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命令八路军向北发展，配合苏军作战，先后收复张家口和山海关。苏联红军对八路军在东北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两军是初次见面，彼此并不熟悉，加上苏联政府政策的变化，结果出现了一些误会和令人不愉快的场面。 得知平北八路军被苏军缴械的消息后，聂荣臻专门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凡与苏军接触的八路军，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装束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零时１０分，苏联远东红军１５０多万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４４００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突然袭击。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从西部向日本关东军和蒙古伪军发动进攻。其中，第十七集团军在司令员达尼洛夫中将的指挥下，向赤峰突击。普利耶夫上将指挥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向张家口突击。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越过茫茫的蒙古大草原，锋芒直指沈阳。 在苏联出兵东北的当天，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欢迎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 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在８月１０日至１１日的１８个小时之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要求八路军出关，直接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８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两个分局：苏联红军不日可占领哈尔滨，外蒙古军队已经南下林西、突泉；我绥远部队务必全力歼灭傅作义之东进部队，晋北、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必迅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队及苏联红军。 周恩来又连夜起草了一份给晋察冀军区的文件，指出：“你们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要高度重视东北，你们应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当天，正在率部围攻赤城的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收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３位首长从延安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苏蒙军队可能会向张家口突击，要求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公路向前推进，尽快同苏蒙军队取得联系。 ８月１５日，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前锋推进到张家口和热河，摩托化步兵第二十七旅消灭了蒙古德王的军队，直逼张北地区。在这里，苏联红军同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苏军出动了大批坦克和飞机，战斗持续近２０个小时，日军死伤累累。次日凌晨，苏军又调来炮兵。一阵炮击之后，苏军第二十七旅的步兵再次向日军发起冲击，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战至黄昏，苏军终于攻克了张北。战斗中，苏军击毙日军５００多人，俘虏伪骑兵１６００余人。 八路军平北军分区接到聂荣臻等３位首长的电报后，立即将部队从赤城战斗中撤出，迅速开到雕鹗堡、三岔口一带集结。军分区首长作了战前动员，战士们听说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补充后，平北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段苏权率领察蒙骑兵支队３个骑兵连和２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的狮子沟和张北县的脑包图出发，向张北、德化移动，准备接应苏蒙骑兵。 这时，詹大南、段苏权接到了八路军察蒙骑兵支队副队长吴广才、副政委肖泽泉从张北发来的电报，说他们于头天晚上遇到了苏蒙骑兵。 苏联红军也是第一次见到八路军，但他们不相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看到眼前这支装束不整的军队，苏联红军错把八路军当成了伪军，一下子把他们包围了起来，还缴了他们的枪械。 两天后，晋冀察军区所辖第十二军分区的部队也兴冲冲地赶到张北，准备同苏蒙军队取得联系。结果，这支骑兵部队也被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化部队团团围住并缴了枪。带队的八路军干部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才使对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名上校参谋告诉八路军，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这些穿着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部队会是八路军！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得知平北八路军同苏军相遇时发生的情况后，专门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凡与苏军接触的八路军，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装束。 ８月１７日，詹大南、张克宇带上一部电台和一个连，星夜兼程赶往张北。不久，詹大南从张北来电说：“苏军计划于２０日进攻张家口，我军应从东、南两面袭击张家口，配合苏军作战。为了防止敌军逃跑，我军应立即破坏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 驻守张家口的是日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和第一一八师团，加上伪军，有１．３万多人。接到电报后，八路军察蒙骑兵支队马上行动。 ８月２０日凌晨６时，收复张家口的战斗打响了。苏蒙军队负责进攻张家口以北的筑垒地域。在苏军重型火炮的猛烈轰击下，日军筑垒很快就灰飞烟灭了。苏军缴获各种火炮４０多门、机枪１０１挺。但苏蒙军队在进攻狼窝的战斗中受到挫折，只好撤回原地。２２日，苏蒙军队再次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八路军也从南面进攻张家口，形成了对张家口日军的夹击之势。 在苏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日军开始溃退。当日军撤到张家口火车站时，又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八路军第十团和第四十团的勇猛阻击。８月２３日下午３时许，在苏军的配合下，八路军收复张家口。 战斗中，八路军消灭日军２００多人，伪军２０００多人，缴获各种火炮５０多门、步枪和机枪１万多支（挺）、子弹５００多万发，还有大量军用物资和马匹。俘虏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 由八路军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吹响了嘹亮的号声欢迎苏联红军。两军密切配合，一举收复山海关 ８月２９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部队攻占了山海关以北的前所车站，切断了北宁线山海关至锦州的交通，使山海关陷于孤立。 到了晚上，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派人送来一封信，说苏蒙骑兵一支侦察部队已经抵达林西、赤峰一带，并向山海关方向侦察前进。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克林非常高兴，立即命令部队做好准备，迎接苏蒙军队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９时，约有六七十名苏军，乘坐５辆汽车从绥中来到前所车站。为首的是一位上校和一位叫伊万诺夫的少校。他们每人配有３套武器，还带来了１门三七炮、１门五七炮和１部电台。 曾克林命令八路军站成四排纵队，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军临时抽调了一些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不料，因语言不通，刚一见面，苏军误认为我军是伪军，将我欢迎部队包围起来，并要缴我军的械，后经翻译解释才解除误会。” 在翻译的介绍下，八路军同苏军热情地握手，庆祝两军会师。顿时，“苏联红军万岁！”“斯大林万岁！”“毛主席万岁！”“乌拉！乌拉！”声响成一片。 两军会师后，鉴于山海关成了一座孤城，曾克林决定八路军调头南下，先攻占山海关，然后再继续向锦州、沈阳前进。 在征得冀热辽军区首长的同意后，曾克林找到苏军上校，向他介绍了攻打山海关的计划，然后说：我们奉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到东北，配合苏蒙军队作战，收复东北失地。现在，山海关有６００多名日军，文职人员和家属２０００多人，还有１０００多名伪军、警察，这些敌人还没有放下武器，我们希望苏军能同八路军一起攻打山海关。一开始，苏军有顾虑，不同意配合。他们说，他们的任务是在东北作战，不能越过长城。 当时，八路军曾配合苏军作战，并取得重大成果，已经夺取了张家口，这引起了蒋介石和美国人的不满。于是，斯大林不得不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他已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人不会占领张家口、北平这些地区，也不想占领。斯大林还说，到目前为止，苏联军队在满洲尚未发现任何共产党的游击队，也未同任何地方共产党接触。
经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再三劝说，苏军上校才答应配合八路军进攻山海关，但又说他们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下午，苏军正式通知八路军，他们同意攻打山海关。双方商定，由八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苏军用炮火支援。 ３０日午后，苏军留下２０人，其余的人由少校伊万诺夫率领攻打山海关。曾克林、唐凯带领警卫排、参谋人员和宣传人员乘坐苏军汽车先行出发，向山海关奔去。 从前所车站到山海关有２０多公里的路程，其间不少是山路，八路军大队人马全靠两条腿步行。战士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奔跑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没走多久，已是汗流浃背。 不到两个小时，部队赶到了山海关下。 山海关城墙高１０多米，最宽处可容纳５辆马车并行。全城面积达８平方公里，北边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攻陷山海关，日军津榆守备队开到山海关东部驻防，并在车站以南建立了兵营。 为了保护这座历史名城，减少损失，事前，八路军和苏联红军联名给驻守山海关的日军司令官写了一封“受降通牒”，敦促他们向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投降。然而，当他们到达山海关时，日军关闭了所有城门。曾克林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小时后，日军一名上校带着一个班出来，与我军和苏军代表进行谈判。中苏方面命令日军下午２点在火车站以南集合投降。日军借口奉蒋介石命令，武器要交给国民党军队。同时，又以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辖为由，拒绝向我军和苏军投降。” 谈判不成，八路军和苏军决定用武力解决，给日军一点颜色瞧瞧。下午５时，部队投入战斗。 八路军十八团负责攻打山海关城门，抢先占领山海关北边一段长城，然后居高临下，以火力压制城里的敌人，并掩护主力从西南方向进攻。 苏军的大炮开始向山海关轰击，炮弹在日军阵地开花，掀起一股股浓烟。接着，八路军的机枪、迫击炮也向山海关射击。经过４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部分日军逃往秦皇岛外，其余全部被消灭。 当时，日军驻在秦皇岛的部队只有一个联队。八路军提出继续向秦皇岛追击，并要求苏军给予配合，但苏军上校借口“苏联军队不能到华北去”，没有同意。结果，秦皇岛这个重要港口，后来落到了国民党手里。美军以此为跳板，将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 山海关战斗，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密切配合，消灭敌军１５００多人，其中日军２００多人。缴获各种长短枪３０００多支，机枪７０多挺，掷弹筒、迫击炮５０多门，子弹１００多万发。活捉了临榆县伪县长陈维廉等人。 八路军和苏联红军收复山海关的消息传到陕甘宁边区后，延安军民欢声雷动。《解放日报》在第一版用大标题作了报道：“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及沦陷敌手１２年之久之榆关镇，已于８月３０日为我军光复。” 一直拒绝八路军进驻沈阳城的苏军军官，看到八路军受到当地百姓夹道欢迎，钦佩地说：“你们这支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 ９月３日，一列长达４０节的列车奔驰在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上。车头上插着鲜艳的红旗，车厢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车厢里热热闹闹。乘坐这趟列车的是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在锦州作短暂停留后，火车继续向沈阳方向开去。９月５日凌晨，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驶入沈阳车站。 此前，８月１９日下午，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派出２２５名勇士在沈阳空降。第二天，苏军１０００多人进驻沈阳。当时，沈阳有１７０多万人口，其中有日军５万多人。苏军进入沈阳后，立即解除了日军的武装。担负沈阳卫戍司令的苏军指挥官叫科夫通，是一名少将。 八路军突然出现在沈阳，使苏军大吃一惊。这支没有军衔，身着黄色军装的部队，他们也是第一次遇见。结果，张北的那一幕又在沈阳上演了。苏军立即调来军队，将火车包围起来。 部队不能下车，怎么办？曾克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火车上，我们迅速作了研究，决定由我和一起挺进东北的张化东、刘云鹤等５名地方干部，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到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 当他们走进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时，科夫通少将的态度十分傲慢，毫不客气地责问曾克林一行：“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平心静气地回答了科夫通的提问：“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 听了曾克林的一番解释，科夫通至少明白了眼前站着的这些人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但他还是说：“根据苏中约定，苏维埃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到沈阳来的。” 关于第一次同苏军见面的情景，曾克林后来回忆说：“当时，由于带来的蒙籍中国翻译水平低，没有翻译好。因此，科夫通没有弄清我们的情况，发了一顿脾气，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５日下午３时许，曾克林和唐凯一起来到苏军司令部。曾克林后来回忆说：见到科夫通时，唐凯同志伸出手，指着参加革命后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比划着连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这回翻译改成了苏联人，名叫格拉辛科，是苏军的一名政工干部。见到八路军后，他的态度比较客气。 曾克林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配合你们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同你们的部队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一直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准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问莫斯科。” 格拉辛科向科夫通耳语了一阵，科夫通才勉强同意八路军下车。但是，科夫通坚持要八路军开到位于郊外的苏家屯，那里距沈阳市区有３０多里。 曾克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还是取得了初步胜利。于是，我向部队发出了下车命令。这时，已近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后，行动非常迅速。近２０００人的队伍一下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身着黄军装，每人一个钢盔，子弹袋换成了子弹盒，上起了刺刀，每个连配有９挺轻机枪，队伍显得威武雄壮。我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 “八路军到了沈阳”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涌向车站和街头。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钢铁队伍。 苏军派出两辆装甲车在前面开道，八路军队伍后面跟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苏军亲眼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了。 正走着，一辆苏军吉普车飞速驶来，车上坐着两名苏军上校。他们从车上跳下来，拦住八路军的去路，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苏军军官还钦佩地说：“你们这支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 ９月６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在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挂牌办公。 第二天下午，曾克林和唐凯应邀到苏军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会见了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会见后，苏军热情款待了曾克林和唐凯一行。宴席上，曾克林和唐凯将延安总部要求八路军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告诉了苏军。克拉夫钦科将军高兴地说：“我们就不叫你们将军了，从现在起就称你们同志，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同志式的谈话。” 据曾克林回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遗留下许多武器弹药，苏军对八路军使用这些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十六军分区在山海关以日军武器装备了自己。在沈阳，曾克林率部看管的仓库里有“枪支１０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先进的武器，所以“个个兴奋不已”，乘机打开仓库，“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２万多支、轻重机枪１０００多挺，还有１５０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
９月１４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前方指挥部和第二梯队抵达沈阳。苏军得知消息后，派出３００多人到车站迎接。 此前，李运昌到达山海关后，也受到苏军的热情欢迎，双方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苏军派汽车迎接，并在前面开道，八路军排着四路纵队进城。苏军还架起５部摄影机，拍摄八路军进城的壮观场面。 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 ９月１４日，在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后，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他的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 据曾克林后来回忆，飞机从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内蒙古多伦加油。在那里，他们受到苏军的热情接待，并在苏军帐篷里呆了一夜，第二天到达延安。 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９月１５日上午，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上走下来我八路军沈阳市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军一位上校卫斯别夫（贝鲁诺索夫中校）、一位少校翻译谢德明（谢季赫梅诺夫）。”从师哲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苏军要派人到延安来。“这位苏军军官对我八路军总部有一种神秘感。他们根本不了解延安的情况，也没有通讯联络，仅凭曾克林的口头介绍，便飞来了。”伍修权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来的是苏联飞机。” 到机场迎接的有杨尚昆和伍修权。当天下午，彭真将他们带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 贝鲁诺索夫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苏方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正式意见：接红军大本营最高统帅部指示，蒋介石军队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必须按特别规定的时间；在苏联红军撤退之前，蒋介石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不能进入东北。未经苏方许可而进入东北的蒋介石军队已被解除了武装。共产党的军队不应在东北公开活动，已经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共产党军队，请朱德总司令下命令让他们退出苏军已占领的地区。 朱德答应了苏方的要求，同意共产党军队从较大的城市里撤出。同时，朱德也向苏方提出一项请求，希望苏军把热河和辽西交给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期间，贝鲁诺索夫还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谈话。在这种场合下，贝鲁诺索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同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甚至暗中会对化名的共产党军队给予帮助。他还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方提出：“苏联红军统帅部正式转告朱德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莫斯科也希望延安派负责人去东北，以便就近协商苏军与共产党军队的行动。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贝鲁诺索夫告诉中共领导人：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无论如何在东北不能提“自治区”的问题，也不能说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因为这样会给华盛顿和重庆以口实，从而使莫斯科在外交上陷入困境。贝鲁诺索夫还十分友好地表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转告朱德总司令，他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根据苏军的态度和曾克林的汇报，９月１５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６人乘坐贝鲁诺索夫的飞机前往东北。考虑到苏军配有军衔，为了便于工作，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给６人授了军衔。其中，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并且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委任书。 ９月１７日，彭真一行乘坐苏军飞机离开延安飞往东北。下午，飞机到了山海关上空。没想到飞行员不慎重，降落时出了事故，飞机一下子冲出了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结果，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受了轻伤，彭真被摔成脑震荡，陈云被撞出了机舱。最倒霉的要算叶季壮，摔成了重伤，腿被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苏联同志把他们救了出来，还将压在叶季壮身上的东西搬开，把他抬到平地上。 在山海关折腾了一夜之后，彭真一行于第二天改乘火车抵达沈阳。 苏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而且让东北局撤出沈阳 曾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由于出关的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可是，当曾克林从延安返回沈阳后，苏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他们驻在沈阳了。这是为什么？原来，莫斯科同重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受这个条约的限制，苏军对共产党军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到达沈阳后，同苏军取得了联系。当时，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设在长春，中共东北局只好通过沈阳苏军同长春苏军司令部保持联系。东北局刚到沈阳时，同那里的苏军曾有过几次接触。伍修权是彭真同苏军见面时的翻译，据他回忆：“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１０万多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收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收武器的部队已经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 苏军的出尔反尔，给中共军队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当初曾克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也说起了沈阳武器仓库一事。中共中央听了汇报后，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到东北的部队用不着带武器，等到了东北，就可以发新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其他部队？“文化大革命”期间，李运昌、曾克林为此还挨了整。林彪为了排斥异己，借机迫害李运昌、曾克林，说他们当年同苏军的接触是“里通外国”。李运昌被关押了７年，曾克林被关押了３年。 １１月１９日，苏军要东北局撤出沈阳。第二天，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提出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介石，有红军的地方，不准中共军队活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 对此，伍修权回忆说：“苏联驻军正式向东北局提出，说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要我们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国民党后面有美国撑腰，也坚持要进沈阳。我们不赞成苏军这样做，结果引起了我们与苏军的一场争辩。”当时，彭真、伍修权同科夫通辩论了一番，他们向苏军反复说明东北局不能撤出沈阳的理由。但是，科夫通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上面有指示，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东北局的人必须撤走，如果不走，“我们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彭真很生气，他抓住科夫通的话，反驳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 １１月２０日，东北局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很快，中共中央答复他们说：这是苏联政府决定的，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我们只有服从”。苏军不仅要中共撤出大城市，而且还不准中共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东北局于１１月２３日从沈阳撤往本溪。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命令八路军向北发展，配合苏军作战，先后收复张家口和山海关。苏联红军对八路军在东北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两军是初次见面，彼此并不熟悉，加上苏联政府政策的变化，结果出现了一些误会和令人不愉快的场面。 得知平北八路军被苏军缴械的消息后，聂荣臻专门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凡与苏军接触的八路军，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装束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零时１０分，苏联远东红军１５０多万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４４００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突然袭击。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从西部向日本关东军和蒙古伪军发动进攻。其中，第十七集团军在司令员达尼洛夫中将的指挥下，向赤峰突击。普利耶夫上将指挥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向张家口突击。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越过茫茫的蒙古大草原，锋芒直指沈阳。 在苏联出兵东北的当天，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欢迎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 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在８月１０日至１１日的１８个小时之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要求八路军出关，直接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８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两个分局：苏联红军不日可占领哈尔滨，外蒙古军队已经南下林西、突泉；我绥远部队务必全力歼灭傅作义之东进部队，晋北、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必迅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队及苏联红军。 周恩来又连夜起草了一份给晋察冀军区的文件，指出：“你们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要高度重视东北，你们应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当天，正在率部围攻赤城的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收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３位首长从延安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苏蒙军队可能会向张家口突击，要求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公路向前推进，尽快同苏蒙军队取得联系。 ８月１５日，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前锋推进到张家口和热河，摩托化步兵第二十七旅消灭了蒙古德王的军队，直逼张北地区。在这里，苏联红军同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苏军出动了大批坦克和飞机，战斗持续近２０个小时，日军死伤累累。次日凌晨，苏军又调来炮兵。一阵炮击之后，苏军第二十七旅的步兵再次向日军发起冲击，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战至黄昏，苏军终于攻克了张北。战斗中，苏军击毙日军５００多人，俘虏伪骑兵１６００余人。 八路军平北军分区接到聂荣臻等３位首长的电报后，立即将部队从赤城战斗中撤出，迅速开到雕鹗堡、三岔口一带集结。军分区首长作了战前动员，战士们听说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补充后，平北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段苏权率领察蒙骑兵支队３个骑兵连和２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的狮子沟和张北县的脑包图出发，向张北、德化移动，准备接应苏蒙骑兵。 这时，詹大南、段苏权接到了八路军察蒙骑兵支队副队长吴广才、副政委肖泽泉从张北发来的电报，说他们于头天晚上遇到了苏蒙骑兵。 苏联红军也是第一次见到八路军，但他们不相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看到眼前这支装束不整的军队，苏联红军错把八路军当成了伪军，一下子把他们包围了起来，还缴了他们的枪械。 两天后，晋冀察军区所辖第十二军分区的部队也兴冲冲地赶到张北，准备同苏蒙军队取得联系。结果，这支骑兵部队也被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化部队团团围住并缴了枪。带队的八路军干部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才使对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名上校参谋告诉八路军，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这些穿着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部队会是八路军！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得知平北八路军同苏军相遇时发生的情况后，专门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凡与苏军接触的八路军，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装束。 ８月１７日，詹大南、张克宇带上一部电台和一个连，星夜兼程赶往张北。不久，詹大南从张北来电说：“苏军计划于２０日进攻张家口，我军应从东、南两面袭击张家口，配合苏军作战。为了防止敌军逃跑，我军应立即破坏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 驻守张家口的是日军第二独立混成旅团和第一一八师团，加上伪军，有１．３万多人。接到电报后，八路军察蒙骑兵支队马上行动。 ８月２０日凌晨６时，收复张家口的战斗打响了。苏蒙军队负责进攻张家口以北的筑垒地域。在苏军重型火炮的猛烈轰击下，日军筑垒很快就灰飞烟灭了。苏军缴获各种火炮４０多门、机枪１０１挺。但苏蒙军队在进攻狼窝的战斗中受到挫折，只好撤回原地。２２日，苏蒙军队再次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八路军也从南面进攻张家口，形成了对张家口日军的夹击之势。 在苏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日军开始溃退。当日军撤到张家口火车站时，又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八路军第十团和第四十团的勇猛阻击。８月２３日下午３时许，在苏军的配合下，八路军收复张家口。 战斗中，八路军消灭日军２００多人，伪军２０００多人，缴获各种火炮５０多门、步枪和机枪１万多支（挺）、子弹５００多万发，还有大量军用物资和马匹。俘虏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 由八路军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吹响了嘹亮的号声欢迎苏联红军。两军密切配合，一举收复山海关 ８月２９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部队攻占了山海关以北的前所车站，切断了北宁线山海关至锦州的交通，使山海关陷于孤立。 到了晚上，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派人送来一封信，说苏蒙骑兵一支侦察部队已经抵达林西、赤峰一带，并向山海关方向侦察前进。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克林非常高兴，立即命令部队做好准备，迎接苏蒙军队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９时，约有六七十名苏军，乘坐５辆汽车从绥中来到前所车站。为首的是一位上校和一位叫伊万诺夫的少校。他们每人配有３套武器，还带来了１门三七炮、１门五七炮和１部电台。 曾克林命令八路军站成四排纵队，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军临时抽调了一些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不料，因语言不通，刚一见面，苏军误认为我军是伪军，将我欢迎部队包围起来，并要缴我军的械，后经翻译解释才解除误会。” 在翻译的介绍下，八路军同苏军热情地握手，庆祝两军会师。顿时，“苏联红军万岁！”“斯大林万岁！”“毛主席万岁！”“乌拉！乌拉！”声响成一片。 两军会师后，鉴于山海关成了一座孤城，曾克林决定八路军调头南下，先攻占山海关，然后再继续向锦州、沈阳前进。 在征得冀热辽军区首长的同意后，曾克林找到苏军上校，向他介绍了攻打山海关的计划，然后说：我们奉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到东北，配合苏蒙军队作战，收复东北失地。现在，山海关有６００多名日军，文职人员和家属２０００多人，还有１０００多名伪军、警察，这些敌人还没有放下武器，我们希望苏军能同八路军一起攻打山海关。一开始，苏军有顾虑，不同意配合。他们说，他们的任务是在东北作战，不能越过长城。 当时，八路军曾配合苏军作战，并取得重大成果，已经夺取了张家口，这引起了蒋介石和美国人的不满。于是，斯大林不得不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他已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人不会占领张家口、北平这些地区，也不想占领。斯大林还说，到目前为止，苏联军队在满洲尚未发现任何共产党的游击队，也未同任何地方共产党接触。
经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再三劝说，苏军上校才答应配合八路军进攻山海关，但又说他们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下午，苏军正式通知八路军，他们同意攻打山海关。双方商定，由八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苏军用炮火支援。 ３０日午后，苏军留下２０人，其余的人由少校伊万诺夫率领攻打山海关。曾克林、唐凯带领警卫排、参谋人员和宣传人员乘坐苏军汽车先行出发，向山海关奔去。 从前所车站到山海关有２０多公里的路程，其间不少是山路，八路军大队人马全靠两条腿步行。战士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奔跑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没走多久，已是汗流浃背。 不到两个小时，部队赶到了山海关下。 山海关城墙高１０多米，最宽处可容纳５辆马车并行。全城面积达８平方公里，北边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攻陷山海关，日军津榆守备队开到山海关东部驻防，并在车站以南建立了兵营。 为了保护这座历史名城，减少损失，事前，八路军和苏联红军联名给驻守山海关的日军司令官写了一封“受降通牒”，敦促他们向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投降。然而，当他们到达山海关时，日军关闭了所有城门。曾克林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小时后，日军一名上校带着一个班出来，与我军和苏军代表进行谈判。中苏方面命令日军下午２点在火车站以南集合投降。日军借口奉蒋介石命令，武器要交给国民党军队。同时，又以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辖为由，拒绝向我军和苏军投降。” 谈判不成，八路军和苏军决定用武力解决，给日军一点颜色瞧瞧。下午５时，部队投入战斗。 八路军十八团负责攻打山海关城门，抢先占领山海关北边一段长城，然后居高临下，以火力压制城里的敌人，并掩护主力从西南方向进攻。 苏军的大炮开始向山海关轰击，炮弹在日军阵地开花，掀起一股股浓烟。接着，八路军的机枪、迫击炮也向山海关射击。经过４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除部分日军逃往秦皇岛外，其余全部被消灭。 当时，日军驻在秦皇岛的部队只有一个联队。八路军提出继续向秦皇岛追击，并要求苏军给予配合，但苏军上校借口“苏联军队不能到华北去”，没有同意。结果，秦皇岛这个重要港口，后来落到了国民党手里。美军以此为跳板，将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 山海关战斗，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密切配合，消灭敌军１５００多人，其中日军２００多人。缴获各种长短枪３０００多支，机枪７０多挺，掷弹筒、迫击炮５０多门，子弹１００多万发。活捉了临榆县伪县长陈维廉等人。 八路军和苏联红军收复山海关的消息传到陕甘宁边区后，延安军民欢声雷动。《解放日报》在第一版用大标题作了报道：“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及沦陷敌手１２年之久之榆关镇，已于８月３０日为我军光复。” 一直拒绝八路军进驻沈阳城的苏军军官，看到八路军受到当地百姓夹道欢迎，钦佩地说：“你们这支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 ９月３日，一列长达４０节的列车奔驰在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上。车头上插着鲜艳的红旗，车厢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车厢里热热闹闹。乘坐这趟列车的是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在锦州作短暂停留后，火车继续向沈阳方向开去。９月５日凌晨，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驶入沈阳车站。 此前，８月１９日下午，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派出２２５名勇士在沈阳空降。第二天，苏军１０００多人进驻沈阳。当时，沈阳有１７０多万人口，其中有日军５万多人。苏军进入沈阳后，立即解除了日军的武装。担负沈阳卫戍司令的苏军指挥官叫科夫通，是一名少将。 八路军突然出现在沈阳，使苏军大吃一惊。这支没有军衔，身着黄色军装的部队，他们也是第一次遇见。结果，张北的那一幕又在沈阳上演了。苏军立即调来军队，将火车包围起来。 部队不能下车，怎么办？曾克林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火车上，我们迅速作了研究，决定由我和一起挺进东北的张化东、刘云鹤等５名地方干部，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到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 当他们走进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时，科夫通少将的态度十分傲慢，毫不客气地责问曾克林一行：“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 曾克林平心静气地回答了科夫通的提问：“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 听了曾克林的一番解释，科夫通至少明白了眼前站着的这些人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但他还是说：“根据苏中约定，苏维埃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到沈阳来的。” 关于第一次同苏军见面的情景，曾克林后来回忆说：“当时，由于带来的蒙籍中国翻译水平低，没有翻译好。因此，科夫通没有弄清我们的情况，发了一顿脾气，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５日下午３时许，曾克林和唐凯一起来到苏军司令部。曾克林后来回忆说：见到科夫通时，唐凯同志伸出手，指着参加革命后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比划着连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这回翻译改成了苏联人，名叫格拉辛科，是苏军的一名政工干部。见到八路军后，他的态度比较客气。 曾克林对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配合你们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同你们的部队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一直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准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问莫斯科。” 格拉辛科向科夫通耳语了一阵，科夫通才勉强同意八路军下车。但是，科夫通坚持要八路军开到位于郊外的苏家屯，那里距沈阳市区有３０多里。 曾克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还是取得了初步胜利。于是，我向部队发出了下车命令。这时，已近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后，行动非常迅速。近２０００人的队伍一下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身着黄军装，每人一个钢盔，子弹袋换成了子弹盒，上起了刺刀，每个连配有９挺轻机枪，队伍显得威武雄壮。我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 “八路军到了沈阳”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涌向车站和街头。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钢铁队伍。 苏军派出两辆装甲车在前面开道，八路军队伍后面跟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苏军亲眼目睹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了。 正走着，一辆苏军吉普车飞速驶来，车上坐着两名苏军上校。他们从车上跳下来，拦住八路军的去路，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苏军军官还钦佩地说：“你们这支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 ９月６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在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挂牌办公。 第二天下午，曾克林和唐凯应邀到苏军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会见了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会见后，苏军热情款待了曾克林和唐凯一行。宴席上，曾克林和唐凯将延安总部要求八路军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告诉了苏军。克拉夫钦科将军高兴地说：“我们就不叫你们将军了，从现在起就称你们同志，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同志式的谈话。” 据曾克林回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遗留下许多武器弹药，苏军对八路军使用这些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十六军分区在山海关以日军武器装备了自己。在沈阳，曾克林率部看管的仓库里有“枪支１０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先进的武器，所以“个个兴奋不已”，乘机打开仓库，“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２万多支、轻重机枪１０００多挺，还有１５０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
９月１４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前方指挥部和第二梯队抵达沈阳。苏军得知消息后，派出３００多人到车站迎接。 此前，李运昌到达山海关后，也受到苏军的热情欢迎，双方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苏军派汽车迎接，并在前面开道，八路军排着四路纵队进城。苏军还架起５部摄影机，拍摄八路军进城的壮观场面。 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 ９月１４日，在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后，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他的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 据曾克林后来回忆，飞机从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内蒙古多伦加油。在那里，他们受到苏军的热情接待，并在苏军帐篷里呆了一夜，第二天到达延安。 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９月１５日上午，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上走下来我八路军沈阳市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军一位上校卫斯别夫（贝鲁诺索夫中校）、一位少校翻译谢德明（谢季赫梅诺夫）。”从师哲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苏军要派人到延安来。“这位苏军军官对我八路军总部有一种神秘感。他们根本不了解延安的情况，也没有通讯联络，仅凭曾克林的口头介绍，便飞来了。”伍修权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来的是苏联飞机。” 到机场迎接的有杨尚昆和伍修权。当天下午，彭真将他们带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 贝鲁诺索夫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苏方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正式意见：接红军大本营最高统帅部指示，蒋介石军队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必须按特别规定的时间；在苏联红军撤退之前，蒋介石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不能进入东北。未经苏方许可而进入东北的蒋介石军队已被解除了武装。共产党的军队不应在东北公开活动，已经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共产党军队，请朱德总司令下命令让他们退出苏军已占领的地区。 朱德答应了苏方的要求，同意共产党军队从较大的城市里撤出。同时，朱德也向苏方提出一项请求，希望苏军把热河和辽西交给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期间，贝鲁诺索夫还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谈话。在这种场合下，贝鲁诺索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只要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同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甚至暗中会对化名的共产党军队给予帮助。他还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方提出：“苏联红军统帅部正式转告朱德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莫斯科也希望延安派负责人去东北，以便就近协商苏军与共产党军队的行动。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贝鲁诺索夫告诉中共领导人：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无论如何在东北不能提“自治区”的问题，也不能说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因为这样会给华盛顿和重庆以口实，从而使莫斯科在外交上陷入困境。贝鲁诺索夫还十分友好地表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转告朱德总司令，他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根据苏军的态度和曾克林的汇报，９月１５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６人乘坐贝鲁诺索夫的飞机前往东北。考虑到苏军配有军衔，为了便于工作，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给６人授了军衔。其中，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并且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委任书。 ９月１７日，彭真一行乘坐苏军飞机离开延安飞往东北。下午，飞机到了山海关上空。没想到飞行员不慎重，降落时出了事故，飞机一下子冲出了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结果，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受了轻伤，彭真被摔成脑震荡，陈云被撞出了机舱。最倒霉的要算叶季壮，摔成了重伤，腿被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苏联同志把他们救了出来，还将压在叶季壮身上的东西搬开，把他抬到平地上。 在山海关折腾了一夜之后，彭真一行于第二天改乘火车抵达沈阳。 苏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而且让东北局撤出沈阳 曾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由于出关的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可是，当曾克林从延安返回沈阳后，苏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他们驻在沈阳了。这是为什么？原来，莫斯科同重庆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受这个条约的限制，苏军对共产党军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到达沈阳后，同苏军取得了联系。当时，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设在长春，中共东北局只好通过沈阳苏军同长春苏军司令部保持联系。东北局刚到沈阳时，同那里的苏军曾有过几次接触。伍修权是彭真同苏军见面时的翻译，据他回忆：“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１０万多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收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收武器的部队已经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 苏军的出尔反尔，给中共军队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当初曾克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也说起了沈阳武器仓库一事。中共中央听了汇报后，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到东北的部队用不着带武器，等到了东北，就可以发新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其他部队？“文化大革命”期间，李运昌、曾克林为此还挨了整。林彪为了排斥异己，借机迫害李运昌、曾克林，说他们当年同苏军的接触是“里通外国”。李运昌被关押了７年，曾克林被关押了３年。 １１月１９日，苏军要东北局撤出沈阳。第二天，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提出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介石，有红军的地方，不准中共军队活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 对此，伍修权回忆说：“苏联驻军正式向东北局提出，说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要我们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国民党后面有美国撑腰，也坚持要进沈阳。我们不赞成苏军这样做，结果引起了我们与苏军的一场争辩。”当时，彭真、伍修权同科夫通辩论了一番，他们向苏军反复说明东北局不能撤出沈阳的理由。但是，科夫通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上面有指示，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东北局的人必须撤走，如果不走，“我们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彭真很生气，他抓住科夫通的话，反驳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 １１月２０日，东北局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很快，中共中央答复他们说：这是苏联政府决定的，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我们只有服从”。苏军不仅要中共撤出大城市，而且还不准中共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东北局于１１月２３日从沈阳撤往本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