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的工薪
颜昌海博客
抗战前的10年，通常被称为“民国黄金10年”。中共早期革命家张金保与包惠僧的回忆录里，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仍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水深火热”。
他们的回忆录，是对大革命时代工人运动的记述。
张金保曾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19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张金保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难以置信！张金保作为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原文中的“石”为两百斤；1包面粉为44斤），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00、60、70、300元。1933年，汉口最低地价为84元1亩。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一层楼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19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对比当时物价，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19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安徽大学校史（现安庆师范学院）记载，1949年之前的安徽大学，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可获得教育部助学金20元。不仅是免费教育，而且是国家补贴教育。学生每月伙食11元，高于教师标准2元，菜肴也多于教师菜肴。除了吃饭和购买用具外，困难学生还可补贴家用。
闻一多当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就居住在此，每月薪资400多银元。据史实，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受到地下党领导的左派学生极端痛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市委书记王林、宣传委员俞启威），部分学生罢课赴宁请愿。有感于正常的校园不再宁静，闻一多在校务会上慷慨陈词建议“挥泪斩马谡”。结果，一些为首的学生被开除了，包括物理系学生俞启威（江青前夫）。于是，部分学生将斗争矛头对准闻一多等教授。在一块山石旁边，赫然写着标语： “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学生们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标题是“闻一多与梁实秋”，旁边还配打油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原来闻一多上课时总是不自觉地发出“呵呵”的声音，没想到这也成了学生们讽刺挖苦的目标。还有几件类似的事情，同样极大地伤害了闻一多的自尊心，国立青大学潮风波使得闻一多颇感苦涩和酸楚，他决定辞职离开这里。1932年夏闻一多应聘前往母校清华任教，黯然告别了美丽岛城。
说完教师和学生，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健
全的各种法律，老板对工人的各种补贴，都出自传统的伦理、道德、次序上的价值观。而当今法律虽然健全，却是有法不依，缘于传统价值观全被摧毁。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1930年 5月所作的江西省寻乌县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
但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民国黄金十年的工薪
颜昌海博客
抗战前的10年，通常被称为“民国黄金10年”。中共早期革命家张金保与包惠僧的回忆录里，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仍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水深火热”。
他们的回忆录，是对大革命时代工人运动的记述。
张金保曾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19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张金保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难以置信！张金保作为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原文中的“石”为两百斤；1包面粉为44斤），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00、60、70、300元。1933年，汉口最低地价为84元1亩。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一层楼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19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对比当时物价，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19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安徽大学校史（现安庆师范学院）记载，1949年之前的安徽大学，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可获得教育部助学金20元。不仅是免费教育，而且是国家补贴教育。学生每月伙食11元，高于教师标准2元，菜肴也多于教师菜肴。除了吃饭和购买用具外，困难学生还可补贴家用。
闻一多当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就居住在此，每月薪资400多银元。据史实，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受到地下党领导的左派学生极端痛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市委书记王林、宣传委员俞启威），部分学生罢课赴宁请愿。有感于正常的校园不再宁静，闻一多在校务会上慷慨陈词建议“挥泪斩马谡”。结果，一些为首的学生被开除了，包括物理系学生俞启威（江青前夫）。于是，部分学生将斗争矛头对准闻一多等教授。在一块山石旁边，赫然写着标语： “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学生们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标题是“闻一多与梁实秋”，旁边还配打油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原来闻一多上课时总是不自觉地发出“呵呵”的声音，没想到这也成了学生们讽刺挖苦的目标。还有几件类似的事情，同样极大地伤害了闻一多的自尊心，国立青大学潮风波使得闻一多颇感苦涩和酸楚，他决定辞职离开这里。1932年夏闻一多应聘前往母校清华任教，黯然告别了美丽岛城。
说完教师和学生，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健
全的各种法律，老板对工人的各种补贴，都出自传统的伦理、道德、次序上的价值观。而当今法律虽然健全，却是有法不依，缘于传统价值观全被摧毁。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1930年 5月所作的江西省寻乌县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
但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