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1899-1954），浙江武义人，国民党元老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一手培养起来的铁杆反共分子。 1900年到1907年，陈仪曾先后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建立后，他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当时，汤恩伯只是浙江体育专门学校一个穷困潦倒的平民学生。为了继续求学，汤恩伯向陈仪提出了求助。陈仪看中汤恩伯的潜质，在汤最为困难的时刻出手相助，他让汤恩伯在其任职的陆军小学做旁听生。后来，他又两次资助汤恩伯赴日本留学，使其先后入日本明治大学跟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为感念陈的再造之恩，汤恩伯对陈仪一直以长辈事之，并将原名“克勤”改为“恩伯”，意即永志不忘陈仪对他的恩情。 1926年，汤恩伯学成归国。当时已经升为浙江省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的陈仪将汤恩伯推荐给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阀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旋即汤被蒋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北伐军北伐。汤恩伯与蒋介石先后在日本留学，并且是同校同科，加上又都是浙江同乡，所以颇受蒋介石的青睐和器重，一直以来官运亨通：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一路飙升，成为蒋介石反共营垒里的一名重要爪牙，在其长达二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中，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汤恩伯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的策动者和坚决执行者。在其占领区内，汤恩伯制造“无人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黄安三角地一带，汤恩伯捕捉到当地农民自卫队和革命群众200多人，全部未加审讯，即命令工兵营挖坑活埋。行刑时，一个小孩吓得哇哇直哭。汤恩伯指着这个小孩狞笑道：“到底是小孩晓得害怕！”后来，在新集附近，他又将各团、营捕捉的所谓匪谍百余人交给士兵，从中挑出20余人，一人一穴活埋，其余全部用机枪扫射杀死。其仇视人民，凶残狠毒之状，令人发指。 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鲁皖苏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自称“中原王”。当时，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这“汤”就是指汤恩伯。河南人很死了他，说“宁让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汤恩伯性格暴戾凶残，不可一世。一次，李宗仁跟汤恩伯同乘一艘小火轮去某地视察，汤见船老板对其怠慢，有不恭之举，竟当着李宗仁的面，拔出手枪，抵着船老板的脑袋吼道：“看，老子崩了你！”李宗仁先以为他是吓唬船老板的，哪知他真的扣动扳机……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向豫湘桂地区进兵。日军首战河南，汤恩伯部便不战自溃。蒋介石迫于国人对汤恩伯行为的愤怒，不得不将其调赴重庆委以闲职，以掩人耳目，但时间不长，又任其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汤恩伯跟我华东野战军有着“不解之缘”，自解放战争开始至结束，汤恩伯一直是我华野的对手，而且也一直是我华野的手下败将。 1946年7月，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刚开始，时任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主任的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接替）便指挥5个整编师（军）15个旅12万人马，气势汹汹地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苏中部队，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奋起自卫。我参战部队为19个团3万余人。苏中战场，国共双方兵力对比是4：1，汤恩伯自以为稳操胜券。 从7月13日到8月31日，我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跟汤恩伯、李默庵所指挥的国民党军连续作战七次，七战皆捷，这就是早已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此次大捷，我军歼灭汤恩伯部5.3万人，歼敌总数为我苏中参战兵力总数的1.76倍。 1947年3月，蒋介石重新调整内战部署，集中24个军（整编师）对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作为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的汤恩伯还未从几个月前苏中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又奉命率部参与到战斗中。当其第一兵团的主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前进至沂蒙山区的坦埠附近时，由于过于急进，其他国民党各部未能赶上，从而形成了“孤军”的战机。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捕捉到这一千载一时的好时机，指挥我华野在山东的部队迅速向张灵甫部围拢。最自杀，表现出对蒋极端不满。陈仪极力安慰，并亲自出马，为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运动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不久汤恩伯便被委任为沪杭警备总司令。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作战时，时任国民党京沪杭总司令的汤恩伯及其所指挥的数十万部队，又一次成了我华野（三野）的作战目标，命运注定他再―次一败涂地。当我华野（三野）第九、十两兵团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时，汤恩伯为避免被全歼，仓惶地率领五万余残敌乘船从海上逃往福建。可是，在他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的任上还未坐稳时。我华野（三野）第十兵团就追后，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高地被我华野全歼。蒋介石的爱将、师长张灵甫阵亡。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伤心，他对陈诚、顾祝同破口大骂：“你们都是饭桶，怎么指挥的？那么多的部队围在外面，竟让灵甫殉国；都是谁担负救援张灵甫任务的？有关将领统统给我找来，都脱不了干系！”经过调查，张灵甫的长官汤恩伯指挥失误，被调职；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因援救不力，被撤去整编八十三师师长之职；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被严重警告。对孟良崮惨败负有重大责任而被调职的汤恩伯，迟迟不敢去南京接受新职，直到半个月后才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竟当着众将领的面，勒令其跪下，举起手杖就打，致使汤恩伯满头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扬言要到福建。十兵团攻占福州后。汤恩伯又逃到了厦门；十兵团追击至厦门，他不得已逃到金门。 作战不利、败绩累累的汤恩伯深知地位不保，为了进一步卖身投靠蒋氏父子，他竟然在最后时刻出卖了其恩师陈仪。1949年初，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曾几次主主动对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表白决心反蒋。两人在上海密商：为保境安民，使浙江免遭战火，必须与中共取得联系，举起义旗，公开反蒋。汤恩伯当时还信誓旦旦地向陈仪表示：只要共产党能原谅他的过去，他定会不惜一切为其效力。可是刚刚与恩师会面完，汤恩伯便背叛其说法。向蒋经国告发了陈仪意欲“谋反”。陈仪被出卖的消息被我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特工得知，于是立刻将这一情报传递出去。当我中共地下党员胡邦宪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去杭州向陈仪通报这一紧急情况时，陈仪怎么也不相信跟自己情同父子的汤恩伯会向蒋氏父子出卖他，他始终对汤恩伯深信不疑，认为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 可是就在几天后，无情的事实让陈仪不得不面对被最信任人背叛的残酷事实。陈仪被免去了浙江省府主席一职。当他满怀不解地去上海见汤恩伯时，一下火车便被特务从上海押回浙江衢州，后被押到台湾基隆港要塞拘禁待审。当时，连何应钦都不无遗憾地说：“公洽（陈仪字）好糊涂！” 1949年3月，陈仪的女儿陈文瑛去衢州看望父亲，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此时的陈仪才明白了一切，他后悔当初没有相信共产党的忠告，不但使浙江起义计划流产，还使自己身陷囹圄。原来，当时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毛森，是国防部保密局安插在汤恩伯身边的大特务。凭职业的本能，毛森嗅到陈、汤之间往来的异常情况，便赶紧向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报告。郑、毛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先稳住陈仪，然后从汤恩伯身上查起，毕竟汤恩伯兵权在握，一旦发生病变，后果将很严重。当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上海，以淞沪防御战为话题，对汤恩伯进行试探时，汤恩伯知道自己所为可能已经被蒋介石得知。想到蒋氏的手段，他显得很紧张，竟惊出了一身冷汗。在蒋经国允诺将上海库存的黄金20万两交给他，并给予他战时上海物资的处理全权时，汤恩伯马上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随即转变态度，百般地讨好蒋经国。蒋经国要他将家眷和财产转移到台湾安置，汤恩伯不但表示无条件服从，还当着蒋经国的面站在蒋介石画像前宣誓效忠。就在汤恩伯与蒋经国见面不久，他接到陈仪派代表送来的让其过目的起义声明以及与中共方面所达成的浙江起义协议。在陈仪亲笔所开列的起义声明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建筑工事、保护上海―切公寓设施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等内容。汤恩伯表面上欢迎陈仪的代表，同意起义声明的内容；待来人离开，他便毫不犹豫地将协议、声明以及陈仪给他的亲笔信一并交给蒋经国，并一口咬定陈仪在对他“策反”。就这样，汤恩伯在蒋氏父子威压与利诱之下，无耻地出卖了恩师陈仪。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国防部组成以顾祝同为庭长的“特别法庭”，审理陈仪“勾结共党，阴谋叛乱”案。汤恩伯在法庭上含混不清地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解：“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同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叛逃罪”，判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死刑，“褥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而该案的另一涉嫌人汤恩伯，虽旧时“受陈仪私惠甚深”，但在关键时刻，“迫于忠党爱国之诚”，举报在先，免于追究。就在宣判的当日，陈仪在台北马厂町刑场就义，时年69岁。就义前，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傲然面对法官，只说了一句话：“一人死，精神永存”，便不再言语。 陈仪事件后，无耻告密、背叛恩师的汤恩伯也完全失去了蒋氏父子的信任。他备受排挤打击，思想包袱十分沉重，导致身体消瘦。1954年4月，汤恩泊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获蒋介石批准。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护送下，搭乘日航班机飞抵东京。汤恩伯一下飞机，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家著名医院。6月29日，汤恩伯做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时年55岁。葬于日本。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的死讯，冷淡地只说了一句：“他要是战死在上海就好了。”
汤恩伯（1899-1954），浙江武义人，国民党元老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一手培养起来的铁杆反共分子。 1900年到1907年，陈仪曾先后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民国建立后，他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当时，汤恩伯只是浙江体育专门学校一个穷困潦倒的平民学生。为了继续求学，汤恩伯向陈仪提出了求助。陈仪看中汤恩伯的潜质，在汤最为困难的时刻出手相助，他让汤恩伯在其任职的陆军小学做旁听生。后来，他又两次资助汤恩伯赴日本留学，使其先后入日本明治大学跟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为感念陈的再造之恩，汤恩伯对陈仪一直以长辈事之，并将原名“克勤”改为“恩伯”，意即永志不忘陈仪对他的恩情。 1926年，汤恩伯学成归国。当时已经升为浙江省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的陈仪将汤恩伯推荐给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阀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旋即汤被蒋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北伐军北伐。汤恩伯与蒋介石先后在日本留学，并且是同校同科，加上又都是浙江同乡，所以颇受蒋介石的青睐和器重，一直以来官运亨通：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一路飙升，成为蒋介石反共营垒里的一名重要爪牙，在其长达二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中，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汤恩伯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的策动者和坚决执行者。在其占领区内，汤恩伯制造“无人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黄安三角地一带，汤恩伯捕捉到当地农民自卫队和革命群众200多人，全部未加审讯，即命令工兵营挖坑活埋。行刑时，一个小孩吓得哇哇直哭。汤恩伯指着这个小孩狞笑道：“到底是小孩晓得害怕！”后来，在新集附近，他又将各团、营捕捉的所谓匪谍百余人交给士兵，从中挑出20余人，一人一穴活埋，其余全部用机枪扫射杀死。其仇视人民，凶残狠毒之状，令人发指。 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鲁皖苏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自称“中原王”。当时，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这“汤”就是指汤恩伯。河南人很死了他，说“宁让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汤恩伯性格暴戾凶残，不可一世。一次，李宗仁跟汤恩伯同乘一艘小火轮去某地视察，汤见船老板对其怠慢，有不恭之举，竟当着李宗仁的面，拔出手枪，抵着船老板的脑袋吼道：“看，老子崩了你！”李宗仁先以为他是吓唬船老板的，哪知他真的扣动扳机……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向豫湘桂地区进兵。日军首战河南，汤恩伯部便不战自溃。蒋介石迫于国人对汤恩伯行为的愤怒，不得不将其调赴重庆委以闲职，以掩人耳目，但时间不长，又任其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汤恩伯跟我华东野战军有着“不解之缘”，自解放战争开始至结束，汤恩伯一直是我华野的对手，而且也一直是我华野的手下败将。 1946年7月，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刚开始，时任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主任的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接替）便指挥5个整编师（军）15个旅12万人马，气势汹汹地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苏中部队，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奋起自卫。我参战部队为19个团3万余人。苏中战场，国共双方兵力对比是4：1，汤恩伯自以为稳操胜券。 从7月13日到8月31日，我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跟汤恩伯、李默庵所指挥的国民党军连续作战七次，七战皆捷，这就是早已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此次大捷，我军歼灭汤恩伯部5.3万人，歼敌总数为我苏中参战兵力总数的1.76倍。 1947年3月，蒋介石重新调整内战部署，集中24个军（整编师）对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作为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的汤恩伯还未从几个月前苏中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又奉命率部参与到战斗中。当其第一兵团的主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前进至沂蒙山区的坦埠附近时，由于过于急进，其他国民党各部未能赶上，从而形成了“孤军”的战机。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捕捉到这一千载一时的好时机，指挥我华野在山东的部队迅速向张灵甫部围拢。最自杀，表现出对蒋极端不满。陈仪极力安慰，并亲自出马，为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运动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不久汤恩伯便被委任为沪杭警备总司令。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作战时，时任国民党京沪杭总司令的汤恩伯及其所指挥的数十万部队，又一次成了我华野（三野）的作战目标，命运注定他再―次一败涂地。当我华野（三野）第九、十两兵团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时，汤恩伯为避免被全歼，仓惶地率领五万余残敌乘船从海上逃往福建。可是，在他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的任上还未坐稳时。我华野（三野）第十兵团就追后，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高地被我华野全歼。蒋介石的爱将、师长张灵甫阵亡。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伤心，他对陈诚、顾祝同破口大骂：“你们都是饭桶，怎么指挥的？那么多的部队围在外面，竟让灵甫殉国；都是谁担负救援张灵甫任务的？有关将领统统给我找来，都脱不了干系！”经过调查，张灵甫的长官汤恩伯指挥失误，被调职；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因援救不力，被撤去整编八十三师师长之职；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被严重警告。对孟良崮惨败负有重大责任而被调职的汤恩伯，迟迟不敢去南京接受新职，直到半个月后才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竟当着众将领的面，勒令其跪下，举起手杖就打，致使汤恩伯满头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扬言要到福建。十兵团攻占福州后。汤恩伯又逃到了厦门；十兵团追击至厦门，他不得已逃到金门。 作战不利、败绩累累的汤恩伯深知地位不保，为了进一步卖身投靠蒋氏父子，他竟然在最后时刻出卖了其恩师陈仪。1949年初，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曾几次主主动对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表白决心反蒋。两人在上海密商：为保境安民，使浙江免遭战火，必须与中共取得联系，举起义旗，公开反蒋。汤恩伯当时还信誓旦旦地向陈仪表示：只要共产党能原谅他的过去，他定会不惜一切为其效力。可是刚刚与恩师会面完，汤恩伯便背叛其说法。向蒋经国告发了陈仪意欲“谋反”。陈仪被出卖的消息被我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特工得知，于是立刻将这一情报传递出去。当我中共地下党员胡邦宪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去杭州向陈仪通报这一紧急情况时，陈仪怎么也不相信跟自己情同父子的汤恩伯会向蒋氏父子出卖他，他始终对汤恩伯深信不疑，认为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 可是就在几天后，无情的事实让陈仪不得不面对被最信任人背叛的残酷事实。陈仪被免去了浙江省府主席一职。当他满怀不解地去上海见汤恩伯时，一下火车便被特务从上海押回浙江衢州，后被押到台湾基隆港要塞拘禁待审。当时，连何应钦都不无遗憾地说：“公洽（陈仪字）好糊涂！” 1949年3月，陈仪的女儿陈文瑛去衢州看望父亲，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此时的陈仪才明白了一切，他后悔当初没有相信共产党的忠告，不但使浙江起义计划流产，还使自己身陷囹圄。原来，当时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毛森，是国防部保密局安插在汤恩伯身边的大特务。凭职业的本能，毛森嗅到陈、汤之间往来的异常情况，便赶紧向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报告。郑、毛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先稳住陈仪，然后从汤恩伯身上查起，毕竟汤恩伯兵权在握，一旦发生病变，后果将很严重。当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上海，以淞沪防御战为话题，对汤恩伯进行试探时，汤恩伯知道自己所为可能已经被蒋介石得知。想到蒋氏的手段，他显得很紧张，竟惊出了一身冷汗。在蒋经国允诺将上海库存的黄金20万两交给他，并给予他战时上海物资的处理全权时，汤恩伯马上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随即转变态度，百般地讨好蒋经国。蒋经国要他将家眷和财产转移到台湾安置，汤恩伯不但表示无条件服从，还当着蒋经国的面站在蒋介石画像前宣誓效忠。就在汤恩伯与蒋经国见面不久，他接到陈仪派代表送来的让其过目的起义声明以及与中共方面所达成的浙江起义协议。在陈仪亲笔所开列的起义声明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建筑工事、保护上海―切公寓设施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等内容。汤恩伯表面上欢迎陈仪的代表，同意起义声明的内容；待来人离开，他便毫不犹豫地将协议、声明以及陈仪给他的亲笔信一并交给蒋经国，并一口咬定陈仪在对他“策反”。就这样，汤恩伯在蒋氏父子威压与利诱之下，无耻地出卖了恩师陈仪。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国防部组成以顾祝同为庭长的“特别法庭”，审理陈仪“勾结共党，阴谋叛乱”案。汤恩伯在法庭上含混不清地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辩解：“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同年6月18日，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以“煽惑军人叛逃罪”，判处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死刑，“褥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而该案的另一涉嫌人汤恩伯，虽旧时“受陈仪私惠甚深”，但在关键时刻，“迫于忠党爱国之诚”，举报在先，免于追究。就在宣判的当日，陈仪在台北马厂町刑场就义，时年69岁。就义前，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傲然面对法官，只说了一句话：“一人死，精神永存”，便不再言语。 陈仪事件后，无耻告密、背叛恩师的汤恩伯也完全失去了蒋氏父子的信任。他备受排挤打击，思想包袱十分沉重，导致身体消瘦。1954年4月，汤恩泊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获蒋介石批准。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护送下，搭乘日航班机飞抵东京。汤恩伯一下飞机，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家著名医院。6月29日，汤恩伯做手术时，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时年55岁。葬于日本。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的死讯，冷淡地只说了一句：“他要是战死在上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