。 谷白透露，按原意剧中的陈甫德不是什么好丈夫。“不是好丈夫，又是‘反革命’分子的人的女儿也能考大学、上大学了，那么别的人呢？这才是这对父女存在于作品中的力量。至于拍摄完成的影片，让女儿哭着对被她关在门外的父亲说：‘妈妈在去世前让我一定要转告你，如果有来世，她还愿意和你做夫妻。’那就更加离谱，在说别一个故事了。” 在谷白看来：“无论（写）整个作品抑或某个人物，第一原则是真实，第二原则是准确，二者相辅相成，才能隽永。否则，经不起观众的咀嚼。” “‘咀嚼’这个词，现在对创作者和观赏者来说都有点陌生了，但是，”谷白意味深长地说，“观众心里是明白的，即使淡忘了，也会重捡起它来的。” 谷白膝下无儿女，孑然一人，然却好友颇多。如好友沈善增，二人甚至会为作品某处使用“我”或“我们”争论，“我们经常在路上讨论创作，倾情投入。这很正常，以前的作家都是如此。只是如今，这样做的越来越少了。” 在《黎明・1949》改稿期间，谷白眼睛患了黄斑变性。视物变形，视力严重下降，这种病是中老年人致盲的重要疾病。要命的是，《黎明・1949》的公演，虽然标志着他的《时间长河三部曲》（《邓小平・1928》、《高考1977》）的完成，他却还不能不坚持在电脑前码字――作协给了他以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史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任务。不过，看他倒兴高采烈得很。
“没有自由啊，‘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不能。” “睡不着，吃安眠药，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就跑了出来……” 这几句是话剧《黎明・1949》开场时，毛泽东说的台词。 1948年12月30日，黎明将至。毛泽东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的蒋介石则纠结于内战失败的原因及退路。然而，这天的毛泽东，没有踌躇满志，却忧虑和不眠着。 这样的毛泽东，似乎没见过。 编剧谷白并不讳言，“我敢说，像这样写毛泽东的角度，我是第一个。” 他原名顾绍文，上海市作家协会影视剧本创作中心主任，曾经做过《萌芽》杂志编辑、《收获》杂志编辑及出版部主任等，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依旧精力充沛，说话到兴浓时，眉飞色舞，甚至会“拍案而起”。看上去，最多五十出头。 “与众不同”的领袖 文学作品中的领袖人物，多因思维定势而千篇一律地气势磅礴，或者和蔼可亲，又或者比如毛泽东，往往指夹香烟，指点江山，谈笑风生。 谷白笔下的“这一个”毛泽东，却不那样。 这让姜文也为之心动了――姜文有着很深的“毛泽东情结”，多年前就曾夸下海口：“要演毛泽东，没第二个人能够演过我！”《黎明・1949》出炉之后，大家也想到了姜文。于是，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长天将剧本发给姜文，并和谷白亲赴北京找姜文面谈。姜文说，《黎明・1949》剧本有很深含义，但《让子弹飞》即将开机，实在没时间，建议请别人先演，他表示愿意出演B角。 刻画领袖人物，谷白可算得有点匠心独具。他说，“一百个观众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我们写领袖也应该写自己心里的那个。” 谷白心中的毛泽东有这样的一段台词： “11月11日，我华野开始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时候，我以为黄百韬、李弥、孙元良那十七至多十九个师，精神差到极点。只要两三天，至迟――也就是最晚到14日就可以完全解决。结果，打到18日还没拿下。” 这一段，谷白说他是照抄的史料。他又把从史料中抄得的粟裕电文，拿来让毛泽东说：“华东野战军为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伤亡四万九千多人。在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的第一个星期，11月12 日到18日，我各参战纵队都已经至少伤亡五千人，骨干和干部损失极大，尤其以班、排、连级最为严重。有的班、排、连在一个星期里连续重新补充了五六次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各纵队剩下的大部分是纵队、师、团、营的非战斗人员和半战斗人员，像司号、通信、侦察等人员，不少连队只有连部伙夫、上士、司务长未……几个兵员本来就不足而伤亡又惨重的纵队，困难到了几乎不能继续作战的程度。” 战争的惨烈已经是以往的戏剧和影视作品很少入微地写到的了，但谷白告诉记者，那只是他要告诉观众和读者的第一层意思。 记者发现，在上引的“司务长未”下的省略号处，谷白注有个说明：“哽咽着很有些难以续说”。是让演员作大停顿？对哦，应该演出毛泽东心里的痛！接着，谷白又写毛泽东说，牺牲的战士跟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一样，要是活着，会跟父亲闹着娶媳妇。 这一联系是含深意的，谷白说。 记者又读了一遍毛泽东下面说的这段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百姓从来把传宗接代看得很重，尤其是农村，‘老婆孩子热炕头’，不胜向往之至。应该的，人嘛，有权利向往并且过上那样的日子。可是，他们的向往中止在了苏北的一个叫碾庄的地方。他们本来是还有长长的一生的。”体味到了其中所饱含的情感和意味，人曾经那样惨烈地为了他们所向往的生活而战斗，而毛泽东则是战斗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心痛如捣的领导者和指挥者。 这样的毛泽东，是不是离我们更近了些？ 谷白却又说，“写出一个接近些人的毛泽东不是我的终极目的。” 看过《黎明・1949》的人都认同他的话。 2004年，被普遍看好的《邓小平・1928》，也出自谷白之手。电影讲述了1927年深秋至1928年初夏，邓小平凭着过人智慧和无畏胆识，在危机四伏中，出生入死、化险为夷，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正常运作的故事，并动人地描绘了他与第一任妻子张锡媛的浪漫爱情。 他依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仅用月余时间塑造了个人们从未见识过的“邓小平”，重大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邓小平办公室一审通过，给了难得的“正反面形象均丰满”的好评。 《邓小平・1928》的成功，使谷白对领袖人物形象的刻画有了心得。 “彼时的邓小平，我写他的才能；而这回毛泽东，我写他的忧虑。”谷白表示，“要打动观众，必须真实、准确。如果到最后，用惊险样式写出的邓小平却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故事，对其才干也言之甚少，那就是失败。” 《黎明・1949》中，另有一个重要人物，蒋介石。谷白同样悉心描摹。翻阅史料后，谷白得知蒋有一段小故事： 蒋介石喜欢用手帕。他是浙江宁波人，方言唤作“绢头”。而蒋又经常忘带。某次外出，蒋正要上车，一摸口袋发现手帕忘带。回头跟随从要：“绢头。”这位来自四川的新随从听不懂，思考了一下，扭身便走。随后，竟然抱了几块砖头过来。他把“绢头”听成“砖头”了。让蒋哭笑不得。 这给了谷白灵感。他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游走，让蒋介石为即将去上海“打老虎”的蒋经国送行，问：“绢头带了没有？”又说， “不要一忙就什么都粗心大意，像绢头（蒋拿过儿子手上的手帕，示范地叠着并为之妥放进衣袋）要叠好，不能放在裤子口袋里。” 《高考・1977》的遗憾 谷白坚持纯粹和精确。为此，他举了个通俗例子：“如今的，比如爱情剧，各种凄美故事轮番登场，赚人眼泪。然而如果观众提问，‘他开始为什么爱她？’这问题一出场，整个作品都可以‘回家歇着’了。反过来说，倘若看到最后，观众会禁不住提问，‘他为什么还是不能爱她？’那这，就足以说明作品的坚硬内核了。” “如同树木，砍去枝丫之后，骨干依旧挺立。作品精神集中结实，这才是创作的意义所在。”谷白有这样的自信，“在我的作品里，每个字的出现，都有其理由。” 轰动一时的电影《高考・1977》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共鸣，社会反响强烈。然而作为编剧之一，谷白坦言，电影有着不小的遗憾，甚至背离了创作的初衷。 影片中的陈甫德是位普通中学教师，又是“历史反革命”。这个“邪恶的”身份，导致女儿陈琼从小备受歧视和打击，更不可能上大学。陈琼对父亲产生憎恨，而当陈甫德听说了高考恢复政策，不远万里来到北大荒，亲送复习资料时，陈琼内心复杂地将用心良苦的父亲拒之门外。 这几场戏 “赚”了不少观众眼泪。 但，拍摄时处理成“反革命”帽子被错“扣”，陈甫德是冤枉的，那就弱化了人物和故事和寓意。 谷白透露，按原意剧中的陈甫德不是什么好丈夫。“不是好丈夫，又是‘反革命’分子的人的女儿也能考大学、上大学了，那么别的人呢？这才是这对父女存在于作品中的力量。至于拍摄完成的影片，让女儿哭着对被她关在门外的父亲说：‘妈妈在去世前让我一定要转告你，如果有来世，她还愿意和你做夫妻。’那就更加离谱，在说别一个故事了。” 在谷白看来：“无论（写）整个作品抑或某个人物，第一原则是真实，第二原则是准确，二者相辅相成，才能隽永。否则，经不起观众的咀嚼。” “‘咀嚼’这个词，现在对创作者和观赏者来说都有点陌生了，但是，”谷白意味深长地说，“观众心里是明白的，即使淡忘了，也会重捡起它来的。” 谷白膝下无儿女，孑然一人，然却好友颇多。如好友沈善增，二人甚至会为作品某处使用“我”或“我们”争论，“我们经常在路上讨论创作，倾情投入。这很正常，以前的作家都是如此。只是如今，这样做的越来越少了。” 在《黎明・1949》改稿期间，谷白眼睛患了黄斑变性。视物变形，视力严重下降，这种病是中老年人致盲的重要疾病。要命的是，《黎明・1949》的公演，虽然标志着他的《时间长河三部曲》（《邓小平・1928》、《高考1977》）的完成，他却还不能不坚持在电脑前码字――作协给了他以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史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任务。不过，看他倒兴高采烈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