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3日晚，家中来客，一起包饺子过年。电话铃响，是《香港文学》主编陶然，他说：“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我顿时呆住，妻子询问，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 去年7月，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席间说起蔡老的传记《少女万岁》。我要来电话号码，当晚打过去。蔡老听到是我，甚喜，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可爱的“蔡求蜜” 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那年我26岁，他57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艾青到北京治眼疾，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家中陈设简陋，一目了然。由于地面不平，每次开饭，艾青都要亲自过问折叠桌是否放稳――颠沛流离，吃顿踏实饭至关重要。家徒四壁，但有满满一箱子齐白石的画，那是艾青刚进城当中央美院军代表时买下来的。 那时候说串门名副其实：走动之间，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给“串”到一起了。没电话，除非事先约好，只能撞大运――应声而至，沏茶倒水备酒留饭，取决于友情深浅。 那天上午，有人敲门后高声通报：“艾青同志在家吗?我是蔡其矫。”只见他一头卷发，满面春风；说话底气足，南腔北调。一见面，他就夸我诗写得好，让我口讷而窃喜，手足无措。 第二天蔡其矫就来我家串门。唯一的皮沙发像烂桔子般陷落，只好把客人请上床。我们背靠墙并肩而坐，腿翘到床沿外。他引导话题，从诗到政治到性。他单刀直入，间我是否有过性经验，弄得我大红脸，接着他坦言对爱情及性的看法，我只好跟进，讲述了失败的爱情故事。他告诉我，他译过惠特曼的《伐木者，醒来》和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答应下次带给我。 我和蔡其矫成了忘年之交。相比之下。和艾青认识要早些，但关系很淡。他有点儿公子落难的意味，自视高。身份感强，让人敬而远之。这恐怕是他翻身当家做主人后我们决裂的原因之一。蔡其矫命途多舛，却毫不世故，嬉笑怒骂，如赤子般坦荡。 凭借华侨的特殊渠道，他搞到不少港台版文学书籍，再加上他手抄工夫了得，密密麻麻，如纳鞋底一般。说来也巧，自1964年因所谓“破坏军婚”罪锒铛入狱，直到1978年底他的三首诗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其间15年，蔡其矫跟我们一样处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说到地下文学，看来界定要宽泛得多，且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写下的《波浪》一诗。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一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热闹得很。创作是私下的事，大家凑到一起则变着法儿玩――聚会郊游酗酒吟唱谈情说爱。我把蔡其矫领了进去，这地下世界，连带出没其中的漂亮女孩儿，让他激动不已。他的老式莱卡相机，镜头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远忠实于她们。大家当面恭敬，一口一个“蔡老”，背后叫他“蔡求蜜”。 单位与老家在福建，夫人住北京，随文革风暴远去，行动自由的限制少了，他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后来每年像候鸟，春去秋来。而那窄门后面的北京，让他时不时改变行程。 我们常去的地方有圆明园、香山、樱桃沟、沟崖、八大处，十三陵水库、丁家滩和云水洞。便携录音机的出现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会应运而生。最早上市的板儿砖式录音机细如蚊声，动辄卷带，但丝毫不影响众人兴致。音乐响起，只见蔡其矫独领风骚，他腰板笔直，昂首含颔，带着女孩儿旋转。霎时间，节奏骤变，从舞曲转成摇滚乐，慌乱中他踩不上点儿，于是激流勇退，继续搞好摄影师的本职工作。这一叨都写进他诗中，诸如《雨后樱桃沟》、《湖上黄昏》、《十渡》和《女中音歌手》，后者副标题还特地注明“为今天玩伴而作”。 久别重逢，我提起当年那些女孩儿，他全都忘光了，令我惊讶。其实他记住的名字是青春，总有青春的代表进入他的生活。 文坛的异数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6岁读私塾，8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泅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其矫经历着痛苦。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但最终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禾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 勇敢的歌者 1978年深秋，我着手编辑《今天》创刊号，在桌上摊开蔡其矫和舒婷的诗稿，逐一推敲。我发现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竟与我们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选了他的三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为安全起见，我给蔡其矫取了个笔名“乔加”。 我事先写信去福建试探，他竟满口答应，还另抄了几首新作。要知道那年月这可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弄不好是要坐牢的。那年他整满六十，本应安度晚年，却看我们这帮混不吝的小子借《今天》浮出地表。 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蔡其矫。在他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
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今天》问世后我们越玩越疯，郊游规模越来越大。蔡其矫是积极倡导者，乐此不疲。1979年深秋，即“星星画展事件”后不久，一行百十余人，浩浩荡荡，前往云水洞和十渡。在云水洞前空地上的舞会，如庆祝胜利的狂欢节。这下可忙坏了蔡其矫正――跳舞摄影，二者不可兼得。只见他上窜下跳，进退两难。连那些照片都拍得气喘吁吁的。爬山路上，他突然惊呼：“哎呀，这下糟糕了!”等大家围过来他才说：“我的面包都破了!”原来是他带的面包被压碎了。一个南方人的“破”字当头，把北方人全逗乐了。 行游走四方 1981年秋，在兰州教书的“九叶派”诗人唐祈筹备“兰州诗会”，请了舒婷、江河、杨炼和我。未在受邀之列的蔡其矫，闻舒婷途中被窃，赶去救援；舒婷败兴回家，他却意犹未尽，直奔兰州。我们在招待所撞见，不禁欢呼起来。由于风声紧，“兰州诗会”被迫取消。于是我们封蔡其矫为“头头”，结伴而行。他将军般威风，摊开地图，为进军大西北制定路线。 我们一路穷开心。他最喜欢给美女照相，投其所好，我们仨就像选妃子一般，四处寻觅，把稍有姿色的女孩儿一网打尽。我们声称，这位是作家协会的老革命，为写作收集素材，关键是江山得有美人配。那年月彩色照片稀罕，再听说是作家兼老革命，几乎没碰过钉子。只见女孩子搔首弄姿，风情万种。拍照后留下地址，他事后评论道：“这个蛮不错，有味道。”我们开始犯坏，专挑那些相貌平平甚至丑的，蔡其矫照旧乐得屁颠屁颠的，殷勤备至，但多少有些保留：“还可以，马马虎虎。”他准心里纳闷：江山依旧，可怎地，一夜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夜宿青海湖边，蔡其矫早起去照相，回来大骂“懒虫”，把我们从床上赶下来。探头窗外，青海湖碧蓝如海，令人怦然心动。我们嗷嗷叫喊向湖边冲去，蔡其矫不甘落后，跟我们一起冲啊喊啊……… 辞青海湖，过西宁，再返张掖，宿酒泉，登嘉峪关，抵敦煌。我们持私人介绍信找到敦煌研究所所长，受到特别礼遇，安排在招待所下榻，吃住便宜。在导游引领下，一连四天，参观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洞窟，有些从不对外开放，借助户外微光或手电筒，那奇异的造型与色彩，把我们全都镇住了，屏息凝神，神魂颠倒。最让蔡其矫着魔的是飞天与乐伎。他认为，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宗教，而宗教的最高境界是美。 最后一站柳园。三名小卒入川返京，而光杆司令继续西行，向新疆挺进。那是蔡其矫云游四海的开端。我们在小旅社告别，为他发现更多的维族美女干杯。收拾行李时才发现，不约而同，每人都带了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这影响显然来于自蔡其矫。 自1981年秋，即我们西北之行以来，他云游四海，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这一壮举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是为了继承徐霞客的传统，还是为了用脚在大地上书写，追赶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雾?他曾在《自画像》一诗中自间：“从黄昏到垂暮，他还能在眷恋中远行吗?”眷恋与远行，方向相反。却彼此激荡有如持久的钟声。 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 2001年冬，因父亲病重我获特别“恩准”，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除了尽孝，头等大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忘年之交――岁数不饶入。我从保嘉哪儿得知蔡老在京，大喜过望。 保嘉开车带我先去接牛汉。事先瞒着，牛汉下楼迎候时看见我，惊得竟蹦了起来。他快八十的人，仍像棵擎天老树那么壮实。再去东堂子胡同接蔡老。他老人家性急，不断打电话催间，早早到楼下等候。与他紧紧握手那瞬间。我的眼角湿了。他引我们回家，他夫人徐竞辞很热情，沏茶倒水。蔡老明显见老了，但还硬朗。想当年大家就管他叫蔡老，叫了三十年、终于给叫老了。他告诉我，几年前被摩托车撞翻，脊椎骨短了一截，行动大不如从前，但他还是骑车到处跑。 牛汉和蔡老执意先去看望我父亲，于是到我家小坐，再去附近“山水间”餐厅吃晚饭。那天给蔡老点了狗肉煲，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俩老头儿在一起总是斗嘴，嗓门大，还打打闹闹。说来他们还是通过我相识的，那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带蔡老拜访牛汉。 临走前，我借朋友的美意，在其属下一家名叫“湘君府”的湖南餐厅，宴请牛汉、谢冕、邵燕祥、吴思敬和蔡其矫，由几位同辈人作陪。所谓“总统套间”金壁辉煌，那华丽的装饰和闪光灯让人分神。蔡老坐我对面，话不多，专注于那精美的头盘――凉拌龙虾。我劝他多吃，最后连龙虾头也由他包了。在座的文学所的刘福春跟我抱怨说，他每次陪蔡老骑车，蔡老总是逆行，直冲着警察骑过去，他只好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跑。 酒后有点儿恍惚了：生活继续，友情依旧，只是由于我的缺席，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某种断裂，如拼图中缺失了某些部分。 次年冬，又在北京见到蔡老。一切似乎又回到过去的轨道中。那晚，我请他和牛汉在一家大众饭馆吃涮羊肉，俩老头儿又斗上嘴了，好像双方为此等了一年。仔细听去，他们提及的名字大都不在人世了。 蔡老告诉我，他用积蓄在老家建了座花园，为了留给年轻人――让他们谈情说爱。诵读诗文。“我年纪大了，得考虑身后的事了，人都有这么一天。”这话还是让我一愣：年龄于他，似乎只是追逐青春的距离参数。与死亡无关。 他还告诉我，他如今志在海洋，研究写作均与此有关。他认为，中国的强大和航海有关。从根儿上说，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生于海边，长在印尼，随舰队远航，而他那自由不羁的灵魂。更是属于大海的。看来他在大地上走累了，开始寻找归宿――想象与灵魂的归宿。 (责任编辑 毛子)
2007年1月3日晚，家中来客，一起包饺子过年。电话铃响，是《香港文学》主编陶然，他说：“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我顿时呆住，妻子询问，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 去年7月，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席间说起蔡老的传记《少女万岁》。我要来电话号码，当晚打过去。蔡老听到是我，甚喜，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可爱的“蔡求蜜” 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那年我26岁，他57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艾青到北京治眼疾，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家中陈设简陋，一目了然。由于地面不平，每次开饭，艾青都要亲自过问折叠桌是否放稳――颠沛流离，吃顿踏实饭至关重要。家徒四壁，但有满满一箱子齐白石的画，那是艾青刚进城当中央美院军代表时买下来的。 那时候说串门名副其实：走动之间，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给“串”到一起了。没电话，除非事先约好，只能撞大运――应声而至，沏茶倒水备酒留饭，取决于友情深浅。 那天上午，有人敲门后高声通报：“艾青同志在家吗?我是蔡其矫。”只见他一头卷发，满面春风；说话底气足，南腔北调。一见面，他就夸我诗写得好，让我口讷而窃喜，手足无措。 第二天蔡其矫就来我家串门。唯一的皮沙发像烂桔子般陷落，只好把客人请上床。我们背靠墙并肩而坐，腿翘到床沿外。他引导话题，从诗到政治到性。他单刀直入，间我是否有过性经验，弄得我大红脸，接着他坦言对爱情及性的看法，我只好跟进，讲述了失败的爱情故事。他告诉我，他译过惠特曼的《伐木者，醒来》和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答应下次带给我。 我和蔡其矫成了忘年之交。相比之下。和艾青认识要早些，但关系很淡。他有点儿公子落难的意味，自视高。身份感强，让人敬而远之。这恐怕是他翻身当家做主人后我们决裂的原因之一。蔡其矫命途多舛，却毫不世故，嬉笑怒骂，如赤子般坦荡。 凭借华侨的特殊渠道，他搞到不少港台版文学书籍，再加上他手抄工夫了得，密密麻麻，如纳鞋底一般。说来也巧，自1964年因所谓“破坏军婚”罪锒铛入狱，直到1978年底他的三首诗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其间15年，蔡其矫跟我们一样处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说到地下文学，看来界定要宽泛得多，且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写下的《波浪》一诗。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一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热闹得很。创作是私下的事，大家凑到一起则变着法儿玩――聚会郊游酗酒吟唱谈情说爱。我把蔡其矫领了进去，这地下世界，连带出没其中的漂亮女孩儿，让他激动不已。他的老式莱卡相机，镜头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远忠实于她们。大家当面恭敬，一口一个“蔡老”，背后叫他“蔡求蜜”。 单位与老家在福建，夫人住北京，随文革风暴远去，行动自由的限制少了，他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后来每年像候鸟，春去秋来。而那窄门后面的北京，让他时不时改变行程。 我们常去的地方有圆明园、香山、樱桃沟、沟崖、八大处，十三陵水库、丁家滩和云水洞。便携录音机的出现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会应运而生。最早上市的板儿砖式录音机细如蚊声，动辄卷带，但丝毫不影响众人兴致。音乐响起，只见蔡其矫独领风骚，他腰板笔直，昂首含颔，带着女孩儿旋转。霎时间，节奏骤变，从舞曲转成摇滚乐，慌乱中他踩不上点儿，于是激流勇退，继续搞好摄影师的本职工作。这一叨都写进他诗中，诸如《雨后樱桃沟》、《湖上黄昏》、《十渡》和《女中音歌手》，后者副标题还特地注明“为今天玩伴而作”。 久别重逢，我提起当年那些女孩儿，他全都忘光了，令我惊讶。其实他记住的名字是青春，总有青春的代表进入他的生活。 文坛的异数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6岁读私塾，8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泅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其矫经历着痛苦。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但最终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禾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 勇敢的歌者 1978年深秋，我着手编辑《今天》创刊号，在桌上摊开蔡其矫和舒婷的诗稿，逐一推敲。我发现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竟与我们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选了他的三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为安全起见，我给蔡其矫取了个笔名“乔加”。 我事先写信去福建试探，他竟满口答应，还另抄了几首新作。要知道那年月这可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弄不好是要坐牢的。那年他整满六十，本应安度晚年，却看我们这帮混不吝的小子借《今天》浮出地表。 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蔡其矫。在他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
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今天》问世后我们越玩越疯，郊游规模越来越大。蔡其矫是积极倡导者，乐此不疲。1979年深秋，即“星星画展事件”后不久，一行百十余人，浩浩荡荡，前往云水洞和十渡。在云水洞前空地上的舞会，如庆祝胜利的狂欢节。这下可忙坏了蔡其矫正――跳舞摄影，二者不可兼得。只见他上窜下跳，进退两难。连那些照片都拍得气喘吁吁的。爬山路上，他突然惊呼：“哎呀，这下糟糕了!”等大家围过来他才说：“我的面包都破了!”原来是他带的面包被压碎了。一个南方人的“破”字当头，把北方人全逗乐了。 行游走四方 1981年秋，在兰州教书的“九叶派”诗人唐祈筹备“兰州诗会”，请了舒婷、江河、杨炼和我。未在受邀之列的蔡其矫，闻舒婷途中被窃，赶去救援；舒婷败兴回家，他却意犹未尽，直奔兰州。我们在招待所撞见，不禁欢呼起来。由于风声紧，“兰州诗会”被迫取消。于是我们封蔡其矫为“头头”，结伴而行。他将军般威风，摊开地图，为进军大西北制定路线。 我们一路穷开心。他最喜欢给美女照相，投其所好，我们仨就像选妃子一般，四处寻觅，把稍有姿色的女孩儿一网打尽。我们声称，这位是作家协会的老革命，为写作收集素材，关键是江山得有美人配。那年月彩色照片稀罕，再听说是作家兼老革命，几乎没碰过钉子。只见女孩子搔首弄姿，风情万种。拍照后留下地址，他事后评论道：“这个蛮不错，有味道。”我们开始犯坏，专挑那些相貌平平甚至丑的，蔡其矫照旧乐得屁颠屁颠的，殷勤备至，但多少有些保留：“还可以，马马虎虎。”他准心里纳闷：江山依旧，可怎地，一夜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夜宿青海湖边，蔡其矫早起去照相，回来大骂“懒虫”，把我们从床上赶下来。探头窗外，青海湖碧蓝如海，令人怦然心动。我们嗷嗷叫喊向湖边冲去，蔡其矫不甘落后，跟我们一起冲啊喊啊……… 辞青海湖，过西宁，再返张掖，宿酒泉，登嘉峪关，抵敦煌。我们持私人介绍信找到敦煌研究所所长，受到特别礼遇，安排在招待所下榻，吃住便宜。在导游引领下，一连四天，参观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洞窟，有些从不对外开放，借助户外微光或手电筒，那奇异的造型与色彩，把我们全都镇住了，屏息凝神，神魂颠倒。最让蔡其矫着魔的是飞天与乐伎。他认为，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宗教，而宗教的最高境界是美。 最后一站柳园。三名小卒入川返京，而光杆司令继续西行，向新疆挺进。那是蔡其矫云游四海的开端。我们在小旅社告别，为他发现更多的维族美女干杯。收拾行李时才发现，不约而同，每人都带了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这影响显然来于自蔡其矫。 自1981年秋，即我们西北之行以来，他云游四海，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这一壮举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是为了继承徐霞客的传统，还是为了用脚在大地上书写，追赶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雾?他曾在《自画像》一诗中自间：“从黄昏到垂暮，他还能在眷恋中远行吗?”眷恋与远行，方向相反。却彼此激荡有如持久的钟声。 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 2001年冬，因父亲病重我获特别“恩准”，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除了尽孝，头等大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忘年之交――岁数不饶入。我从保嘉哪儿得知蔡老在京，大喜过望。 保嘉开车带我先去接牛汉。事先瞒着，牛汉下楼迎候时看见我，惊得竟蹦了起来。他快八十的人，仍像棵擎天老树那么壮实。再去东堂子胡同接蔡老。他老人家性急，不断打电话催间，早早到楼下等候。与他紧紧握手那瞬间。我的眼角湿了。他引我们回家，他夫人徐竞辞很热情，沏茶倒水。蔡老明显见老了，但还硬朗。想当年大家就管他叫蔡老，叫了三十年、终于给叫老了。他告诉我，几年前被摩托车撞翻，脊椎骨短了一截，行动大不如从前，但他还是骑车到处跑。 牛汉和蔡老执意先去看望我父亲，于是到我家小坐，再去附近“山水间”餐厅吃晚饭。那天给蔡老点了狗肉煲，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俩老头儿在一起总是斗嘴，嗓门大，还打打闹闹。说来他们还是通过我相识的，那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带蔡老拜访牛汉。 临走前，我借朋友的美意，在其属下一家名叫“湘君府”的湖南餐厅，宴请牛汉、谢冕、邵燕祥、吴思敬和蔡其矫，由几位同辈人作陪。所谓“总统套间”金壁辉煌，那华丽的装饰和闪光灯让人分神。蔡老坐我对面，话不多，专注于那精美的头盘――凉拌龙虾。我劝他多吃，最后连龙虾头也由他包了。在座的文学所的刘福春跟我抱怨说，他每次陪蔡老骑车，蔡老总是逆行，直冲着警察骑过去，他只好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跑。 酒后有点儿恍惚了：生活继续，友情依旧，只是由于我的缺席，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某种断裂，如拼图中缺失了某些部分。 次年冬，又在北京见到蔡老。一切似乎又回到过去的轨道中。那晚，我请他和牛汉在一家大众饭馆吃涮羊肉，俩老头儿又斗上嘴了，好像双方为此等了一年。仔细听去，他们提及的名字大都不在人世了。 蔡老告诉我，他用积蓄在老家建了座花园，为了留给年轻人――让他们谈情说爱。诵读诗文。“我年纪大了，得考虑身后的事了，人都有这么一天。”这话还是让我一愣：年龄于他，似乎只是追逐青春的距离参数。与死亡无关。 他还告诉我，他如今志在海洋，研究写作均与此有关。他认为，中国的强大和航海有关。从根儿上说，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生于海边，长在印尼，随舰队远航，而他那自由不羁的灵魂。更是属于大海的。看来他在大地上走累了，开始寻找归宿――想象与灵魂的归宿。 (责任编辑 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