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讀書筆記
漢初劉向、劉歆父子和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奉詔考訂群書、總教典籍，著成《別錄》、《七略》之書。此二書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目錄學專著，以此為范，開啟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目錄編撰史。可惜二書至中唐之時已不存於世，而東漢班固因襲向歆父子之書略加修改增刪成《漢書•藝文志》福澤於今，是我們瞭解先秦兩漢學術文化狀況及其源流的最重要典籍之一，在“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關於《漢志》中《易》的地位
在《漢志》中，《易》類典籍居各類之首，且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周易》经传也經常被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易》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易》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六藝略•大序》中作者言：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袁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以仁、義、禮、智、信五常與《詩》《書》《禮》《樂》《春秋》這五經相配，認為五經像五常一樣，相須而備，更迭用事，而“《易》為之原”，可配天地。對《易經》的重視，形成了《漢志》甚至中國文化史上頗具特色的以《易》論文，以《易》闡釋學說來源及其特徵的現象。如在《書》類的小序中，班固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顏師古注：上擊之辭也），來說明《書》的來源；《禮》類小序中引《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儀有所錯”（顏師古注：《序卦》之辭也），來闡釋“禮”的實質；《樂》類小序引《易》曰：“先王做樂崇德，殷鑒之上帝，以享祖考”（顏師古注：《豫卦》象辭也），亦以說明樂的淵源。
《易》成為向、歆父子乃至班固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和探讨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這樣的觀念對後人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之於文學，劉氏父子和班固對《易》所傳達的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的信仰甚至對於我們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當然，這種信仰絕對不始於劉向、劉歆或者班固，但反映于他們的著述中，又確實強化了這種意識。
二、從《書》類文獻目錄看兩漢今古文之爭
在《書》類典籍中我們看到了《尚書古文經》和《經》這樣的區別，這裡所謂的《古文經》即《小序》中所言從孔子宅壁中所得的“皆古字”之書。（同時被發現的還有《禮記》、《論語》、《孝經》。）而“《經》二十九卷”，蓋指當時伏生所傳，後來被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
在《易》類書錄下未見“今古文”之別，單著“《易經》十二篇”，其原因已見於《易 小序》，蓋因劉向已以施、孟、梁丘三家本和中《古文易經》、費氏本互教，原書異文既然已經定奪，所以原書就不再著錄。而在《書》類之下，今古
《尚書》並存且《尚書古文經》在上，就格外值得關注了。
漢哀帝時，劉歆欲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這些“古文”經典立於學官、建置博士。而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便寫了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與其辯論，并對今文經學家“專己守殘，黨同門，嫉道真”（《移讓太常博士書》）的作風提出了批評。這就是經學歷史上綿延千年的今古文之爭的開始。把古文《尚書》置於今文《尚書》之前，正反應了劉歆堅持古文經的正宗的立場。
今古文經所爭的實質不過是勢位利祿和“正宗”的名分，因為如果經書被置於學官，必然給相應地治學之士提供相關的功名和利益。但是，在學風上兩派也確有區別，古文經學家相對而言更持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并蓄古今，亦更加重視訓詁、考據等工作；而今文經學家相對更重視微言大義的闡發。與此前人多有論述。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劉歆欲立古文經並非全是出於勢位的考慮，他希望“並置”今古文經，並不是要用古文經取代今文經，而是期望以“古文”補“今文”“離於全經，固已遠矣”之缺。這種學術上的包容和存真意識是值得讚賞的。《蘭台萬卷》中，李零教授對此有詳細分析。
三、從《六藝略》“詩”類和“詩賦”分略看先秦兩漢詩學觀念
《漢志 六藝略》中錄《詩經》和傳《詩經》的著述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六藝略》之外向歆父子又獨辟《詩賦略》記載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詩經》和後代歌詩的淵源在《詩賦略 大序》中作者已有闡述，按史部著作附於《春秋》類之後的體例，歌詩按理說當載于《詩經》之後。然而，對于相同的情況在具體的著錄中，劉氏父子卻採取了不同的著錄方法，這究竟是出於文學觀點的考量，還是牽就于歌詩類的卷帙之繁而做出的一種權宜之選？後代學人也多有論述。
在《文心雕龍·樂府》中劉勰曰：“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他似乎認為，劉向將《詩經》與“歌詩”分開著錄是為了區分詩與歌的不同。但詩三百篇皆可入樂而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劉勰的這一觀點顯然站不住腳；阮孝緒在《七錄序》中提到了另一觀點：“《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清代學者章學誠、今人餘嘉錫也承襲了這一觀點。劉師培則以為，“若詩賦諸體，則為古人有韻之文，源於古代之文言，故列於六藝九流之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為一體，不與它體相雜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我看來，或許劉氏父子將史部著述附于《春秋》之後才是真正的權益選擇，因為史部書籍本來不多（凡8家，289篇；另有年表三種），不足以單獨成略所以只能附在經下。而詩賦之文，不僅篇幅眾多，而且並非單純地闡釋《詩經》的作品，而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藝術創作，和“說”、“故”、“傳”、“注”、“箋”是有明顯差別的。雖然劉氏父子直到班固這一時期對於文學的獨立性并無清晰的認識，作為大型藏書目錄的草創，其體例也並不純嚴（餘嘉錫先生既已認為“諸子略”中有不少的詩賦作品和其他後世視為文學作品的創作），但對於詩賦創作和經的區別顯然劉氏父子也是注意到了的。
《白虎通·五經》雲：“經，常也。”《釋名》雲：“經者，徑也，常典也。”
可見“經”是具有恒常意義的典籍在當時已是共識。劉歆不愿看到今文經學以今亂古，固然也不願意非經之作和經相提並論，雖然二者之間具有源流關係。這樣看來，把詩賦另立一略才是當然之舉。
前賢究竟處於怎樣的考量現在已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詩賦的單獨成略對於我國文學較早地從經學中獨立出來、文學意識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而我國目錄之書從《班志》的六分法到最終經史子集“四分法”的形成，《詩賦略》的率先分科也是有其導引作用的。
《漢書•藝文志》讀書筆記
漢初劉向、劉歆父子和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奉詔考訂群書、總教典籍，著成《別錄》、《七略》之書。此二書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目錄學專著，以此為范，開啟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目錄編撰史。可惜二書至中唐之時已不存於世，而東漢班固因襲向歆父子之書略加修改增刪成《漢書•藝文志》福澤於今，是我們瞭解先秦兩漢學術文化狀況及其源流的最重要典籍之一，在“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關於《漢志》中《易》的地位
在《漢志》中，《易》類典籍居各類之首，且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周易》经传也經常被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易》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易》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六藝略•大序》中作者言：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袁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以仁、義、禮、智、信五常與《詩》《書》《禮》《樂》《春秋》這五經相配，認為五經像五常一樣，相須而備，更迭用事，而“《易》為之原”，可配天地。對《易經》的重視，形成了《漢志》甚至中國文化史上頗具特色的以《易》論文，以《易》闡釋學說來源及其特徵的現象。如在《書》類的小序中，班固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顏師古注：上擊之辭也），來說明《書》的來源；《禮》類小序中引《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儀有所錯”（顏師古注：《序卦》之辭也），來闡釋“禮”的實質；《樂》類小序引《易》曰：“先王做樂崇德，殷鑒之上帝，以享祖考”（顏師古注：《豫卦》象辭也），亦以說明樂的淵源。
《易》成為向、歆父子乃至班固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和探讨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這樣的觀念對後人產生了及其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之於文學，劉氏父子和班固對《易》所傳達的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的信仰甚至對於我們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當然，這種信仰絕對不始於劉向、劉歆或者班固，但反映于他們的著述中，又確實強化了這種意識。
二、從《書》類文獻目錄看兩漢今古文之爭
在《書》類典籍中我們看到了《尚書古文經》和《經》這樣的區別，這裡所謂的《古文經》即《小序》中所言從孔子宅壁中所得的“皆古字”之書。（同時被發現的還有《禮記》、《論語》、《孝經》。）而“《經》二十九卷”，蓋指當時伏生所傳，後來被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
在《易》類書錄下未見“今古文”之別，單著“《易經》十二篇”，其原因已見於《易 小序》，蓋因劉向已以施、孟、梁丘三家本和中《古文易經》、費氏本互教，原書異文既然已經定奪，所以原書就不再著錄。而在《書》類之下，今古
《尚書》並存且《尚書古文經》在上，就格外值得關注了。
漢哀帝時，劉歆欲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這些“古文”經典立於學官、建置博士。而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便寫了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與其辯論，并對今文經學家“專己守殘，黨同門，嫉道真”（《移讓太常博士書》）的作風提出了批評。這就是經學歷史上綿延千年的今古文之爭的開始。把古文《尚書》置於今文《尚書》之前，正反應了劉歆堅持古文經的正宗的立場。
今古文經所爭的實質不過是勢位利祿和“正宗”的名分，因為如果經書被置於學官，必然給相應地治學之士提供相關的功名和利益。但是，在學風上兩派也確有區別，古文經學家相對而言更持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并蓄古今，亦更加重視訓詁、考據等工作；而今文經學家相對更重視微言大義的闡發。與此前人多有論述。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劉歆欲立古文經並非全是出於勢位的考慮，他希望“並置”今古文經，並不是要用古文經取代今文經，而是期望以“古文”補“今文”“離於全經，固已遠矣”之缺。這種學術上的包容和存真意識是值得讚賞的。《蘭台萬卷》中，李零教授對此有詳細分析。
三、從《六藝略》“詩”類和“詩賦”分略看先秦兩漢詩學觀念
《漢志 六藝略》中錄《詩經》和傳《詩經》的著述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六藝略》之外向歆父子又獨辟《詩賦略》記載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詩經》和後代歌詩的淵源在《詩賦略 大序》中作者已有闡述，按史部著作附於《春秋》類之後的體例，歌詩按理說當載于《詩經》之後。然而，對于相同的情況在具體的著錄中，劉氏父子卻採取了不同的著錄方法，這究竟是出於文學觀點的考量，還是牽就于歌詩類的卷帙之繁而做出的一種權宜之選？後代學人也多有論述。
在《文心雕龍·樂府》中劉勰曰：“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他似乎認為，劉向將《詩經》與“歌詩”分開著錄是為了區分詩與歌的不同。但詩三百篇皆可入樂而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劉勰的這一觀點顯然站不住腳；阮孝緒在《七錄序》中提到了另一觀點：“《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清代學者章學誠、今人餘嘉錫也承襲了這一觀點。劉師培則以為，“若詩賦諸體，則為古人有韻之文，源於古代之文言，故列於六藝九流之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為一體，不與它體相雜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我看來，或許劉氏父子將史部著述附于《春秋》之後才是真正的權益選擇，因為史部書籍本來不多（凡8家，289篇；另有年表三種），不足以單獨成略所以只能附在經下。而詩賦之文，不僅篇幅眾多，而且並非單純地闡釋《詩經》的作品，而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藝術創作，和“說”、“故”、“傳”、“注”、“箋”是有明顯差別的。雖然劉氏父子直到班固這一時期對於文學的獨立性并無清晰的認識，作為大型藏書目錄的草創，其體例也並不純嚴（餘嘉錫先生既已認為“諸子略”中有不少的詩賦作品和其他後世視為文學作品的創作），但對於詩賦創作和經的區別顯然劉氏父子也是注意到了的。
《白虎通·五經》雲：“經，常也。”《釋名》雲：“經者，徑也，常典也。”
可見“經”是具有恒常意義的典籍在當時已是共識。劉歆不愿看到今文經學以今亂古，固然也不願意非經之作和經相提並論，雖然二者之間具有源流關係。這樣看來，把詩賦另立一略才是當然之舉。
前賢究竟處於怎樣的考量現在已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詩賦的單獨成略對於我國文學較早地從經學中獨立出來、文學意識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而我國目錄之書從《班志》的六分法到最終經史子集“四分法”的形成，《詩賦略》的率先分科也是有其導引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