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只有“革命烈士”，而无“国家英雄”称号？
(2010-02-20 18:01:46)
“烈士”一词，始见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烈”字的本义是“火猛”。由烈和士字组合一词含褒义。古代所谓烈士，虽有“谓以身殉道，而不屈者”之说，但实际上，常指临危不惧的活着的节义之士：
《韩非子·诡使》：“而好名义不仕进者，世谓之烈士。” 三国·曹操的 《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晋陆机《辩亡论》上：“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唐· 杨炯《上骑都尉高则神道碑》：“然后达人知足，徒兴白发之歌；烈士徇名，不受黄金之赏。” 清· 叶廷琯《鸥陂渔话·陈烈妇传诔》：“一死甘心殉所天，女中烈士瘗江边。”
元、明、清时对战死的军人，称“阵亡将士“。到了近现代，“烈士”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殉难者称为“忠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称战场牺牲的指战员为“阵亡将士”。1947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实施《东北解放区爱国自卫战争阵亡烈士抚恤暂行条例》中，首次将“阵亡将士”改为“阵亡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0年10月15日《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凡辛亥革命以来，确系为革命及抗日而阵亡和死难的人员，称为烈士。同年12月11日，内务部发布《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规定：凡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人民公安部队因参战、公干牺牲者(被俘不屈、慷慨就义或被特务暗杀等)，革命工作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牺牲者或因公牺牲者，民兵、民工因参战牺牲者，均称烈士。
1980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重新发布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符合规定的，可批准为革命烈士。正是这个条例，将“烈士”一词的所指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也就是从那天起，只要某人被认为符合“烈士”条件，均可被授予“烈士”称号，其家属同时享受“烈士家属”待遇。“烈士”这个名词，终于像动词一样，在国人面前别别扭扭地舞蹈起来。在国外工作辞世的被定为烈士，在国内因病去世的也被称为烈士。就连醉死酒场的官员，都被提请定为“革命烈士”，烈士一词终于演绎成了权力操纵下的超级大杂烩，成了国人迷糊，外国人犯晕，古人看不懂，今人搞不清的跨世纪变形金刚。
“革命”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早见于《易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及《尚书》之“革殷受命”，指的是改朝换代，易代鼎革。从意思上来看，革命指顺应天命。
近代日本，以革命二字译英语revolution一词，用以表示“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制造一新世界”之义。晚清时期，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中，取出“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20世纪初叶，革命一词在中国流行，就是日译之revolution，而并非《易传》与《尚书》中革命的原义。
近代中国“革命”一词，是孙中山先生倡议采用的。1895年11月，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3人东渡日本，在神户见一份日本报纸刊有一则《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孙中山便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中国的革命志士便把自己的行动称作“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升华，革命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般情况下，泛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的行动或行为。于是，革命一词开始演变为一种“大众与个体的某种区分或界定的内容不断变化的政治名词”。
随着文革的肆虐，“革命”一词，又有了新的暴力内涵：一个简单的“革命”定性，即可让人颠沛流离，也可让人飞黄腾达。司法行为，生活行为均被辅以“革命”的包装。使得“革命”这个合成名词，更多体现的是“令人恐怖的威胁性形容词语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国家的利益是超越党派、团体及任何中国人的最高利益。“革命”,革谁的命？烈士，哪来的那么多的暴力牺牲？对于对国家有贡献而辞世的人们，一概“被”授予“革命烈士”实在是太狭隘了,太不严肃了,应该对此“革命革命”了！
中国为何只有“革命烈士”，而无“国家英雄”称号？
(2010-02-20 18:01:46)
“烈士”一词，始见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烈”字的本义是“火猛”。由烈和士字组合一词含褒义。古代所谓烈士，虽有“谓以身殉道，而不屈者”之说，但实际上，常指临危不惧的活着的节义之士：
《韩非子·诡使》：“而好名义不仕进者，世谓之烈士。” 三国·曹操的 《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晋陆机《辩亡论》上：“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唐· 杨炯《上骑都尉高则神道碑》：“然后达人知足，徒兴白发之歌；烈士徇名，不受黄金之赏。” 清· 叶廷琯《鸥陂渔话·陈烈妇传诔》：“一死甘心殉所天，女中烈士瘗江边。”
元、明、清时对战死的军人，称“阵亡将士“。到了近现代，“烈士”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殉难者称为“忠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称战场牺牲的指战员为“阵亡将士”。1947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实施《东北解放区爱国自卫战争阵亡烈士抚恤暂行条例》中，首次将“阵亡将士”改为“阵亡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0年10月15日《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凡辛亥革命以来，确系为革命及抗日而阵亡和死难的人员，称为烈士。同年12月11日，内务部发布《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规定：凡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人民公安部队因参战、公干牺牲者(被俘不屈、慷慨就义或被特务暗杀等)，革命工作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牺牲者或因公牺牲者，民兵、民工因参战牺牲者，均称烈士。
1980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重新发布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符合规定的，可批准为革命烈士。正是这个条例，将“烈士”一词的所指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也就是从那天起，只要某人被认为符合“烈士”条件，均可被授予“烈士”称号，其家属同时享受“烈士家属”待遇。“烈士”这个名词，终于像动词一样，在国人面前别别扭扭地舞蹈起来。在国外工作辞世的被定为烈士，在国内因病去世的也被称为烈士。就连醉死酒场的官员，都被提请定为“革命烈士”，烈士一词终于演绎成了权力操纵下的超级大杂烩，成了国人迷糊，外国人犯晕，古人看不懂，今人搞不清的跨世纪变形金刚。
“革命”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早见于《易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及《尚书》之“革殷受命”，指的是改朝换代，易代鼎革。从意思上来看，革命指顺应天命。
近代日本，以革命二字译英语revolution一词，用以表示“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制造一新世界”之义。晚清时期，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中，取出“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20世纪初叶，革命一词在中国流行，就是日译之revolution，而并非《易传》与《尚书》中革命的原义。
近代中国“革命”一词，是孙中山先生倡议采用的。1895年11月，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3人东渡日本，在神户见一份日本报纸刊有一则《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孙中山便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中国的革命志士便把自己的行动称作“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升华，革命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般情况下，泛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的行动或行为。于是，革命一词开始演变为一种“大众与个体的某种区分或界定的内容不断变化的政治名词”。
随着文革的肆虐，“革命”一词，又有了新的暴力内涵：一个简单的“革命”定性，即可让人颠沛流离，也可让人飞黄腾达。司法行为，生活行为均被辅以“革命”的包装。使得“革命”这个合成名词，更多体现的是“令人恐怖的威胁性形容词语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国家的利益是超越党派、团体及任何中国人的最高利益。“革命”,革谁的命？烈士，哪来的那么多的暴力牺牲？对于对国家有贡献而辞世的人们，一概“被”授予“革命烈士”实在是太狭隘了,太不严肃了,应该对此“革命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