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摘 要：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核心内容，它包括分析运用史料的知识方法和对某些领域具 体史料的研究。史料学是历史学根本，因为历史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史料的搜集，整理与鉴别上。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是史料学的中心环节。本文从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的方法入手，介绍几种史料搜集与鉴别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史料学；历史学；历史文献学；搜集与鉴别；方法
中国历史上的史料浩如烟海。所有的历史研究， 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想要建设一部科学的中国史或进行史学研究， 就要从史料的搜集、 鉴别、 整理开始。但搜集史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史料并不是简单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而是分散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需要史学研究者耐心地去探求。但探求也不能盲目地进行， 需要有科学的方法， 有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有效率地完成史料的搜集、 鉴别等工作。 史料搜集的方法：一、因类法
中国过去 目录编制的原则是“以类相从”。现在的图书目录和图书资料、索引有几种编排形式，但仍以分类为主。以类分，就可以按类找。历史是类，中国现代史也是类，
下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人物等类；有的还按人物、事件、团体、报刊等分类。再往下还可分 为若干小类，如经济史可分工业史、农业史、财政金融史等，往下还可 以细 分。中国现代史划分各个时期，各个时期按上述方法分类，类就分得更 明细。类分得越细， 越能接近我们需要的特别史料。文字史料的种类，一般有文件、档案、报刊、回忆录、文史资料、史书等，这也是类。在订不出详细计划时，也可以按这种分类逐类翻阅，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史料。上述各个种类的史料，有的已有相当可用的目和索引，如报刊，在查阅报刊史料时，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报刊索引，根据索引可以较快地找到所需的史料。
二、由近及远法
有些特别史料，收藏在很远的地方，需要亲临其地，才能找到。去远处搜集资料，需要事先联系，经过一番筹划才能实行。不如先从近处着手，这样比较简便，能及时收效。在近处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还可以发现许多外地的史料线索，有利于我们制订到外地搜集史料的计划。 所以搜集史料要采取由近及远 的方法，先本单位，次外单位，然后再去外地。
三、溯源法
现有著作中征引的史料，对我们的研究课题，有的可能有参考价值，有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引用，但都要追溯它 的来源，凡属征引的第二手材料，要进一步查它的本源。这样做不仅可以纠正辗转引用中的错误，而且可以发现新的史料线索。陈垣先生 三、四十年代在大学里曾开设 《 史源学实习 》 一课，引导 学生考寻史源，增长研究能力。他自己在这方面作示范，写了一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一本文集，书名 《陈垣史源学杂文》。他研究的虽是古代史，但这种方法 可供现代史研究者借鉴。19 4 6年1月1 0 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并于1月1 0 日双方同时下达了停战令，这是历史事实，停战令是当时公开发布的文件，其具体条文是众所周知的。但是 有 一 本《中国革命史讲义 》 写道：“1月1 0 日双方同时下达了停战令，命令规定于1月1 3 日午夜生效。”这种表述与停战令条文本身发生矛盾，里有一个史源问题。查1月1 0 日停战令原文，明文规定双方“领导之 下之一 切部队„„ 即实行下列命令：( 一 ) ，一切战斗行动，应即停止。”以下全部条文中并无1月1 3 日生效
的内容，可见上述讲 中“命令规定于1月 1 3日生效”之说，实系误解。但是当时的一个停战令生效的时限 问题。周恩来l 月1 0 日答记者问，张群、周 恩来l 月1 0 日分别在政治协商会议 的报告，都宣布了双方已商定停 战令至迟于1月1 3 日午夜生效。这是考虑到有些地方命令可能迟到，故双方商定至迟于1月1 3日午夜，不论何地务必一律实行停故。 这一协议，写在三人小组会议记录中 ( 三人小组会议，由美方担任记录。以上内容见 《 马歇尔使华 》 附录B ，文件4 ) 这 就是停战令生效时限问题的史源。《毛泽东选集》 第1 0 8 5页注 (l):“停战协定即1 9 4 6年1月1 0 日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代表之 间共同商定的关于停止军事 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l 月1 3 日午夜就各 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这条注释可能即是上述讲之所本，但《毛泽东选集 》 的注释不是原始材料。写史时应追溯史源，其道理就在于此。
四、
披沙拣金法
善于在普通史料中找特别史料。一种情况是，某一条特别史料往往藏在大 量普通史料之中，需要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披沙拣金才能获得。一种情况是，在普通史料中发现一条史料，单 此一条，本无足轻重，但与此相同 的史料可能不止一条。如 果下 功夫一一搜集，集中起来，可以说明某种社会情况或某种历史现象，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很有用，成为珍贵的史料。 中国过去的文字史料中，关于社会经济情况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史料，都非常零星，非常稀少 ，带要从大量史料中一点一滴地去发掘。这里面的道理和这种方法，梁启超等人过去 曾详细讲过。我们研究现 代史的人，也要重视这种方法，切莫忽视在常见的普通史料中寻找特别史料。
五、
随时注意法
在有计划地搜集史料的同时，还要随时注意、随手搜集史料。在流览各种书刊时，在与师友交谈时，都会遇到与我们研究课题有关的史料。我们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或研究方向之后，就会成为有心人，自然会随时留意，不会轻易放过这些有用的史料。例如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在叙述一件历史事实时偶而会夹叙一点与本事无关的话。这种夹叙在别人看来无重要性，但对于从事某一专题研究的人，却可能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一条特别史料。随时注意，意外的收获，还会增加我们收集史料的兴趣。《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九辑刘亚哲 《护送共产党人从新菠回延安》 一文说，他们过西安时，刘亚哲“要见胡宗南，先得通过熊汇荃 ( 即熊向晖 ) ，熊是胡宗南的侍从参谋”。括号内的加注意思是熊汇荃即今天大家知道的熊向晖。 又《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孙越崎 《 回忆我与蒋介石接触二三事 》 一 文 云，1 9 42年蒋介石到 玉 门油矿 视察，第二年春夭蒋介石叫蒋经国、蒋纬国到玉门油矿参观。孙越崎当时任玉门油矿总经理，接待过他们。孙接着写道：“当时熊向晖同志在胡宗南那里做地下工作，并陪同蒋经国、蒋纬国一路来到玉门，这是我近来才知道的。”此处则明确说胡宗南那里有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熊向晖。按：熊向晖原名熊汇荃，抗日战争前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全国解放后从事外事工作。以上两条夹叙的史料，对研究地方史、地下革命斗争史的人，可能是有用的材料或线索。
六、兼采法
中国现代史上的事情，其年 代都距今不远，有大量的文字史料。一个事情发生，留下多种记载，它们的记事，常有出入。由于各人所处的地位不一样，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记 自然会有一些出入。由于政洽上的原因，当时必须隐讳的情节，事过之后又意图宣扬，产生 了记载上的出入也是合乎情理的。如五四运动 中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一事，当时的记载就有一些出入，对起火的原因，有云是学生放的，有云是曹家的人放的，有的还讲到别的原 因，说法不一。即使有的记载称是学生放的，但对究竟为何人所放，并不实说。只是在事情
过了若千年之后，才有称学生放的之确实记载，甚至指出了放火学生的姓名，何以如此，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搜集史料的过程 中，遇到记载不同的史料，发现传闻异词，都不要随意取舍，急于写定。一定要把 各种不同记载和传闻异词都搜集起来，经过比较、分析和综合，求得 准确的史实，我们对事件的认识也会因此而更加深刻。我们对历史的一些看法往往会在这个过程 中产生。裴松之 《上三国志注表 》 云：“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他的 《三 国志注 》 着重增补史料，对一事之不同记载，“并皆抄纳以备异闻” ，我们今天读 《三 国志》 时，由子有装注而感到它生动具休。搜集到手的史料，必须随时整理，加以连缀和爬梳，务必使史料成块，形成系统。这样做了，日后利用时就得心应手 ，并且为继续搜集打下基础。如何搜集史料，是属于历史研究方法 的一 门学间，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些具体方法，当然具体方法中也有学问，我们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对方法问题要善于总结、体会，不断摸索好的方法，以提高资料工作的水平。史料的丰富和史实的准确是保证历史著作的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以上情况说明，无论是搜集史料还是整理史料，都不光是简单动手的事，要勤于用脑，认真研究和思考。所以资料工作也是一 种研究工作，或者说做资料工作就是我们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
史料鉴别的方法：
1. 通过史料自身资质的证明。一般说来，任何一件史料它本身都会提供一定表明其身份的信息，它们是分析其是否真实的重要依据。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始件，可以通过该件的纸张、格式、文字、笔法、语气、文风和所叙内容等方面，判断其真伪。另一种是已经出版的史料。对此类材料无从辨别其纸张、格式、文字、笔法，只能辨别其语气、文风和内容。史料的内容一般都会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其所叙事实也会涉及某些历史现象、事件、自身活动或其他人，从这些方面往往能直接判断
其真假。
2. 不同版本的对照。史料的流传会有不同的版本，这就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近年出版的藏传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个版本之众的典型。据说通过近20年的收集，共找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本还有大约100部，目前已出版70余部。一般说来，越近的版本越完善。比如，近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共计12卷500万字，近三分之一为首次公布。特别令人佩服的是，其中收集了近50万字的自我鉴定之类的东西。再比如，l949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文集》，收集的李大钊的文稿只有十几万字。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选集》有133篇文稿近40万字，1984年该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有文稿500多篇120万宇。今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李大钊全集》共收文稿577篇192.7万字。其中新发现的61篇60余万字，占全书文稿总数11%和总字数31%。以陈独秀为例，198O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以下简称《后期》) 一书，收有陈独秀所写的《我对鲁迅之认识》一文。该书把此文的四个自然段砍去两个，留下的两段又用节选的方法，全文仅余166个宇。编者注明，“本文写于1937年12月，摘自《怎样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书中《我对鲁迅之认识》一文”。但是核对编者所讲之原书(亚东图书馆1937年12月版) ，就能发现编者有以下错误:第一，原书书名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编者所讲书名有误；第二，原书中此文题名《我对于鲁迅之认识》，编者所用题名有误；第三，原书版权页注明出版于1937年12月，但并不能据此断定此文作于1937年12月，编者判断显失轻率(据三联书店1984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卷，此文作于1937年11月21日，原载《宇宙风》第49期) 。第四，节文中仍有一个错字：“怀恨而死”之“死”应为“终”。该书上述四处错误，加上对此文用了摘录的方法，使其价值大减，必须利用原书核
对和增补。编者的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 可能与没有看到《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书有关。根据是：第一，编者没有必要用节选的办法，删去陈独秀高度评价鲁迅的好多话；第二，《后期》一书还收入了《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文，但注明选自1938年5月拔提书店出版的《抗战文选》一书。该文是原书的第一篇文章。如果编者看到了原书，则不应另从《抗战文选》一书选辑；第三，《后期》一书中《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文，错误有十几处之多，如果看到了原书，当不致如此。利用不同版本核对史料还要注意以下情况。
第一，反映同一史实的来源不同的史料。比如孙中山1905年8月13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981年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收有两份史料，一份是1905年9月30日出版的《孙逸仙演说) ，一份是《民报》第一号刊登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这也是一种不同版本。但它们都是一次文献，具有互相补充的意义，不存在彼此否定的性质。另一种情况稍异。1904年8目31日孙中山所著《支那问题真解》一文，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所出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收有当年的中英文合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以其英文件重新翻译。于是就有了两个译本。中华版《孙中山全集》将两个译本都收入，但以后一个译本为附件，这个处理是非常正确的。第二，不同语种的不同版本。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曾在同盟会作过一次讲演，这就是4月1日所作《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词》。1912年7月11目比利时《人民报》发表了该文的法文译文，7月1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17期转载了由比利时法文本翻译的译题名《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该报同时还发表了列宁针对俄文本所写的著名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很长对间里人们不知道俄文本的来源。同一篇演说，辗转三国文字，其中含义已有变化。其尤著者，把原演辞的将来新政府开办民政，“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改为俄文本的“新政府 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并且由此影响了列宁的评价。这一错误直1981年才被指出。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已将俄文本作为原演辞的附件收入。
3. 同类材料的互证。这是指以档案资料证明档案资料，以回忆录证明回忆录，以报刊资料证明报刊资料等等，一般来说同类资料具有连锁性质，比如，某件事情某报可能有连续报导，或者几家报纸都有报道；某事的诸涉事者都有回忆录或都有记忆; 档案中有关于某事的系列文件等等。这就为它们的互证明提供了可能。例如包惠僧提供了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是否可信呢？不少出席一大的人都回忆包参加了会议，因此包的回忆录就有价值。档案中的系列材料还能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互相印证，提供更准确的答案。
4. 多类材料的互证。这是指利用不同类型的材料互相印证。比如，利用报刊资料证明回忆录或档案，利用档案证明报刊或回忆录，利用档案、报刊、回忆录证明其他资料等等。例如，有回忆录说，陈公博参加过中共一大，但由于旅社内隔壁房间发生凶案，所以偕妻离沪，最后一天会议没有参加。这个说法是否可靠? 经查上海当时报纸，确系事实，不仅证明了回忆录的可信，并且为考定一大结束的时间增加了依据。
5. 史料与研究成果的互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能为新发观的史料提供佐证，所以，对学术动态越了解，学术积累越深厚，判断史料的能力越强。史料与研究成果的互证有以下意义。第一，研究成果越坚实越是能够尽快衡量史料的真伪和价值; 第二，重要史料的发观有可能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上得出结论。包括修正过去的只此一种结论; 肯定过去几种结论中的一种; 提出一种新结论等等。第三，研究成果薄弱的问题和领域，通过对新史料的证明，会有力地促进研究。
6. 其他证明的方法。包括请本人、其他当事者、亲属核实等等。
［ 参考文献］
［ 1］ 李开， 刘冠才． 晚清学术简史［M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彭春凌．“历史研究法” 与 1920 年年代的梁启超［J ］． 云梦学刊， 2008( 5) ．
浅谈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摘 要：史料学是历史学的核心内容，它包括分析运用史料的知识方法和对某些领域具 体史料的研究。史料学是历史学根本，因为历史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史料的搜集，整理与鉴别上。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是史料学的中心环节。本文从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的方法入手，介绍几种史料搜集与鉴别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史料学；历史学；历史文献学；搜集与鉴别；方法
中国历史上的史料浩如烟海。所有的历史研究， 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想要建设一部科学的中国史或进行史学研究， 就要从史料的搜集、 鉴别、 整理开始。但搜集史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史料并不是简单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而是分散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需要史学研究者耐心地去探求。但探求也不能盲目地进行， 需要有科学的方法， 有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有效率地完成史料的搜集、 鉴别等工作。 史料搜集的方法：一、因类法
中国过去 目录编制的原则是“以类相从”。现在的图书目录和图书资料、索引有几种编排形式，但仍以分类为主。以类分，就可以按类找。历史是类，中国现代史也是类，
下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人物等类；有的还按人物、事件、团体、报刊等分类。再往下还可分 为若干小类，如经济史可分工业史、农业史、财政金融史等，往下还可 以细 分。中国现代史划分各个时期，各个时期按上述方法分类，类就分得更 明细。类分得越细， 越能接近我们需要的特别史料。文字史料的种类，一般有文件、档案、报刊、回忆录、文史资料、史书等，这也是类。在订不出详细计划时，也可以按这种分类逐类翻阅，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史料。上述各个种类的史料，有的已有相当可用的目和索引，如报刊，在查阅报刊史料时，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报刊索引，根据索引可以较快地找到所需的史料。
二、由近及远法
有些特别史料，收藏在很远的地方，需要亲临其地，才能找到。去远处搜集资料，需要事先联系，经过一番筹划才能实行。不如先从近处着手，这样比较简便，能及时收效。在近处搜集史料的过程中，还可以发现许多外地的史料线索，有利于我们制订到外地搜集史料的计划。 所以搜集史料要采取由近及远 的方法，先本单位，次外单位，然后再去外地。
三、溯源法
现有著作中征引的史料，对我们的研究课题，有的可能有参考价值，有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引用，但都要追溯它 的来源，凡属征引的第二手材料，要进一步查它的本源。这样做不仅可以纠正辗转引用中的错误，而且可以发现新的史料线索。陈垣先生 三、四十年代在大学里曾开设 《 史源学实习 》 一课，引导 学生考寻史源，增长研究能力。他自己在这方面作示范，写了一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一本文集，书名 《陈垣史源学杂文》。他研究的虽是古代史，但这种方法 可供现代史研究者借鉴。19 4 6年1月1 0 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并于1月1 0 日双方同时下达了停战令，这是历史事实，停战令是当时公开发布的文件，其具体条文是众所周知的。但是 有 一 本《中国革命史讲义 》 写道：“1月1 0 日双方同时下达了停战令，命令规定于1月1 3 日午夜生效。”这种表述与停战令条文本身发生矛盾，里有一个史源问题。查1月1 0 日停战令原文，明文规定双方“领导之 下之一 切部队„„ 即实行下列命令：( 一 ) ，一切战斗行动，应即停止。”以下全部条文中并无1月1 3 日生效
的内容，可见上述讲 中“命令规定于1月 1 3日生效”之说，实系误解。但是当时的一个停战令生效的时限 问题。周恩来l 月1 0 日答记者问，张群、周 恩来l 月1 0 日分别在政治协商会议 的报告，都宣布了双方已商定停 战令至迟于1月1 3 日午夜生效。这是考虑到有些地方命令可能迟到，故双方商定至迟于1月1 3日午夜，不论何地务必一律实行停故。 这一协议，写在三人小组会议记录中 ( 三人小组会议，由美方担任记录。以上内容见 《 马歇尔使华 》 附录B ，文件4 ) 这 就是停战令生效时限问题的史源。《毛泽东选集》 第1 0 8 5页注 (l):“停战协定即1 9 4 6年1月1 0 日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代表之 间共同商定的关于停止军事 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l 月1 3 日午夜就各 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这条注释可能即是上述讲之所本，但《毛泽东选集 》 的注释不是原始材料。写史时应追溯史源，其道理就在于此。
四、
披沙拣金法
善于在普通史料中找特别史料。一种情况是，某一条特别史料往往藏在大 量普通史料之中，需要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披沙拣金才能获得。一种情况是，在普通史料中发现一条史料，单 此一条，本无足轻重，但与此相同 的史料可能不止一条。如 果下 功夫一一搜集，集中起来，可以说明某种社会情况或某种历史现象，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很有用，成为珍贵的史料。 中国过去的文字史料中，关于社会经济情况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史料，都非常零星，非常稀少 ，带要从大量史料中一点一滴地去发掘。这里面的道理和这种方法，梁启超等人过去 曾详细讲过。我们研究现 代史的人，也要重视这种方法，切莫忽视在常见的普通史料中寻找特别史料。
五、
随时注意法
在有计划地搜集史料的同时，还要随时注意、随手搜集史料。在流览各种书刊时，在与师友交谈时，都会遇到与我们研究课题有关的史料。我们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或研究方向之后，就会成为有心人，自然会随时留意，不会轻易放过这些有用的史料。例如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在叙述一件历史事实时偶而会夹叙一点与本事无关的话。这种夹叙在别人看来无重要性，但对于从事某一专题研究的人，却可能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一条特别史料。随时注意，意外的收获，还会增加我们收集史料的兴趣。《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九辑刘亚哲 《护送共产党人从新菠回延安》 一文说，他们过西安时，刘亚哲“要见胡宗南，先得通过熊汇荃 ( 即熊向晖 ) ，熊是胡宗南的侍从参谋”。括号内的加注意思是熊汇荃即今天大家知道的熊向晖。 又《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孙越崎 《 回忆我与蒋介石接触二三事 》 一 文 云，1 9 42年蒋介石到 玉 门油矿 视察，第二年春夭蒋介石叫蒋经国、蒋纬国到玉门油矿参观。孙越崎当时任玉门油矿总经理，接待过他们。孙接着写道：“当时熊向晖同志在胡宗南那里做地下工作，并陪同蒋经国、蒋纬国一路来到玉门，这是我近来才知道的。”此处则明确说胡宗南那里有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熊向晖。按：熊向晖原名熊汇荃，抗日战争前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全国解放后从事外事工作。以上两条夹叙的史料，对研究地方史、地下革命斗争史的人，可能是有用的材料或线索。
六、兼采法
中国现代史上的事情，其年 代都距今不远，有大量的文字史料。一个事情发生，留下多种记载，它们的记事，常有出入。由于各人所处的地位不一样，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记 自然会有一些出入。由于政洽上的原因，当时必须隐讳的情节，事过之后又意图宣扬，产生 了记载上的出入也是合乎情理的。如五四运动 中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一事，当时的记载就有一些出入，对起火的原因，有云是学生放的，有云是曹家的人放的，有的还讲到别的原 因，说法不一。即使有的记载称是学生放的，但对究竟为何人所放，并不实说。只是在事情
过了若千年之后，才有称学生放的之确实记载，甚至指出了放火学生的姓名，何以如此，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搜集史料的过程 中，遇到记载不同的史料，发现传闻异词，都不要随意取舍，急于写定。一定要把 各种不同记载和传闻异词都搜集起来，经过比较、分析和综合，求得 准确的史实，我们对事件的认识也会因此而更加深刻。我们对历史的一些看法往往会在这个过程 中产生。裴松之 《上三国志注表 》 云：“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他的 《三 国志注 》 着重增补史料，对一事之不同记载，“并皆抄纳以备异闻” ，我们今天读 《三 国志》 时，由子有装注而感到它生动具休。搜集到手的史料，必须随时整理，加以连缀和爬梳，务必使史料成块，形成系统。这样做了，日后利用时就得心应手 ，并且为继续搜集打下基础。如何搜集史料，是属于历史研究方法 的一 门学间，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些具体方法，当然具体方法中也有学问，我们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对方法问题要善于总结、体会，不断摸索好的方法，以提高资料工作的水平。史料的丰富和史实的准确是保证历史著作的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以上情况说明，无论是搜集史料还是整理史料，都不光是简单动手的事，要勤于用脑，认真研究和思考。所以资料工作也是一 种研究工作，或者说做资料工作就是我们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
史料鉴别的方法：
1. 通过史料自身资质的证明。一般说来，任何一件史料它本身都会提供一定表明其身份的信息，它们是分析其是否真实的重要依据。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始件，可以通过该件的纸张、格式、文字、笔法、语气、文风和所叙内容等方面，判断其真伪。另一种是已经出版的史料。对此类材料无从辨别其纸张、格式、文字、笔法，只能辨别其语气、文风和内容。史料的内容一般都会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其所叙事实也会涉及某些历史现象、事件、自身活动或其他人，从这些方面往往能直接判断
其真假。
2. 不同版本的对照。史料的流传会有不同的版本，这就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近年出版的藏传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个版本之众的典型。据说通过近20年的收集，共找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本还有大约100部，目前已出版70余部。一般说来，越近的版本越完善。比如，近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共计12卷500万字，近三分之一为首次公布。特别令人佩服的是，其中收集了近50万字的自我鉴定之类的东西。再比如，l949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文集》，收集的李大钊的文稿只有十几万字。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选集》有133篇文稿近40万字，1984年该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有文稿500多篇120万宇。今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李大钊全集》共收文稿577篇192.7万字。其中新发现的61篇60余万字，占全书文稿总数11%和总字数31%。以陈独秀为例，198O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以下简称《后期》) 一书，收有陈独秀所写的《我对鲁迅之认识》一文。该书把此文的四个自然段砍去两个，留下的两段又用节选的方法，全文仅余166个宇。编者注明，“本文写于1937年12月，摘自《怎样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书中《我对鲁迅之认识》一文”。但是核对编者所讲之原书(亚东图书馆1937年12月版) ，就能发现编者有以下错误:第一，原书书名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编者所讲书名有误；第二，原书中此文题名《我对于鲁迅之认识》，编者所用题名有误；第三，原书版权页注明出版于1937年12月，但并不能据此断定此文作于1937年12月，编者判断显失轻率(据三联书店1984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卷，此文作于1937年11月21日，原载《宇宙风》第49期) 。第四，节文中仍有一个错字：“怀恨而死”之“死”应为“终”。该书上述四处错误，加上对此文用了摘录的方法，使其价值大减，必须利用原书核
对和增补。编者的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 可能与没有看到《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书有关。根据是：第一，编者没有必要用节选的办法，删去陈独秀高度评价鲁迅的好多话；第二，《后期》一书还收入了《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文，但注明选自1938年5月拔提书店出版的《抗战文选》一书。该文是原书的第一篇文章。如果编者看到了原书，则不应另从《抗战文选》一书选辑；第三，《后期》一书中《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一文，错误有十几处之多，如果看到了原书，当不致如此。利用不同版本核对史料还要注意以下情况。
第一，反映同一史实的来源不同的史料。比如孙中山1905年8月13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981年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收有两份史料，一份是1905年9月30日出版的《孙逸仙演说) ，一份是《民报》第一号刊登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这也是一种不同版本。但它们都是一次文献，具有互相补充的意义，不存在彼此否定的性质。另一种情况稍异。1904年8目31日孙中山所著《支那问题真解》一文，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所出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收有当年的中英文合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以其英文件重新翻译。于是就有了两个译本。中华版《孙中山全集》将两个译本都收入，但以后一个译本为附件，这个处理是非常正确的。第二，不同语种的不同版本。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曾在同盟会作过一次讲演，这就是4月1日所作《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词》。1912年7月11目比利时《人民报》发表了该文的法文译文，7月1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17期转载了由比利时法文本翻译的译题名《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该报同时还发表了列宁针对俄文本所写的著名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很长对间里人们不知道俄文本的来源。同一篇演说，辗转三国文字，其中含义已有变化。其尤著者，把原演辞的将来新政府开办民政，“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改为俄文本的“新政府 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并且由此影响了列宁的评价。这一错误直1981年才被指出。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已将俄文本作为原演辞的附件收入。
3. 同类材料的互证。这是指以档案资料证明档案资料，以回忆录证明回忆录，以报刊资料证明报刊资料等等，一般来说同类资料具有连锁性质，比如，某件事情某报可能有连续报导，或者几家报纸都有报道；某事的诸涉事者都有回忆录或都有记忆; 档案中有关于某事的系列文件等等。这就为它们的互证明提供了可能。例如包惠僧提供了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是否可信呢？不少出席一大的人都回忆包参加了会议，因此包的回忆录就有价值。档案中的系列材料还能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互相印证，提供更准确的答案。
4. 多类材料的互证。这是指利用不同类型的材料互相印证。比如，利用报刊资料证明回忆录或档案，利用档案证明报刊或回忆录，利用档案、报刊、回忆录证明其他资料等等。例如，有回忆录说，陈公博参加过中共一大，但由于旅社内隔壁房间发生凶案，所以偕妻离沪，最后一天会议没有参加。这个说法是否可靠? 经查上海当时报纸，确系事实，不仅证明了回忆录的可信，并且为考定一大结束的时间增加了依据。
5. 史料与研究成果的互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能为新发观的史料提供佐证，所以，对学术动态越了解，学术积累越深厚，判断史料的能力越强。史料与研究成果的互证有以下意义。第一，研究成果越坚实越是能够尽快衡量史料的真伪和价值; 第二，重要史料的发观有可能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上得出结论。包括修正过去的只此一种结论; 肯定过去几种结论中的一种; 提出一种新结论等等。第三，研究成果薄弱的问题和领域，通过对新史料的证明，会有力地促进研究。
6. 其他证明的方法。包括请本人、其他当事者、亲属核实等等。
［ 参考文献］
［ 1］ 李开， 刘冠才． 晚清学术简史［M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彭春凌．“历史研究法” 与 1920 年年代的梁启超［J ］． 云梦学刊， 2008(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