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叔同的歌曲创作看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影„
日本的音乐文化自产生以来就受中国音乐文化的广泛影响——日本的传统音乐被视为是唐朝音乐的流传，日本的传统乐器也是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产生的。但自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广泛深入地吸收西洋音乐的曲调和技法而产生的代表日本近代音乐创作新时期的学校歌曲，却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音乐中的重要代表——学堂乐歌的产生。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国近代的一位艺术全才，1905—1911年间留学于日本，在研习油画的同时跟从音乐家村上音二郎攻习音乐，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洋音乐者之一。他有许多艺术水平较高的歌曲在当时的中国有着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是学堂乐歌代表性的创作者和引导者。基于学堂乐歌的产生是以中国留日学生作为创作和传播的主体，本文通过对李叔同及其创作歌曲的分析来讨论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内容和创作两方面的影响。
1
自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发布近代教育制度的法令，规定在小学设置唱歌，在中学设置奏乐，把音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之后，许多音乐家开始致力于学校歌曲的创作，这使学校歌曲在日本日益发展和普及。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学校歌曲作为日本政府培养“德性涵养”的手段和对“忠君爱国精神”的养成，对于改良当时的社会风气，振奋民族精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产生了相当的作用。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开始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直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瓜分，面对国家的日益衰败，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崭新的政治、文化、思想，接受西式的教育，以图对国家的振兴起到有意义的作用，学校歌曲的创作正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李叔同在赴日留学之前，就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歌曲，并收编成一本《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由上海中新书局国学会发行，其间包含弘扬国学的前15首，引导人们奋发及宣扬新思想的《杂歌十章》等。到了日本不久，为了国家的音乐普及教育，他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这本杂志收录他本人创作的三首乐歌——《我的国》、《春郊赛跑》、《隋堤柳》。这三首乐歌对于考察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极具典型意义。
《我的国》的歌词十分豪迈壮观，充满了爱国的激情，通过对祖国的讴歌，表达了作者向往祖国强大的愿望。类似这种题材的歌曲李叔同作了许多，包括以黄公度的爱国长诗《军歌》编写的《出军歌》，他自己作词的《哀祖国》、《满江红》、《大中华》以及他在1905年“沪学会”教课时手书的《祖国歌》等，这些歌曲流露出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这也是当时学堂乐歌最主要的内容。
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的学校歌曲作为日本政府培养“德性涵养”的手段和对“忠君爱国精神”的养成，对日本改良当时的社会风气，振奋民族精神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当时赴日的留学生主要以学习新式的教育为中心，他们十分强烈地意识到学校歌曲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而这种精神是中国当时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所以通过艺术手段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从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理所当然成为学堂乐歌要表达的最主要的内容。
《春郊赛跑》是一首十分明朗而生动的教育歌曲，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体会作者振奋少年儿童精神风气的用意，这也是学堂乐歌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作为艺术作品，这一类歌曲显然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包含深刻的思想寓义，但作为以鼓励青少年奋发图强为创作思想的启蒙歌曲，它们的意义无疑是十分深刻而深远的。
《隋堤柳》是一首苍凉哀艳的作品，撇开它的艺术内涵不谈，作者在歌题后注明“仿宋体”，这是他创作歌词常用的一种手法，目的是为了发扬民族文化。在学习西学的知识分子中，一部分年青学生往往受日本明治改革的成就影响产生一种“唯西学方能救国”的过激思想，过甚者甚至产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以一种戒备并排斥的态度。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些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往往放弃中国传统的诗词语言进行创作，而如李叔同这种了解传统文化精华的有识之士，便采取使用传统语言创作的方法，对前面这种不良作风加以否定，这致使学堂乐歌又产生了新的一种表现内容，即以传统的语言进行歌词创作来弘扬民族文
化。
2
明治时代的日本音乐家一般把学校歌曲归为洋乐，以与传统的日本音乐相区别。但是从学校歌曲的旋律来源看，它并不是单纯的洋乐。它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西洋进入的旋律；日本雅乐及传统的筝曲、民歌等旋律；日本音乐家创作的学校歌曲（包括以传统手法创作的和以西洋技法创作的）。日本音乐家创作学校歌曲的方法主要依赖这三种旋律而成：
第一，采用西洋的旋律填词而成，包括西洋各国的民歌、歌曲和古典音乐的旋律。例如《蝴蝶》（德国民歌，野村秋足、稻恒千秋作词）、《霞耶云耶》（德国民歌，加部严夫作词）等；
第二，采用日本雅乐、筝曲、俗曲、儿歌的旋律，配以《古今集》中的古歌词或新作歌词。例如《君之代》（原词《古今集》，林守广撰曲）、《樱花》（原近世筝曲，作词者不详）等；
第三，日本音乐家新创作的学校歌曲。例如《花》（泷濂太郎曲，竹鸟羽衣词）、《荒城之恋》（泷濂太郎曲，土井晚翠词）等。
日本的这些学校歌曲的创作方法对中国学堂乐歌的作者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下面我们通过对李叔同创作的歌曲作一番创作方法的分类来详细讨论这种影响。
一、采用西洋的民歌、合唱曲、古典歌剧选曲等填词，如《送别》（美国作曲家奥德威曲）、《化身》（美国作曲家洛厄而·梅森曲）、《春郊赛跑》（德国作曲家赫林曲）等；
二、采用中国民间乐曲填词，如《祖国歌》（根据江南丝竹曲牌《老六板》填词）、《夕歌》（根据《老六板》填词）等；
三、以西洋的作曲技法创作的歌曲，如《早秋》、《春游》、《留别》等；
四、以欧美的曲调配上中国的古诗词，如《阮郎归》（曲作者不详，欧阳修词）、《清平调》（美国歌曲《罗萨·李》，李白词）等。
在第一种创作方法上，我们无疑得把它视为受日本学堂乐歌作者们直接影响的结果，虽然李叔同个人并没有选用日本歌曲填过词，但是许多经由他填词的学堂乐歌在曲调上与日本的一些填词歌曲所采用的曲调是一致的。许多资料表明，一些曲调在他填词之前已经有日本词作家填词的歌曲存在。如《送别》的原曲子，《梦中的家和母亲》，日本歌词作者犬童球溪（1884—1905）在李叔同之前便采用它的旋律填写了一首《旅愁》（刊于1907年）。从歌词的意境上来看，《送别》与《旅愁》十分相像，而其时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并学习音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欧美曲调是经过日本作家的填词在日本广为传唱而被中国的学堂乐歌作者们所熟悉并采用而成为中国的学堂乐歌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事实上，除了李叔同，许多学堂乐歌的作者们都是直接采取日本的歌曲曲调填词的，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虽然在中国，自古就有填词选曲的创作形式，但所选曲子的曲作者几乎都是中国本土的。采用西洋的曲调填词，无疑是留学日本的这些先行者们对日本学习的结果。
在第二种创作方法上，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李叔同创作这种歌曲的数量是极少的，这也是当时所有学堂乐歌作者们最少采用的一种方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学堂乐歌作者们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认为新音乐必须是像日本和西洋那样的新式唱歌，认为只有欧美日本近现代音乐的曲调才能对青少年学生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乐歌》一曲的篇末有这样的词句：“讵料郑卫淫声杂，古乐失传到今荒；幸有欧西新歌来，学界改良增荣光。”这种思想在当时学堂乐歌作者中占统治地位，以至像李叔同这样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努力弘扬国学的艺术家都极少采用民间曲调进行创作。
在第三种创作方法上，我们有理由不把它视为日本学校歌曲的直接影响，因为它采取的作曲技法是西洋而非日本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学堂乐歌的作者们大多在日本的国土上跟从日本音乐家（日本学校歌曲的创作者）学习作曲，我必须肯定他们要受到日本学校歌曲的各方面间接影响。
在第四种创作方法上，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李叔同个人的独特的符合他性格才情多方面特点的创作方法（虽然这种选曲配词的过程并不符合“创作”的条件，但由于作用的主体杰出的艺术创造才能赋予了这些歌曲新的内涵和性格，我们不得不把这种过程后的结果视为再创作的作品）。这在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方法中并不多见，而它的旋律来源实际上是属于第一种创作方法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堂歌曲的创作方法和日本学校歌曲的创作方法基本相同。其主要原因是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在留日期间，大多带着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文化思想为目的进行过有意识的学习，他们的作品当然会留下日本作品的各方面的模印。
从对李叔同歌曲创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内容、创作等方面的深刻影响。通过这种影响特别是创作方法的影响，首先使西洋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逐渐被我国的人民所认识和接受，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其次，这种影响带来学堂乐歌的发展，并使之促成了“五四”以后中国新音乐的词体改造和新型单旋律歌曲的创作，最后导致了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产生
从李叔同的歌曲创作看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影„
日本的音乐文化自产生以来就受中国音乐文化的广泛影响——日本的传统音乐被视为是唐朝音乐的流传，日本的传统乐器也是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产生的。但自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广泛深入地吸收西洋音乐的曲调和技法而产生的代表日本近代音乐创作新时期的学校歌曲，却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音乐中的重要代表——学堂乐歌的产生。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国近代的一位艺术全才，1905—1911年间留学于日本，在研习油画的同时跟从音乐家村上音二郎攻习音乐，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洋音乐者之一。他有许多艺术水平较高的歌曲在当时的中国有着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是学堂乐歌代表性的创作者和引导者。基于学堂乐歌的产生是以中国留日学生作为创作和传播的主体，本文通过对李叔同及其创作歌曲的分析来讨论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内容和创作两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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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发布近代教育制度的法令，规定在小学设置唱歌，在中学设置奏乐，把音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之后，许多音乐家开始致力于学校歌曲的创作，这使学校歌曲在日本日益发展和普及。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学校歌曲作为日本政府培养“德性涵养”的手段和对“忠君爱国精神”的养成，对于改良当时的社会风气，振奋民族精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产生了相当的作用。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开始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直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瓜分，面对国家的日益衰败，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学习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崭新的政治、文化、思想，接受西式的教育，以图对国家的振兴起到有意义的作用，学校歌曲的创作正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李叔同在赴日留学之前，就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歌曲，并收编成一本《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由上海中新书局国学会发行，其间包含弘扬国学的前15首，引导人们奋发及宣扬新思想的《杂歌十章》等。到了日本不久，为了国家的音乐普及教育，他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这本杂志收录他本人创作的三首乐歌——《我的国》、《春郊赛跑》、《隋堤柳》。这三首乐歌对于考察学堂乐歌的思想内容极具典型意义。
《我的国》的歌词十分豪迈壮观，充满了爱国的激情，通过对祖国的讴歌，表达了作者向往祖国强大的愿望。类似这种题材的歌曲李叔同作了许多，包括以黄公度的爱国长诗《军歌》编写的《出军歌》，他自己作词的《哀祖国》、《满江红》、《大中华》以及他在1905年“沪学会”教课时手书的《祖国歌》等，这些歌曲流露出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这也是当时学堂乐歌最主要的内容。
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的学校歌曲作为日本政府培养“德性涵养”的手段和对“忠君爱国精神”的养成，对日本改良当时的社会风气，振奋民族精神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当时赴日的留学生主要以学习新式的教育为中心，他们十分强烈地意识到学校歌曲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而这种精神是中国当时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所以通过艺术手段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从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理所当然成为学堂乐歌要表达的最主要的内容。
《春郊赛跑》是一首十分明朗而生动的教育歌曲，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体会作者振奋少年儿童精神风气的用意，这也是学堂乐歌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作为艺术作品，这一类歌曲显然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包含深刻的思想寓义，但作为以鼓励青少年奋发图强为创作思想的启蒙歌曲，它们的意义无疑是十分深刻而深远的。
《隋堤柳》是一首苍凉哀艳的作品，撇开它的艺术内涵不谈，作者在歌题后注明“仿宋体”，这是他创作歌词常用的一种手法，目的是为了发扬民族文化。在学习西学的知识分子中，一部分年青学生往往受日本明治改革的成就影响产生一种“唯西学方能救国”的过激思想，过甚者甚至产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以一种戒备并排斥的态度。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些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往往放弃中国传统的诗词语言进行创作，而如李叔同这种了解传统文化精华的有识之士，便采取使用传统语言创作的方法，对前面这种不良作风加以否定，这致使学堂乐歌又产生了新的一种表现内容，即以传统的语言进行歌词创作来弘扬民族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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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的日本音乐家一般把学校歌曲归为洋乐，以与传统的日本音乐相区别。但是从学校歌曲的旋律来源看，它并不是单纯的洋乐。它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西洋进入的旋律；日本雅乐及传统的筝曲、民歌等旋律；日本音乐家创作的学校歌曲（包括以传统手法创作的和以西洋技法创作的）。日本音乐家创作学校歌曲的方法主要依赖这三种旋律而成：
第一，采用西洋的旋律填词而成，包括西洋各国的民歌、歌曲和古典音乐的旋律。例如《蝴蝶》（德国民歌，野村秋足、稻恒千秋作词）、《霞耶云耶》（德国民歌，加部严夫作词）等；
第二，采用日本雅乐、筝曲、俗曲、儿歌的旋律，配以《古今集》中的古歌词或新作歌词。例如《君之代》（原词《古今集》，林守广撰曲）、《樱花》（原近世筝曲，作词者不详）等；
第三，日本音乐家新创作的学校歌曲。例如《花》（泷濂太郎曲，竹鸟羽衣词）、《荒城之恋》（泷濂太郎曲，土井晚翠词）等。
日本的这些学校歌曲的创作方法对中国学堂乐歌的作者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下面我们通过对李叔同创作的歌曲作一番创作方法的分类来详细讨论这种影响。
一、采用西洋的民歌、合唱曲、古典歌剧选曲等填词，如《送别》（美国作曲家奥德威曲）、《化身》（美国作曲家洛厄而·梅森曲）、《春郊赛跑》（德国作曲家赫林曲）等；
二、采用中国民间乐曲填词，如《祖国歌》（根据江南丝竹曲牌《老六板》填词）、《夕歌》（根据《老六板》填词）等；
三、以西洋的作曲技法创作的歌曲，如《早秋》、《春游》、《留别》等；
四、以欧美的曲调配上中国的古诗词，如《阮郎归》（曲作者不详，欧阳修词）、《清平调》（美国歌曲《罗萨·李》，李白词）等。
在第一种创作方法上，我们无疑得把它视为受日本学堂乐歌作者们直接影响的结果，虽然李叔同个人并没有选用日本歌曲填过词，但是许多经由他填词的学堂乐歌在曲调上与日本的一些填词歌曲所采用的曲调是一致的。许多资料表明，一些曲调在他填词之前已经有日本词作家填词的歌曲存在。如《送别》的原曲子，《梦中的家和母亲》，日本歌词作者犬童球溪（1884—1905）在李叔同之前便采用它的旋律填写了一首《旅愁》（刊于1907年）。从歌词的意境上来看，《送别》与《旅愁》十分相像，而其时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并学习音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欧美曲调是经过日本作家的填词在日本广为传唱而被中国的学堂乐歌作者们所熟悉并采用而成为中国的学堂乐歌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事实上，除了李叔同，许多学堂乐歌的作者们都是直接采取日本的歌曲曲调填词的，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虽然在中国，自古就有填词选曲的创作形式，但所选曲子的曲作者几乎都是中国本土的。采用西洋的曲调填词，无疑是留学日本的这些先行者们对日本学习的结果。
在第二种创作方法上，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李叔同创作这种歌曲的数量是极少的，这也是当时所有学堂乐歌作者们最少采用的一种方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学堂乐歌作者们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认为新音乐必须是像日本和西洋那样的新式唱歌，认为只有欧美日本近现代音乐的曲调才能对青少年学生起到振奋精神的作用。《乐歌》一曲的篇末有这样的词句：“讵料郑卫淫声杂，古乐失传到今荒；幸有欧西新歌来，学界改良增荣光。”这种思想在当时学堂乐歌作者中占统治地位，以至像李叔同这样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努力弘扬国学的艺术家都极少采用民间曲调进行创作。
在第三种创作方法上，我们有理由不把它视为日本学校歌曲的直接影响，因为它采取的作曲技法是西洋而非日本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学堂乐歌的作者们大多在日本的国土上跟从日本音乐家（日本学校歌曲的创作者）学习作曲，我必须肯定他们要受到日本学校歌曲的各方面间接影响。
在第四种创作方法上，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李叔同个人的独特的符合他性格才情多方面特点的创作方法（虽然这种选曲配词的过程并不符合“创作”的条件，但由于作用的主体杰出的艺术创造才能赋予了这些歌曲新的内涵和性格，我们不得不把这种过程后的结果视为再创作的作品）。这在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方法中并不多见，而它的旋律来源实际上是属于第一种创作方法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堂歌曲的创作方法和日本学校歌曲的创作方法基本相同。其主要原因是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在留日期间，大多带着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文化思想为目的进行过有意识的学习，他们的作品当然会留下日本作品的各方面的模印。
从对李叔同歌曲创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校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内容、创作等方面的深刻影响。通过这种影响特别是创作方法的影响，首先使西洋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逐渐被我国的人民所认识和接受，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其次，这种影响带来学堂乐歌的发展，并使之促成了“五四”以后中国新音乐的词体改造和新型单旋律歌曲的创作，最后导致了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