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9日，吉林省作家协会、松原市委宣传部和乾安县委联合举办“大布苏文学发展研讨会”，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应约参加。会议期间，我以大布苏文学学会会长身份，采访了邓友梅先生。赵显和：把您请到乾安来，我们非常欢迎，昨天在研讨会上您的精彩发言，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今天抽出点时间，有几个问题还要向您老请教。
我们偏僻地区的作者见到你一次很不容易，有些话我们跟您说是很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对我们大布苏文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帮我们把把脉、会会诊，使大布苏文学健康向前发展。
我想问你老的是，我们这些在偏远地区的业余作者，要想取得好的创作成果，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和素质?
邓友梅：不能说请教，咱们交流吧。
坦白的说，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出现带有环境特色的作者，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越是偏僻地区的作者他也是别处所没有的长处。写作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甘于寂寞，那么恰恰越是偏僻地区的作者客观上干扰也少。如果说这个地区比较偏僻，也有它的好处，它的地方风土民情，它的特色更容易突出。你就可以把目光集中在你这个地方特别出色而别的地方相对来说不突出那一些特点上，这个恰恰是那种繁华的地方，繁忙城市里所没有的。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要想掌握这一点的话，需要努力。一个是得下苦心读书；一个得下决心去写作。因为读书本身不在于偏僻不偏僻，特别现在我们发行系统、邮电系统畅通，你住偏僻地方，要买什么书都能买得到，要读也能读得到。在读书这一点上，对任何地区都没有特别优待，谁读的多谁就受益多，谁不读书谁就无知。再一个就是沉下心来去写，就写作本身，我是这样想的，任何大作家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起步都脱离不了模仿，如果你没读过别人的诗，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诗。
我年轻时，曹禺先生给我们讲课，曹禺先生讲课讲的非常好，听别的老师讲课有时听不懂，有时还困，唯独曹禺先生讲课，两钟头下来，大家都挺精神。曹禺先生跟我住一个院，礼拜天我回去，他就问我：“小邓，我给你们讲课怎么样?”
“好，大家欢迎得很”，我说。
“就没有点意见吗?”他又谦虚的问。
“意见有。”
“都是什么意见?”
“听得挺好，但是我们写的时候用不上，我们写的不行还是不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听了你的指导，写作能提高一步呢?”
曹禺先生就说：“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个作者的本事没那么大，讲两个钟头，哪有那么多讲的，大部分都是费话，最有用的话，就那么几句。”
我说：“那您把那几句话告诉我行不行?”
“那行，你想写什么，你是想写诗，想写剧本，还是想写小说?”
我说：“我想写剧本”。
“你背下三四个剧本来，你再写就不一样了。”
“你说怎么不一样了?”
“我也不知道。你把它背下来，背熟，背烂，你再写跟你没读以前就不一样了。”至于说这是怎么个具体关系，他说：“我也不知道。”写作这个东西有时候连自己都无法领略其质，这要评论家、研究家去研究，人家可以给你研究。你赵显和的作品好在哪里，你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长处从哪来的?文学艺术、文学写作这个东西要靠感悟，感悟不见得是说得清的，当你首次拿笔写作的时候，就是有了感悟。我感觉在这一点上越是偏僻地区的业余作者，读起书来可能感悟越深，越有感悟性。我觉得这些都是偏僻地区业余作者的长处，当然要懂得发挥长处。所以我说要精心苦读，善于勤写，俗话说熟能生巧嘛。写的多不等于要发表的多，不一定每天写作都要去发表，但从写得多里面，你会越写越熟练，越写越会发现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我觉得写作这个行业，不管你在上海，还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偏僻地区，不能沉下心来，不甘于寂寞，不把它做为一个事业去努力的话，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越是偏僻地区的作者，他们恰恰在这方面长处最明显。比如说你，这么多年除去工作，身体不好，你还坚持笔耕不息。就这一点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功，咱不能说是秘诀吧，也是一个要素。咱们干写作这一行，跟跑马拉松一样，开始跑的时候好几千人，跑了十公里，剩下二百人了。再跑，最后就剩七八个人了。坚持不住的就都下去了。起步的时候很多人，为什么最后就少得可怜了呢?就是有些人坚持不下来。坚持下去了你可能不一定跑第一，但是呢，你是这里面一个有毅力的运动员。就从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把写作做为一个对人民回报的严肃事业，持之以恒就能坚持到底，我们不可能都是巴金，但我尽了我全身之力，我努力下去了，就一定会有成果的。
赵显和：您老讲的很好。我想问您，你来参加大布苏文学发展研讨会，您抽时间看了我们一些作品。我们的作品质量低，但是不管怎样，您老看了，您对大布苏文学发展前景怎么看?
邓友梅：坦白地说，我接触这个大布苏地区、接触大布苏文学是最近的事。接触以后就发现，大布苏地区的独特是大自然给予大布苏人特殊的恩惠，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特有景观。这样一个自然环境，曾是中国东北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汇合的地方。几百年、几千年下来，它就形成了一个最早融合于中国东、西、南、北，汉、满、蒙、朝、回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是一个交汇点，一个交流点，一个融合点，所以我觉得它从人文这一点说，有它独特的一面。过去可能没被人注意，但它非常的宝贵，有其特色。写出它的特色来，就有你这个地方作家本身的文学特色了。文学创作是来自生活特色的。我浏览了大布苏文学作家的作品，看您的，还有正连的、咱们老先生上官缨的，还有杜喜武的，读了以后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恰恰是你们的成功，也是将来取得更大成功的最基本保证，那就是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个不是作秀的，不是表面上说说的。文学这个东西从多方面来讲，不管你表面说得怎么样，写出来的真情实感要是装模作样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你们有这样的真情，不管你是抒情的写这个地方风土人情，颂扬家乡，还是你写的一些杂文，批判目前某个实事的，它都出自一种情感，那就是热爱土地、热爱人的感情。这一点是大布苏文学共有的一个特点。有了一个爱自己家乡、爱自己地区的情感。另外又有一个热爱文学情结，有了这两点，就打下了大布苏文学发展基础。
从长远上看，目前大家当然很容易说是一个起步阶段，这一步的迈出还是很大的。如果说不足，大概有两点可以供参考：你们已经具备了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的基础，而且有了写作的经验，这是共同的。除去大布苏文学共同特点以外，就要显示作家自己的风格。在显示作家自己风格里面，这恐怕要下一点功夫，下功夫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多读东西，读了别人的作品，才好借鉴；第二个要关上门想自己有那些之长。那些之短。常常想自己在做人上要谦虚谨慎，在写作上要永不满足。说句通俗的话，写作上要得寸进尺，为人要退让三分。
每个人追求什么风格，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形成一种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文学艺术家跟科学家不一样。咱俩都学物理，你学原子能，我也学原子能，你怎么造，我怎么造，按着原理，我不造你能造，我造不出来，你可以造出来。文学这个东西， 恰恰不是这样，你写出的是这样的，我写出的就是那样的，文无定法，怎么学也学不像，勉强学像的人，一看就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上，怎么培养自己的风格呢?发挥自己的特点呢?大概有这么一点，咱文学作者，读书和其它读者不一样，它有点像收录机，你有你的波段，我有我的波段，波段不一样，收获也不一样。世界名著确实伟大，有人读起来就困，越读越打瞌睡。而武侠小说挺俗，有些人一读就精神，晚上看到两点还没睡觉。我年轻时在学习的时候，有时欺骗老师，我把必须读的书放在桌子上。在抽屉里放一本我爱看的书偷着看。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所长是丁玲，我的辅导老师张天翼要求很严。有一天丁玲老师来视察大家的学习情况，发现了我抽屉里的书。对我说，你喜欢读什么就多读几遍。我感觉读一遍自己喜欢的书比不愿读的读十遍都起作用。为什么?因为每个作家对生活的感应不一样，你读感兴趣的就符合你的感应点，你吸收的就特别多，你读到一定程度，就不满足了，你的要求就更高了。跟小学二三年级不一样，涉及考试两科60+60=120就及格了，文学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布苏文学作者要想提高作品质量，要在广泛读书的基础上，要选一些最合适的书精读。要知道各国文学大体什么样，中国文学整体什么样。要广泛浏览，真正对自己写作起作用的书要精读，有的地方要背，有的地方要抄。因为你抄一遍就等于记住。不是说这个故事我记住了，你得把人家怎么讲的故事背下来。你可以不按他的那个讲，但你要背下几个人讲故事的办法。大布苏文学从这一点上做起，就会形成各个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有了这个起点以后，我觉得会有进一步的长进。
赵显和：目前，偏远地区的作者，对当今文坛流行的一些写法也在学，类似“三级片”式的小说和作品，在我们这偏远地区作者和读者当中流传很广，特别是那些猎奇的作品，尤其是有个别所谓“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创作方法，在我们大布苏文学作者创作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中也有反映，也有模仿，我倒不敢说模仿不对，更不敢妄加评论。您老是中国作协的老领导，也是咱们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您对这些年轻作者的“模仿”，和这些“三级片”式作品的流行，您老有些什么看法，我们的作者应注意些什么?
邓友梅：从社会角度看，最近20年中国文化市场比以前有进步。咱们解放以来，很多年，几乎存在一种倾向，在文学里头，都是直接来解释政治的，来宣传政治的。现在看来某些作品不是政治现实主义，实际上在谱写某些观念。解放以后，我们武侠小说没有了，言情小说没有了，中国出不来张恨水了，这大概也有好处。一下造就了一个金庸、一个梁羽生。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没有人来写武侠了，金庸先生跟我是朋友，梁羽生先生也跟我交往多年，当时他们俩个都是编报的，不是写小说的。有一年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武术比赛，香港人就跑到广州看中国武术比赛，一看拳脚是那样精彩，有人建议他俩试一试写武侠小说。因为当时大陆没有人写了，台湾那个时候还乱着呢，顾不上写。他俩人在香港写，一下子就红起来了。
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在文学这个市场上，出现多种多样的文学，不管哪一种，只要你在政治上不反对中央政策和中央政府，都允许你存在。但是，相应的也必然带来一些问题，本来世界文学也是分类的，比如在日本，有的很红的作家，写侦探的、推理的，决不允许参加日本作家协会，你不够资格，我这协会就是写纯文学的，不吸收写消闲文学的。日本人消费简单，在火车上、飞机上，买一本书看，下车、下飞机没有带回去的，就像买点瓜籽嗑，不能靠它来养生。当然写低俗的消闲的“作家”也绝对不把自己冒充作家。我还闹过这样一个笑话，80年代初，像我们这些人的作品，一般译出来就印个三五万册。当时想外国的名作家，能印多少?到法国开会，遇到一位法国很有名的作家，我问，“你的作品翻译一版能印多少?大概七八万吧?”这个法国作家一听就火了，“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作家，我不是写那些的。”他认为印那么多让路人“消费”是对他的侮辱。
今天我们就是与时俱进，在“三个代表”思想引导下，我们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作者的本事一定要向人们传达自己的信仰，至少要做到一点，要积德而不缺德。我们现在从法律上放宽，一些作品看上去不犯法、合法，但是缺德。文学作品，对我们第二代、对子女，是培养他们最基本做人的品质，还是什么?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第二代、第三代，中国就会越来越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文化水平，是那种低下的、庸俗的，那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觉得到大布苏以后，这里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不管他们的作品写到什么程度，社会责任感始终是有的。作家写作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这都是你的自由，但有一点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那么高一点说总要写得有益于世道人心，做不到这一点，你也要积德而不缺德。这是一个为人的基本标准，更何况你写作呢。现在很遗憾的是，那些写低俗的、不堪入目作品的人，成为作家合不合适，我看只能算是依靠文学来谋名取利，在德字这一点上恰恰欠缺一点。我不反对他们怎么写，我完全尊重他们的自由，我是常常在想，随着中国民主生活的发展，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想法，想做什么、爱什么、说什么、穿什么无关整体大局，但是你写的文学作品发表出来了，就关系到社会了。比如说我邓友梅不想活了，好不容易就得了非典。愿意得没关系，但是你邓友梅要关上门，怎么得都可以，你不要得了以后，明明知道你是非典，还非得冲着别人打喷嚏，这是不道德的。我觉得写作的人也是这样，明知害人，为什么还发表出去呢?我觉得，这些人是用展示自己的丑陋，展示自己的无知来写作。这种人可以存在，目前是合法的，这些人在道德上绝对是受谴责的。所以，现在大家相信真正将来撑起文学大厦的，仍然是那些甘于寂寞，把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把文学当成是对民族、对人民回报的一个严肃事业的作家们。过一些年，看中国的文学史，能记录下来的是这些。现在你回头看，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写这类所谓“作品”的那些作家肯定不行，不光这里，台湾、香港也不行。那类东西，是不是文学，咱们另外商量，但是我觉得从为人这一点来讲，把乌七八糟的所谓作品介绍给我们子孙就有问题了。
赵显和：刚才您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透彻了，我们很受教育。从相关联的思维模式看问题，您对纯文学发展前景怎么看?
邓友梅：我觉得从目前现状来讲，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有比前些年好的地方，就是不同风格的、不同流派的、不同艺术追求的作品和作家都有它展示面貌的机会。满足了不同读者的要求。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从世界文学、从中国文学的源流来看，大概有两点，文学的形式是与时俱进的，写的事件，人物面貌也是与时俱进的。写作者可以有多种变化，这个基本原则始终是不能变化的。这是一个严肃问题，作家对待生活应该是严肃的，不是玩世不恭的，写法上可以不同，可以用讽刺的、幽默的态度来写。那么什么样的观点，我们才认为是严肃的，是一种负责呢?就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色彩，我觉得不能要求每个作家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一定有自己的发现，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生活当中的特色，值得反应的真谛。另外一点就是用他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他所看到的、发现的历史内涵。只有从不同的角度，把各自写出来的东西，综合在一起，才真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所以我觉得，从当前的中国文学状态看，和前些年比，纯文学作品非常突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消闲文学和纯文学相形也比较突出，但整个纯文学队伍比过去大了。就我们作家协会来说，头十年，全国的作家协支会员不足几百，经过几十年，已发展到几千。从整个国家来看，在几十年内他的作家增加数倍，这在世界上是了不得的。作为中国作协发会员是很严格的，要发展的会员必须出过两本在全国有影响的书。在这一要求上有一个质量问题，全国有影响的书很难做。尽管这样，纯文学队伍还是比以前增强了。但相应的说，整个纯文学的创作质量比前些年不那么突出了。不那么突出的原因大概是多样的，一个国家的作家真正出色的作品，不像工业发展那样，按计划要发展多少。他常常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积累，然后有一个爆发期。目前进入新时期以后，特别是这些年来我们中国纯文学是个酝酿期，大家在观察上看出一个问题，虽然作家们没少奋斗，不是成果不显著，就是还没有爆发期。最近几年按作品数量，比以前多得多，我们出版不少长篇小说。目前短篇小说一年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优秀的作品就难说了。可是我觉得、我相信，而且我也确实知道有一些作家，包括像你这样埋头苦干、兢兢业业、苦心经营、观察生活、深入生活的作家，有这样的作家队伍，将来会有全国影响的、世界影响的、达到新的文学高峰的作品出现。这个很难具体预期多少年，这种形式发展显然是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很快，文学市场、文学队伍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大。目前我觉得是个过渡期，正好是培养新一代作家的时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特别突出的作品，出现慢一点、少一点、晚一点，是个正常现象。
赵显和：您到边远地区来一回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对大布苏文学作者，特别是对青年作者有什么话，有什么希望，留给我们。
邓友梅：我觉得大布苏这块土地是令人难忘的，是可爱的，是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有特色的土地。我觉得生存在这样的土地上，对年轻的作者是幸福的，我希望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幸福，重视、珍惜自己的幸福，充分利用这种地区的特殊优越条件，把写作做为生活必须。你们写出来大布苏文学。这反应出你们个人的素质，大布苏人的自身的语言文学，对中国也是最宝贵的，对世界来说也是最出色的，世界少了大布苏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完美了。同样，将来地球上的文学少了大布苏文学，世界文学也不全面了。而责任就落在你们这些大布苏文学作家身上。我想大家如果体会到这一点，不管付出多大的辛苦，就是付出今生的全部劳作，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值得我们大家祝愿、祝贺。大布苏文学是我看到的各省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中最突出的一个。我觉是非常有前途，愿大家继续努力。
赵显和：谢谢您。我们大布苏文学作者一定会记住您老的话，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邓友梅：我相信一定能。
赵显和：谢谢!
2003年8月29日，吉林省作家协会、松原市委宣传部和乾安县委联合举办“大布苏文学发展研讨会”，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应约参加。会议期间，我以大布苏文学学会会长身份，采访了邓友梅先生。赵显和：把您请到乾安来，我们非常欢迎，昨天在研讨会上您的精彩发言，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今天抽出点时间，有几个问题还要向您老请教。
我们偏僻地区的作者见到你一次很不容易，有些话我们跟您说是很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对我们大布苏文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帮我们把把脉、会会诊，使大布苏文学健康向前发展。
我想问你老的是，我们这些在偏远地区的业余作者，要想取得好的创作成果，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和素质?
邓友梅：不能说请教，咱们交流吧。
坦白的说，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出现带有环境特色的作者，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越是偏僻地区的作者他也是别处所没有的长处。写作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甘于寂寞，那么恰恰越是偏僻地区的作者客观上干扰也少。如果说这个地区比较偏僻，也有它的好处，它的地方风土民情，它的特色更容易突出。你就可以把目光集中在你这个地方特别出色而别的地方相对来说不突出那一些特点上，这个恰恰是那种繁华的地方，繁忙城市里所没有的。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要想掌握这一点的话，需要努力。一个是得下苦心读书；一个得下决心去写作。因为读书本身不在于偏僻不偏僻，特别现在我们发行系统、邮电系统畅通，你住偏僻地方，要买什么书都能买得到，要读也能读得到。在读书这一点上，对任何地区都没有特别优待，谁读的多谁就受益多，谁不读书谁就无知。再一个就是沉下心来去写，就写作本身，我是这样想的，任何大作家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起步都脱离不了模仿，如果你没读过别人的诗，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诗。
我年轻时，曹禺先生给我们讲课，曹禺先生讲课讲的非常好，听别的老师讲课有时听不懂，有时还困，唯独曹禺先生讲课，两钟头下来，大家都挺精神。曹禺先生跟我住一个院，礼拜天我回去，他就问我：“小邓，我给你们讲课怎么样?”
“好，大家欢迎得很”，我说。
“就没有点意见吗?”他又谦虚的问。
“意见有。”
“都是什么意见?”
“听得挺好，但是我们写的时候用不上，我们写的不行还是不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听了你的指导，写作能提高一步呢?”
曹禺先生就说：“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个作者的本事没那么大，讲两个钟头，哪有那么多讲的，大部分都是费话，最有用的话，就那么几句。”
我说：“那您把那几句话告诉我行不行?”
“那行，你想写什么，你是想写诗，想写剧本，还是想写小说?”
我说：“我想写剧本”。
“你背下三四个剧本来，你再写就不一样了。”
“你说怎么不一样了?”
“我也不知道。你把它背下来，背熟，背烂，你再写跟你没读以前就不一样了。”至于说这是怎么个具体关系，他说：“我也不知道。”写作这个东西有时候连自己都无法领略其质，这要评论家、研究家去研究，人家可以给你研究。你赵显和的作品好在哪里，你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长处从哪来的?文学艺术、文学写作这个东西要靠感悟，感悟不见得是说得清的，当你首次拿笔写作的时候，就是有了感悟。我感觉在这一点上越是偏僻地区的业余作者，读起书来可能感悟越深，越有感悟性。我觉得这些都是偏僻地区业余作者的长处，当然要懂得发挥长处。所以我说要精心苦读，善于勤写，俗话说熟能生巧嘛。写的多不等于要发表的多，不一定每天写作都要去发表，但从写得多里面，你会越写越熟练，越写越会发现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我觉得写作这个行业，不管你在上海，还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偏僻地区，不能沉下心来，不甘于寂寞，不把它做为一个事业去努力的话，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越是偏僻地区的作者，他们恰恰在这方面长处最明显。比如说你，这么多年除去工作，身体不好，你还坚持笔耕不息。就这一点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功，咱不能说是秘诀吧，也是一个要素。咱们干写作这一行，跟跑马拉松一样，开始跑的时候好几千人，跑了十公里，剩下二百人了。再跑，最后就剩七八个人了。坚持不住的就都下去了。起步的时候很多人，为什么最后就少得可怜了呢?就是有些人坚持不下来。坚持下去了你可能不一定跑第一，但是呢，你是这里面一个有毅力的运动员。就从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把写作做为一个对人民回报的严肃事业，持之以恒就能坚持到底，我们不可能都是巴金，但我尽了我全身之力，我努力下去了，就一定会有成果的。
赵显和：您老讲的很好。我想问您，你来参加大布苏文学发展研讨会，您抽时间看了我们一些作品。我们的作品质量低，但是不管怎样，您老看了，您对大布苏文学发展前景怎么看?
邓友梅：坦白地说，我接触这个大布苏地区、接触大布苏文学是最近的事。接触以后就发现，大布苏地区的独特是大自然给予大布苏人特殊的恩惠，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特有景观。这样一个自然环境，曾是中国东北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汇合的地方。几百年、几千年下来，它就形成了一个最早融合于中国东、西、南、北，汉、满、蒙、朝、回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是一个交汇点，一个交流点，一个融合点，所以我觉得它从人文这一点说，有它独特的一面。过去可能没被人注意，但它非常的宝贵，有其特色。写出它的特色来，就有你这个地方作家本身的文学特色了。文学创作是来自生活特色的。我浏览了大布苏文学作家的作品，看您的，还有正连的、咱们老先生上官缨的，还有杜喜武的，读了以后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恰恰是你们的成功，也是将来取得更大成功的最基本保证，那就是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个不是作秀的，不是表面上说说的。文学这个东西从多方面来讲，不管你表面说得怎么样，写出来的真情实感要是装模作样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你们有这样的真情，不管你是抒情的写这个地方风土人情，颂扬家乡，还是你写的一些杂文，批判目前某个实事的，它都出自一种情感，那就是热爱土地、热爱人的感情。这一点是大布苏文学共有的一个特点。有了一个爱自己家乡、爱自己地区的情感。另外又有一个热爱文学情结，有了这两点，就打下了大布苏文学发展基础。
从长远上看，目前大家当然很容易说是一个起步阶段，这一步的迈出还是很大的。如果说不足，大概有两点可以供参考：你们已经具备了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的基础，而且有了写作的经验，这是共同的。除去大布苏文学共同特点以外，就要显示作家自己的风格。在显示作家自己风格里面，这恐怕要下一点功夫，下功夫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多读东西，读了别人的作品，才好借鉴；第二个要关上门想自己有那些之长。那些之短。常常想自己在做人上要谦虚谨慎，在写作上要永不满足。说句通俗的话，写作上要得寸进尺，为人要退让三分。
每个人追求什么风格，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形成一种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文学艺术家跟科学家不一样。咱俩都学物理，你学原子能，我也学原子能，你怎么造，我怎么造，按着原理，我不造你能造，我造不出来，你可以造出来。文学这个东西， 恰恰不是这样，你写出的是这样的，我写出的就是那样的，文无定法，怎么学也学不像，勉强学像的人，一看就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上，怎么培养自己的风格呢?发挥自己的特点呢?大概有这么一点，咱文学作者，读书和其它读者不一样，它有点像收录机，你有你的波段，我有我的波段，波段不一样，收获也不一样。世界名著确实伟大，有人读起来就困，越读越打瞌睡。而武侠小说挺俗，有些人一读就精神，晚上看到两点还没睡觉。我年轻时在学习的时候，有时欺骗老师，我把必须读的书放在桌子上。在抽屉里放一本我爱看的书偷着看。在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所长是丁玲，我的辅导老师张天翼要求很严。有一天丁玲老师来视察大家的学习情况，发现了我抽屉里的书。对我说，你喜欢读什么就多读几遍。我感觉读一遍自己喜欢的书比不愿读的读十遍都起作用。为什么?因为每个作家对生活的感应不一样，你读感兴趣的就符合你的感应点，你吸收的就特别多，你读到一定程度，就不满足了，你的要求就更高了。跟小学二三年级不一样，涉及考试两科60+60=120就及格了，文学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布苏文学作者要想提高作品质量，要在广泛读书的基础上，要选一些最合适的书精读。要知道各国文学大体什么样，中国文学整体什么样。要广泛浏览，真正对自己写作起作用的书要精读，有的地方要背，有的地方要抄。因为你抄一遍就等于记住。不是说这个故事我记住了，你得把人家怎么讲的故事背下来。你可以不按他的那个讲，但你要背下几个人讲故事的办法。大布苏文学从这一点上做起，就会形成各个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有了这个起点以后，我觉得会有进一步的长进。
赵显和：目前，偏远地区的作者，对当今文坛流行的一些写法也在学，类似“三级片”式的小说和作品，在我们这偏远地区作者和读者当中流传很广，特别是那些猎奇的作品，尤其是有个别所谓“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创作方法，在我们大布苏文学作者创作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中也有反映，也有模仿，我倒不敢说模仿不对，更不敢妄加评论。您老是中国作协的老领导，也是咱们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您对这些年轻作者的“模仿”，和这些“三级片”式作品的流行，您老有些什么看法，我们的作者应注意些什么?
邓友梅：从社会角度看，最近20年中国文化市场比以前有进步。咱们解放以来，很多年，几乎存在一种倾向，在文学里头，都是直接来解释政治的，来宣传政治的。现在看来某些作品不是政治现实主义，实际上在谱写某些观念。解放以后，我们武侠小说没有了，言情小说没有了，中国出不来张恨水了，这大概也有好处。一下造就了一个金庸、一个梁羽生。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没有人来写武侠了，金庸先生跟我是朋友，梁羽生先生也跟我交往多年，当时他们俩个都是编报的，不是写小说的。有一年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武术比赛，香港人就跑到广州看中国武术比赛，一看拳脚是那样精彩，有人建议他俩试一试写武侠小说。因为当时大陆没有人写了，台湾那个时候还乱着呢，顾不上写。他俩人在香港写，一下子就红起来了。
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在文学这个市场上，出现多种多样的文学，不管哪一种，只要你在政治上不反对中央政策和中央政府，都允许你存在。但是，相应的也必然带来一些问题，本来世界文学也是分类的，比如在日本，有的很红的作家，写侦探的、推理的，决不允许参加日本作家协会，你不够资格，我这协会就是写纯文学的，不吸收写消闲文学的。日本人消费简单，在火车上、飞机上，买一本书看，下车、下飞机没有带回去的，就像买点瓜籽嗑，不能靠它来养生。当然写低俗的消闲的“作家”也绝对不把自己冒充作家。我还闹过这样一个笑话，80年代初，像我们这些人的作品，一般译出来就印个三五万册。当时想外国的名作家，能印多少?到法国开会，遇到一位法国很有名的作家，我问，“你的作品翻译一版能印多少?大概七八万吧?”这个法国作家一听就火了，“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作家，我不是写那些的。”他认为印那么多让路人“消费”是对他的侮辱。
今天我们就是与时俱进，在“三个代表”思想引导下，我们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作者的本事一定要向人们传达自己的信仰，至少要做到一点，要积德而不缺德。我们现在从法律上放宽，一些作品看上去不犯法、合法，但是缺德。文学作品，对我们第二代、对子女，是培养他们最基本做人的品质，还是什么?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第二代、第三代，中国就会越来越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文化水平，是那种低下的、庸俗的，那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觉得到大布苏以后，这里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不管他们的作品写到什么程度，社会责任感始终是有的。作家写作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这都是你的自由，但有一点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那么高一点说总要写得有益于世道人心，做不到这一点，你也要积德而不缺德。这是一个为人的基本标准，更何况你写作呢。现在很遗憾的是，那些写低俗的、不堪入目作品的人，成为作家合不合适，我看只能算是依靠文学来谋名取利，在德字这一点上恰恰欠缺一点。我不反对他们怎么写，我完全尊重他们的自由，我是常常在想，随着中国民主生活的发展，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想法，想做什么、爱什么、说什么、穿什么无关整体大局，但是你写的文学作品发表出来了，就关系到社会了。比如说我邓友梅不想活了，好不容易就得了非典。愿意得没关系，但是你邓友梅要关上门，怎么得都可以，你不要得了以后，明明知道你是非典，还非得冲着别人打喷嚏，这是不道德的。我觉得写作的人也是这样，明知害人，为什么还发表出去呢?我觉得，这些人是用展示自己的丑陋，展示自己的无知来写作。这种人可以存在，目前是合法的，这些人在道德上绝对是受谴责的。所以，现在大家相信真正将来撑起文学大厦的，仍然是那些甘于寂寞，把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把文学当成是对民族、对人民回报的一个严肃事业的作家们。过一些年，看中国的文学史，能记录下来的是这些。现在你回头看，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写这类所谓“作品”的那些作家肯定不行，不光这里，台湾、香港也不行。那类东西，是不是文学，咱们另外商量，但是我觉得从为人这一点来讲，把乌七八糟的所谓作品介绍给我们子孙就有问题了。
赵显和：刚才您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透彻了，我们很受教育。从相关联的思维模式看问题，您对纯文学发展前景怎么看?
邓友梅：我觉得从目前现状来讲，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有比前些年好的地方，就是不同风格的、不同流派的、不同艺术追求的作品和作家都有它展示面貌的机会。满足了不同读者的要求。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从世界文学、从中国文学的源流来看，大概有两点，文学的形式是与时俱进的，写的事件，人物面貌也是与时俱进的。写作者可以有多种变化，这个基本原则始终是不能变化的。这是一个严肃问题，作家对待生活应该是严肃的，不是玩世不恭的，写法上可以不同，可以用讽刺的、幽默的态度来写。那么什么样的观点，我们才认为是严肃的，是一种负责呢?就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色彩，我觉得不能要求每个作家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一定有自己的发现，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生活当中的特色，值得反应的真谛。另外一点就是用他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他所看到的、发现的历史内涵。只有从不同的角度，把各自写出来的东西，综合在一起，才真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所以我觉得，从当前的中国文学状态看，和前些年比，纯文学作品非常突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消闲文学和纯文学相形也比较突出，但整个纯文学队伍比过去大了。就我们作家协会来说，头十年，全国的作家协支会员不足几百，经过几十年，已发展到几千。从整个国家来看，在几十年内他的作家增加数倍，这在世界上是了不得的。作为中国作协发会员是很严格的，要发展的会员必须出过两本在全国有影响的书。在这一要求上有一个质量问题，全国有影响的书很难做。尽管这样，纯文学队伍还是比以前增强了。但相应的说，整个纯文学的创作质量比前些年不那么突出了。不那么突出的原因大概是多样的，一个国家的作家真正出色的作品，不像工业发展那样，按计划要发展多少。他常常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积累，然后有一个爆发期。目前进入新时期以后，特别是这些年来我们中国纯文学是个酝酿期，大家在观察上看出一个问题，虽然作家们没少奋斗，不是成果不显著，就是还没有爆发期。最近几年按作品数量，比以前多得多，我们出版不少长篇小说。目前短篇小说一年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优秀的作品就难说了。可是我觉得、我相信，而且我也确实知道有一些作家，包括像你这样埋头苦干、兢兢业业、苦心经营、观察生活、深入生活的作家，有这样的作家队伍，将来会有全国影响的、世界影响的、达到新的文学高峰的作品出现。这个很难具体预期多少年，这种形式发展显然是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很快，文学市场、文学队伍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大。目前我觉得是个过渡期，正好是培养新一代作家的时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特别突出的作品，出现慢一点、少一点、晚一点，是个正常现象。
赵显和：您到边远地区来一回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对大布苏文学作者，特别是对青年作者有什么话，有什么希望，留给我们。
邓友梅：我觉得大布苏这块土地是令人难忘的，是可爱的，是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有特色的土地。我觉得生存在这样的土地上，对年轻的作者是幸福的，我希望他们能认识到自己的幸福，重视、珍惜自己的幸福，充分利用这种地区的特殊优越条件，把写作做为生活必须。你们写出来大布苏文学。这反应出你们个人的素质，大布苏人的自身的语言文学，对中国也是最宝贵的，对世界来说也是最出色的，世界少了大布苏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完美了。同样，将来地球上的文学少了大布苏文学，世界文学也不全面了。而责任就落在你们这些大布苏文学作家身上。我想大家如果体会到这一点，不管付出多大的辛苦，就是付出今生的全部劳作，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值得我们大家祝愿、祝贺。大布苏文学是我看到的各省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中最突出的一个。我觉是非常有前途，愿大家继续努力。
赵显和：谢谢您。我们大布苏文学作者一定会记住您老的话，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邓友梅：我相信一定能。
赵显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