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本位”思想的定义及其历史
什么是“官本位”，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事实上，“官本位”不仅体现在为官者一切以官为本，更体现在局外人——平民百姓也以官为本，把“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拜对象。一般认为，“官本位”乃是封建思想的残余，而如今盛行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则是官本位残余的具体体现。需要指出一点，这里重在考察“官本位思想”的成因，而不主要关注在官本位思想“指导”下人们的行为。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底，似乎存在这么一种意识，即做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和最佳方式，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仕、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古缺乏民主传统，不像西方古希腊那样，早在几千年前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是皇帝对一切人绝对专制，而官吏对老百姓绝对专制的制度，在一切人面前，皇上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说了算，在老百姓面前，官吏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没有任何可以反抗和争辩的余地。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官吏阶层依靠权力压制其他一切阶层，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官吏阶层在古代是绝对的优势群体，而其他阶层则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其中商业被压到最低层的位置，在古代，经商几乎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而农民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为官者，这也是统治者出于某种目的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
与“官本位”思想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古代选官制度，而所有选官制度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科举制度，这项制度在隋朝萌芽，唐代确立，随后一直绵延数千年到清末。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生根发芽、根深蒂固的最主要促进因素。从先秦开始，古人的读书便跟做官联系在一起，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这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读书是为了做官、学识好就能做官的道理。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并非说，学识本身能带来美人或财富，根本在于读书则可以参加科考，参加科考则可以为官，为官则可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古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能入朝为官，在古代，为官是唯一一件能光宗耀祖的事。古代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大多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有的人考了一辈子，还是个秀才，一辈子就在考试中度过了。吴敬梓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录范进中举的故事，一方面深刻揭示了古代读书人的可悲境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官本位”思想的牢固地位。范进中举前生活景况穷愁潦倒，岳父胡屠夫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和所有的乡民对其百般刁难、万般侮辱，不把范进步当人看，当猴子耍，当狗踢，结果后来范进中举后，一下子由“士子”升级为了“仕子”，这时一切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就连乡绅们也来巴结他了。
二、“官本位”的成因——“虚荣效用”分析
前面介绍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处在需求层次金字塔尖的是“自我实现需求”，而版书第一章已经花费了很大力论证虚荣心是“自我实现需求”的深层次动机，以及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状态是，追求虚荣心满足的活动将是其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这种追求构成人生追求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说，人类有一种不可逆转的生存趋势，即他们都要努力使自己有机会从事世界上“最光荣的职业”，这种“最光荣的职业”将成为世人围绕的核心。
“官”是一种职业，人们之所以会一切以官为本，形成“官本位”，按照我们的逻辑，其原因应该是，“官”这种职业在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是满足人们“自我实现需求”最佳职业，也即是说做官是人们满足虚荣心的最佳方式。在第三章笔者使用了 “虚荣效用”这个概念分析民主问题，这里再次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官本位”思想的深层心理成因。这样，“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会如此根深蒂固，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官位”具有其他一切事物所不能具有的极大的“虚荣效用”。
先从古代文人的“官本位思想”来看“官”这种职业在古代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地位。在中国千百年来做官一直是满足人们虚荣本能的唯一最佳方式，除了做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在古代，一个人再有才华，再有本领，只要其没有一官半职，照样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古代文人要想大规模的发表自己的文章和诗歌，也必须先获得各官职或者与官僚建立某种关系。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没错，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没错：“仕则学优”，做了官，文章才得以发表，才华才得以展示和得到世人认同。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几乎都是在其当上官以后才开始扬名的。如此一来，古代文人要想取得文学事业成功，首要任务就是先想办法成为官员，连许多流芳千古的文人也是“官本位主义者”，李白就是其中一个。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在广大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声誉”的李白同志其实是一个“假清高”的“官本位主义者”。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并向这些官员索要“名片”，他拿着这些“名片”拜见京城来蜀的官僚，得到益州长史的苏廷页赏识。此后，为了“十年寒窗脱青衿，一朝能为帝王师”，他隐居岷山待价而沽，广汉太守慕名前去看望他，使他的名声渐大。开元十三年(725年)，25岁的李白走出三峡漫游东南，展开了广泛的干谒活动，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磊落不满之气。天宝元年(742年)初夏，隐居的李白被征召入京。他洋洋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出入宫掖献赋作词，侍从皇帝讨好贵妃，交结王公大官赠诗宴酬，写了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聊诗歌。[1]可见，李白是个十足的“官本位”主义者。这也充分表明，中国历史上“官位”是人们的最高人生追求。
在古代，大部分处于下层地位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追求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尖的“自我实现需求”和“尊重的需求”的满足的，一方面他们被上层的人剥夺了这种权利——上层人踩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从而使他们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他们毕生的努力所获得的物资将紧紧够用来维持生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一层次的欲望必须在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发挥实际效用，这些下层人的所有努力的成果除了用来填饱肚子外就所剩无几了，因此不是他们不想追求虚荣的满足，而是他们首先得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他们有几乎花费掉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这些下层人只有崇拜上层人即官员的份了。在古代，只有少数人是活得有尊严的人，这些人就是当官者，而对大多数劳动民众来说，则无所谓尊严，为求不饿死，他们自愿为官员们当奴才、当牛做马为他们服务。在官吏们看来，他们的家丁、奴婢根本就跟牲畜差不多。因此在古代，下层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了虚荣的享受，没有了尊严，跟动物一样只需要吃喝就行，只有为官者才可称为人，因此“动物意义”上的下层人当然会崇拜“人意义”上的官员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说，“官本位”就是这么一种崇拜，是没有尊严的团体对具有高贵地位的团体的一种崇拜。
可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官位”具有其他任何职业无可比拟的巨大”虚荣效用”，这种巨大的”虚荣效用”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做官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思想也就产生。”虚荣效用”原指炫耀性商品能带给人们虚荣心满足的能力，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把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万事万物，既可以考察官位的”虚荣效用”，也可以考察其他职业和事物的”虚荣效用”，根据前面得出的结论，追求虚荣心的满足构成人生追求的主体，那么换句话说，人们在一生中主要活动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更“优质”的“虚荣效用”，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某些物品，在中国，做官比其他一切职业都更加荣耀，更能使人获得炫耀性的成就感满足， “官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虚荣效用”，“做官”能获取“质量”最好的“虚荣效用”，这便是“官本位”之所以形成的虚荣成因。
从中西文化和历史的对比之中，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中西社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人们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不同，中国人只能从官位中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而西方国家的人们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具有多样化，多种方式都能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除了入朝为官，人们加入教会，成为教会首领同样可以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无比尊敬，此外自从17、18世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重商主义盛行，资本家和商人地位空前提高，这样人们多了一种方式来获取优质”虚荣效用”：通过“炫耀性消费”。人们拥有财富即可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有钱人不必当官，通过购买许多“炫耀性商品”来进行炫耀，从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别人的羡慕。人们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获取炫耀性商品的优质”虚荣效用”，这种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比做官来的容易和便捷，并且“质量”也不比做官所获得的”虚荣效用”差。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的有钱人不可能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获取社会大众的成败和羡慕，中国古代的商人吕不韦善于经商，富可敌国，但其地位依然低下，被人看不起，只有当他成为秦王的丞相之后，他才被社会所广泛尊重和崇拜。历朝历代的大富商们，大都要出钱捐个官来做，其主要目的并非想通过做官捞取更多的金钱，而是想提升自己的地位，由最低级的“商”上升为最高级的“官”，这样他们才会被社会所看得起。如此，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那就是入朝为官。
三、“官本位”在中国的现状
到现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不断完善，商业的发达导致一大批新的“资本家”的兴起，一大批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带头进行大量的炫耀性消费，他们住洋房、开洋车，风光无限，这使得国人的价值观发生很大转变，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形成对商人的崇拜心理，“官本位”思想受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再者，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新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断产生，比如娱乐业，有艺术天分的人或者由着超凡外表的人都可以进入影视行业来实现人生价值，当明星、当演员都是受人尊重和崇拜的职业，这与古代真是天壤之别，古代为人唱歌的女子叫歌伎，是非常低贱的一种人。
可见，在当代中国，人们获取优质”虚荣效用”的方式已经不止“做官”这一种，富人们通过炫耀性消费，购买昂贵物品，也能获得“品质”极高的”虚荣效用”，得到整个社会的羡慕和崇拜，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基于这样的现实，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正由“官场社会”转变为“商场社会”转变，“官本位”正向“商本位”转变。
人们总是崇拜那些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做官已经不是唯一受到尊敬的职业时，“官本位”便开始瓦解。当人们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敬时，人们就不会局限于做官者一种形式，不过就目前的国情来看，商人的地位还远远不及官员，许多商人都在谋求政治地位（比如当政协委员）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几个著名的村也都有本村的首富来担任村长，比如华西村，这说明，商人有了钱之后，仍然会感到地位不如为官者，这样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要谋求政治地位。然而这种状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随着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官本位”将受到空前的巨大挑战，笔者愿意看到，有一天“官本位”彻底丧失主体地位，这样，才使人们的人生追求的方式真正得以多样化。
一、“官本位”思想的定义及其历史
什么是“官本位”，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事实上，“官本位”不仅体现在为官者一切以官为本，更体现在局外人——平民百姓也以官为本，把“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拜对象。一般认为，“官本位”乃是封建思想的残余，而如今盛行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则是官本位残余的具体体现。需要指出一点，这里重在考察“官本位思想”的成因，而不主要关注在官本位思想“指导”下人们的行为。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底，似乎存在这么一种意识，即做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和最佳方式，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仕、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古缺乏民主传统，不像西方古希腊那样，早在几千年前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是皇帝对一切人绝对专制，而官吏对老百姓绝对专制的制度，在一切人面前，皇上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说了算，在老百姓面前，官吏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没有任何可以反抗和争辩的余地。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官吏阶层依靠权力压制其他一切阶层，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官吏阶层在古代是绝对的优势群体，而其他阶层则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其中商业被压到最低层的位置，在古代，经商几乎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而农民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为官者，这也是统治者出于某种目的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
与“官本位”思想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古代选官制度，而所有选官制度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科举制度，这项制度在隋朝萌芽，唐代确立，随后一直绵延数千年到清末。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生根发芽、根深蒂固的最主要促进因素。从先秦开始，古人的读书便跟做官联系在一起，孔子曰：“学而优则仕”，这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读书是为了做官、学识好就能做官的道理。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并非说，学识本身能带来美人或财富，根本在于读书则可以参加科考，参加科考则可以为官，为官则可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古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能入朝为官，在古代，为官是唯一一件能光宗耀祖的事。古代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大多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有的人考了一辈子，还是个秀才，一辈子就在考试中度过了。吴敬梓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录范进中举的故事，一方面深刻揭示了古代读书人的可悲境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官本位”思想的牢固地位。范进中举前生活景况穷愁潦倒，岳父胡屠夫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和所有的乡民对其百般刁难、万般侮辱，不把范进步当人看，当猴子耍，当狗踢，结果后来范进中举后，一下子由“士子”升级为了“仕子”，这时一切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就连乡绅们也来巴结他了。
二、“官本位”的成因——“虚荣效用”分析
前面介绍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处在需求层次金字塔尖的是“自我实现需求”，而版书第一章已经花费了很大力论证虚荣心是“自我实现需求”的深层次动机，以及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状态是，追求虚荣心满足的活动将是其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这种追求构成人生追求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说，人类有一种不可逆转的生存趋势，即他们都要努力使自己有机会从事世界上“最光荣的职业”，这种“最光荣的职业”将成为世人围绕的核心。
“官”是一种职业，人们之所以会一切以官为本，形成“官本位”，按照我们的逻辑，其原因应该是，“官”这种职业在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是满足人们“自我实现需求”最佳职业，也即是说做官是人们满足虚荣心的最佳方式。在第三章笔者使用了 “虚荣效用”这个概念分析民主问题，这里再次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官本位”思想的深层心理成因。这样，“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会如此根深蒂固，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官位”具有其他一切事物所不能具有的极大的“虚荣效用”。
先从古代文人的“官本位思想”来看“官”这种职业在古代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地位。在中国千百年来做官一直是满足人们虚荣本能的唯一最佳方式，除了做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在古代，一个人再有才华，再有本领，只要其没有一官半职，照样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古代文人要想大规模的发表自己的文章和诗歌，也必须先获得各官职或者与官僚建立某种关系。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没错，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没错：“仕则学优”，做了官，文章才得以发表，才华才得以展示和得到世人认同。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几乎都是在其当上官以后才开始扬名的。如此一来，古代文人要想取得文学事业成功，首要任务就是先想办法成为官员，连许多流芳千古的文人也是“官本位主义者”，李白就是其中一个。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在广大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声誉”的李白同志其实是一个“假清高”的“官本位主义者”。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并向这些官员索要“名片”，他拿着这些“名片”拜见京城来蜀的官僚，得到益州长史的苏廷页赏识。此后，为了“十年寒窗脱青衿，一朝能为帝王师”，他隐居岷山待价而沽，广汉太守慕名前去看望他，使他的名声渐大。开元十三年(725年)，25岁的李白走出三峡漫游东南，展开了广泛的干谒活动，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磊落不满之气。天宝元年(742年)初夏，隐居的李白被征召入京。他洋洋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出入宫掖献赋作词，侍从皇帝讨好贵妃，交结王公大官赠诗宴酬，写了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聊诗歌。[1]可见，李白是个十足的“官本位”主义者。这也充分表明，中国历史上“官位”是人们的最高人生追求。
在古代，大部分处于下层地位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追求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尖的“自我实现需求”和“尊重的需求”的满足的，一方面他们被上层的人剥夺了这种权利——上层人踩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从而使他们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他们毕生的努力所获得的物资将紧紧够用来维持生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一层次的欲望必须在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发挥实际效用，这些下层人的所有努力的成果除了用来填饱肚子外就所剩无几了，因此不是他们不想追求虚荣的满足，而是他们首先得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他们有几乎花费掉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这些下层人只有崇拜上层人即官员的份了。在古代，只有少数人是活得有尊严的人，这些人就是当官者，而对大多数劳动民众来说，则无所谓尊严，为求不饿死，他们自愿为官员们当奴才、当牛做马为他们服务。在官吏们看来，他们的家丁、奴婢根本就跟牲畜差不多。因此在古代，下层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了虚荣的享受，没有了尊严，跟动物一样只需要吃喝就行，只有为官者才可称为人，因此“动物意义”上的下层人当然会崇拜“人意义”上的官员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说，“官本位”就是这么一种崇拜，是没有尊严的团体对具有高贵地位的团体的一种崇拜。
可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官位”具有其他任何职业无可比拟的巨大”虚荣效用”，这种巨大的”虚荣效用”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做官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思想也就产生。”虚荣效用”原指炫耀性商品能带给人们虚荣心满足的能力，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把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万事万物，既可以考察官位的”虚荣效用”，也可以考察其他职业和事物的”虚荣效用”，根据前面得出的结论，追求虚荣心的满足构成人生追求的主体，那么换句话说，人们在一生中主要活动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更“优质”的“虚荣效用”，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某些物品，在中国，做官比其他一切职业都更加荣耀，更能使人获得炫耀性的成就感满足， “官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虚荣效用”，“做官”能获取“质量”最好的“虚荣效用”，这便是“官本位”之所以形成的虚荣成因。
从中西文化和历史的对比之中，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中西社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人们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不同，中国人只能从官位中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而西方国家的人们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具有多样化，多种方式都能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除了入朝为官，人们加入教会，成为教会首领同样可以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无比尊敬，此外自从17、18世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重商主义盛行，资本家和商人地位空前提高，这样人们多了一种方式来获取优质”虚荣效用”：通过“炫耀性消费”。人们拥有财富即可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有钱人不必当官，通过购买许多“炫耀性商品”来进行炫耀，从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别人的羡慕。人们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获取炫耀性商品的优质”虚荣效用”，这种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比做官来的容易和便捷，并且“质量”也不比做官所获得的”虚荣效用”差。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的有钱人不可能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获取社会大众的成败和羡慕，中国古代的商人吕不韦善于经商，富可敌国，但其地位依然低下，被人看不起，只有当他成为秦王的丞相之后，他才被社会所广泛尊重和崇拜。历朝历代的大富商们，大都要出钱捐个官来做，其主要目的并非想通过做官捞取更多的金钱，而是想提升自己的地位，由最低级的“商”上升为最高级的“官”，这样他们才会被社会所看得起。如此，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那就是入朝为官。
三、“官本位”在中国的现状
到现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不断完善，商业的发达导致一大批新的“资本家”的兴起，一大批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带头进行大量的炫耀性消费，他们住洋房、开洋车，风光无限，这使得国人的价值观发生很大转变，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形成对商人的崇拜心理，“官本位”思想受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再者，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新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断产生，比如娱乐业，有艺术天分的人或者由着超凡外表的人都可以进入影视行业来实现人生价值，当明星、当演员都是受人尊重和崇拜的职业，这与古代真是天壤之别，古代为人唱歌的女子叫歌伎，是非常低贱的一种人。
可见，在当代中国，人们获取优质”虚荣效用”的方式已经不止“做官”这一种，富人们通过炫耀性消费，购买昂贵物品，也能获得“品质”极高的”虚荣效用”，得到整个社会的羡慕和崇拜，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基于这样的现实，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正由“官场社会”转变为“商场社会”转变，“官本位”正向“商本位”转变。
人们总是崇拜那些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做官已经不是唯一受到尊敬的职业时，“官本位”便开始瓦解。当人们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敬时，人们就不会局限于做官者一种形式，不过就目前的国情来看，商人的地位还远远不及官员，许多商人都在谋求政治地位（比如当政协委员）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几个著名的村也都有本村的首富来担任村长，比如华西村，这说明，商人有了钱之后，仍然会感到地位不如为官者，这样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要谋求政治地位。然而这种状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随着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官本位”将受到空前的巨大挑战，笔者愿意看到，有一天“官本位”彻底丧失主体地位，这样，才使人们的人生追求的方式真正得以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