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环境,相同的命运

不同的环境,相同的命运

——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之比较

摘 要: 19世纪中期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达夫•福楼拜为我们描述了爱玛的故事,她一生为了追求虚无的浪漫爱情生活,最后因债务缠身,无力解脱而服毒自尽。在同样的时代,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位独具风采的女性安娜·卡列尼娜,她抛弃一切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却失败了,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两个深深陷入感情泥沼中的女人,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结果被一切所抛弃,终没有得到最后的幸福。本文将通过介绍爱玛与安娜的爱情悲剧、婚姻悲剧、死亡悲剧,进而对爱玛与安娜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如何建立幸福的爱情与婚姻。

关键词:爱玛;安娜;爱情;婚姻;死亡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安娜,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中也为我们塑造了爱玛这个女性形象。对这两个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进行解读,也就成为了文学评论永恒的主题。作为大胆追求爱情的悲剧女性,她们虽有着自己不同的国度和经历,但她们都有着相同的悲剧结局。她们相信爱情,追求爱情,为爱情抛弃一切,但最终却被爱情抛弃。从而我们知道了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要从她们的悲惨命运中吸取教训,不要成为下一个爱玛或安娜。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导致安娜与爱玛悲惨命运的原因,提醒我们这些现代女性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爱情和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一、爱情悲剧

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就人的本性来说,人的内心总是充满着各种欲望,无不向往别处生活的精彩和新奇,而每次的欲望的满足又为下一次的欲望埋下了种子,于是世界才有了无穷无尽的痛苦。爱玛与安娜正是为了自己认为的幸福爱情,为了在当时的道德律法下不能实现的欲望而铤而走险。徐志摩曾说过:“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的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向往甜美的爱情、向往自由的生活是古往今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终极,可是又有几人可以坦率地说:我得到了幸福?更多的人则是达到某

种目标之后,又为更大的欲望去拼搏。爱玛与安娜倾注生命中最炽热真诚的感情,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幻灭,原先的美好幻影在现实中被撕得粉碎。

从修道院走出来的爱玛娇袭一身浪漫气息,虽有着迷人的外表,却只能成为包法利夫人。在对生活厌倦、婚姻失望之后,相信在浩渺无际中有她渴望的伊甸园,所以在灵魂深处一直渴望意外发生,渴望纯真的爱情生活。罗道尔夫乘虚而入,成为了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人,她满心欢喜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找到了理想中的情人,觉得自己进入了只有热情、销魂、酩酊的世界,殊不知罗道尔夫早已厌倦了她,最终编造漂亮的借口扬长而去;莱昂的再次出现,给她受伤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殊不知此时的莱昂早已不是当年羞涩腼腆的小伙。爱玛与莱昂的偷情生活,看似如胶似漆,在不知不觉中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爱玛一生都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最后才终于明白孤注一掷追求的除了虚无什么也没有,一切的一切都归于虚无。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也为了爱情而疯狂。渥伦斯基的出现点燃了安娜压抑已久的爱欲之火,使她无法抵御,像所有热恋中的女性一样,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平生第一次体验到真爱的幸福。然而作为深受道德束缚的贵族女性,她又不能摆脱良心的责备,感到自己罪不可恕,在享受着爱情甜蜜的同时,又无法排遣精神的折磨——体验着良心的折磨、无穷无尽的羞耻感、罪过意识、孤独和无人理解的不幸、与儿子分离的痛苦、上流社会的歧视,最主要的是渥伦斯基的冷淡,使她感受到被贬低与受凌辱,付出全部身心小心呵护的爱情竟也是如此的雾里看花,遁入了无法穿越的、厚重的虚无迷障而无法突围。

作为女性,安娜和爱玛本来是很容易陶醉于自己狭小的天地,想要的无非是爱情的忠贞,倾其一生只为了能换回天长地久,安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满足,当自己唯一依赖的人疏远自己、比生命还珍贵的爱情遭到冷淡,令她们手足无措,甚至到死都没有明白爱情对于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从她们对于爱情的追逐中,我们看到了盲目付出的爱情最终导致了她们对生活的绝望。我们看到了两个不知满足的心。俗话说:知足者常乐!现实中的爱情并不是理想中的那么完美和浪漫,人首先是有物质的需求的,这种物质的需求就决定了爱情的现实性。现实与理想总会有差别。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好好努力地播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于现有的生活,这样才不会造成悲剧的发生。

二、婚姻悲剧

安娜和爱玛都有表面似乎幸福的婚姻以及因爱情幻灭最终自杀身亡的悲惨命运,她们生活在不同国度,生活背景不同,身份地位也不尽相同,追求爱情的方式也不同,但她们最后都深陷情感困境难以自拔。最大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婚姻生活无趣、无聊,不能满足她们的情感需要。

(一)无味的丈夫

孤儿出身的卡列宁长安娜二十岁,他的性格孤僻自私、冷酷僵化。作为彼

得堡的显耀官员,他的功名心淹没了活人的感情而成为“木机器”,他对爱情表现得冷淡而麻木:当他看到安娜和渥伦斯基热烈地在谈着什么,全然不顾他的存在和其他人的议论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稀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稀罕和有失体统,因此他也感觉到有失体统了„„”

对妻子的感情冷漠又无情:“她的感情问题,她心里产生了,或许正在产生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在家的有限时间里,他不苟言笑,神情严肃,就是准备和安娜谈话的“措辞的形式和顺序也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地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我要充分说明下面几点:第一„„第二„„第三„„”

卡列宁麻木虚伪、自私冷酷的性格在得知安娜的背叛后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当安娜和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他所想的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所犯的罪而受到惩罚,”最后他的拒绝离婚,也成为致死安娜的原因之一。

包法利是个乡镇医生,既无雄心,又无才华,举止无风度可言,谈吐和人行道一样平板,他不会游泳击剑,也不会打枪,和爱玛心目中的骑士完全不沾边。他表现感情的举动已成为例行公事,他拥抱她有一定时刻,这成为许多按习惯要做的事情之一。特别使爱玛恼怒的是包法利对她的苦痛毫无感觉,不能为她分忧解愁,还自以为能使她快乐。于是苦闷“就像皮带上的尖尖的铜扣,使皮带把她周身捆得紧紧的”,每做一次努力来减轻这种痛苦,结果是使这种痛苦更加沉重。这种无结果的努力使她倍加绝望,这就越发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二)无爱的婚姻

安娜的婚姻是由姑妈包办的,但她和卡列宁年龄性格迥异,兴趣爱好不同,毫无爱情可言。他缺少性爱,缺少温柔体贴,更没有夫妻间的精神交流和情感共鸣。这种无爱的婚姻扼杀了安娜的生气和活力,令她苦不堪言。在婚后的八年间,她“努力”去爱丈夫,做着各种努力,直到实在不能再爱他了,便去爱儿子,儿子成为他们婚姻的一条纽带,使她勉强地维持着和卡列宁这个不幸的婚姻。

爱玛的婚姻属于一个“偶然的现象”落在了她的头上。从修道院回家后和周围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父亲又不忍心让她在田庄上操劳,她在“和钟摆一样单调”的日子中期待着爱情时,治好了卢欧老爹腿的包法利出现了,在庄稼人眼里,医生算是相当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于是爱玛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那美妙难言的爱情。爱玛努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发狠地逃避着莱昂的追求,她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孩子。她还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鼓励丈夫割治跷脚,满心希望包法利一举成名。可令人绝望的是丈夫几乎断送一条人命。失望之余,爱玛更觉生活不堪忍受,从此连残留的一点妇德也彻底崩溃了。

古往今来所有幸福的婚姻无不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但是爱玛之于包法利、安娜之于卡列宁,爱的因素基本是没有的,最多也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所以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幸福圆满的婚姻就不能把婚姻当成儿戏,我们应该理性的追逐幸福的婚姻。婚姻中如若没有爱情为基础,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与其在无爱的婚姻中痛苦,不如在选择婚姻时多一些思考,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问问自己选择的这个人适合自己吗?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婚姻悲剧。

三、死亡悲剧

如果说不幸的婚姻,使她们受尽了精神的痛苦与折磨,那么不幸的爱情幻灭则彻底断送了她们生的渴望、活的希求。没有比梦幻的破灭更令人心碎的了。不管以前曾有过幸福或有过困苦,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将归于虚无,因为生命不过是时常消逝的瞬间,而且现在则已过去了。“人生的景象,就好比是一幅粗制滥造的镶嵌砖上的图画,近看不能产生任何美的效果,远看才能欣赏出它的美妙之处。因此,欲获得你所迫切追求的东西,也不过是发现它的虚无而已。”而当她们亲身经历而醒悟的时候,也是心念俱灰的时候。

爱玛在追求朦胧爱情时也曾有过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作为妻子应该爱自己的丈夫,可是她随之又困惑了,究竟在为谁守贞洁?究竟为谁活受罪?虚伪的婚姻不是她想要的,她要寻找另一种生命形式,却没有想到自己最终得到的是人格分裂与死亡的命运。我们知道她虽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也并不是非死不可,最终选择服毒,是由于看清现实中人性丑恶后的痛苦,又无法正视这种丑恶,不愿意与这种丑恶同流合污,又深深地为自己的受骗追悔莫及,只有一死方能洗清自己的耻辱。正如著名作家苏童曾评价的那样,《包法利夫人》是一部包含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它几乎不带评判色彩地描述了爱玛在她的追求爱情和物质享受时的可爱与可气,激情与疯狂,任性与堕落。她的一生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充满悲苍,她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却把所有生命的激情毫无保留地释放,最终绝望地自杀。可是她的美貌、多情、忧郁、梦想、激情、虚荣以及绝望,依然令人感慨不已。爱玛倾注整个生命追逐的浪漫爱情,永远是遥不可及的幻象。当她吞下砒霜,垂死之际,面对她曾经深感厌恶的丈夫的询问:“你不幸福?是不是我的过错?我能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不做的!”她艰难的回答:“是的„„没有错„„你是好人。”也只有在亲身体验到了情人的无情和爱情的幻灭之后,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候,终于承认丈夫是个好人。可是这对于她又是何等无奈的讽刺。临终时她听到时常来往的瞎子的歌唱,她喊道:“瞎子!„„瞎子!”——这就是她对自己一生追求的自我评判,罗曼蒂克的追求不过是如同瞎子一样地乱撞,此时的她“心里万念俱灰,不再在乎人世的欺诈,卑鄙的行径,折磨她的无数贪欲,现在她也不恨任何人了,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她的思想,人间的闲言碎语,她能听到的只是这颗痛苦的心发出的悲叹哀鸣”。也许活着没有幸福可言,不如痛快地死去。

与爱玛追求的朦胧诗意的爱情不同,安娜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在她看来爱情是牺牲,是理想,是自由选择的权利。她可以轰轰烈烈地爱,去向整个敌对社会争取爱的权利,她“比他人更炽热地燃烧着自己”, 她的挑战真诚而大胆,明知自己无力冲破任何罗网和被束缚的处境,但还是决定紧紧抓住这份真诚的爱情,尽到了在那个时代她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希望用真诚去揭露一切谎言和虚伪,希望以真诚换回真诚。她豁出去了,坚信“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我要爱情!” “我要冲破他用以束缚我的自欺欺人的蛛网。该怎样就怎样吧,总比自欺欺人好!”公然与渥伦斯基在一起,她说:“只要有你的爱情,我就感到自己是高尚的、坚强的,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认为是屈辱,我为我的处境感到自豪。”她全身心地呵护着与渥伦斯基的爱情,然而始乱终弃的结局却在等待着她,“他看着她,像是一个人看着被他采下后已变得枯萎的花朵。”这一切使她怨恨,“他如果已经不爱我,只是出于责任感而对我和蔼、温存,我所要的东西他没有,如果是这样,那比憎恨还要糟一千倍!那是地狱!可这却是现实。他早已不爱我了。爱情在哪里结束,仇恨便从哪里开始。”渥伦斯基和儿子是安娜的精神支柱,当这两根都断裂的时候,安娜意识到一切全完了:“一切都是那么不公,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邪恶„„”她只有以死来抗争。她爱得真诚,不愿为没有爱情的婚姻付出自己生的希望,她恨得透彻,不愿为没有爱情的怜悯苟且偷生地活着。宁愿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决然卧轨自杀,一个美丽而又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就这样带着心灵的伤痛了无声息地消逝了。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婚姻也不是生命的全部, 为了爱情,为了婚姻,牺牲珍贵的生命是不明智的做法。作为21世纪的新女性,我们应理智的看待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挫折,正确看待现实的无奈与人性的丑陋。

四、安娜与爱玛之比较

如果把安娜和爱玛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她们都具有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与社会现实发生剧烈的冲突;她们最终都死于自杀(卧轨和服毒);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之中都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种浪漫与社会生活的严酷性构成了反讽:导致她们毁灭的外在因素都是所谓的“婚外恋”或自我放纵。然而,两个人物表面上的共同特征并不能掩盖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首先,安娜的死更多的是源于自身,至少从社会现实对个人的逼迫和挤压来说,安娜所遭遇的压力远较爱玛为轻。也就是说,安娜的死主要是源于内心慢慢培植、累积起来的厌倦,是激情消失之后难以驱除的空虚和绝望。而爱玛的死则带有更多的社会学因素。从小说中看爱玛虽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也并不是非死不可。至少,与安娜不同的是,爱玛临死之前仍然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她最终选择服毒,无力偿还高利贷是一个因素,对破产这一灾难性后果的夸张想象亦在背后推波助澜。罗道尔夫也好,莱昂也好,这一张张道貌岸

然、彬彬有礼的面孔突然露出来的狰狞、恶俗和残忍使爱玛猝不及防,一时处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境地。所以,爱玛的死并非仅仅由于高利贷危机,主要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突然向她展露出的真相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最后的时间里,山穷水尽的爱玛卑屈地走进公证人家中借钱,她竟还能注意到公证人餐厅里的摆设——“这才叫餐厅”, 爱玛心想,“我想要的不就是这么一间餐厅吗。”由此我们也不能把安娜的悲剧归结为当时的社会,就像我们不能把今天安娜式婚外情悲剧的责任归结为今天的社会一样。事实上,安娜对于当时社会舆论的谴责是无所畏惧的,她比卡列宁和渥伦斯基更加无视社会舆论的存在,甚至在丑闻暴露之后,还故意到社交场合去挑衅,只是那与其说是一种勇敢,不如说是一种无知。另一方面,她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国外或乡间生活以回避故乡舆论的谴责。所以如果她和渥伦斯基能有真正的爱情,她和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么导致她走上绝路的是什么呢?是她的无端猜疑。她明明知道渥伦斯基对她是真心的,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忍不住对他猜疑起来。

其次,爱玛是一个外省农家姑娘,缺乏安娜那样显赫的贵族地位、丰富的社交阅历和老练的处事手段。“现实”对她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可供演出的舞台,而仅仅是一个陌生的、尚未充分认知的险恶之地。安娜与爱玛都怀着对爱情的浪漫憧憬,所不同的是安娜是从一开始即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而爱玛的爱恋对象则带有虚幻的、朦胧的性质。子爵的形象实际上是爱玛渴慕已久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物。正如渥伦斯基的恋情使卡列宁、谢廖沙以及富足安宁的生活在安娜的眼中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一样,子爵这个具体可感的身影一出现,爱玛的婚姻生活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而安娜不晓人生的广阔和深邃,更不觉自己的人生意愿在男权目光中的廉价,她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投之于对渥伦斯基的爱,悲剧的帷幕由此拉开。

最后,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吧,爱玛在四处找钱还债,托尔斯泰的安娜也在焦虑地奔走。爱玛被债务所逼,服毒自杀;安娜则为内心的热情驱使,最后投入车轮下。爱玛的死是现实的死法,而安娜的死却带有献祭的意味。无论她们是如何的死,她们都是死了。死亡代表着生命的结束,死亡代表着一切有可能的希望的破灭。所以无论如何,死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因为婚姻的不幸而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最可怜,最愚昧的做法。

五、幸福爱情与婚姻的条件

安娜和爱玛皆为爱所困,为情所苦,身陷情感困境,最终死去。那么如何避免爱情悲剧的发生呢?获得幸福的条件有哪些呢?

(一)经济独立

女性要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首先要经济独立。西蒙·波伏娃曾说:“虽然过去和现在,均有许多妇女孤军奋战,努力达到个人目标,但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是集体的,而第一项要求便是经济条件的改善。”安娜和爱玛以最终毁灭的

悲剧否定了没有经济地位却要主宰自身命运的可能性。

安娜和爱玛作为“卡列宁”和“包法利夫人”,靠着丈夫的面包生活,却通过借债追求和享受别的男人的玫瑰,其行为本身就是矛盾荒唐的。当安娜无畏地向丈夫宣告决裂后,只能牢牢抓住渥伦斯基作为救命稻草,一旦遭之抛弃就没有后路了。爱玛为了风花雪月最终债台高筑,由于其本身无所依附的不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使之只有自杀才能了结一切。

(二)精神独立

西蒙·波伏娃认为:“即使选择了独立,对大多数女人最有吸引力的也仍然是爱情这条道路。”作为女性,丰富的情感与感性的思维方式往往使她们在爱情面前失去理智,尽管安娜和爱玛已是“夫人”,但她们为所爱的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还惟恐奉献得不彻底,这本身就是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一个表现。爱情虽是女人幸福的源泉,但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建立在他人身上,把自己的精神世界禁锢于两人之间而忽视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忽视别的情感和人生要义,当情已逝,精神陷入空虚也就成为了必然。只有追求更远大的目标,才能更充实和完善自己,女性自身的世界充实完整了,她对婚姻和爱情就不仅仅只是需要和索取了,更不至于像爱玛那样深陷物质和爱情的双重困扰而使自己身处孤立无援之境。所有女性只有告别唯爱的封闭世界,把胸怀放得更宽,让心灵走得更远,才能有自己的真正容身之处,爱情之花也才会常开不败。

(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

恩格斯曾说:“只有基于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能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婚姻的艰难坎坷,而单纯的物欲之爱的婚姻,只会在某个随时可能出现的困境里走向解体或崩溃。以爱为婚姻的基础,幸福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安娜和爱玛皆因无爱的不幸婚姻而去追求婚外的“爱情”,又由于这所谓的爱情不能作为婚姻的基础和灵魂而使她们更加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六、结束语

拜伦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而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对于男人,假如爱上一个女人,所要的是从她那儿得到爱,即使是在最心神荡漾的时候也不会放弃其他的东西,希望女人整个地活在他的生命中,但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而女人对于爱情的意义了解得很清楚,它不仅需要忠心,而且要求整个身体和灵魂的奉献,没有保留,没有对其他事物的顾虑,爱一个人就意味着要抛弃一切,只为她所爱的人的利益而存在,从而把爱情看成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爱玛和安娜为了爱情抛弃家庭,丈夫,孩子,最终导致了她们的悲惨命运。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她们没有认清楚男女爱情观,坚持了错误的爱情观。因此从不同的男女爱情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女人要想获得爱情,要想获得幸福,就要改变自己错误的爱

情观,清醒的认识到男女爱情有别。所以女人要使爱情成为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生命的全部。除了爱情,女人还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例如:亲情、友情、事业。

不同的环境,相同的命运

——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之比较

摘 要: 19世纪中期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达夫•福楼拜为我们描述了爱玛的故事,她一生为了追求虚无的浪漫爱情生活,最后因债务缠身,无力解脱而服毒自尽。在同样的时代,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位独具风采的女性安娜·卡列尼娜,她抛弃一切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却失败了,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两个深深陷入感情泥沼中的女人,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结果被一切所抛弃,终没有得到最后的幸福。本文将通过介绍爱玛与安娜的爱情悲剧、婚姻悲剧、死亡悲剧,进而对爱玛与安娜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如何建立幸福的爱情与婚姻。

关键词:爱玛;安娜;爱情;婚姻;死亡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安娜,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中也为我们塑造了爱玛这个女性形象。对这两个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进行解读,也就成为了文学评论永恒的主题。作为大胆追求爱情的悲剧女性,她们虽有着自己不同的国度和经历,但她们都有着相同的悲剧结局。她们相信爱情,追求爱情,为爱情抛弃一切,但最终却被爱情抛弃。从而我们知道了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要从她们的悲惨命运中吸取教训,不要成为下一个爱玛或安娜。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导致安娜与爱玛悲惨命运的原因,提醒我们这些现代女性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爱情和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一、爱情悲剧

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就人的本性来说,人的内心总是充满着各种欲望,无不向往别处生活的精彩和新奇,而每次的欲望的满足又为下一次的欲望埋下了种子,于是世界才有了无穷无尽的痛苦。爱玛与安娜正是为了自己认为的幸福爱情,为了在当时的道德律法下不能实现的欲望而铤而走险。徐志摩曾说过:“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的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向往甜美的爱情、向往自由的生活是古往今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终极,可是又有几人可以坦率地说:我得到了幸福?更多的人则是达到某

种目标之后,又为更大的欲望去拼搏。爱玛与安娜倾注生命中最炽热真诚的感情,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幻灭,原先的美好幻影在现实中被撕得粉碎。

从修道院走出来的爱玛娇袭一身浪漫气息,虽有着迷人的外表,却只能成为包法利夫人。在对生活厌倦、婚姻失望之后,相信在浩渺无际中有她渴望的伊甸园,所以在灵魂深处一直渴望意外发生,渴望纯真的爱情生活。罗道尔夫乘虚而入,成为了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人,她满心欢喜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找到了理想中的情人,觉得自己进入了只有热情、销魂、酩酊的世界,殊不知罗道尔夫早已厌倦了她,最终编造漂亮的借口扬长而去;莱昂的再次出现,给她受伤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殊不知此时的莱昂早已不是当年羞涩腼腆的小伙。爱玛与莱昂的偷情生活,看似如胶似漆,在不知不觉中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爱玛一生都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最后才终于明白孤注一掷追求的除了虚无什么也没有,一切的一切都归于虚无。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也为了爱情而疯狂。渥伦斯基的出现点燃了安娜压抑已久的爱欲之火,使她无法抵御,像所有热恋中的女性一样,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平生第一次体验到真爱的幸福。然而作为深受道德束缚的贵族女性,她又不能摆脱良心的责备,感到自己罪不可恕,在享受着爱情甜蜜的同时,又无法排遣精神的折磨——体验着良心的折磨、无穷无尽的羞耻感、罪过意识、孤独和无人理解的不幸、与儿子分离的痛苦、上流社会的歧视,最主要的是渥伦斯基的冷淡,使她感受到被贬低与受凌辱,付出全部身心小心呵护的爱情竟也是如此的雾里看花,遁入了无法穿越的、厚重的虚无迷障而无法突围。

作为女性,安娜和爱玛本来是很容易陶醉于自己狭小的天地,想要的无非是爱情的忠贞,倾其一生只为了能换回天长地久,安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满足,当自己唯一依赖的人疏远自己、比生命还珍贵的爱情遭到冷淡,令她们手足无措,甚至到死都没有明白爱情对于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从她们对于爱情的追逐中,我们看到了盲目付出的爱情最终导致了她们对生活的绝望。我们看到了两个不知满足的心。俗话说:知足者常乐!现实中的爱情并不是理想中的那么完美和浪漫,人首先是有物质的需求的,这种物质的需求就决定了爱情的现实性。现实与理想总会有差别。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好好努力地播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于现有的生活,这样才不会造成悲剧的发生。

二、婚姻悲剧

安娜和爱玛都有表面似乎幸福的婚姻以及因爱情幻灭最终自杀身亡的悲惨命运,她们生活在不同国度,生活背景不同,身份地位也不尽相同,追求爱情的方式也不同,但她们最后都深陷情感困境难以自拔。最大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婚姻生活无趣、无聊,不能满足她们的情感需要。

(一)无味的丈夫

孤儿出身的卡列宁长安娜二十岁,他的性格孤僻自私、冷酷僵化。作为彼

得堡的显耀官员,他的功名心淹没了活人的感情而成为“木机器”,他对爱情表现得冷淡而麻木:当他看到安娜和渥伦斯基热烈地在谈着什么,全然不顾他的存在和其他人的议论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稀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稀罕和有失体统,因此他也感觉到有失体统了„„”

对妻子的感情冷漠又无情:“她的感情问题,她心里产生了,或许正在产生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在家的有限时间里,他不苟言笑,神情严肃,就是准备和安娜谈话的“措辞的形式和顺序也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地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我要充分说明下面几点:第一„„第二„„第三„„”

卡列宁麻木虚伪、自私冷酷的性格在得知安娜的背叛后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当安娜和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他所想的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所犯的罪而受到惩罚,”最后他的拒绝离婚,也成为致死安娜的原因之一。

包法利是个乡镇医生,既无雄心,又无才华,举止无风度可言,谈吐和人行道一样平板,他不会游泳击剑,也不会打枪,和爱玛心目中的骑士完全不沾边。他表现感情的举动已成为例行公事,他拥抱她有一定时刻,这成为许多按习惯要做的事情之一。特别使爱玛恼怒的是包法利对她的苦痛毫无感觉,不能为她分忧解愁,还自以为能使她快乐。于是苦闷“就像皮带上的尖尖的铜扣,使皮带把她周身捆得紧紧的”,每做一次努力来减轻这种痛苦,结果是使这种痛苦更加沉重。这种无结果的努力使她倍加绝望,这就越发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二)无爱的婚姻

安娜的婚姻是由姑妈包办的,但她和卡列宁年龄性格迥异,兴趣爱好不同,毫无爱情可言。他缺少性爱,缺少温柔体贴,更没有夫妻间的精神交流和情感共鸣。这种无爱的婚姻扼杀了安娜的生气和活力,令她苦不堪言。在婚后的八年间,她“努力”去爱丈夫,做着各种努力,直到实在不能再爱他了,便去爱儿子,儿子成为他们婚姻的一条纽带,使她勉强地维持着和卡列宁这个不幸的婚姻。

爱玛的婚姻属于一个“偶然的现象”落在了她的头上。从修道院回家后和周围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父亲又不忍心让她在田庄上操劳,她在“和钟摆一样单调”的日子中期待着爱情时,治好了卢欧老爹腿的包法利出现了,在庄稼人眼里,医生算是相当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于是爱玛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那美妙难言的爱情。爱玛努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发狠地逃避着莱昂的追求,她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孩子。她还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鼓励丈夫割治跷脚,满心希望包法利一举成名。可令人绝望的是丈夫几乎断送一条人命。失望之余,爱玛更觉生活不堪忍受,从此连残留的一点妇德也彻底崩溃了。

古往今来所有幸福的婚姻无不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但是爱玛之于包法利、安娜之于卡列宁,爱的因素基本是没有的,最多也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所以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幸福圆满的婚姻就不能把婚姻当成儿戏,我们应该理性的追逐幸福的婚姻。婚姻中如若没有爱情为基础,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与其在无爱的婚姻中痛苦,不如在选择婚姻时多一些思考,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问问自己选择的这个人适合自己吗?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婚姻悲剧。

三、死亡悲剧

如果说不幸的婚姻,使她们受尽了精神的痛苦与折磨,那么不幸的爱情幻灭则彻底断送了她们生的渴望、活的希求。没有比梦幻的破灭更令人心碎的了。不管以前曾有过幸福或有过困苦,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将归于虚无,因为生命不过是时常消逝的瞬间,而且现在则已过去了。“人生的景象,就好比是一幅粗制滥造的镶嵌砖上的图画,近看不能产生任何美的效果,远看才能欣赏出它的美妙之处。因此,欲获得你所迫切追求的东西,也不过是发现它的虚无而已。”而当她们亲身经历而醒悟的时候,也是心念俱灰的时候。

爱玛在追求朦胧爱情时也曾有过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作为妻子应该爱自己的丈夫,可是她随之又困惑了,究竟在为谁守贞洁?究竟为谁活受罪?虚伪的婚姻不是她想要的,她要寻找另一种生命形式,却没有想到自己最终得到的是人格分裂与死亡的命运。我们知道她虽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也并不是非死不可,最终选择服毒,是由于看清现实中人性丑恶后的痛苦,又无法正视这种丑恶,不愿意与这种丑恶同流合污,又深深地为自己的受骗追悔莫及,只有一死方能洗清自己的耻辱。正如著名作家苏童曾评价的那样,《包法利夫人》是一部包含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它几乎不带评判色彩地描述了爱玛在她的追求爱情和物质享受时的可爱与可气,激情与疯狂,任性与堕落。她的一生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充满悲苍,她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却把所有生命的激情毫无保留地释放,最终绝望地自杀。可是她的美貌、多情、忧郁、梦想、激情、虚荣以及绝望,依然令人感慨不已。爱玛倾注整个生命追逐的浪漫爱情,永远是遥不可及的幻象。当她吞下砒霜,垂死之际,面对她曾经深感厌恶的丈夫的询问:“你不幸福?是不是我的过错?我能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不做的!”她艰难的回答:“是的„„没有错„„你是好人。”也只有在亲身体验到了情人的无情和爱情的幻灭之后,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候,终于承认丈夫是个好人。可是这对于她又是何等无奈的讽刺。临终时她听到时常来往的瞎子的歌唱,她喊道:“瞎子!„„瞎子!”——这就是她对自己一生追求的自我评判,罗曼蒂克的追求不过是如同瞎子一样地乱撞,此时的她“心里万念俱灰,不再在乎人世的欺诈,卑鄙的行径,折磨她的无数贪欲,现在她也不恨任何人了,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她的思想,人间的闲言碎语,她能听到的只是这颗痛苦的心发出的悲叹哀鸣”。也许活着没有幸福可言,不如痛快地死去。

与爱玛追求的朦胧诗意的爱情不同,安娜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在她看来爱情是牺牲,是理想,是自由选择的权利。她可以轰轰烈烈地爱,去向整个敌对社会争取爱的权利,她“比他人更炽热地燃烧着自己”, 她的挑战真诚而大胆,明知自己无力冲破任何罗网和被束缚的处境,但还是决定紧紧抓住这份真诚的爱情,尽到了在那个时代她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希望用真诚去揭露一切谎言和虚伪,希望以真诚换回真诚。她豁出去了,坚信“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我要爱情!” “我要冲破他用以束缚我的自欺欺人的蛛网。该怎样就怎样吧,总比自欺欺人好!”公然与渥伦斯基在一起,她说:“只要有你的爱情,我就感到自己是高尚的、坚强的,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认为是屈辱,我为我的处境感到自豪。”她全身心地呵护着与渥伦斯基的爱情,然而始乱终弃的结局却在等待着她,“他看着她,像是一个人看着被他采下后已变得枯萎的花朵。”这一切使她怨恨,“他如果已经不爱我,只是出于责任感而对我和蔼、温存,我所要的东西他没有,如果是这样,那比憎恨还要糟一千倍!那是地狱!可这却是现实。他早已不爱我了。爱情在哪里结束,仇恨便从哪里开始。”渥伦斯基和儿子是安娜的精神支柱,当这两根都断裂的时候,安娜意识到一切全完了:“一切都是那么不公,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邪恶„„”她只有以死来抗争。她爱得真诚,不愿为没有爱情的婚姻付出自己生的希望,她恨得透彻,不愿为没有爱情的怜悯苟且偷生地活着。宁愿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决然卧轨自杀,一个美丽而又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就这样带着心灵的伤痛了无声息地消逝了。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婚姻也不是生命的全部, 为了爱情,为了婚姻,牺牲珍贵的生命是不明智的做法。作为21世纪的新女性,我们应理智的看待生活中遇到的一切挫折,正确看待现实的无奈与人性的丑陋。

四、安娜与爱玛之比较

如果把安娜和爱玛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她们都具有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与社会现实发生剧烈的冲突;她们最终都死于自杀(卧轨和服毒);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之中都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种浪漫与社会生活的严酷性构成了反讽:导致她们毁灭的外在因素都是所谓的“婚外恋”或自我放纵。然而,两个人物表面上的共同特征并不能掩盖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首先,安娜的死更多的是源于自身,至少从社会现实对个人的逼迫和挤压来说,安娜所遭遇的压力远较爱玛为轻。也就是说,安娜的死主要是源于内心慢慢培植、累积起来的厌倦,是激情消失之后难以驱除的空虚和绝望。而爱玛的死则带有更多的社会学因素。从小说中看爱玛虽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也并不是非死不可。至少,与安娜不同的是,爱玛临死之前仍然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她最终选择服毒,无力偿还高利贷是一个因素,对破产这一灾难性后果的夸张想象亦在背后推波助澜。罗道尔夫也好,莱昂也好,这一张张道貌岸

然、彬彬有礼的面孔突然露出来的狰狞、恶俗和残忍使爱玛猝不及防,一时处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境地。所以,爱玛的死并非仅仅由于高利贷危机,主要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突然向她展露出的真相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最后的时间里,山穷水尽的爱玛卑屈地走进公证人家中借钱,她竟还能注意到公证人餐厅里的摆设——“这才叫餐厅”, 爱玛心想,“我想要的不就是这么一间餐厅吗。”由此我们也不能把安娜的悲剧归结为当时的社会,就像我们不能把今天安娜式婚外情悲剧的责任归结为今天的社会一样。事实上,安娜对于当时社会舆论的谴责是无所畏惧的,她比卡列宁和渥伦斯基更加无视社会舆论的存在,甚至在丑闻暴露之后,还故意到社交场合去挑衅,只是那与其说是一种勇敢,不如说是一种无知。另一方面,她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国外或乡间生活以回避故乡舆论的谴责。所以如果她和渥伦斯基能有真正的爱情,她和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么导致她走上绝路的是什么呢?是她的无端猜疑。她明明知道渥伦斯基对她是真心的,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忍不住对他猜疑起来。

其次,爱玛是一个外省农家姑娘,缺乏安娜那样显赫的贵族地位、丰富的社交阅历和老练的处事手段。“现实”对她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可供演出的舞台,而仅仅是一个陌生的、尚未充分认知的险恶之地。安娜与爱玛都怀着对爱情的浪漫憧憬,所不同的是安娜是从一开始即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而爱玛的爱恋对象则带有虚幻的、朦胧的性质。子爵的形象实际上是爱玛渴慕已久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物。正如渥伦斯基的恋情使卡列宁、谢廖沙以及富足安宁的生活在安娜的眼中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一样,子爵这个具体可感的身影一出现,爱玛的婚姻生活就变得索然无味了。而安娜不晓人生的广阔和深邃,更不觉自己的人生意愿在男权目光中的廉价,她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投之于对渥伦斯基的爱,悲剧的帷幕由此拉开。

最后,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吧,爱玛在四处找钱还债,托尔斯泰的安娜也在焦虑地奔走。爱玛被债务所逼,服毒自杀;安娜则为内心的热情驱使,最后投入车轮下。爱玛的死是现实的死法,而安娜的死却带有献祭的意味。无论她们是如何的死,她们都是死了。死亡代表着生命的结束,死亡代表着一切有可能的希望的破灭。所以无论如何,死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因为婚姻的不幸而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最可怜,最愚昧的做法。

五、幸福爱情与婚姻的条件

安娜和爱玛皆为爱所困,为情所苦,身陷情感困境,最终死去。那么如何避免爱情悲剧的发生呢?获得幸福的条件有哪些呢?

(一)经济独立

女性要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首先要经济独立。西蒙·波伏娃曾说:“虽然过去和现在,均有许多妇女孤军奋战,努力达到个人目标,但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是集体的,而第一项要求便是经济条件的改善。”安娜和爱玛以最终毁灭的

悲剧否定了没有经济地位却要主宰自身命运的可能性。

安娜和爱玛作为“卡列宁”和“包法利夫人”,靠着丈夫的面包生活,却通过借债追求和享受别的男人的玫瑰,其行为本身就是矛盾荒唐的。当安娜无畏地向丈夫宣告决裂后,只能牢牢抓住渥伦斯基作为救命稻草,一旦遭之抛弃就没有后路了。爱玛为了风花雪月最终债台高筑,由于其本身无所依附的不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使之只有自杀才能了结一切。

(二)精神独立

西蒙·波伏娃认为:“即使选择了独立,对大多数女人最有吸引力的也仍然是爱情这条道路。”作为女性,丰富的情感与感性的思维方式往往使她们在爱情面前失去理智,尽管安娜和爱玛已是“夫人”,但她们为所爱的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还惟恐奉献得不彻底,这本身就是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一个表现。爱情虽是女人幸福的源泉,但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建立在他人身上,把自己的精神世界禁锢于两人之间而忽视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忽视别的情感和人生要义,当情已逝,精神陷入空虚也就成为了必然。只有追求更远大的目标,才能更充实和完善自己,女性自身的世界充实完整了,她对婚姻和爱情就不仅仅只是需要和索取了,更不至于像爱玛那样深陷物质和爱情的双重困扰而使自己身处孤立无援之境。所有女性只有告别唯爱的封闭世界,把胸怀放得更宽,让心灵走得更远,才能有自己的真正容身之处,爱情之花也才会常开不败。

(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

恩格斯曾说:“只有基于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能齐心协力共同面对婚姻的艰难坎坷,而单纯的物欲之爱的婚姻,只会在某个随时可能出现的困境里走向解体或崩溃。以爱为婚姻的基础,幸福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安娜和爱玛皆因无爱的不幸婚姻而去追求婚外的“爱情”,又由于这所谓的爱情不能作为婚姻的基础和灵魂而使她们更加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六、结束语

拜伦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而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对于男人,假如爱上一个女人,所要的是从她那儿得到爱,即使是在最心神荡漾的时候也不会放弃其他的东西,希望女人整个地活在他的生命中,但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而女人对于爱情的意义了解得很清楚,它不仅需要忠心,而且要求整个身体和灵魂的奉献,没有保留,没有对其他事物的顾虑,爱一个人就意味着要抛弃一切,只为她所爱的人的利益而存在,从而把爱情看成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爱玛和安娜为了爱情抛弃家庭,丈夫,孩子,最终导致了她们的悲惨命运。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她们没有认清楚男女爱情观,坚持了错误的爱情观。因此从不同的男女爱情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女人要想获得爱情,要想获得幸福,就要改变自己错误的爱

情观,清醒的认识到男女爱情有别。所以女人要使爱情成为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生命的全部。除了爱情,女人还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例如:亲情、友情、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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