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静有关贾平凹的两篇散文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吴静）
去年末，《秦腔》夺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使一度与此奖无缘的贾平凹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作为一个身在小城的小女子，我除了从心底向他由衷的祝贺，再有就是想写写十年间与他的交往。我这倒不是攀他什么大名，只是想让贾平凹从神秘走向阳光。 第一次见贾平凹是在1996年。这一年的贾平凹很郁闷。一切都是因为《废都》的出版。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让贾平凹走出秦川来江浙考察。于是，有了贾平凹的高邮之旅。 高邮是扬州的一个县级市，那里有处名胜古迹叫文游台，乃当年秦少游、苏东坡等一帮文豪雅集宴乐之所。贾平凹为此留下了一幅字：文游游心。何为“游心”？如何“游心”？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10年过后，2006年。因为《美文》杂志的一个写作赛事，贾平凹分别在5月和8月两次再到扬州。因为《美文》主编的身份，免不了要在各种场合发表或长或短的讲话。他讲话时，听者无一不竖起耳朵凝神屏气。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一口商洛方言。陕西话之于扬州人，除了张艺谋的电影、郭达的小品，似乎没有其他可亲近的路径。所以，除了不时出现的“俄”（我），贾平凹的讲话对于听众来讲，基本就是“外语”。同来的毕飞宇说，他跟老贾面对面时，老贾的话能听懂80%，而到了公众场合，则只能听懂20%。这当然有个语境的问题。更主要还是老贾一开口，就是地道的秦腔——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
有一则关于他的方言轶事。一次在南京，与汪曾祺一起讲演。贾平凹慢条斯理、极为投入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想起问听众：我说话你们听得懂吗？会场上数百张嘴巴一齐喊：听不懂！结果是汪曾祺给他当起临时翻译，他讲一句，汪老翻译一句。
面对这种尴尬，贾平凹会幽默一下：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俄（我）就不用说了吧。这当然是玩笑，也是一个机智的借口。
贾平凹常说，“我是个笨人”。不会说普通话，笨。不会用电脑写作，也是笨。 有段时间，他下决心要用电脑写作。机器搬回来了。可这字没法打。用拼音吧，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哪里还谈得上拼音？用五笔吧，就是把字根贴在墙上，也记不住。试试手写板吧，还是不行，电脑不认他的字。勉强写了200来字，就发狠再也不用电脑了。他从小爱音乐，想拉二胡，可到现在也学不会，指头特别硬。他对此解释为：我可能是很笨的那种人，就好像一条狗，你给它开了再大的门，它还是从小洞里钻；就好像一只鸡，你把它放在粮堆上，它还是扒着吃。
贾平凹家里有车，但他不开。因为他当年骑自行车还摔跟头呢，摔断过腰，还撞过不下5个人。贾平凹也用手机，但除了接打电话，手机的其他功能于他而言基本上是聋子的耳朵。有一次，他说，我这手机怎么没有来电储存功能？别人拿过去一看，好好的呀，是他不会用。指导了半天也教不会他，怎么办？只好找张纸来，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写下：手机来电存储功能操作方法一二三„„这就是他自己所谓的“笨”了。
果然笨吗？你听说过哪个笨人能像他这样，写出几十本散文、小说？据说他年轻时，有一年竟创下了每周发表一篇作品的奇迹。这不但与“笨”丝毫联系不起来，而且简直可算得上天才了。用汪曾祺的说法，贾平凹是个“鬼才”。《美文》执行主编穆涛是河北人。一次车过秦岭，穆涛说：你们陕西人真谦虚，那么大一个山，叫个岭。老贾反应很快：你们河北人更谦虚，那么大一个省会，叫个庄。这段经典对话，都被老贾写到文章里了。说自己“笨”，老贾这是自相矛盾呢。
对于他自嘲的“笨”，也许叫“拙”更精当些。“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拙和讷是贾平凹给人的外在印象，而巧与辩才是真实的他。
在公众场合，贾平凹常显现出他的“弱项”：不善言辞，说话对他是一种负担。他自称对外界有一种胆怯心理，社交不行，讲话不行。他说这是遗传自他的父亲。
贾平凹的父亲是教师，“文革”中翻档案翻出他是“特务分子”“敌特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事实是这样的：胡宗南在西安举办一次报告，各个学校把参加报告人员的花名册报上去了。那天贾父偷偷跑出去看秦腔了，并没有参加报告会。但是资料报上去了，在档案里装着，后来“文革”的时候把那场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他父亲就这么被打成了“特务”。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以后，不敢说什么话，每天还教育子女：出去以后必须对谁都恭恭敬敬。贾平凹说，慢慢地，说话、社交的能力就减弱了。
那天从扬州去高邮一所中学，参加一个活动。车上聊天，我问贾平凹：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到西安以外的城市，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你最愿意去的可能是哪些地方？他想了一下，说：我最愿意一个人呆着，哪儿也不去。怕见人哩。
说着说着就见识了他的“怕见人”。车到高邮那所学校的门口，贾平凹忽然一声惊呼：怎么这么多人？不是说就搞个座谈会吗？我往车外一看，校门两边，数十位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在列队欢迎呢。下车，献花，跟当地领导拍照，看得出来，贾平凹始终紧绷着神经。这种场面是他最怵的。西安方面同来的人说，今天可把老贾吓坏了。
离开扬州的前一天，到富春吃早点。出来是得胜桥。小巷两侧一溜儿排开小铺子，卖扬州三把刀和暖壶、耳挖等别处难寻的老物件。
贾平凹走得极慢，边看边问，这是扬州的古玩市场吗？我告诉他古玩市场在天宁寺，鼓动他抽空去一下。后来一想，西安是什么地方，地下宝藏可以算得上世界之最，随便找个地方挖一锹，就能找到宝贝，扬州的古玩市场他哪看得上啊。
在一个卖烟斗的摊位前，贾平凹站住了。他拿起一只小巧的木嘴烟斗：多少钱？摊主要12元，他听不懂，我翻译了一下。“10元吧！”成交。看起来贾平凹对这只小烟斗还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木嘴有点瑕疵。据他自己说，他收藏的烟斗有数百只，最贵的值五六千，这次买的是最便宜的一只。他说：“我不喜欢弯把的。”难怪单单选中了这把破了相的。那些漂漂亮亮的，只因为是弯把，就入不了他的法眼。这一直一弯，其实也可看出贾平凹的品性来。 许多人都知道贾平凹爱收藏。据说他的工作室内，奇石、陶罐、字画、拓片、佛像各得其位，甚至还有几张狐狸皮和老虎皮。
他收藏的第一大门类当属奇石。他家里到处可见石头，包括厕所。我想住在他家楼下的人一定患有失眠症，担心夜里楼板吃不消，石头掉下来砸自己身上。
“姓贾的都与石头有缘。贾宝玉就是青峰埂下的一块顽石。”嘿，他还找到依据了呢。到了山区，贾平凹的眼睛就像粘在了石头上，在沟沟坎坎里到处逡巡。有一次，他还真的在河滩上捡到一对石头，上面的纹路正好是“平”“凹”二字，也算是机缘巧合了。
贾平凹早期曾写《丑石》自喻。贾平凹还自称“长安第一丑人”。这些平凡的石头是不是让生在农村的他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西安是汉都城，出土的汉罐自然特别多。一般人忌讳这些从墓葬里挖出的东西，贾平凹却说，他不怕鬼，他觉得这带鬼气的东西激活了他无穷的想象力。他想这陶罐都是泥土捏成又烧熟了的圣物，那汉罐里该有司马迁吧，唐罐里该有李白吧？他因此也希望自己百年之后化为泥土了，也变成陶罐被人收藏着。
该说说贾平凹的书画了。贾平凹的书画确实不好说，也说不好。其实，文人书法、文人画，本来就不该拿去跟专业书法家、画家的作品相比较。贾平凹写写画画，挣点家用谁也管不了。愿买愿卖，公平交易。贾平凹自己也说，写字比文学创作来钱快。
当代作家中，有书画名声的不少，汪曾祺是很突出的一个。贾平凹是钦佩汪老的，汪老的文章，汪老的书画，汪老的人品。当年，这一老一少两位大作家是有着一段交情的。 这次在高邮，参观汪曾祺文学馆，贾平凹写下了“到高邮想汪老山高水长”一幅字。写
吴静有关贾平凹的两篇散文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吴静）
去年末，《秦腔》夺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使一度与此奖无缘的贾平凹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作为一个身在小城的小女子，我除了从心底向他由衷的祝贺，再有就是想写写十年间与他的交往。我这倒不是攀他什么大名，只是想让贾平凹从神秘走向阳光。 第一次见贾平凹是在1996年。这一年的贾平凹很郁闷。一切都是因为《废都》的出版。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让贾平凹走出秦川来江浙考察。于是，有了贾平凹的高邮之旅。 高邮是扬州的一个县级市，那里有处名胜古迹叫文游台，乃当年秦少游、苏东坡等一帮文豪雅集宴乐之所。贾平凹为此留下了一幅字：文游游心。何为“游心”？如何“游心”？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10年过后，2006年。因为《美文》杂志的一个写作赛事，贾平凹分别在5月和8月两次再到扬州。因为《美文》主编的身份，免不了要在各种场合发表或长或短的讲话。他讲话时，听者无一不竖起耳朵凝神屏气。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一口商洛方言。陕西话之于扬州人，除了张艺谋的电影、郭达的小品，似乎没有其他可亲近的路径。所以，除了不时出现的“俄”（我），贾平凹的讲话对于听众来讲，基本就是“外语”。同来的毕飞宇说，他跟老贾面对面时，老贾的话能听懂80%，而到了公众场合，则只能听懂20%。这当然有个语境的问题。更主要还是老贾一开口，就是地道的秦腔——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
有一则关于他的方言轶事。一次在南京，与汪曾祺一起讲演。贾平凹慢条斯理、极为投入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想起问听众：我说话你们听得懂吗？会场上数百张嘴巴一齐喊：听不懂！结果是汪曾祺给他当起临时翻译，他讲一句，汪老翻译一句。
面对这种尴尬，贾平凹会幽默一下：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俄（我）就不用说了吧。这当然是玩笑，也是一个机智的借口。
贾平凹常说，“我是个笨人”。不会说普通话，笨。不会用电脑写作，也是笨。 有段时间，他下决心要用电脑写作。机器搬回来了。可这字没法打。用拼音吧，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哪里还谈得上拼音？用五笔吧，就是把字根贴在墙上，也记不住。试试手写板吧，还是不行，电脑不认他的字。勉强写了200来字，就发狠再也不用电脑了。他从小爱音乐，想拉二胡，可到现在也学不会，指头特别硬。他对此解释为：我可能是很笨的那种人，就好像一条狗，你给它开了再大的门，它还是从小洞里钻；就好像一只鸡，你把它放在粮堆上，它还是扒着吃。
贾平凹家里有车，但他不开。因为他当年骑自行车还摔跟头呢，摔断过腰，还撞过不下5个人。贾平凹也用手机，但除了接打电话，手机的其他功能于他而言基本上是聋子的耳朵。有一次，他说，我这手机怎么没有来电储存功能？别人拿过去一看，好好的呀，是他不会用。指导了半天也教不会他，怎么办？只好找张纸来，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写下：手机来电存储功能操作方法一二三„„这就是他自己所谓的“笨”了。
果然笨吗？你听说过哪个笨人能像他这样，写出几十本散文、小说？据说他年轻时，有一年竟创下了每周发表一篇作品的奇迹。这不但与“笨”丝毫联系不起来，而且简直可算得上天才了。用汪曾祺的说法，贾平凹是个“鬼才”。《美文》执行主编穆涛是河北人。一次车过秦岭，穆涛说：你们陕西人真谦虚，那么大一个山，叫个岭。老贾反应很快：你们河北人更谦虚，那么大一个省会，叫个庄。这段经典对话，都被老贾写到文章里了。说自己“笨”，老贾这是自相矛盾呢。
对于他自嘲的“笨”，也许叫“拙”更精当些。“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拙和讷是贾平凹给人的外在印象，而巧与辩才是真实的他。
在公众场合，贾平凹常显现出他的“弱项”：不善言辞，说话对他是一种负担。他自称对外界有一种胆怯心理，社交不行，讲话不行。他说这是遗传自他的父亲。
贾平凹的父亲是教师，“文革”中翻档案翻出他是“特务分子”“敌特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事实是这样的：胡宗南在西安举办一次报告，各个学校把参加报告人员的花名册报上去了。那天贾父偷偷跑出去看秦腔了，并没有参加报告会。但是资料报上去了，在档案里装着，后来“文革”的时候把那场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他父亲就这么被打成了“特务”。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以后，不敢说什么话，每天还教育子女：出去以后必须对谁都恭恭敬敬。贾平凹说，慢慢地，说话、社交的能力就减弱了。
那天从扬州去高邮一所中学，参加一个活动。车上聊天，我问贾平凹：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到西安以外的城市，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你最愿意去的可能是哪些地方？他想了一下，说：我最愿意一个人呆着，哪儿也不去。怕见人哩。
说着说着就见识了他的“怕见人”。车到高邮那所学校的门口，贾平凹忽然一声惊呼：怎么这么多人？不是说就搞个座谈会吗？我往车外一看，校门两边，数十位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在列队欢迎呢。下车，献花，跟当地领导拍照，看得出来，贾平凹始终紧绷着神经。这种场面是他最怵的。西安方面同来的人说，今天可把老贾吓坏了。
离开扬州的前一天，到富春吃早点。出来是得胜桥。小巷两侧一溜儿排开小铺子，卖扬州三把刀和暖壶、耳挖等别处难寻的老物件。
贾平凹走得极慢，边看边问，这是扬州的古玩市场吗？我告诉他古玩市场在天宁寺，鼓动他抽空去一下。后来一想，西安是什么地方，地下宝藏可以算得上世界之最，随便找个地方挖一锹，就能找到宝贝，扬州的古玩市场他哪看得上啊。
在一个卖烟斗的摊位前，贾平凹站住了。他拿起一只小巧的木嘴烟斗：多少钱？摊主要12元，他听不懂，我翻译了一下。“10元吧！”成交。看起来贾平凹对这只小烟斗还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木嘴有点瑕疵。据他自己说，他收藏的烟斗有数百只，最贵的值五六千，这次买的是最便宜的一只。他说：“我不喜欢弯把的。”难怪单单选中了这把破了相的。那些漂漂亮亮的，只因为是弯把，就入不了他的法眼。这一直一弯，其实也可看出贾平凹的品性来。 许多人都知道贾平凹爱收藏。据说他的工作室内，奇石、陶罐、字画、拓片、佛像各得其位，甚至还有几张狐狸皮和老虎皮。
他收藏的第一大门类当属奇石。他家里到处可见石头，包括厕所。我想住在他家楼下的人一定患有失眠症，担心夜里楼板吃不消，石头掉下来砸自己身上。
“姓贾的都与石头有缘。贾宝玉就是青峰埂下的一块顽石。”嘿，他还找到依据了呢。到了山区，贾平凹的眼睛就像粘在了石头上，在沟沟坎坎里到处逡巡。有一次，他还真的在河滩上捡到一对石头，上面的纹路正好是“平”“凹”二字，也算是机缘巧合了。
贾平凹早期曾写《丑石》自喻。贾平凹还自称“长安第一丑人”。这些平凡的石头是不是让生在农村的他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西安是汉都城，出土的汉罐自然特别多。一般人忌讳这些从墓葬里挖出的东西，贾平凹却说，他不怕鬼，他觉得这带鬼气的东西激活了他无穷的想象力。他想这陶罐都是泥土捏成又烧熟了的圣物，那汉罐里该有司马迁吧，唐罐里该有李白吧？他因此也希望自己百年之后化为泥土了，也变成陶罐被人收藏着。
该说说贾平凹的书画了。贾平凹的书画确实不好说，也说不好。其实，文人书法、文人画，本来就不该拿去跟专业书法家、画家的作品相比较。贾平凹写写画画，挣点家用谁也管不了。愿买愿卖，公平交易。贾平凹自己也说，写字比文学创作来钱快。
当代作家中，有书画名声的不少，汪曾祺是很突出的一个。贾平凹是钦佩汪老的，汪老的文章，汪老的书画，汪老的人品。当年，这一老一少两位大作家是有着一段交情的。 这次在高邮，参观汪曾祺文学馆，贾平凹写下了“到高邮想汪老山高水长”一幅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