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与挑战
摘要：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重要论述，是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机构设置过多、职责分工过细、协调配合不力等的实际问题，提出的一项带有探索性、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本文首先阐述了大部制的内涵及实行的时代背景，进而分析了我国大部制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明确了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但就目前来讲，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程度来看，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关键词：大部制；政府职能；行政管理体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思路，为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实行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大部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使政府部门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 向发展。通过大部制改革由此形成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类部门组成的中央政府组织机构总体框架，有利于权力的分离和制衡的行政运行机制，真正做到十一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确立大部门体制，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相同的事项，相对集中起来，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减少部门、机构的数量，方便集中决策，明确责任，提升决策能力和整合政策资源的能力，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
一、大部制的内涵及实行的时代背景
有学者提出，“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有学者认为，“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基于上述涵义的界定，有学者揭示出大部制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大”。这种“大”表现为组织规模大和职能范围广；二是“少”。就是职能部门少，如实行大部制的美国政府仅15个职能部门等；三是“合”。实行大部制的目的之一是整合行政资源；四是“协”。
大部制改革必须有机整合机构，优化组织结构，使之高度协调。十七大提出“大部制”的改革思路，是在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的行政管理经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借鉴发达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熟经验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新举措，因此大部制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也不断深入。而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是历届政府改革内容的重点之一，自1982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到1998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 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变为29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2003年为适应加入WTO 的需要，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这些改革为推行“大部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在11~18个来说，我国政府部门目前仍有28个，部门设置依然偏多，行政干预微观事务还具有某些惯性，也和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
同时，我国现行政府机构设置过多，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过细，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权责脱节、互相推 诿、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部门条块分割、导致利益部门化，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实行“大部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改“多头领导”为按性质和行业关系组合的“政出一门”局面，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整合能力，方便集中统一快捷决策，打造高效精干的服务型小政府。
二、大部制改革面临挑战与困境
大部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职能重叠交叉和利益分割的局面，避免有些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大部制改革必定在部门利益、人员分流和规章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暂时磨合，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一定的摩擦和阻力，概括为：部门利益阻碍、人员分流的困难和规章制度与改革不同步。
1、权力的对接与整合难
“大部制”改革涉及党政部门权力的对接，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推进。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是“大部制”改革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国务院机构组成数量之多、类型之多、分工之细超过世界许多国家。如今要实行大部制，把职能交叉、重叠的行政资源合并重组，
稍有不慎将会形成新的权力交叉、重叠“大部制”下，相关几个部的权力重新整合到一块，既要大刀阔斧，又要做到平稳过渡，确实不容易。
2、人员分流与机制磨合难
“大部制”下，机构、官位相对减少，机构精简和重组势必带来人员的分流。分流人员是历次机构改革最为头疼的事。至于优化结构，就是通过人员分流，调整政府和企业、机关和基层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达到优化组合，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大部制”下机构内部的磨合，外部的磨合，上下之间的磨合，与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如何对接，怎样才能不重复、不重叠等等，都是对“大部制”的严峻考验。
3、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难
过去是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导致政府效率太低。“大部制”机构设置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但结果可能导致对一个超级部门进行监督更难。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的一大关键因素。进行部门设置时既要考虑部门之间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分离，同时大部门内部也要考虑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对分离。
三、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
1、大部制改革有利于克服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利益倾向
我们在过去的反腐败工作中，较少注意立法或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利益化问题。实际上，部门利益是中国反腐的主要障碍之一。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重要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大部门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现行管理体制中各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政策争夺有利事务管辖权、处罚权、收费权，可以促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也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温床。
2、大部制改革有利于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有效防治腐败，必须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传统决策权与执行权一体化，决策者与执行者身兼二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使决策和执行都失去了监督，从而导致政策决策和执行的不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彼此既有交叉，也有空隙，职责权限不清，又缺乏沟通和协调，于是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互相牵制，有的问题推诿扯皮、无人过问，从而导致行政管理成本高，与廉价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通过大部制改革，使大部门的职责主要在于统筹决策、协调、监督，各专业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具体操作执行。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是实现政府职能规范化、效率化、责任化的前提。建立大部制，可以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者实行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监督，政策执行相对独立又可以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有
效制约。
3、大部制改革有利于问责
问责制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而有效的问责制，有利于防治腐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了政府部门和机构数量，实行职能整合，有利于减少职能交叉，明晰责任。传统的让多个部门负责同一项工作的做法，看起来是在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造成了权责不对等。政府设置部门过多，职责划分过细且交叉，使各级政府之间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面对一项稍微综合一点的工作，政府就不得不建立领导小组之类的常设机构来加强协调和管理，所以我国政府系统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行政责任难以落实。大部制是一种“大职能、宽领域”的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体制，能够有效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便于内部协调，提高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安排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行政部门负责人承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有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
四、大部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虽然大部制已经顺利的通过，即将进入实施阶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前几次改革的经验，大部门体制不会一步到位，会积累经验，渐进推进，否则容易导致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步伐受阻或者使大部门机构改革方案半途夭折。因此，以大部门体制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应通盘规划和审慎推进，做好利益协调和监督，保障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约。
（一）大部门体制改革应统筹兼顾，循序渐进
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的特点。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是“条块”管理的状况，为社会稳定的需要，要保持改革的顺利有序开展就要做到：
1、行政管理体制是纵横交织的职权分配，构筑大部门体制需要对政府机构设置进行通盘考虑，充分考虑管理要素、行政任务和实际需要，要做到统一、协调。大部门的设置，要把破除部门利益、裁撤冗余的议事协调机构、减少部门行政副职、富余人员的分流等问题作为统筹的要点，放在重塑政府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的大目标下进行衡量，使与其面临的制度环境、社会需求和历史趋势相适应。部门的数目多少，取决于政府事务的范围和部门设置的组织方式、行政程序以及规模大小，这些都与职权划分紧密有关。部门设置要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不能惟" 大部门" 是瞻，而应效能型与协调性相统一。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着力于“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着力于“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
2、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是政府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应当本着科学、严谨
的态度做好整体方案。明确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而不能采取没有明确的整体方案和目标的" 先进行试点" 的操作方法来推进，避免大部门体制改革在与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半途而废。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大部门体制推行的复杂性，克服部门利益膨胀的弊端，同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等制度，制定出一个先易后难、先整合后精简的分步骤推进的改革计划。
3、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人的心理具有稳定性，长期任职的行政人员往往会形成固定的行政思想、观念和意识，成为指导行政人员工作的内在法则。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利于行政人员工作的开展。“但是随着环境和行政系统内部的变化，将会显得过时、落后，阻碍行政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各种媒体为大部制的实行做好舆论准备和动员，使中央和地方、单位内外、单位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取得改革的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保障改革的顺利平稳过渡。摒弃过去若干次机构改革决策的神秘主义做法，充分吸收专家和相关人员参与，进行民主商议和科学论证，既保证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又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并保证了改革的正当性。
（二）加强监督，做到权责统一
在各种行政资源中，行政权力无疑是最重要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诺顿·朗所说：“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就是权力”而行政权力总是以公共权力出现，对权力客体具有强制性和随意性。在我国现阶段，法制不健全，一些官员的素质不高以及在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情况下，一些政府部门使公权沦为部门私权，为部门服务。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和制衡，对权力进行全面的监督，保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透明性，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大部制的实行，管理的事务更宽泛，权力会更集中，相应的利益也就更聚集，监督就刻不容缓了。为保证大部制得以良性发展，权力的阳光运行，利益的公益性，就要全面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一是要加强法律宣传和学习，增强人民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的意识，用法律来制约权力，维护权利。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运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加强人大的人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方面的权威作用，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守护神”，政府部门违法蚀利的“克星”；二是要转变决策机制，彻底纠正“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一把手”独大的现状，扭转“上级不好监督，平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尴尬局面，做到对领导的考核是全方面的，考核做到内外结合，上下结合；三是加强和媒体的沟通。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由于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代表公意，成为监督政府维护民众权利的一支特殊力量。民众通过和媒体的沟通，及时理解大部门的政策动向，对一些大部门侵权吞利的变相追求利益
部门化的行为，可以求助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的舆论给政府施压，从思想上、心理上影响政府工作人员，促使其接受行政道德和规范的约束，迫使其改变行为。四是大力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学会组织化维权。组织是通行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大部门体制改革同事业单位改革同步推进，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进行，使政府一些错位、越位的权力重新回归给社会，收缩大部门的触角，逐步达到政府、社会、市场平行运行，实现三者良性互动。
（三）大部制改革与法律规范同步，与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相一致
实行大部制后，由原来的几个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大部门的权力更大了，形成“超级部委”，又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规章制度。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稳定性，通过稳定的制度形成秩序。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使其权责统一，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大部制的改革目标。
亨廷顿曾指出：“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政府。”“前几次的机构改革，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基本上采取政策推动而不是法律规范的改革模式，或者说是“运动型”而不是“秩序型”的。”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应当循着法制的轨道来开展，不仅应将“大部门模式”的机构改革成果法制化，更应当加快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的步伐，适时修订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建构法治政府奠定基础。同时，对大部制的职能、机构设置、权限划分都要及时出台相配套的措施，为机构改革保驾护航，使改革稳步推进，有序展开，向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转变。
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度和法制具有确认和保障的功能。完善的法律支持，“一是使政府的新职能、新机构获得宪法正当性，二是要对新行政系统这个“巨兽”加强程序规则、引导，加强司法钳制，以使人们在获益于行政干预的同时不致丧失基本自由。”大部制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其进行法律思考，寻求充分的法律支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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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董方军等. 《大部门体制改革：背景、意义、难点及若干设想》，《中国工业经济》，2008(2).
试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与挑战
摘要：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重要论述，是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机构设置过多、职责分工过细、协调配合不力等的实际问题，提出的一项带有探索性、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本文首先阐述了大部制的内涵及实行的时代背景，进而分析了我国大部制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明确了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但就目前来讲，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程度来看，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关键词：大部制；政府职能；行政管理体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思路，为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实行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大部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使政府部门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 向发展。通过大部制改革由此形成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类部门组成的中央政府组织机构总体框架，有利于权力的分离和制衡的行政运行机制，真正做到十一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确立大部门体制，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相同的事项，相对集中起来，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减少部门、机构的数量，方便集中决策，明确责任，提升决策能力和整合政策资源的能力，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
一、大部制的内涵及实行的时代背景
有学者提出，“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有学者认为，“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基于上述涵义的界定，有学者揭示出大部制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大”。这种“大”表现为组织规模大和职能范围广；二是“少”。就是职能部门少，如实行大部制的美国政府仅15个职能部门等；三是“合”。实行大部制的目的之一是整合行政资源；四是“协”。
大部制改革必须有机整合机构，优化组织结构，使之高度协调。十七大提出“大部制”的改革思路，是在总结我国过去几十年的行政管理经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借鉴发达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熟经验基础上，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新举措，因此大部制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也不断深入。而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是历届政府改革内容的重点之一，自1982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到1998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 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变为29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2003年为适应加入WTO 的需要，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这些改革为推行“大部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在11~18个来说，我国政府部门目前仍有28个，部门设置依然偏多，行政干预微观事务还具有某些惯性，也和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
同时，我国现行政府机构设置过多，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过细，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权责脱节、互相推 诿、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部门条块分割、导致利益部门化，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实行“大部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改“多头领导”为按性质和行业关系组合的“政出一门”局面，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整合能力，方便集中统一快捷决策，打造高效精干的服务型小政府。
二、大部制改革面临挑战与困境
大部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职能重叠交叉和利益分割的局面，避免有些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大部制改革必定在部门利益、人员分流和规章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暂时磨合，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一定的摩擦和阻力，概括为：部门利益阻碍、人员分流的困难和规章制度与改革不同步。
1、权力的对接与整合难
“大部制”改革涉及党政部门权力的对接，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推进。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是“大部制”改革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国务院机构组成数量之多、类型之多、分工之细超过世界许多国家。如今要实行大部制，把职能交叉、重叠的行政资源合并重组，
稍有不慎将会形成新的权力交叉、重叠“大部制”下，相关几个部的权力重新整合到一块，既要大刀阔斧，又要做到平稳过渡，确实不容易。
2、人员分流与机制磨合难
“大部制”下，机构、官位相对减少，机构精简和重组势必带来人员的分流。分流人员是历次机构改革最为头疼的事。至于优化结构，就是通过人员分流，调整政府和企业、机关和基层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达到优化组合，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大部制”下机构内部的磨合，外部的磨合，上下之间的磨合，与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如何对接，怎样才能不重复、不重叠等等，都是对“大部制”的严峻考验。
3、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难
过去是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导致政府效率太低。“大部制”机构设置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但结果可能导致对一个超级部门进行监督更难。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的一大关键因素。进行部门设置时既要考虑部门之间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分离，同时大部门内部也要考虑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对分离。
三、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必要性
1、大部制改革有利于克服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利益倾向
我们在过去的反腐败工作中，较少注意立法或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利益化问题。实际上，部门利益是中国反腐的主要障碍之一。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重要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大部门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现行管理体制中各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政策争夺有利事务管辖权、处罚权、收费权，可以促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也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温床。
2、大部制改革有利于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有效防治腐败，必须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传统决策权与执行权一体化，决策者与执行者身兼二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使决策和执行都失去了监督，从而导致政策决策和执行的不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彼此既有交叉，也有空隙，职责权限不清，又缺乏沟通和协调，于是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互相牵制，有的问题推诿扯皮、无人过问，从而导致行政管理成本高，与廉价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通过大部制改革，使大部门的职责主要在于统筹决策、协调、监督，各专业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具体操作执行。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是实现政府职能规范化、效率化、责任化的前提。建立大部制，可以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者实行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监督，政策执行相对独立又可以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有
效制约。
3、大部制改革有利于问责
问责制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而有效的问责制，有利于防治腐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了政府部门和机构数量，实行职能整合，有利于减少职能交叉，明晰责任。传统的让多个部门负责同一项工作的做法，看起来是在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造成了权责不对等。政府设置部门过多，职责划分过细且交叉，使各级政府之间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面对一项稍微综合一点的工作，政府就不得不建立领导小组之类的常设机构来加强协调和管理，所以我国政府系统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行政责任难以落实。大部制是一种“大职能、宽领域”的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体制，能够有效避免职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便于内部协调，提高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安排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行政部门负责人承担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有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
四、大部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虽然大部制已经顺利的通过，即将进入实施阶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前几次改革的经验，大部门体制不会一步到位，会积累经验，渐进推进，否则容易导致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步伐受阻或者使大部门机构改革方案半途夭折。因此，以大部门体制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应通盘规划和审慎推进，做好利益协调和监督，保障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约。
（一）大部门体制改革应统筹兼顾，循序渐进
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的特点。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是“条块”管理的状况，为社会稳定的需要，要保持改革的顺利有序开展就要做到：
1、行政管理体制是纵横交织的职权分配，构筑大部门体制需要对政府机构设置进行通盘考虑，充分考虑管理要素、行政任务和实际需要，要做到统一、协调。大部门的设置，要把破除部门利益、裁撤冗余的议事协调机构、减少部门行政副职、富余人员的分流等问题作为统筹的要点，放在重塑政府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的大目标下进行衡量，使与其面临的制度环境、社会需求和历史趋势相适应。部门的数目多少，取决于政府事务的范围和部门设置的组织方式、行政程序以及规模大小，这些都与职权划分紧密有关。部门设置要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不能惟" 大部门" 是瞻，而应效能型与协调性相统一。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着力于“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着力于“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
2、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是政府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应当本着科学、严谨
的态度做好整体方案。明确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而不能采取没有明确的整体方案和目标的" 先进行试点" 的操作方法来推进，避免大部门体制改革在与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半途而废。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大部门体制推行的复杂性，克服部门利益膨胀的弊端，同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等制度，制定出一个先易后难、先整合后精简的分步骤推进的改革计划。
3、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人的心理具有稳定性，长期任职的行政人员往往会形成固定的行政思想、观念和意识，成为指导行政人员工作的内在法则。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利于行政人员工作的开展。“但是随着环境和行政系统内部的变化，将会显得过时、落后，阻碍行政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各种媒体为大部制的实行做好舆论准备和动员，使中央和地方、单位内外、单位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取得改革的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保障改革的顺利平稳过渡。摒弃过去若干次机构改革决策的神秘主义做法，充分吸收专家和相关人员参与，进行民主商议和科学论证，既保证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又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并保证了改革的正当性。
（二）加强监督，做到权责统一
在各种行政资源中，行政权力无疑是最重要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诺顿·朗所说：“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就是权力”而行政权力总是以公共权力出现，对权力客体具有强制性和随意性。在我国现阶段，法制不健全，一些官员的素质不高以及在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情况下，一些政府部门使公权沦为部门私权，为部门服务。所以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和制衡，对权力进行全面的监督，保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透明性，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大部制的实行，管理的事务更宽泛，权力会更集中，相应的利益也就更聚集，监督就刻不容缓了。为保证大部制得以良性发展，权力的阳光运行，利益的公益性，就要全面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一是要加强法律宣传和学习，增强人民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的意识，用法律来制约权力，维护权利。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运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加强人大的人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方面的权威作用，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守护神”，政府部门违法蚀利的“克星”；二是要转变决策机制，彻底纠正“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一把手”独大的现状，扭转“上级不好监督，平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尴尬局面，做到对领导的考核是全方面的，考核做到内外结合，上下结合；三是加强和媒体的沟通。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由于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代表公意，成为监督政府维护民众权利的一支特殊力量。民众通过和媒体的沟通，及时理解大部门的政策动向，对一些大部门侵权吞利的变相追求利益
部门化的行为，可以求助媒体的力量，通过媒体的舆论给政府施压，从思想上、心理上影响政府工作人员，促使其接受行政道德和规范的约束，迫使其改变行为。四是大力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学会组织化维权。组织是通行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大部门体制改革同事业单位改革同步推进，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进行，使政府一些错位、越位的权力重新回归给社会，收缩大部门的触角，逐步达到政府、社会、市场平行运行，实现三者良性互动。
（三）大部制改革与法律规范同步，与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相一致
实行大部制后，由原来的几个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大部门的权力更大了，形成“超级部委”，又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规章制度。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稳定性，通过稳定的制度形成秩序。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使其权责统一，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大部制的改革目标。
亨廷顿曾指出：“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政府。”“前几次的机构改革，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基本上采取政策推动而不是法律规范的改革模式，或者说是“运动型”而不是“秩序型”的。”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应当循着法制的轨道来开展，不仅应将“大部门模式”的机构改革成果法制化，更应当加快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的步伐，适时修订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建构法治政府奠定基础。同时，对大部制的职能、机构设置、权限划分都要及时出台相配套的措施，为机构改革保驾护航，使改革稳步推进，有序展开，向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转变。
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度和法制具有确认和保障的功能。完善的法律支持，“一是使政府的新职能、新机构获得宪法正当性，二是要对新行政系统这个“巨兽”加强程序规则、引导，加强司法钳制，以使人们在获益于行政干预的同时不致丧失基本自由。”大部制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其进行法律思考，寻求充分的法律支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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