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健康的风暴》 作者：陇上清一
自序
回眸刚刚逝去的那个乱象纷纭的百年，其超乎任何一个时代许多倍的冲突、苦难与争斗，构成了长达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恰是在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动荡与冲突中，20世纪取得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辉煌成就，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令人心悸不安而又难以解脱的沉重话题：大至危及人类生存的核冷战、恐怖组织、经济危机和遍布全球的大气污染、环境恶化；小至各国政府内如癌症般无法根治的贪污腐败、令人头痛的医疗改革及疯狂上涨的医疗费用，还有对健康的迷失、对生命的淡漠„„ 一位善于思索的当代哲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文明是辆车，它安放在两个轮子上，一个轮子是“道德律”，一个轮子是“自然律”。很遗憾，自然律很牢固、结实；道德律则很脆弱、混乱，常常失灵，玩儿不转。这便是当今人类文明之旅运行的实况。左右轮子很不对称，随时有翻车的危险。
相比一百多年前，今天的自然科学已有长足的进展。每年颁发的诺贝尔科学奖便是这种进步的一个个里程碑。
遗憾的是，无论是诺贝尔还是执行其遗嘱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元老们，当初为什么就不曾设下一个“道德奖”呢？如果设了，人类的道德水准或许不至于下滑至今天这个水平了吧？后来又设了一项“和平奖”，但效果并不见怎么显著。
西方的基督教提出过一个有关道德的重要命题：“上帝就是爱”。
因此，效法基督，就是效法基督对世人的爱。因为基督是一位真正在道德上完美的人，是人类的典范。愈效法基督，便愈成其为人。否则，当然就很难成为人了。
所以，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西方凡信仰基督教的人，都知道博爱，懂得大爱，爱自己，爱家人，爱人类，当然更该关注人的生命。
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当欧洲人对自然律和道德律都有深刻认识的1900年代，在普朗克发现能量量子的日子，也正是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的时刻。
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欧洲诞生，九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少万无辜生灵惨遭涂炭。
量子力学发明后的十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全球燃起战火，数百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屠杀；侵华日军仅在南京一次就坑杀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在医学界，人们发明了抗生素和DNA ，但却在近一个世纪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中，正一步步将人类的健康误导向危险的境地。
因此，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认识自然律的伟大、辉煌世纪，但也是道德律沦丧的悲惨世纪（赵鑫珊《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历史总是在曲曲折折的不断向前发展着的，尽管是螺旋式的伸延，但总是会向上，向比较好的方面发展的。相信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所期盼和向往的。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动荡与变革，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新洗
牌。中国也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振兴及更深层面的改革。这个改革犹如女人分娩前的阵痛，虽不好受，但终究是无法避免的。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将迫使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权利益集团不得不放弃一些阵地和权益。
在重启法制建设的进程中，国人开始回头重新审视影响自己生存方式、生活质量的一些要害问题，逐步唤醒自己的公民意识和维权意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未来的时代，不仅意味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科技的高度发达，更昭示着人类将挣脱工业文明的桎梏和过度消费的异化，冲决物欲横流的毒雾，向往和追求对理性思维、对人类本真的发现与回归。
“潘多拉恶魔”终将被觉悟的灵魂重新关进那个古老的魔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一、两万亿元费用背后的玄机
位居世界经济第二位的中国，2012年GDP 的总量为52万亿人民币，不由让国人大涨了一番志气。然兴奋之余才明白，其实这数字中的三 分之一是国民的消费总额。而这些消费中的两万多亿元竟然是大家拼命吃药看大夫花掉的，约占JDP 总量的4%，相当于这一年教育经费的总投入。
虽然GDP 的增速已降至7.8，但医疗费用的增速却仍以高达12%的两位数飞速递增。这仅仅只是国家可以从明处统计到的数字。如果再加上被制药商隐瞒掉的多一半产量和利润，以及占城镇人口多数的那些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市民和占人口80%的农民们自费去医院和药店消费的数字，恐怕中国的GDP 很快就会赶上世界老大美利坚了。 放眼神州大地，无论发达的大中城市还是欠发达的穷乡僻壤，不管是达官显贵、富商大碗，还是红白蓝领、城乡贫民，几乎家家都有个药匣子、保健箱什么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似乎只要一来到这个世上，人们便再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药物，再也断不了找大夫、去医院或诊所，最少也得隔三差五的到药店去买点什么药。几乎没人敢承认自己没有病（除非神经病），即便明知没什么病，也必须经常去医院“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否则，万一有个什么不治之症，可怎么办？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开张的最多、最火、最赚钱的，便是药店。但药店不如诊所，诊所不如医院，医院不如药品的生产制造商。可药商们也大吐苦水：从理论上讲造药的利润的确比房地产开发还大，可
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得打通多少关节，送出去多少回扣，七送八送，真正落在我们手里的能有多少啊？
就连那些天价收入的明星大腕们，放着许多片约不接，也频频上镜为药商和医院大做广告，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曾经颇受人们尊重的医生，近些年来却越来越不受人尊崇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发现再也很少见到一个真正能把人的病给彻底治好的医生（除过一些急诊手术外），无论中医还是西医。
因为现在的“高科技”医用设备基本把所有医生都给“废”了，包括他们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学识和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只剩下几项虚有其名的中高级职称“桂冠”和赖以唬人的“专家”头衔。
不知何故，人们都爱争相去城市的大医院看病，大概是因为那里有着优秀的医疗资源吧。先是排队挂号，好不容易花几十块钱（听说还要涨到几百块）挂了个“专家门诊”号，见到“专家”后没问几句话，就给开了一个检查大单子，楼上楼下的挨门逐科，“地毯”式地浑身上下检查个遍，又是抽血化验，又是彩超、X 线片；有的还得去做CT 、搞核磁共振什么的。最后抱着一大堆单子、片子，送到专家眼前。没料到专家一目十行的飞速将单子、片子看了一遍之后，一句话也不说，埋头就开大处方药单。患者看着一大串搞不懂的药名，战战兢兢地小声向大夫问道：我究竟有什么病啊？专家却忙着接电话，跟自己的熟人聊天，且并不耽误快速接过下一位病人的单子和片子看了起来。当患者连问几遍之后，才极不耐烦的说：“啊，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果不都在单子上写着么，先吃上一个疗程的药，下次来看情况再说吧。”
就这样，患者们一趟又一趟的给医院的财务室送钱，去找“专家”们诊疗，但到头来仍一头雾水，不明白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痊愈的希望。因为专家们都守口如瓶，惜字如金，从始至终都不愿在那个必须购买的“病历本”上写出确切的疾病名称，，最多只是将仪器检查单子上的一串串英文字母或医用术语草草地重复一下，再很谦虚的写上几句“建议”，明确地表示自己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还是不如那几台仪器设备的水平和“权威”。当然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成为“专家”，不影响他们凭借“专家”的名分得到比工资高出好多倍的“绩效提成”。万一诊断错了，出了医疗事故，责任也不在他们这些从来都不会错的“专家”和医生身上，而在于那些设备的“偶尔失灵”或“机械故障”。凭借那些高科技的仪器设备，他们既不用费尽心思去替病人诊断治疗，还可获得高比例的检查费用“分成”，更不必去为医疗事故担责害怕，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真不敢想象，假如有一天没有了这些检查仪器，或者这些医生和专家们一旦离开设备齐全的医院，他们将怎样生存下去啊？！
我曾认识成都某大学的一位体育教师，当初身体结实得如一头牛犊，每天早晨都要坚持绕城长跑一圈，从来不知吃药是什么滋味。但后来学校领导十分重视这批中青年教育骨干，硬强迫他们去医院做一年一次到两次的“例行体检”。在一次体检中，偶然发现他的肾脏某部位似乎有个小黑影点儿，便通知他再去复查一下。这一复查，问题就被“发现”了。最后专家们反复会诊，一致认为有可能是个什么“瘤”，
便建议他“住院观察”一下。但他本人坚决不愿去住院，可经不住家人和亲朋好友再三规劝，只好勉强去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得回来。
在“观察”的初期，医生只是让他先服用一些普通的消炎类药物。渐渐地，各种名贵的国产、进口药都用上了，但“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严重了。原先体壮如牛的一个中年大汉，几月“治疗”下来，竟然消瘦下去好几圈，饭量也减去大半。后来因吃药无效，便又开始化疗、放疗。疗来疗去，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只好插管子打流食。最后，据说治成了尿毒症，又开始做透析。半年之后，家中接到一纸病危通知书。在临终前，这位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病住院的前体育教练，对亲人只留下这样一句话：“千万不要相信医生的话。” 家人想不通，要医院给个说法。但医院的答复滴水不漏：我们对病人的检查、诊断都是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的，治疗用药及所采用的一切检查治疗措施都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会诊论证过的，所有过程全都有记录可查。我们尽到了一切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对病人的死亡不负有任何过失性责任。
的确是这样，他们谁也没有去故意置人于死地，他们的手始终都很干净，因为始终都戴着质量不错的白手套和大口罩，没有直接对患者造成过任何伤害。尽管那个并不曾患病的病人被他们给活活治死了，但从医院规定的严密操作程序中是是找不出一点漏洞来的，国家现行的任何法律和法规都奈何他们不得。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而以“还原论、解剖学为
基础的现代医学所依据的方法和观念，许多却是反自然（规律）、反科学的，因此不得不经常陷入极大的误区和死胡同。”
1988年，美国卫生部科研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广泛调查证明，化学合成药物剧毒作用导致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依靠科学发明和制造的药物，竟然成为人类生命的第四大“杀手”，这不能不让世人震惊！
人类自从200年前发现了抗生素，使人类的疾病演变的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更加难治愈了，这还不包括许多被误诊、被药物毒死的在内。很多慢性病、免疫系统紊乱疾病，都与化学药物及抗生素的滥用有很大关系。人的耐药性越强，就越难逃脱疾病的魔爪。现今的医学界已对许多癌症和免疫系统疾病束手无策。尽管现代医学科技越来越发达，各国政府也都投入数额巨大的财力物力去研究新技术、研发新药物，但却始终对于蔓延在人群中的诸多慢性疾病毫无办法。而西医的手术、化疗、放疗已被公认为是名符其实的“劫钱要命三绝招”！ 人们渐渐发现，凡是被“专家”们确诊为“癌症”的患者，只要走上手术台，能活着走下来的那部分人，基本都已被判为“死缓”，多则三、五年，少则三、五个月，便会很快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与此相反的是，若是碰到一些讳医忌术之人，或中途不再去医院继续做放化疗的人，反倒有许多存活了下来，有些甚至奇迹般地康复了。 美国加州智能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曾利用八年的时间，从20多种语言的800多种医学期刊中找到了3500例被医生判定已无任何治疗价值、濒临死亡的癌症患者，他们均在此后脱离药物治疗的自然环境中
奇迹般恢复健康，像正常人一样存活了下来。
泛美癌症治疗中心经过对这期间超过300例的癌症自愈者的分析研究，发现人体本身存在着一种可以有效消灭癌细胞的“自然杀手”—免疫细胞NKC 。可惜，由于手术后的放化疗法，它们都被愚蠢的人类自己给消灭干净了。
《深圳特区报》A14版的一篇《专家找出刺激癌细胞扩散物质》的文章指出，为什么手术和放化疗治疗癌症是失败的，并且手术和放化疗后，癌细胞反而加速扩散，导致病人迅速死亡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体内一种名为TCF 的物质，而有效控制这种物质在体内的存活量，才是治愈癌症的关键。NKC 恰恰正是TCF 的致命克星—即中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发现的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之一。 近年来的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其实每个成年人每天都在自然产生三千至六千个各类癌细胞，同时，它们又几乎同时被人自身的免疫细胞所产生的“身体卫士”—NKC 所消灭。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患上癌症的可能性。但只要他能保持身体处于阴阳平衡的正常状态，癌症自会远离他而去。相反，若是违反自然规律，养成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或恶习，逐渐使身体状况失衡，破坏或消灭了自然免疫系统功能，患病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患了病，哪怕得了癌症也并不可怕，只要改变不良习惯，设法恢复自身免疫系统功能和机制，还是可以康复的。（下章将细说） 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并清醒过来，咱每年因为吃那么多有毒的药物，找黑心的医生，去坑人的医院而花费两万多亿元人民币，实在太冤枉、
太不值、太危险了！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医院都曾将付不起押金而又急需救治的危重病人拒之门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无奈的离去，甚至惨死在医院的大门之外。冬末春初的日子，电视台频频传出江浙一带的一些医院又将无法付费的濒危病人推出门去，理由仍旧是多少年来重复的那个荒唐理由：“没有床位！”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医院，怎么就都逐渐变成“见死不救”的冷血动物了呢？ 难道仅仅是“床位”问题？
难道医院真的都那么穷困，那么害怕欠费的病人将其“拖垮”？还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想、也不愿为那些穷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服务？ 2月1日，新一届中央政府针对这一“难以扭转”的现状，在新的两会即将召开前夕，特出台了一条新政：《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要为那些实在付不起费用和押金的患者所产生的费用“全盘托底”。政府托起的是民心，是民众对新一届政府领导人的信任和期盼！但是人民并不希望政府的“托底费用”稀里糊涂地掉进那个贪婪的“无底洞”—医院的血盆大口。
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醒目的文章：“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编者按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报这篇文章好得很！一点儿也不回避尖锐问题，一点儿也不担心别人拿托克维尔的那篇文章来影射中国现实。这种智识上的勇气，值得大赞特赞。毋庸置疑，这种勇气源自新的领导求真务实、直面问题作风的上行下效，这就是正能量。
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拿出敢于啃硬骨头准备向腐败和特权宣战的勇气和魄力。而中央关注的重灾区之一，便是令国人谈“医”色变的“看病贵、看病难”，“医院难进更难出”的医疗卫生系统。
第二章：是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国家一贯大包干制的公费医疗和卫生保健制度，使供需双方都缺乏成本费用控制的观念意识，也缺乏有效地制约机制，使这一费用的增长越来越越大。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流动人口猛增，给当时的医药卫生和医疗保险制度造成巨大压力。社会公平受到严重挑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家开始探索实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并于1998年相续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也部分引进了国际上流行的“管理医疗”机制。然这一制度的覆盖面毕竟太小，在具体实施中根本无法解决城镇非就业人口和社会劳动者，广大农村居民更是被全部排斥在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农村的一种常态。
自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将医疗卫生费用投资的绝大多数都投入到各级公办医院和诊疗单位。一直来这些单位不仅是公办的、国营的，而且一贯是非盈利性质的，任何一家医院的资产都是名符其实的国有资产。
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各种利益机制、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均不到位、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家迫于不堪重负的庞大医疗费用开支，于上世纪末将整个医疗卫生单位连同工作人员全部推向市场。
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价格为经济杠杆调节社会资源的合理配
置与走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医、患双方并不具备一般市场的供需关系要素，许多优质资源齐备的大中型医院不仅在医疗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而且其主要负责人都由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直接任命委派或更换，从而使政府管理人员及其权利变成为等价交换的要素后被纳入市场运行轨道。
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设施投入的缺口越来越大，财政对医疗卫生的补贴不足，使本来就分配不公的医疗资源越加紧张。为缓解财政压力，释放医疗产业“能量”，缓和医疗消费严重不公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政府有关部门便草率地出台了一个“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政策。
按此“政策”规定：凡经销商卖给医院的医药用品及消费材料，医药均可上浮15%的价格（中医院为30%），再转售给患者。
为提高收入，增加利润，医院便置广大患者利益于不顾，而宁愿选择那些质地虽相同，但价格更贵的产品。
许多制药企业为迎合医院这一“心态”，便竞相虚列成本，提高药价，而让物价部门很难从源头上提出质疑（即便有疑，也可用金钱一一摆平）。再加上药商代理还得给药房、院主管和主治医生的提成回扣，不得不将药品价格一抬再抬，一涨再涨。结果，这一纸“以药养（补）医”的政策，竟成为砸开“药价奇高”“药费飞涨”这一“潘多拉魔盒”的重锤！
此后，尽管已经意识到这一“政策”的可怕弊端，但由于主管部门不想承担政策失误的责任，不愿改变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
始终不敢公开认错并及时予以“取缔”这一规定，仅在此后出台了一些修修补补的所谓“措施”，但均成“亡羊补牢”之举。
从表面上看，不断上涨的医疗卫生费用似乎是由于药价虚高造成的。但当政府在抑制药价方面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下达许多红头文件之后，仍收效甚微。
降价的药物先是从药店消失，不久后又以新的名目出现，改变包装和名称之后，依然以原价甚至更高的价格推出。
政府主管部门集中招标采购的那部分药物永远被堆在库房一个角落陈列着，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医生们在处方上为患者开的却是从另门购入的大量“议价”药品。政府的任何法规措施都无法斩断这一牢固的利益链条。
不得已又三令五申行文要让“医药分家”。但分来分去，医院的药房仍然是医院产业，无论分流承包还是门窗另开，医生开的处方仍然得去那里取药，其收入仍归医院支配。而政府主管部门也只能装聋作哑，因为医院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他们密不可分的。更何况国家每年投向医院的大量资金，都得经主管部门分配处置，然后再将其一部分返回到他们的口袋里。你说，主管部门能在这种事情上较真吗？
虽然，医疗卫生费用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点。这一特点便是：医院作为国家和患者的“全权代理人”，掌握着所有医疗服务的内容、数量、质量和优劣的绝对话语权、决策权。而在改革中任何一项医疗成本费用的降低或
减少，都是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相违背的，因为只有医疗费用不断上升，他们的收入才会不断增加，这与市场经济的“效益最大化”也是不矛盾的。
由于我国的医疗改革没有抓住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没有从体制和机制的源头上根本解决和改变，因而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医务工作者既不能进入公务员序列，端上铁饭碗，其技术和劳动价值得不到确认，名义收入过低，而医院的合理补偿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院方只能靠“以药补医”的尚方宝剑，从药品收入中寻救补偿。一座医院的管理者权势再大、设备再多，离开医生的知识与技术也只能是个物质的空壳。更何况他们那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每年赚得比医生们得到的那点辛苦钱高出好多倍的暴利，还不全都是靠着医生们夜以继日的拼命劳作？
若真正实行医药分家，将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生死存亡。别说分家，即使药价降得低一些，他们也会迅速促使医疗服务供给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直接使消费者权益受损。
为了弥补部分药价降低造成的损失，医院又采取多方举措，大幅度提高其它医疗技术和服务项目的收费，包括挂号费、诊断费、检查费、理疗、手术费及住院临床的各种配套服务费用。而这些行为既无法律监管，也无须别人的批准，对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而受损的只有一家——消费者，“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此，即便有部分药价的价格真正降了下来，这些相关费用的提高使问题又回到原点：费用依然高昂，老百姓的负担丝毫未减。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这是由百姓对疾病认识和学者们的失职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是医疗效果和费用的不确定性。这两者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者始终处于几乎“无知”和“无助”的状态之中。
当病人被推入手术室时，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了解，也无法选择所应接受的治疗。由于这种信息、权利和服务的不对称性，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和医生，一方面无形中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代表（因为谁都明白他们所占有的一切资源均为国家的、全民的资产），另方面又成为患者的全权代理人，对其应接受的医疗服务种类、方式、数量和质量等等，可以对患者全权作出选择与决定，而患者则只能无条件全盘接受。
在这里，医院和医生具有其它任何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决断权利和百分之百的话语权。患者的生死及一切费用的多与少，都毫无悬念地掌控在他们的手中，而他们都几乎无须担负任何责任与风险，包括每次手术之前必须签的那份充满霸王条款的“免责”协议书在内，万一手术死了人，责任也该由站在门外的家属承担。他们把每一步都算计的十分精确和到位。
另一方面，对到手的暴利，连同国家每年下拨的巨额投资款项的部分截留款，既不用给国税局纳税、也无须给政府上交利润，而全部由那个谁也不清楚其成员成份的庞大利益集团所瓜分。而这个巨额的数字，在国家的 GDP 中是永远无法体现出来的。因为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民经济统计方式与方法，对这类灰色地带的灰色收入从来都无法
涉足，也不愿涉足的，或许其中某一根灰色的网线有可能直接通天的。
信息的不对称、权利的不对称、责任的不对称，导致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和费用开支的只升不降，以及供需双方“激励的不相容性”，又常常导致供给方为谋取自身利益而故意侵犯患者利益的行为随意发生。
由于医院在医疗设施、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等方面客观存在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质量水平，导致其医疗供给和服务的“同质性”极差，即对相同的疾病，可以因为患者的身份地位、钱财多少、关系亲疏而被提供不同质量、不同水平的医疗服务和供给。
由于现代医学本身在许多方面并非十分严谨与科学，对许多病症及其疗效的判断是十分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让处于外行、又失去话语权的患者根本无法自行评估和确定医疗服务的质量及水平高低；而医院则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患者提供许多原本就不太必要的过度治疗和过度消费，以增加其收入。例如反复做不必要的检查、诊断、开大处方、重复服务，故意延长住院时间等等。国内大量患者投诉的案例证明：“一些手术可能对病人作用不大甚至产生生命损害，然而它们仍然继续被使用”。结果不但导致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和稀缺资源的无故浪费，更给患者造成极大损害，包括身心受损和经济负担的不合理增高。
而我们的现行法律法规对这种几乎普遍的行为却无法进行干预和惩治，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致。老百姓永远无法理清这一团“乱麻”。
再加上各种检验、检测手段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带来检查费用的不断攀升。例如常规的血液化验、各项指项的分类越来越细，检查越来越多；CT 、核磁共振、DET 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手术器械的越来越高、精、尖化，也带来了治疗和检查费用的的骤增；新药的不断研发生产，和在临床中的迅速大量使用，同时又由于细菌对耐药性的增强加速，导致抗生素类药品不得不快速更新换代；各类医疗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生产和应用，例如冠状动脉造影和心脏搭桥技术的推广应用等等，在带一定疗效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也是造成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而患者并不清楚的一点是，这许多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引进和生产，直至被引进医院，几乎全部或大部用的都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而其所创造的财富、产生的暴利、又都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医院为自身利益发展需要，在国家对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时，也会从暴利中提取一部分，擅自扩大医院规模，大肆兴建豪华办公和医务大楼，引进更新设备，扩大床位，增设VIP 类特护病房等，并借机迅速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推行“超前消费”和豪华消费，在急骤增加暴利的同时，也助长了政府官员和高收入群体的腐败消费行为。因为对于那些医药费用百分之百由国家报销的特权阶层来说，无论花多少钱也是公费支付，其实公费支付的全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而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百姓们，却至今仍过着缺医少药的艰难日子。感谢中央电视台的
记者朋友们，他们用镜头拍摄到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真实事例，只不过是用赞美“最美乡村医生”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边远地区农牧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就靠那些每月仅只有几十、几百元收入，全靠步行或骑马，甚至丈夫背着“赤脚”妻子去行医送药，一个医生负责方圆几百里的数千户居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他们的艰辛、他们的高尚行为、感动着无数善良的人们对着镜头落泪，也感动那些大小老板们解囊相助，为他们建起一个小诊所，搭起一座便桥或购买一条医用小舟。这是件“感动中国”的大事，可就是听不见当地政府的声音，看不见医院和父母官的同情和眼泪。国家每年投入几千个亿的医疗卫生费用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这个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管不到、顾不过来呢，还是路途太远、太偏，经费送不到那里呢？
当然都不是。是因为那里不属于一直存在于医疗卫生系统内的那根粗大的“利益链条”范围之内。那根链条的末端大约最多只能延伸至县区一级的公立医院。而其另一端并不在国库或财政部，大多早已伸向欧美发达银行的储蓄所，变成某些人在海外子女亲属的私人存款。估计这个数目早已超过了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的数字。但却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
任何形式的垄断背后，都存在着巨大的利润驱动。
国家也有垄断行业，如国有土地、银行、铁路、矿山、河流与海洋，新闻宣传机构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即最广大的民众利益而不得不实行的垄断，是正当的垄断。
那么、国人对医疗费用的支出呢？也得由医院“垄断”！而且是
由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必须到卫生主管单位“指定”的医院或诊所去就医或住院，且费用达到一定数额之后，才准予享受国家给予的“医保优惠”待遇。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听话的良民，尤其是对圣旨般的政府规定。有时你不服从简直就没活路。
这又是一纪砸开“潘多拉魔盒”的重锤。只不过前一纪“以药养医”的重锤砸开了药价飞涨、药费飞升的“魔盒”；而这一纪重锤则是硬逼着十几亿国人非要到医院去就诊；逼着国人非得生大病、害重病不可。否则就别想进医院，别想享受国家那“医保优惠”待遇！
于是，国家下达的那上万亿医保费用又以各种形式一分不少地进入了以医院为入口的那个大钱柜、那个谁也不知其成员成份的特权利益集团手中。GDP 或许又增加了一些，可国家和人民又得到哪些实惠呢？
就以国家出钱让公民每年都要进行的一些例行体检为例，包括对城镇居民中困难群体的集中检查在内，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下达通知，必须统一到某一个“体检中心”去，而且都集中在某一天或几天之内。
体检的内容从量身高、体重开始，直至五官、全身内外，当然也有几项抽血化验、拍x 光片等内容。每项都速度快的惊人，一些上了年纪、腿脚不太利落的中老年人甚至赶不上趟，常常乱了队列顺序，中途被迫减少一些“检查”环节项目。否则就乱了号码，然后无法得到属于自己的正确检查结果。凭常识，一般要做完全身体检项目，最少得一个上午，即三到四个小时，才能走完基本程序。但这一类赶羊
式的定期群众体检，每个人走完全部程序的时间往往只有一个半小时，有的甚至不到一个小时便结束了！
至于结果如何，究竟发现什么问题，基本没有答案，甚至几个月之后才会很费劲地要一套个人资料，但上面有价值的结果几乎没有。而有些内容简直莫名其妙，一些医院竟然把人家的性别和身高都给填错了！其余数字还会可靠吗？
然而，每次由国家下拨给每人每次五六百元的“体检费用”，则被毫无悬念地划入那个不知由什么人操控的所谓“综合体检中心”去了。政府每年煞费苦心筹集下拨的一笔笔惠民措施款项，就这样统统被他们明目张胆地侵吞，而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2013年1月1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张广昭的文章：“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编者指出：“最近，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讨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住，除了高层领导人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
当今中国面临一些转型难题。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
其那些利用权利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甚至会使社会陷入动荡的风险境地。
当前中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和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18世纪末法国的平民等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维克托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还。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利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只有从权利结构改革入手，彻底从源头铲除腐败土壤，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习近平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和做选择、搞变通。这说明由于过去权利结构的不科学、不合理，目前的反腐制
度，还存在“牛栏关猫，纸笼关虎”的危险。由于权利所具有的“独占性、排他性和扩张性”，人类一直在努力寻求各种可以驯服权利这头“猛虎”的制度和办法，力争改善和变革权利结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伟大制度变革。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终极指向和内在逻辑应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需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的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制、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明确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因此，没有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治理和法制建设的全面改革，市场化改革是无法深入下去的。
而以政府主导经济为标志的传统增长模式对价格和交易的管制，严重曲扭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交易的公平与创新，更产生了权利寻租、官商勾结的温床。这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和矛盾的总根源。
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更是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斧正。中国已经坐大的一些特权利益集团便是这一轮改革中必须彻底予以揭露和铲除的首要障碍和最大的社会毒瘤。
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都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正能量，“政治家们的改革意愿与决心则是这一力量的函
数”。（《南方周末》评论员语）
三、世卫组织犯下的错误
其实，中国的政府官员们还是希望老百姓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只是由于担心自家的科技不如西方发达，盲目迷信“科学”，盲目崇拜世界卫生组织（WHO ）这类洋味十足的国际化学术组织，故而在其误导下做出了一些荒唐的决定。
当然这也不能全责怪他们，还得怨我们祖上几千年遗传下来尊贵崇上的奴化教育传承。要知道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在皇权思想统治下生存了几千年的民族，曾经甘心情愿地做了几千年的“皇奴”，唯皇上“圣命”是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后来在外族入侵、山河沦陷的日子里，虽不甘情愿，但仍然做了许多年的“亡国奴”，崇洋媚外早已成为一种惯性行为。
所以，当全世界各个成员国都在按照WHO 的相关文件指导制定自己的医疗卫生政策时，中国官员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而亦步亦趋的“唯上”是从。
难道WHO 也会犯错误？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来也不会去怀疑，也不会去这样想的。然而，它们的的确确犯了错误，而是原则性的大错，还不止一件，性质很严重。
第一个错误，便是对“健康”的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1948年曾经对“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是一种躯体、精神与社会和谐融合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具体讲，即“健康包括三个层次：第一、躯体
健康，指躯体的完好，功能正常，躯体与环境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第二、心理健康，又称精神健康，指人们精神处于完好的状态，包括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环境，及时适应环境。第三、社会适应能力好，指个人的能力在社会系统内得到充分的发挥，个体能够有效地扮演与其身份相适应的角色，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一致，和谐融合”。WHO 的这一定义的确体现了“积极和多维的健康观”，是健康的最高目标。
然而，根据这个定义，全世界都几乎没有如此完美无缺的“健康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因为太完美而使人们永远无法实现的过高目标。
考虑到1948年定义的不可操作性，1986年WHO 从健康促进的角度又重新定义了健康，即“健康是每天生活的资源，并非生活目的。健康是社会和个人的资源，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然而，世人大多只知道1948年定义，而很少知道1986年的重新定义，尽管这个定义是那么地抽象朦胧和模棱两可。由于其不可操作性之先天缺陷，致使人们在追求健康、营造健康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犯了不少错误，甚至常常误入歧途而又难以迷途知返。这其中犯错最多、最严重的，当属延迁至今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医学教育及其社会实践。（下章另述）
其二便是对卫生保健分级的权定；即：
一、初级卫生保健与初级预防：即最基本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二、二级卫生保健（二级预防）：即临床前期的预防和卫生保健。
也称“亚临床期”，强调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以防疾病进展。
三、三级卫生保健与三级预防：即临床保健和预防。在疾病的临床期，通过治疗和康复，减少病人的痛苦，减轻病情及致残程度，防止并发症、残疾、和死亡，延长人的生命。
1977年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提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各会员国政府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的主要卫生战略目标是“到2千年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达到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两个方面富有成效的健康水平”。
1978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召开国际卫生保健会议，并发表了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进一步明确了“2千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策略和途径。1988年，WHO 根据各国实际现状，又将达到此一目标的年限延长至2005年，提出了“21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由于当年在联合国卫生机构工作的中文译者专业水平太差，以致将“PHC ”即基本卫生保健，错译为“初级卫生保健”，从此便有了近半个世纪以讹传讹的可悲错误。其实，Primaig 一词的原意本来应是“首要、主要”之意，最起码也应译为“基本、基础”之意。而一旦被译为“初级”，便立即会让那些以中文等象形文字为主的国家理解为“初步的”、“低级的”、“暂时的”，远不如“中级”或“高级”的措施高贵、高价值，完全可由“中级”、“高级”所取代。
但是，为了表示对WHO 的尊重，也为了保持实际引用时前后的“一贯性”，这一要命的错误至今也没有被更正过来。
结果便使这一原本应造福人类的可贵举措，却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本末倒置、南辕北辙的可悲后果！
从此，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级”的卫生保健，享受更高级的疾病预防措施（即二、三级预防和卫生保健），从政府到民间，从卫生机构到普通百姓，包括不同程度病症的患者，将本该尽情享受的基本卫生保健和预防几乎全部放弃，而是一窝蜂地扎堆儿往药店、诊所、各级医院涌去。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可以“享受”到更“高级”的卫生保健和预防措施，而且是政府用红头文件逼迫人们，非得到医院去“享受”高级“保健”不可，否则是无法进入“医保”报销账单的，直接危及到了人们的基本生存。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为WHO 成员国，也相应地制订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从理论上看，似乎是可行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正是PHC 所强调的“给最广大的民众以易被接收的、能够负担得起的、最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但在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改革中，政府官员和普遍百姓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实施“初级卫生保健”当成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管理手段，或者当作了一项独立的临时性工作，而根本就没有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上，从卫生经费筹集和人力资源规划上，从改革的重点上把“初级卫生保健（PHC ）”作为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石”来对待。从而导致近三四十年来我国卫生资源和经费的分配和利用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巨大偏差，致使城乡差距拉得更大，医疗改革因方向不明而举步维艰，并显露出一系列难治之症，如滥用药物导致的大量
药源性疾病和细菌耐药性的疯狂猛增；滥用高技术、大设备导致的资源浪费、医生能力下降乃至丧失；天价的高昂医疗费用让百姓苦不堪言；财政负担累累；医患角色畸变导致医患纠纷频发，尖锐矛盾导致的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加，其中有些已成为社会顽疾，从医药管理权限审批到药物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各种场合滋生出大量的贪污和腐败事件前赴后继、触目惊心！
《拯救健康的风暴》 作者：陇上清一
自序
回眸刚刚逝去的那个乱象纷纭的百年，其超乎任何一个时代许多倍的冲突、苦难与争斗，构成了长达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恰是在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动荡与冲突中，20世纪取得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辉煌成就，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令人心悸不安而又难以解脱的沉重话题：大至危及人类生存的核冷战、恐怖组织、经济危机和遍布全球的大气污染、环境恶化；小至各国政府内如癌症般无法根治的贪污腐败、令人头痛的医疗改革及疯狂上涨的医疗费用，还有对健康的迷失、对生命的淡漠„„ 一位善于思索的当代哲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文明是辆车，它安放在两个轮子上，一个轮子是“道德律”，一个轮子是“自然律”。很遗憾，自然律很牢固、结实；道德律则很脆弱、混乱，常常失灵，玩儿不转。这便是当今人类文明之旅运行的实况。左右轮子很不对称，随时有翻车的危险。
相比一百多年前，今天的自然科学已有长足的进展。每年颁发的诺贝尔科学奖便是这种进步的一个个里程碑。
遗憾的是，无论是诺贝尔还是执行其遗嘱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元老们，当初为什么就不曾设下一个“道德奖”呢？如果设了，人类的道德水准或许不至于下滑至今天这个水平了吧？后来又设了一项“和平奖”，但效果并不见怎么显著。
西方的基督教提出过一个有关道德的重要命题：“上帝就是爱”。
因此，效法基督，就是效法基督对世人的爱。因为基督是一位真正在道德上完美的人，是人类的典范。愈效法基督，便愈成其为人。否则，当然就很难成为人了。
所以，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西方凡信仰基督教的人，都知道博爱，懂得大爱，爱自己，爱家人，爱人类，当然更该关注人的生命。
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当欧洲人对自然律和道德律都有深刻认识的1900年代，在普朗克发现能量量子的日子，也正是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的时刻。
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欧洲诞生，九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少万无辜生灵惨遭涂炭。
量子力学发明后的十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全球燃起战火，数百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屠杀；侵华日军仅在南京一次就坑杀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在医学界，人们发明了抗生素和DNA ，但却在近一个世纪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中，正一步步将人类的健康误导向危险的境地。
因此，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认识自然律的伟大、辉煌世纪，但也是道德律沦丧的悲惨世纪（赵鑫珊《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历史总是在曲曲折折的不断向前发展着的，尽管是螺旋式的伸延，但总是会向上，向比较好的方面发展的。相信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所期盼和向往的。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动荡与变革，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新洗
牌。中国也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振兴及更深层面的改革。这个改革犹如女人分娩前的阵痛，虽不好受，但终究是无法避免的。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将迫使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权利益集团不得不放弃一些阵地和权益。
在重启法制建设的进程中，国人开始回头重新审视影响自己生存方式、生活质量的一些要害问题，逐步唤醒自己的公民意识和维权意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未来的时代，不仅意味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科技的高度发达，更昭示着人类将挣脱工业文明的桎梏和过度消费的异化，冲决物欲横流的毒雾，向往和追求对理性思维、对人类本真的发现与回归。
“潘多拉恶魔”终将被觉悟的灵魂重新关进那个古老的魔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一、两万亿元费用背后的玄机
位居世界经济第二位的中国，2012年GDP 的总量为52万亿人民币，不由让国人大涨了一番志气。然兴奋之余才明白，其实这数字中的三 分之一是国民的消费总额。而这些消费中的两万多亿元竟然是大家拼命吃药看大夫花掉的，约占JDP 总量的4%，相当于这一年教育经费的总投入。
虽然GDP 的增速已降至7.8，但医疗费用的增速却仍以高达12%的两位数飞速递增。这仅仅只是国家可以从明处统计到的数字。如果再加上被制药商隐瞒掉的多一半产量和利润，以及占城镇人口多数的那些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市民和占人口80%的农民们自费去医院和药店消费的数字，恐怕中国的GDP 很快就会赶上世界老大美利坚了。 放眼神州大地，无论发达的大中城市还是欠发达的穷乡僻壤，不管是达官显贵、富商大碗，还是红白蓝领、城乡贫民，几乎家家都有个药匣子、保健箱什么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似乎只要一来到这个世上，人们便再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药物，再也断不了找大夫、去医院或诊所，最少也得隔三差五的到药店去买点什么药。几乎没人敢承认自己没有病（除非神经病），即便明知没什么病，也必须经常去医院“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否则，万一有个什么不治之症，可怎么办？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开张的最多、最火、最赚钱的，便是药店。但药店不如诊所，诊所不如医院，医院不如药品的生产制造商。可药商们也大吐苦水：从理论上讲造药的利润的确比房地产开发还大，可
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得打通多少关节，送出去多少回扣，七送八送，真正落在我们手里的能有多少啊？
就连那些天价收入的明星大腕们，放着许多片约不接，也频频上镜为药商和医院大做广告，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曾经颇受人们尊重的医生，近些年来却越来越不受人尊崇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发现再也很少见到一个真正能把人的病给彻底治好的医生（除过一些急诊手术外），无论中医还是西医。
因为现在的“高科技”医用设备基本把所有医生都给“废”了，包括他们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学识和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只剩下几项虚有其名的中高级职称“桂冠”和赖以唬人的“专家”头衔。
不知何故，人们都爱争相去城市的大医院看病，大概是因为那里有着优秀的医疗资源吧。先是排队挂号，好不容易花几十块钱（听说还要涨到几百块）挂了个“专家门诊”号，见到“专家”后没问几句话，就给开了一个检查大单子，楼上楼下的挨门逐科，“地毯”式地浑身上下检查个遍，又是抽血化验，又是彩超、X 线片；有的还得去做CT 、搞核磁共振什么的。最后抱着一大堆单子、片子，送到专家眼前。没料到专家一目十行的飞速将单子、片子看了一遍之后，一句话也不说，埋头就开大处方药单。患者看着一大串搞不懂的药名，战战兢兢地小声向大夫问道：我究竟有什么病啊？专家却忙着接电话，跟自己的熟人聊天，且并不耽误快速接过下一位病人的单子和片子看了起来。当患者连问几遍之后，才极不耐烦的说：“啊，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果不都在单子上写着么，先吃上一个疗程的药，下次来看情况再说吧。”
就这样，患者们一趟又一趟的给医院的财务室送钱，去找“专家”们诊疗，但到头来仍一头雾水，不明白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痊愈的希望。因为专家们都守口如瓶，惜字如金，从始至终都不愿在那个必须购买的“病历本”上写出确切的疾病名称，，最多只是将仪器检查单子上的一串串英文字母或医用术语草草地重复一下，再很谦虚的写上几句“建议”，明确地表示自己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还是不如那几台仪器设备的水平和“权威”。当然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成为“专家”，不影响他们凭借“专家”的名分得到比工资高出好多倍的“绩效提成”。万一诊断错了，出了医疗事故，责任也不在他们这些从来都不会错的“专家”和医生身上，而在于那些设备的“偶尔失灵”或“机械故障”。凭借那些高科技的仪器设备，他们既不用费尽心思去替病人诊断治疗，还可获得高比例的检查费用“分成”，更不必去为医疗事故担责害怕，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真不敢想象，假如有一天没有了这些检查仪器，或者这些医生和专家们一旦离开设备齐全的医院，他们将怎样生存下去啊？！
我曾认识成都某大学的一位体育教师，当初身体结实得如一头牛犊，每天早晨都要坚持绕城长跑一圈，从来不知吃药是什么滋味。但后来学校领导十分重视这批中青年教育骨干，硬强迫他们去医院做一年一次到两次的“例行体检”。在一次体检中，偶然发现他的肾脏某部位似乎有个小黑影点儿，便通知他再去复查一下。这一复查，问题就被“发现”了。最后专家们反复会诊，一致认为有可能是个什么“瘤”，
便建议他“住院观察”一下。但他本人坚决不愿去住院，可经不住家人和亲朋好友再三规劝，只好勉强去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得回来。
在“观察”的初期，医生只是让他先服用一些普通的消炎类药物。渐渐地，各种名贵的国产、进口药都用上了，但“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严重了。原先体壮如牛的一个中年大汉，几月“治疗”下来，竟然消瘦下去好几圈，饭量也减去大半。后来因吃药无效，便又开始化疗、放疗。疗来疗去，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只好插管子打流食。最后，据说治成了尿毒症，又开始做透析。半年之后，家中接到一纸病危通知书。在临终前，这位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病住院的前体育教练，对亲人只留下这样一句话：“千万不要相信医生的话。” 家人想不通，要医院给个说法。但医院的答复滴水不漏：我们对病人的检查、诊断都是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的，治疗用药及所采用的一切检查治疗措施都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会诊论证过的，所有过程全都有记录可查。我们尽到了一切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对病人的死亡不负有任何过失性责任。
的确是这样，他们谁也没有去故意置人于死地，他们的手始终都很干净，因为始终都戴着质量不错的白手套和大口罩，没有直接对患者造成过任何伤害。尽管那个并不曾患病的病人被他们给活活治死了，但从医院规定的严密操作程序中是是找不出一点漏洞来的，国家现行的任何法律和法规都奈何他们不得。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健康和生命，而以“还原论、解剖学为
基础的现代医学所依据的方法和观念，许多却是反自然（规律）、反科学的，因此不得不经常陷入极大的误区和死胡同。”
1988年，美国卫生部科研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广泛调查证明，化学合成药物剧毒作用导致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依靠科学发明和制造的药物，竟然成为人类生命的第四大“杀手”，这不能不让世人震惊！
人类自从200年前发现了抗生素，使人类的疾病演变的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更加难治愈了，这还不包括许多被误诊、被药物毒死的在内。很多慢性病、免疫系统紊乱疾病，都与化学药物及抗生素的滥用有很大关系。人的耐药性越强，就越难逃脱疾病的魔爪。现今的医学界已对许多癌症和免疫系统疾病束手无策。尽管现代医学科技越来越发达，各国政府也都投入数额巨大的财力物力去研究新技术、研发新药物，但却始终对于蔓延在人群中的诸多慢性疾病毫无办法。而西医的手术、化疗、放疗已被公认为是名符其实的“劫钱要命三绝招”！ 人们渐渐发现，凡是被“专家”们确诊为“癌症”的患者，只要走上手术台，能活着走下来的那部分人，基本都已被判为“死缓”，多则三、五年，少则三、五个月，便会很快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与此相反的是，若是碰到一些讳医忌术之人，或中途不再去医院继续做放化疗的人，反倒有许多存活了下来，有些甚至奇迹般地康复了。 美国加州智能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曾利用八年的时间，从20多种语言的800多种医学期刊中找到了3500例被医生判定已无任何治疗价值、濒临死亡的癌症患者，他们均在此后脱离药物治疗的自然环境中
奇迹般恢复健康，像正常人一样存活了下来。
泛美癌症治疗中心经过对这期间超过300例的癌症自愈者的分析研究，发现人体本身存在着一种可以有效消灭癌细胞的“自然杀手”—免疫细胞NKC 。可惜，由于手术后的放化疗法，它们都被愚蠢的人类自己给消灭干净了。
《深圳特区报》A14版的一篇《专家找出刺激癌细胞扩散物质》的文章指出，为什么手术和放化疗治疗癌症是失败的，并且手术和放化疗后，癌细胞反而加速扩散，导致病人迅速死亡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体内一种名为TCF 的物质，而有效控制这种物质在体内的存活量，才是治愈癌症的关键。NKC 恰恰正是TCF 的致命克星—即中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发现的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之一。 近年来的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其实每个成年人每天都在自然产生三千至六千个各类癌细胞，同时，它们又几乎同时被人自身的免疫细胞所产生的“身体卫士”—NKC 所消灭。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患上癌症的可能性。但只要他能保持身体处于阴阳平衡的正常状态，癌症自会远离他而去。相反，若是违反自然规律，养成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或恶习，逐渐使身体状况失衡，破坏或消灭了自然免疫系统功能，患病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患了病，哪怕得了癌症也并不可怕，只要改变不良习惯，设法恢复自身免疫系统功能和机制，还是可以康复的。（下章将细说） 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并清醒过来，咱每年因为吃那么多有毒的药物，找黑心的医生，去坑人的医院而花费两万多亿元人民币，实在太冤枉、
太不值、太危险了！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医院都曾将付不起押金而又急需救治的危重病人拒之门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无奈的离去，甚至惨死在医院的大门之外。冬末春初的日子，电视台频频传出江浙一带的一些医院又将无法付费的濒危病人推出门去，理由仍旧是多少年来重复的那个荒唐理由：“没有床位！”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医院，怎么就都逐渐变成“见死不救”的冷血动物了呢？ 难道仅仅是“床位”问题？
难道医院真的都那么穷困，那么害怕欠费的病人将其“拖垮”？还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想、也不愿为那些穷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服务？ 2月1日，新一届中央政府针对这一“难以扭转”的现状，在新的两会即将召开前夕，特出台了一条新政：《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要为那些实在付不起费用和押金的患者所产生的费用“全盘托底”。政府托起的是民心，是民众对新一届政府领导人的信任和期盼！但是人民并不希望政府的“托底费用”稀里糊涂地掉进那个贪婪的“无底洞”—医院的血盆大口。
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醒目的文章：“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编者按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报这篇文章好得很！一点儿也不回避尖锐问题，一点儿也不担心别人拿托克维尔的那篇文章来影射中国现实。这种智识上的勇气，值得大赞特赞。毋庸置疑，这种勇气源自新的领导求真务实、直面问题作风的上行下效，这就是正能量。
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拿出敢于啃硬骨头准备向腐败和特权宣战的勇气和魄力。而中央关注的重灾区之一，便是令国人谈“医”色变的“看病贵、看病难”，“医院难进更难出”的医疗卫生系统。
第二章：是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国家一贯大包干制的公费医疗和卫生保健制度，使供需双方都缺乏成本费用控制的观念意识，也缺乏有效地制约机制，使这一费用的增长越来越越大。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流动人口猛增，给当时的医药卫生和医疗保险制度造成巨大压力。社会公平受到严重挑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家开始探索实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并于1998年相续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也部分引进了国际上流行的“管理医疗”机制。然这一制度的覆盖面毕竟太小，在具体实施中根本无法解决城镇非就业人口和社会劳动者，广大农村居民更是被全部排斥在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农村的一种常态。
自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将医疗卫生费用投资的绝大多数都投入到各级公办医院和诊疗单位。一直来这些单位不仅是公办的、国营的，而且一贯是非盈利性质的，任何一家医院的资产都是名符其实的国有资产。
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各种利益机制、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均不到位、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家迫于不堪重负的庞大医疗费用开支，于上世纪末将整个医疗卫生单位连同工作人员全部推向市场。
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价格为经济杠杆调节社会资源的合理配
置与走向。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医、患双方并不具备一般市场的供需关系要素，许多优质资源齐备的大中型医院不仅在医疗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而且其主要负责人都由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直接任命委派或更换，从而使政府管理人员及其权利变成为等价交换的要素后被纳入市场运行轨道。
随着国家对医疗卫生设施投入的缺口越来越大，财政对医疗卫生的补贴不足，使本来就分配不公的医疗资源越加紧张。为缓解财政压力，释放医疗产业“能量”，缓和医疗消费严重不公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政府有关部门便草率地出台了一个“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政策。
按此“政策”规定：凡经销商卖给医院的医药用品及消费材料，医药均可上浮15%的价格（中医院为30%），再转售给患者。
为提高收入，增加利润，医院便置广大患者利益于不顾，而宁愿选择那些质地虽相同，但价格更贵的产品。
许多制药企业为迎合医院这一“心态”，便竞相虚列成本，提高药价，而让物价部门很难从源头上提出质疑（即便有疑，也可用金钱一一摆平）。再加上药商代理还得给药房、院主管和主治医生的提成回扣，不得不将药品价格一抬再抬，一涨再涨。结果，这一纸“以药养（补）医”的政策，竟成为砸开“药价奇高”“药费飞涨”这一“潘多拉魔盒”的重锤！
此后，尽管已经意识到这一“政策”的可怕弊端，但由于主管部门不想承担政策失误的责任，不愿改变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
始终不敢公开认错并及时予以“取缔”这一规定，仅在此后出台了一些修修补补的所谓“措施”，但均成“亡羊补牢”之举。
从表面上看，不断上涨的医疗卫生费用似乎是由于药价虚高造成的。但当政府在抑制药价方面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下达许多红头文件之后，仍收效甚微。
降价的药物先是从药店消失，不久后又以新的名目出现，改变包装和名称之后，依然以原价甚至更高的价格推出。
政府主管部门集中招标采购的那部分药物永远被堆在库房一个角落陈列着，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医生们在处方上为患者开的却是从另门购入的大量“议价”药品。政府的任何法规措施都无法斩断这一牢固的利益链条。
不得已又三令五申行文要让“医药分家”。但分来分去，医院的药房仍然是医院产业，无论分流承包还是门窗另开，医生开的处方仍然得去那里取药，其收入仍归医院支配。而政府主管部门也只能装聋作哑，因为医院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他们密不可分的。更何况国家每年投向医院的大量资金，都得经主管部门分配处置，然后再将其一部分返回到他们的口袋里。你说，主管部门能在这种事情上较真吗？
虽然，医疗卫生费用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点。这一特点便是：医院作为国家和患者的“全权代理人”，掌握着所有医疗服务的内容、数量、质量和优劣的绝对话语权、决策权。而在改革中任何一项医疗成本费用的降低或
减少，都是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相违背的，因为只有医疗费用不断上升，他们的收入才会不断增加，这与市场经济的“效益最大化”也是不矛盾的。
由于我国的医疗改革没有抓住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没有从体制和机制的源头上根本解决和改变，因而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医务工作者既不能进入公务员序列，端上铁饭碗，其技术和劳动价值得不到确认，名义收入过低，而医院的合理补偿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院方只能靠“以药补医”的尚方宝剑，从药品收入中寻救补偿。一座医院的管理者权势再大、设备再多，离开医生的知识与技术也只能是个物质的空壳。更何况他们那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每年赚得比医生们得到的那点辛苦钱高出好多倍的暴利，还不全都是靠着医生们夜以继日的拼命劳作？
若真正实行医药分家，将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生死存亡。别说分家，即使药价降得低一些，他们也会迅速促使医疗服务供给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直接使消费者权益受损。
为了弥补部分药价降低造成的损失，医院又采取多方举措，大幅度提高其它医疗技术和服务项目的收费，包括挂号费、诊断费、检查费、理疗、手术费及住院临床的各种配套服务费用。而这些行为既无法律监管，也无须别人的批准，对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而受损的只有一家——消费者，“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此，即便有部分药价的价格真正降了下来，这些相关费用的提高使问题又回到原点：费用依然高昂，老百姓的负担丝毫未减。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这是由百姓对疾病认识和学者们的失职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是医疗效果和费用的不确定性。这两者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者始终处于几乎“无知”和“无助”的状态之中。
当病人被推入手术室时，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了解，也无法选择所应接受的治疗。由于这种信息、权利和服务的不对称性，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和医生，一方面无形中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代表（因为谁都明白他们所占有的一切资源均为国家的、全民的资产），另方面又成为患者的全权代理人，对其应接受的医疗服务种类、方式、数量和质量等等，可以对患者全权作出选择与决定，而患者则只能无条件全盘接受。
在这里，医院和医生具有其它任何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决断权利和百分之百的话语权。患者的生死及一切费用的多与少，都毫无悬念地掌控在他们的手中，而他们都几乎无须担负任何责任与风险，包括每次手术之前必须签的那份充满霸王条款的“免责”协议书在内，万一手术死了人，责任也该由站在门外的家属承担。他们把每一步都算计的十分精确和到位。
另一方面，对到手的暴利，连同国家每年下拨的巨额投资款项的部分截留款，既不用给国税局纳税、也无须给政府上交利润，而全部由那个谁也不清楚其成员成份的庞大利益集团所瓜分。而这个巨额的数字，在国家的 GDP 中是永远无法体现出来的。因为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民经济统计方式与方法，对这类灰色地带的灰色收入从来都无法
涉足，也不愿涉足的，或许其中某一根灰色的网线有可能直接通天的。
信息的不对称、权利的不对称、责任的不对称，导致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和费用开支的只升不降，以及供需双方“激励的不相容性”，又常常导致供给方为谋取自身利益而故意侵犯患者利益的行为随意发生。
由于医院在医疗设施、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等方面客观存在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质量水平，导致其医疗供给和服务的“同质性”极差，即对相同的疾病，可以因为患者的身份地位、钱财多少、关系亲疏而被提供不同质量、不同水平的医疗服务和供给。
由于现代医学本身在许多方面并非十分严谨与科学，对许多病症及其疗效的判断是十分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让处于外行、又失去话语权的患者根本无法自行评估和确定医疗服务的质量及水平高低；而医院则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为患者提供许多原本就不太必要的过度治疗和过度消费，以增加其收入。例如反复做不必要的检查、诊断、开大处方、重复服务，故意延长住院时间等等。国内大量患者投诉的案例证明：“一些手术可能对病人作用不大甚至产生生命损害，然而它们仍然继续被使用”。结果不但导致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和稀缺资源的无故浪费，更给患者造成极大损害，包括身心受损和经济负担的不合理增高。
而我们的现行法律法规对这种几乎普遍的行为却无法进行干预和惩治，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致。老百姓永远无法理清这一团“乱麻”。
再加上各种检验、检测手段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带来检查费用的不断攀升。例如常规的血液化验、各项指项的分类越来越细，检查越来越多；CT 、核磁共振、DET 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手术器械的越来越高、精、尖化，也带来了治疗和检查费用的的骤增；新药的不断研发生产，和在临床中的迅速大量使用，同时又由于细菌对耐药性的增强加速，导致抗生素类药品不得不快速更新换代；各类医疗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生产和应用，例如冠状动脉造影和心脏搭桥技术的推广应用等等，在带一定疗效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患者的负担，也是造成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而患者并不清楚的一点是，这许多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引进和生产，直至被引进医院，几乎全部或大部用的都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而其所创造的财富、产生的暴利、又都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医院为自身利益发展需要，在国家对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时，也会从暴利中提取一部分，擅自扩大医院规模，大肆兴建豪华办公和医务大楼，引进更新设备，扩大床位，增设VIP 类特护病房等，并借机迅速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推行“超前消费”和豪华消费，在急骤增加暴利的同时，也助长了政府官员和高收入群体的腐败消费行为。因为对于那些医药费用百分之百由国家报销的特权阶层来说，无论花多少钱也是公费支付，其实公费支付的全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而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百姓们，却至今仍过着缺医少药的艰难日子。感谢中央电视台的
记者朋友们，他们用镜头拍摄到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真实事例，只不过是用赞美“最美乡村医生”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边远地区农牧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就靠那些每月仅只有几十、几百元收入，全靠步行或骑马，甚至丈夫背着“赤脚”妻子去行医送药，一个医生负责方圆几百里的数千户居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他们的艰辛、他们的高尚行为、感动着无数善良的人们对着镜头落泪，也感动那些大小老板们解囊相助，为他们建起一个小诊所，搭起一座便桥或购买一条医用小舟。这是件“感动中国”的大事，可就是听不见当地政府的声音，看不见医院和父母官的同情和眼泪。国家每年投入几千个亿的医疗卫生费用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这个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管不到、顾不过来呢，还是路途太远、太偏，经费送不到那里呢？
当然都不是。是因为那里不属于一直存在于医疗卫生系统内的那根粗大的“利益链条”范围之内。那根链条的末端大约最多只能延伸至县区一级的公立医院。而其另一端并不在国库或财政部，大多早已伸向欧美发达银行的储蓄所，变成某些人在海外子女亲属的私人存款。估计这个数目早已超过了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的数字。但却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毫无关系。
任何形式的垄断背后，都存在着巨大的利润驱动。
国家也有垄断行业，如国有土地、银行、铁路、矿山、河流与海洋，新闻宣传机构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即最广大的民众利益而不得不实行的垄断，是正当的垄断。
那么、国人对医疗费用的支出呢？也得由医院“垄断”！而且是
由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必须到卫生主管单位“指定”的医院或诊所去就医或住院，且费用达到一定数额之后，才准予享受国家给予的“医保优惠”待遇。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听话的良民，尤其是对圣旨般的政府规定。有时你不服从简直就没活路。
这又是一纪砸开“潘多拉魔盒”的重锤。只不过前一纪“以药养医”的重锤砸开了药价飞涨、药费飞升的“魔盒”；而这一纪重锤则是硬逼着十几亿国人非要到医院去就诊；逼着国人非得生大病、害重病不可。否则就别想进医院，别想享受国家那“医保优惠”待遇！
于是，国家下达的那上万亿医保费用又以各种形式一分不少地进入了以医院为入口的那个大钱柜、那个谁也不知其成员成份的特权利益集团手中。GDP 或许又增加了一些，可国家和人民又得到哪些实惠呢？
就以国家出钱让公民每年都要进行的一些例行体检为例，包括对城镇居民中困难群体的集中检查在内，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下达通知，必须统一到某一个“体检中心”去，而且都集中在某一天或几天之内。
体检的内容从量身高、体重开始，直至五官、全身内外，当然也有几项抽血化验、拍x 光片等内容。每项都速度快的惊人，一些上了年纪、腿脚不太利落的中老年人甚至赶不上趟，常常乱了队列顺序，中途被迫减少一些“检查”环节项目。否则就乱了号码，然后无法得到属于自己的正确检查结果。凭常识，一般要做完全身体检项目，最少得一个上午，即三到四个小时，才能走完基本程序。但这一类赶羊
式的定期群众体检，每个人走完全部程序的时间往往只有一个半小时，有的甚至不到一个小时便结束了！
至于结果如何，究竟发现什么问题，基本没有答案，甚至几个月之后才会很费劲地要一套个人资料，但上面有价值的结果几乎没有。而有些内容简直莫名其妙，一些医院竟然把人家的性别和身高都给填错了！其余数字还会可靠吗？
然而，每次由国家下拨给每人每次五六百元的“体检费用”，则被毫无悬念地划入那个不知由什么人操控的所谓“综合体检中心”去了。政府每年煞费苦心筹集下拨的一笔笔惠民措施款项，就这样统统被他们明目张胆地侵吞，而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2013年1月1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张广昭的文章：“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编者指出：“最近，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讨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住，除了高层领导人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
当今中国面临一些转型难题。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
其那些利用权利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甚至会使社会陷入动荡的风险境地。
当前中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和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18世纪末法国的平民等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维克托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还。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利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只有从权利结构改革入手，彻底从源头铲除腐败土壤，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习近平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和做选择、搞变通。这说明由于过去权利结构的不科学、不合理，目前的反腐制
度，还存在“牛栏关猫，纸笼关虎”的危险。由于权利所具有的“独占性、排他性和扩张性”，人类一直在努力寻求各种可以驯服权利这头“猛虎”的制度和办法，力争改善和变革权利结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伟大制度变革。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终极指向和内在逻辑应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需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的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制、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明确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因此，没有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治理和法制建设的全面改革，市场化改革是无法深入下去的。
而以政府主导经济为标志的传统增长模式对价格和交易的管制，严重曲扭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交易的公平与创新，更产生了权利寻租、官商勾结的温床。这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和矛盾的总根源。
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更是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斧正。中国已经坐大的一些特权利益集团便是这一轮改革中必须彻底予以揭露和铲除的首要障碍和最大的社会毒瘤。
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都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正能量，“政治家们的改革意愿与决心则是这一力量的函
数”。（《南方周末》评论员语）
三、世卫组织犯下的错误
其实，中国的政府官员们还是希望老百姓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只是由于担心自家的科技不如西方发达，盲目迷信“科学”，盲目崇拜世界卫生组织（WHO ）这类洋味十足的国际化学术组织，故而在其误导下做出了一些荒唐的决定。
当然这也不能全责怪他们，还得怨我们祖上几千年遗传下来尊贵崇上的奴化教育传承。要知道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在皇权思想统治下生存了几千年的民族，曾经甘心情愿地做了几千年的“皇奴”，唯皇上“圣命”是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后来在外族入侵、山河沦陷的日子里，虽不甘情愿，但仍然做了许多年的“亡国奴”，崇洋媚外早已成为一种惯性行为。
所以，当全世界各个成员国都在按照WHO 的相关文件指导制定自己的医疗卫生政策时，中国官员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而亦步亦趋的“唯上”是从。
难道WHO 也会犯错误？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来也不会去怀疑，也不会去这样想的。然而，它们的的确确犯了错误，而是原则性的大错，还不止一件，性质很严重。
第一个错误，便是对“健康”的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1948年曾经对“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是一种躯体、精神与社会和谐融合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具体讲，即“健康包括三个层次：第一、躯体
健康，指躯体的完好，功能正常，躯体与环境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第二、心理健康，又称精神健康，指人们精神处于完好的状态，包括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环境，及时适应环境。第三、社会适应能力好，指个人的能力在社会系统内得到充分的发挥，个体能够有效地扮演与其身份相适应的角色，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一致，和谐融合”。WHO 的这一定义的确体现了“积极和多维的健康观”，是健康的最高目标。
然而，根据这个定义，全世界都几乎没有如此完美无缺的“健康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因为太完美而使人们永远无法实现的过高目标。
考虑到1948年定义的不可操作性，1986年WHO 从健康促进的角度又重新定义了健康，即“健康是每天生活的资源，并非生活目的。健康是社会和个人的资源，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然而，世人大多只知道1948年定义，而很少知道1986年的重新定义，尽管这个定义是那么地抽象朦胧和模棱两可。由于其不可操作性之先天缺陷，致使人们在追求健康、营造健康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犯了不少错误，甚至常常误入歧途而又难以迷途知返。这其中犯错最多、最严重的，当属延迁至今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医学教育及其社会实践。（下章另述）
其二便是对卫生保健分级的权定；即：
一、初级卫生保健与初级预防：即最基本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二、二级卫生保健（二级预防）：即临床前期的预防和卫生保健。
也称“亚临床期”，强调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以防疾病进展。
三、三级卫生保健与三级预防：即临床保健和预防。在疾病的临床期，通过治疗和康复，减少病人的痛苦，减轻病情及致残程度，防止并发症、残疾、和死亡，延长人的生命。
1977年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提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各会员国政府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的主要卫生战略目标是“到2千年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达到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两个方面富有成效的健康水平”。
1978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召开国际卫生保健会议，并发表了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进一步明确了“2千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策略和途径。1988年，WHO 根据各国实际现状，又将达到此一目标的年限延长至2005年，提出了“21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由于当年在联合国卫生机构工作的中文译者专业水平太差，以致将“PHC ”即基本卫生保健，错译为“初级卫生保健”，从此便有了近半个世纪以讹传讹的可悲错误。其实，Primaig 一词的原意本来应是“首要、主要”之意，最起码也应译为“基本、基础”之意。而一旦被译为“初级”，便立即会让那些以中文等象形文字为主的国家理解为“初步的”、“低级的”、“暂时的”，远不如“中级”或“高级”的措施高贵、高价值，完全可由“中级”、“高级”所取代。
但是，为了表示对WHO 的尊重，也为了保持实际引用时前后的“一贯性”，这一要命的错误至今也没有被更正过来。
结果便使这一原本应造福人类的可贵举措，却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本末倒置、南辕北辙的可悲后果！
从此，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级”的卫生保健，享受更高级的疾病预防措施（即二、三级预防和卫生保健），从政府到民间，从卫生机构到普通百姓，包括不同程度病症的患者，将本该尽情享受的基本卫生保健和预防几乎全部放弃，而是一窝蜂地扎堆儿往药店、诊所、各级医院涌去。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可以“享受”到更“高级”的卫生保健和预防措施，而且是政府用红头文件逼迫人们，非得到医院去“享受”高级“保健”不可，否则是无法进入“医保”报销账单的，直接危及到了人们的基本生存。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为WHO 成员国，也相应地制订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从理论上看，似乎是可行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正是PHC 所强调的“给最广大的民众以易被接收的、能够负担得起的、最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但在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改革中，政府官员和普遍百姓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实施“初级卫生保健”当成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管理手段，或者当作了一项独立的临时性工作，而根本就没有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上，从卫生经费筹集和人力资源规划上，从改革的重点上把“初级卫生保健（PHC ）”作为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石”来对待。从而导致近三四十年来我国卫生资源和经费的分配和利用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巨大偏差，致使城乡差距拉得更大，医疗改革因方向不明而举步维艰，并显露出一系列难治之症，如滥用药物导致的大量
药源性疾病和细菌耐药性的疯狂猛增；滥用高技术、大设备导致的资源浪费、医生能力下降乃至丧失；天价的高昂医疗费用让百姓苦不堪言；财政负担累累；医患角色畸变导致医患纠纷频发，尖锐矛盾导致的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加，其中有些已成为社会顽疾，从医药管理权限审批到药物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各种场合滋生出大量的贪污和腐败事件前赴后继、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