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依然是一个相当粗鄙的、不大有教养的社会。
只有出了不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文化方面的重建不可能由政治来代替。不要以为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就能有文化，不是的，这是两码事。
王鲁湘：追求“国富民强”一直是现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有些学者也指出，国富了不一定民强，民强了也未必代表民众的生活实现了现代化。那么，需要国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现阶段又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还是请甘阳先生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甘阳先生能不能比较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文化到底有什么差异？
甘阳：90年代比较单一，基本上就两个字：经济。80年代相对多元，思?解放运动刚刚兴起，各个领域都很活跃，而且互不归属。比方“体改所”1的人，他们并不归到文化领域，也不知道文化领域在想些什么；而文化领域的人也并不按照“体改所”的经济逻辑去思考，基本上大家各自按自己的逻辑看问题，这是80年代的特点。
王鲁湘：90年代就变得单一了。
甘阳：很单一，所有人都使用经济词汇，所有人都用经济语言说话，如果你不用这个语言，那就不行。
王鲁湘：我注意到您这几年来一直呼吁在大学里做“通识教育”，什么是通识教育？您怎么定义它？
甘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西方的概念，是从liberal education来的。liberal education，可以翻译成“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学习的科目一定是非实用、非功利的，比如哲学、数学、物理、化学。也就是说，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把你培养成一个职业人，并不是为了帮你去找一份工作，而是提升你作为人的存在物的价值，也就是认识你自己。从前中外传统的教育都是如此。
原先之所以有可能讲博雅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保证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进入像欧洲这种教育体系，你不用考虑谋生问题，它和谋生比较没有关系，它要树立的是文化对于社会的统治。而这一点在某?意义上在中国的古代是最发达的。
在现代社会大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必然要考虑就业问题。但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就业场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就没有了。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谈通识教育很关键的一点。
王鲁湘：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惹火的说法，说中国大陆名校的学生素质不及美国的州立大学。
甘阳：我的说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进校的时候，其优秀程度要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有个麻烦，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在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第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但四?以后绝对一个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他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下会变得非常浮躁，乃至于毕业时可能连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都不如。
王鲁湘：实际上原因还在整体大环境，大环境没有根本性变化，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花很长时间深入研读几本经典，大概也比较困难。
甘阳：也不是不可能。这个问题存在两个环节，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大的氛围，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制度。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制度的建设可以扭转大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原先之所以有可能讲博雅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保证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进入像欧洲这种教育体系，你不用考虑谋生问题，它和谋生比较没有关系，它要树立的是文化对于社会的统治。而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的古代是最发达的。
在现代社会大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必然要考虑就业问题。但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就业场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就没有了。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谈通识教育很关键的一点。
王鲁湘：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惹火的说法，说中国大陆名校的学生素质不及美国的州立大学。
甘阳：我的说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进校的时候，其优秀程度要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有个麻烦，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在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第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但四年以后绝对一个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他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下会变得非常浮躁，乃至于毕业时可能连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都不如。
王鲁湘：实际上原因还在整体大环境，大环境没有根本性变化，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花很长时间深入研读几本经典，大概也比较困难。
甘阳：也不是不可能。这个问题存在两个环节，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大的氛围，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制度。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制度的建设可以扭转大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题目讲起来有点困难，因为感到不大合时宜。别人会说，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你还谈什么文雅，你甘阳是不是在香港吃饱了撑的？其实，香港现在的金融恐慌比大陆要严重，但香港提出一个说法：经济萧条时期正是读书的好时候。
这个话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业情况很好，你不要读大学就可以找工作了。比如前几年澳门开了几个大赌场，中学毕业到赌场里做个发牌员，就有一份很好的薪水。大学熬四年都不见得赚的比这多，那谁还读书啊。父母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工作一辈子，本来希望儿子好好读书，结果中学毕业在赌场做发牌员，薪水比他老爹老妈还高。当然了，薪水一高，就看不起父母。
据说中央现在要控制这些赌场，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一裁员，这些人没了工作怎么办？反正他们还年轻，如果学校有奖学金甚至有生活费，那不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嘛。所以香港现在很多广告都说这句话：工作不好找，是读书进修的好时候。
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依然是一个相当粗鄙的、不大有教养的社会。
只有出了不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文化方面的重建不可能由政治来代替。不要以为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就能有文化，不是的，这是两码事。
王鲁湘：追求“国富民强”一直是现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有些学者也指出，国富了不一定民强，民强了也未必代表民众的生活实现了现代化。那么，需要国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现阶段又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还是请甘阳先生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甘阳先生能不能比较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文化到底有什么差异？
甘阳：90年代比较单一，基本上就两个字：经济。80年代相对多元，思?解放运动刚刚兴起，各个领域都很活跃，而且互不归属。比方“体改所”1的人，他们并不归到文化领域，也不知道文化领域在想些什么；而文化领域的人也并不按照“体改所”的经济逻辑去思考，基本上大家各自按自己的逻辑看问题，这是80年代的特点。
王鲁湘：90年代就变得单一了。
甘阳：很单一，所有人都使用经济词汇，所有人都用经济语言说话，如果你不用这个语言，那就不行。
王鲁湘：我注意到您这几年来一直呼吁在大学里做“通识教育”，什么是通识教育？您怎么定义它？
甘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西方的概念，是从liberal education来的。liberal education，可以翻译成“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学习的科目一定是非实用、非功利的，比如哲学、数学、物理、化学。也就是说，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把你培养成一个职业人，并不是为了帮你去找一份工作，而是提升你作为人的存在物的价值，也就是认识你自己。从前中外传统的教育都是如此。
原先之所以有可能讲博雅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保证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进入像欧洲这种教育体系，你不用考虑谋生问题，它和谋生比较没有关系，它要树立的是文化对于社会的统治。而这一点在某?意义上在中国的古代是最发达的。
在现代社会大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必然要考虑就业问题。但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就业场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就没有了。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谈通识教育很关键的一点。
王鲁湘：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惹火的说法，说中国大陆名校的学生素质不及美国的州立大学。
甘阳：我的说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进校的时候，其优秀程度要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有个麻烦，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在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第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但四?以后绝对一个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他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下会变得非常浮躁，乃至于毕业时可能连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都不如。
王鲁湘：实际上原因还在整体大环境，大环境没有根本性变化，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花很长时间深入研读几本经典，大概也比较困难。
甘阳：也不是不可能。这个问题存在两个环节，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大的氛围，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制度。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制度的建设可以扭转大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原先之所以有可能讲博雅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保证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进入像欧洲这种教育体系，你不用考虑谋生问题，它和谋生比较没有关系，它要树立的是文化对于社会的统治。而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的古代是最发达的。
在现代社会大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必然要考虑就业问题。但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就业场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就没有了。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谈通识教育很关键的一点。
王鲁湘：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惹火的说法，说中国大陆名校的学生素质不及美国的州立大学。
甘阳：我的说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进校的时候，其优秀程度要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有个麻烦，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在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第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但四年以后绝对一个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他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下会变得非常浮躁，乃至于毕业时可能连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都不如。
王鲁湘：实际上原因还在整体大环境，大环境没有根本性变化，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花很长时间深入研读几本经典，大概也比较困难。
甘阳：也不是不可能。这个问题存在两个环节，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大的氛围，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制度。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制度的建设可以扭转大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题目讲起来有点困难，因为感到不大合时宜。别人会说，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你还谈什么文雅，你甘阳是不是在香港吃饱了撑的？其实，香港现在的金融恐慌比大陆要严重，但香港提出一个说法：经济萧条时期正是读书的好时候。
这个话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业情况很好，你不要读大学就可以找工作了。比如前几年澳门开了几个大赌场，中学毕业到赌场里做个发牌员，就有一份很好的薪水。大学熬四年都不见得赚的比这多，那谁还读书啊。父母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工作一辈子，本来希望儿子好好读书，结果中学毕业在赌场做发牌员，薪水比他老爹老妈还高。当然了，薪水一高，就看不起父母。
据说中央现在要控制这些赌场，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一裁员，这些人没了工作怎么办？反正他们还年轻，如果学校有奖学金甚至有生活费，那不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嘛。所以香港现在很多广告都说这句话：工作不好找，是读书进修的好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