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溆 刘瑛
[内容提要
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预示着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互联网则与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联。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互联网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利用和被利用的互动关系，它们在更深一层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新的“人种”。就全球化而言，这个新的“人种”的主宰就是跨国公司，而互联网则是这个新“人种”主宰者的中枢神经。这种新“人种”或虚拟人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构筑起各种虚拟关系，但这类关系不但和传统的本土社区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各种社会网的断然否定。也就是说，在虚拟空间内，国籍、种族、民族和性别等结构性因素已经逐渐的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正是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跨国公司与互联网的结合过程中没有挑战。无论公司之间在虚拟空间的间谍活动，还是能够瞬间摧毁部分甚至整个虚拟空间的计算机病毒，都直接威胁到全球化的进程。不过这些挑战从反面证明了全球化与互联网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而西方的公司从以本土社区或地区为市场的竞争型公司演变为以全球市场为着眼点的垄断型跨国公司，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其中涉及社区、家庭、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问题是，如果没有合适的传播系统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配合，无论是公司的成长还是全球化的进程都是难以完成的。从理论上说，历史由可以排列和割断的纪元或时代组成。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那个时代所用的媒体。媒体对信息进行吸收和记录，并把这些信息转换为与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性权力结构（Institutional Power Structure ）相一致的知识结构系统。此外，媒介类型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产生各种倾向性（Bias ）。这些倾向性对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有着强烈的影响。[1]更具体地说，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传播系统的演变史。恰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印刷出版业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电报和电话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和电视联系在一起一样，在全球化进程的初期阶段，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当代传播网络——互联网。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同盟。这个同盟是跨国公司在兼并或合并的基础上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也就是一个结网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是“纲”，支撑这个网的则是互联网。本文将着重讨论互联网的性质和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如果可以说“资本”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就是这个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在跨国公司与互联网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种”（虚拟人）。当这个新“人种”在虚拟社区内构筑各种支撑全球化所需的各种社会结构的时候，他的主宰——跨国公司则在几乎是无限的虚拟空间内从事着各种经济活动。二者的结合展示了当代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世界终有一天会被全球化，作为个人就不得不接受被虚拟化的现实，并且全球化得越彻底，这种虚拟的程度就越大。
一、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时代特征区别
我们说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中枢神经，而不是工具，是因为互联网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无限空间并把它们用网的形式有机地互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有机体，[3]恰如波斯特指出的：[4]“正在发生的可能是[一开始]人类创造了计算机[网络]，然后计算机[网络反过头来]又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种。”就全球化而言，这个新的“人种”的主宰就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而计算机网络则是这个新“人种”主宰者的中枢神经。这个新“人种”
是极具生物特征的虚拟有机体。这显然已经和传统媒体对人体眼睛、耳朵、嘴和脚的机械延伸有了质的区别。
根据麦克卢汉的媒体理论：[5]报刊是对人的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对耳朵的延伸、电视是对眼睛和耳朵的同时延伸、电话则是对耳朵和嘴的延伸。但这些延伸都是对各人体感官机械的独立延伸。此外，此类延伸是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而出现的延伸。当资本主义的西方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为了自身的成长及得到社会的认可，它们急需报刊和书籍来延伸它自己及所依靠的社会力量的眼睛。因此，笔者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新教和人文科学界对出版印刷业的利用，以及资产阶级对开现代报纸先河的商报的创立绝不是偶然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便开始了以科技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工业革命。伴随着铁路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界的管理人员不但接收和处理的信息急剧增加，而且对跨时空的协调和控制力度的要求大大增加。接收跨时空的信息需要耳朵的延伸，跨时空的协调和控制则需要对嘴的延伸，这是电话得以发展的前提。当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转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也就是说从资本积累阶段转入消费社会之后，商品的消费而不是生产成为主要问题。这种供大于需的矛盾的解决需要大众电子媒体的介入。的确，西方收音机，特别是电视的扩散和普及是消费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换句话说，商业公司要推销它们的商品，就需要把商品的信息传播给潜在的顾客。因此，利用收音机和电视对大众的耳朵和眼睛进行延伸就不奇怪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收音机和电视等媒体称之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原因之一。[6]
自然，西方资本主义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限于市场的开拓和商品的消费。如果说报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话，收音机和电视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创造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不可缺少的媒体。但是，无论是具有双向传播特征的电话还是以单向传播为基本特征的大众媒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都是以独立实体的形式存在的。换句话说，这些媒体固然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说它们本身是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分割或者说有机的组成部分。例如，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成功利用了大众传播媒体单向传播的威力。虽然具有双向传播特征的电话的确和市场经济关系密切，但它同样能被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所应用。[7]这就是说，传统媒体对人体不同感官的延伸是工具性的延伸或者说机械式的延伸，其结果是一种不平衡的延伸。
我们说书籍报刊是人的眼睛的延伸，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人的眼睛的延伸。读书看报要先识字，所以起码可以说在20世纪前的西方，书籍和报刊延伸的只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眼睛。这是书籍和报刊与大众电子媒体的根本区别。而那时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报刊对眼睛的延伸是所谓空间的延伸，其结果是利用国家这部机器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电视不是对某一阶层的人而是对大众的睛睛和耳朵的同时延伸。通过电视，特别是通过电视广告，传播者把“声”和“色”同时送到受众的耳朵和眼睛，不断地唤起大众内心深处的种种欲望，使他们成为可操纵的消费者。[8]但是互联网和已往的传统媒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互联网具备传统媒体的所有传播特征。事实上，无论是书籍和报刊还是电话、传真、收音机和电视都已成为互联网的内容。[9]不过，由于互联网不但为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关系的技术支持，而且提供使任何上网的人都成为传播者的技术支持，受众在互联网上除了可以给予即时反馈外，自己也可以成为传播者。也就是说，传统的大众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在互联网上模糊了。但是，这种模糊并不意味着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的出现，而是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所需要的“虚拟人”的诞生和“虚拟社区”的构建。我们在本文稍后的段落里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无限空间并把他们用网的形式有机地互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有机体。互联网是计算机网络的网中之网，它的发展预示着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全球化时代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时代，正在于推动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由于和计算机网络的有机结合而具有了鲜明的生物特征。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把它们当成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了。例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我们不得不用“病毒”二字来描述能使计算机网络不仅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往往摧毁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和消掉所存文件的时候，有机物和计算机网络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10]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过去，我们只有谈到生物的一些病症时才会用病毒这种词汇，或者只有谈到人类这种具有群体生存方式的动物的某些疾病时才会用传染这个词。现在计算机之间的互联是如此有机，其程度是如此之深，计算机网络开始呈现有机体才会有的一些生物特征，这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和传统的电子媒体最根本的区别。例如，无论是电视还是电话都不存在“病毒”问题，电话和电视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说是重要的，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公司来说，只不过是机械工具而已。电话固然是以网络的形式出现的，但这种网络的应用不仅基本上限于两点之间的通信，而且完全是一个机械工具。电视也可以形成网，但这个网指的是广播的覆盖面积。对于公司来说，其作用也无非是宣传或推销公司生产的商品或倡导消费文化。但是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利用和被利用的互动关系，它们在更深一层结合在了一起，并形成了具有生物特征的有机体。这就是说，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跨国公司或其它组织的神经系统。
从历史上来说，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总是和空间的扩张或市场的开拓及渗透联系在一起，大众传播是互联网的一部分，但是互联网的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是虚拟空间的开拓而不是现实世界的领土扩张或生存空间的争夺，这种虚拟空间从理论上讲具有无限的性质。在虚拟空间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领土之争，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传统意义上的纠纷不存在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少再用大炮、飞机和军舰来轰开其它主权国家的大门并进行殖民化运作了。换句话说，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在开拓今天的全球市场时，国家这部政治机器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如果跨国公司不但可以随意地跨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及在任何一个地方进行生产和销售，而且它们在全球城市里可以通过当代传播（计算机）网络以及虚拟空间对它们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它们为什么还需要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耗资巨大的军队系统来为它们开路或者为它们在其它国家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保护呢。[11]
二、虚拟空间的主宰——跨国公司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传播环境中，人们对空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实际空间不过是商品生产和销售或金融交易的一些具体地点。说得更确切一点，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这些地点越来越成为一些具体的商品生产地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跨国公司的东道国不会认为在他们的国家内设置一些商品生产地点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政治挑战。的确，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商品的销售和金融市场的交易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深，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或者说电子商务已经展示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和生命力。1995年年初，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只有2000家，到了1998年便增长到41万多家。目前在网上销售获利的公司已占46%。在1995年，美国的网上购买量仅有5亿美元，到2002年这个数字被预测为3000亿美元。英特尔中国公司总裁吉姆．加雷特先生进而预测说：未来10年内，50%的商务将用电子形式代替传统的交易方式。[12]至于金融市场上的外币交易，早在90年代初通过计算
机网络进行的几乎是实时的交易额便达到了每天1万亿美元（＄1trillian per day ）。[13]跨国公司对虚拟空间的开拓以及诸如金融市场的外币计算机网络交易等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实际边境失去了传统的意义。这当然意味着对国家的概念及主权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不同于昔日攻城掠地的入侵。也许正因为此，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迄今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
虽说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越来越趋向于在虚拟空间内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没有控制在各空间的经济活动的中心。德伯特指出：[14]
对这种不分日夜的大规模全球市场的反应[不但]是新空间和新流通[方式]的诞生，而且是新的中心和“中枢”的出现。这些中心或中枢[为我们提供了]窥视正在展开的后现代世界秩序的结构[的一个机会]。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被认为是发指令的一个城市„„
[或者说]是首都的首都。
这里想要着重说明的是，这些发指令的中心之所以诞生是因为“电子网络相互依赖性的联结推动了对诸如伦敦、纽约和东京这类城市的依赖„„”[15]很明显，从传播环境方面讲，这些已经超出了国家范围的城市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城市正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全球电子网络中心的汇集点。
全球城市是跨国公司或者说经济公民的首都，或者说是全球化时代“商人共和国”的首都。[16]虽说这个“商人共和国”主要在虚拟空间运作，但它确实存在。而互联网则是电子网络中的网中之网，它的汇集点在全球城市。因此，互联网不仅为虚拟的“商人共和国”提供了无限制的虚拟空间，而且是这个“商人共和国”得以运转和生机勃勃发展的中枢神经。当然，互联网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就具有全球性质的互联网而言，以交流为目的的应用主要由电子邮件、新闻组（Usernet 或Newsnet ）和网络搜索（Network Search）来组成。互联网上成千上万的新闻组均为可以允许组员“张贴”新闻或其它消息的电子公告牌。视不同性质的新闻组而言，其主题可以为艺术、科学或技术、娱乐和休闲等等。网络搜索指的是为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数据库之间提供联结的技术支撑，这种搜索是在万维网（World Wide Web ）所制定的语言（HTML ）的基础上进行的。[17]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上的网站目前有[传统媒体开设的]网站、娱乐体育网站、医疗健康网站、电脑网络网站、政府网站、个人主页和个人站点等等。[18]这就是说，互联网上的网民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公民”或跨国公司。但是，正如我们下边要讨论的，网民的出现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反映。
互联网为“商人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但这个“共和国”的公民是谁呢? 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主要是“经济公民”（跨国公司）。就“商人共和国”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的运作而言，它的“公民”所扮演的角色和一般网民不同。无论是从网络通信还是从网络广播的角度来讲，“经济公民”（跨国公司）都要比个人互联网使用者更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优势。也可以说，跨国公司对互联网的利用要比个人充分和主动得多。对于跨国公司这类经济公民来说，互联网不但为它们在全球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管理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通讯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提供虚拟空间的形式使它们把世界上所有市场变为自己的市场的潜力或能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实际上的物理空间对它们来说越来越没有意义。的确，任何上网的人都可以成为网民，但只有在虚拟空间内具有网站或主页的个人或公司或机构才具有“户口”或者说是“房产”。它们以在虚拟空间建立诸如MSNBC 、美国在线和亚马逊等具有强大威力的公司营销网站的方式使它们成为虚拟空间的主流或者说“商人共和国”
受人注目的“公民”。也就是说，它们在虚拟空间的网站往往是被访问最频繁的网站之一。
互联网固然有其“民主”的一面。例如，网民与大众传媒受众这个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受众这个概念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这是由大众传播的单项性所决定的。[19]无论是从传播者的角度还是以交流为目的的应用来看，起码就媒体的性质而言，互联网代表的都是互动。互联网上存在的成千上万的网站或主页意味着几乎是无限的选择，选择需要主动性。至于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新闻组和网络搜索的应用本身就是互动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就意味着受众的终结。但是受众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网民在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内的互动都属于同一性质。例如，虽然说现在在网上设置个人网站或主页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网站都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几乎人人都具备成为一个传播者的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虚拟空间中一般人的网站或主页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注意。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绝大多数的人都能用嘴巴来讲话，但只有很少的人讲的话能为公众注意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地位要由受教育程度、收入的多少和职业声望的高低等综合因素决定一样，在虚拟空间中一个网站或主页受注意的程度通常也要受到它所代表的机构和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
自然，在互联网时代，一般人所具有的传播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在网上建网站或设置网页，而且还表现在通过新闻组以广播的形式发送信息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政治力量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一个人通过新闻组这个渠道进行广播式的传播，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全球化进程提出有意义的挑战。也许在某个特定时刻和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新闻组发布的消息能导致一定的政治行为（例如对WTO 年会举行时的群体抗议）。但是，这些政治行为一般不能产生有效的效果。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众媒体，而不是互动型电子媒体是进行激进政治活动的最佳宣传工具。事实是，正如前边刚刚指出过的，在网上，被访问频率最高的网站往往是跨国公司的网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它们，而不是一些具体的新闻组代表着互联网的“大众媒体”维面。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网站往往提供令访问者流连忘返的虚拟空间。通过这些虚拟空间，访问者转化为对跨国公司毫无抵抗力的“虚拟人”，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虚拟社会关系的构建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
自然，大众上网的目的绝不仅仅限于发布消息。在网上与其他人进行实时交流也是网民的乐趣之一，但是这种交流和电话通话不同，它是虚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人的社会交往从以本土社区的面对面全方位交往演变成了单维交往（例如专业组织和协会等等），
[20]具体到传播环境，这种演变和交通、电话、电视等传播工具的发展息息相关。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交通、电话、电视等的发展构成了本土社区解体的外在条件的话，那么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交流又会对现存的社会结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笔者认为，本土社区的解体是形成跨国公司的条件或前提之一。[21]因此，也许更合适的问题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互联网会为形成这种全球化所需的社会结构提供什么样的支撑? 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讨论全球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全球化不仅是对民族而且是对国家的超越。这里早已不是什么本土社区问题，说得更直接一些，“全球化就是在我们这个日趋互相依存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一套同样的[市场]经济法规来统治的程度”。[22]世界性的互相依存需要以互联为基本特征的互联网来支撑，而用同一套市场经济法则来规范社会行为，则意味着除了经济关系以外任何其它关系的萎缩，这其中包括社会关系。
现实社会关系萎缩到极限的时候便成为虚拟社会关系。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使得构建虚拟社会关系成为可能。西方交通、电话和电视的发展固然对摧毁本土社区及形成离散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社会关系网了，只不过这种关系网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变得单一化和超出了本土地域的限制。也就是说，虽然人们和自己周围的人和环境之间全方位的互动关系不存在了，但在更大的空间依然有着依赖电话等传播工具支撑的关系网。[23]这里的问题是，虽然这种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呈单维性并且不再以本土社区为基础，但它们依然有着鲜明的民族、种族、国籍等社会和地域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和全球化定义本身相矛盾。跨国公司的要害是跨国，换句话说，无论从哪个学科的角度去定义全球化，都不能不承认它是对国家这个基本概念的挑战。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出现，为这个矛盾提供了彻底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本文前边谈到过，互联网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中枢神经。对于网民来说，虚拟空间的出现意味着人和计算机网络之间界限的模糊。换句话说，人和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正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而消失。例如，日本最近开发出一种测量人体疲劳程度的计算机软件，这种软件利用定量比较正常人和疲劳的人的声音来确定一个人的疲劳程度。据介绍，开发这种软件的起因源于对发动机的观察。发动机在“疲劳”或出毛病的时候，便会发出异常的声音，因此，该软件的开发者便认为，既然机器的发动机是这样，那么人也不会例外。[24]对这些软件的开发者说，机器和人之间的界限不是模糊，而简直是根本不存在了，甚至人要以机器为标准或参照物。
机器和人之间的区别模糊以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据报载，一位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年轻女士要和她的丈夫离婚，原因是她丈夫在一个网站的虚拟社区里“金屋藏娇”。[25]据说，在这类虚拟社区里，访问者只要注册成为该社区的社员，就可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与“心爱的人”恋爱，直至结婚生子。问题是，网站在虚拟社区内的成员不一定都是实际的人，“在互联网上存在[虚拟]的人，你[可以]通过[计算机]键盘和他们谈话，就像你和你的朋友在网上的聊天室聊天一样，[这些虚拟人也会]用文本或声音回答你”。[26]事实上，这些由计算机软件构成并存有丰富数据的“虚拟人”往往是网上聊天室内或社区内最受欢迎的“人”。[27]因此，机器和人之间的区别模糊以后的结果就是现实和虚拟的塌陷，起码对上边提到的那对年轻的夫妇来说，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区别不存在了。在全球化时代，人和机器之间区别的模糊意味着对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破坏，更不用说与此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了。也就是说，这种人机不分或人机结合的世界最终将使个人毫无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可言。因为人机不分本身是虚拟空间的特征之一，跨国公司或资本主义同盟将再也用不着担心他们会对全球化进程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挑战。
在跨国公司推动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社会关系正逐步移入虚拟空间。当人们在网上交友、谈情说爱、分享业余爱好、探讨知识的时候，性别、民族、种族、国籍这些在实际空间的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不但突然退居次要的位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变得毫不相干。[28]并且全球化程度越深的地方，这种现象就越明显。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国籍（或公民感）、民族、种族、性别等因素在人们的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或者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越来越不起作用，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有什么能形成政治或社会力量的内涵。比方说，当人们不再围绕在国旗周围并充满了公民感的时候，国家还具有真正的意义吗?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上边提到的超越本土社区的社会网主要是在国籍、民族、种族、性别等这些结构性因素构成的框架中存在的，如果这个框架不存在了，那么靠高速公路和电话等维持的社会网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局面难道不正是跨国
公司所期待的吗?
跨国公司出现的前提是本土社区的解体。全球化要向纵深发展，就必须进而打破有关国籍、民族、种族、性别等传统的意识形态，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空间使得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跨国籍、民族、种族、性别等结构性因素的虚拟社会结构成为可能。在这种虚拟社会结构内存在的各种关系越紧密，和实际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因素越没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恰如高速公路、电话、收音机和电视与本土社区的崩溃联系在一起一样，互联网上的虚拟社会空间的构建则与公民感及种族或民族感的削弱和性别的模糊分不开。这种削弱和模糊正是跨国公司提到的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条件，这恰恰也是跨国公司们期待的结局。
四、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挑战
我们在前边指出了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而不是一般的网民在和互联网的互动中占有优势，我们进而讨论了虚拟社会关系和虚拟社会结构的构建对现实生活中在国家等意识形态框架下存在的社会网的威胁和破坏。但是，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已经不仅仅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必不可缺少的传播环境，它已成为跨国公司互相竞争的新领域。在虚拟空间中，不但存在着冲突，而且有时是很剧烈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基本上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冲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面的冲突。这也就是说，互联网上的冲突基本上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同盟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的结合，也就是说，来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为了一个赚钱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具有共同的目标不等于没有竞争和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商人共和国”还没有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结构，起码在现阶段，“商人共和国”是各路“诸侯”结盟的结果，而这种联盟内部的冲突在虚拟空间最突出的反映便是所谓“黑客”（Hacker ）的出现。
谈到“黑客”，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些年轻的计算机软件高手或神童对互联网虚拟空间的一些著名的商业或政府网站或计算机网络的入侵和破坏，但这并不是虚拟空间的真正犯罪。发生在虚拟空间的真正犯罪来源于公司之间的间谍活动，更具体地说，公司为刺探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而雇佣的“黑客”犯罪才是虚拟空间内真正的犯罪，但这类犯罪很少被破案或曝光。[29]在美国进行的几次权威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2000年，美国公司由于竞争对手雇佣“黑客”在虚拟空间内盗走商业机密信息而蒙受的损失便接近7千万美元。“盗取商业机密的‘黑客’犯罪越来越多，不过很难取证，没有人想谈论这类问题。”[30]为什么没有人想谈论这类问题呢? 一是就像一些妇女被强奸后不愿意去报案一样，网站或计算机网络受到侵犯的公司也不愿蒙受遭到曝光后的尴尬；二是被公司雇佣的“黑客”是职业高手，他们在作案时很少像新闻媒体报道的那些青少年业余“黑客”那样留下很多痕迹。“关于青少年‘黑客’是塞伯空间[虚拟空间]的[主要]威胁的论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些[青少年‘黑客’]之所以[常常]成为新闻头条是因为他们被抓住了，而职业‘黑客’是抓不住的。”[31]这些职业“黑客”之所以很难被抓获，除了他们的技术高超以外，还因为网络信息的特殊性。虽然有些网站或计算机网络内的商业信息很可能价值连城，但他们不像其他有形财产，它们可以被以复制的方式偷盗而把原件原封不动地留在网上，其结果是原件变得毫无价值。
但是不管虚拟空间内公司间的间谍活动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它并不是纵横于虚拟空间内的跨国公司们遇到的最大问题，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类活动已经威胁到跨国公司之间的结盟或者说全球化的进程。对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跨国公司的真正挑战在于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已经不仅仅是像电话那样的商业工具，它们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这个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在虚拟空间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和接收机网络的结合而带
来的“健康”问题。就虚拟空间内公司间间谍问题而言，给跨国公司带来麻烦的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个人。但就网上跨国公司的“健康”而言，给它们带来“疾病”的却是个人而不是竞争对手或任何有组织的团体。
我们在本文的前边指出过，互联网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无限空间并把它们用网的形式有机地互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有机体，或者说新“人种”，这个新“人种”是极具生物特征的虚拟有机体。我们在前边用“病毒”的扩散来描述计算机网络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的“传染病”现象，还表明了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具备了只有高级动物才会有的另一特征—社会性。一些专家注意到，计算机“病毒”的传播和爱滋病的传播极为类似，其危险程度也基本相同。[32]就网民而言，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是由于在流水线上重复简单单调的工作而产生的异化问题，正如前边讨论过的，也不是由于本土社区的解体而不得不孤独地生活在跨地域的社会网并成为被动的消费者的问题，而是人和机器越来越难以区分的问题，或者说“虚拟人”的问题。全球化进程越深入，这种区分就越困难。这种生活在虚拟空间内的人机结合体固然不会对全球化的进程提出什么挑战，但从生活的角度来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制造或带有“病毒”的人。这些人通过网络“传染”，有着在瞬间摧毁部分甚至整个虚拟空间的潜在威胁，而完全网络化了的跨国公司显然是这种致命威胁的最大受害者。没有了跨国公司，哪里还会有全球化。可以这样说，计算机“病毒”是新世纪里全球化进程乃至全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人类，是人机合而为一的“新人类”。就全球化而言，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计算机网络的瘫痪，则意味着公司指挥机关或中枢神经的瘫痪。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历可以发现，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预示着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如果说“媒体即信息”的话，那么互联网的重要信息之一便是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互联网所展示的虚拟空间不仅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领地，而且为全球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集中反映在人机结合而形成的新“人种”或者说“虚拟人”身上。就全球化而言，这个新的“人种”的主宰就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而计算机网络则是这个新“人种”主宰者的中枢神经。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是要把人变为机器或者说把人当成机器来使用；后工业化时代则进而发展到要把人变成坐在电视机前的消费机器；而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则是虚拟人，这种虚拟人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构筑起各种虚拟关系。但这类关系不但和传统的本土社区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各种社会网的断然否定。也就是说，在虚拟空间内，国籍、种族、民族和性别等结构性因素已经逐渐地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正是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跨国公司与互联网的结合过程中没有挑战，无论是公司之间在虚拟空间的间谍活动，还是能够瞬间摧毁部分甚至整个虚拟空间的计算机病毒，都直接威胁到全球化的进程。然而，正是这些挑战从反面证明了全球化与互联网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教所长
注释
[1] 参阅Paul Heyer. Communication and History, Greenwood Press, 1988, P.115。
[2] 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人民出版社即出。
[3]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跨国公司利用互联网有机地互联在了一起。
[4]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4。
[5]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McGrow-Hill,1964。
[6] 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
[7] 的确，曾有学者指出过电话具有促进民主的潜力（参阅C. Cherry: “Telephone System: Creator of Mo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edited by I.D.S. Pool, The MIT Press）。但笔者认为，影响电话扩散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话业的迅速发展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8] 参阅拙作：《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1期。
[9] 关于旧媒体是新媒体内容的理论，参阅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McGrow-Hill, 1964。
[10] 计算机“病毒”是一套计算机指令（小程序）。它依附在其它程序或文件中，并且在这些程序和文件运行期间进行“繁殖”。这种“病毒”的危险性在于它具有“传染”性。即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文件或信息的传输瞬间传染给网上其它计算机。
[11] 当然，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我们只能对此作一些相对性的评论。例如，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依然驻扎着军队。但是冷战以后的世界政治局势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存在并不以殖民或“门户开放”为基本目标了。此外，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或资本主义同盟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力量的优势是如此的绝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哪个国家会对它们的“进入”（例如投资）加以拒绝。这方面，越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过多少年的浴血奋战，越南在上世纪70年代初把当时不共戴天的美国侵略者赶出了国门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和自主权。然而，只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美国跨国公司又出现在越南的领土上。美国跨国公司的这次“入侵”，没有用B52轰炸机开路，它们这次用的“武器”是美元（或者说投资）、以可口可乐等代表的文化和高科技。这一次，越南当局用鲜花和掌声来迎接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在像越南这片当年被越南人民用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遇到的都是鲜花和掌声，世界上其他国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拒之于国门之外。
[12] 以上数字均转引自聂元铭编著的《网络经济》，地震出版社，2000年版。
[13] 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Winter 1993, P.141。
[14] Ronald Deibert: Parchment, Printing, and Hypermed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4。
[15] Nigel Thrift and A.Leyshon: A Phantom State? The De-Traditionalization of Money,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es, Political Geography, 13,July 1994, P.132。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全球城市的出现推动了对电子网络的依赖。
[16] 有关全球城市、经济公民和“商人共和国”的详细讨论，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
[17] 有关分类的详细讨论，请参阅Richard Gershon: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Global Messages and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Lawrence Erlbaun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7。
[18] 有关的分类，请参阅钟瑛：《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19] 有关方面的论述，请参阅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1994。
[20] 有关方面的详细讨论，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
[21] 《环球同此凉热》。
[22] Everett Rogers: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the New Milleniu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0, No.2, 2000, P.84。
[23] 例如，电话联系和面对面的交流有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参阅Barry Wellman, P.Carrington, and A.Hall: “NetworkasPersonalCommunities, ”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ited by B.Wellman and S.Berkowit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 见中国中央电视台2000年12月20日的早间新闻报道。
[25] 见《楚天都市报》2000年12月27日第7版。
[26] 见www.msnbc.com/news/507836.asp, 2000年12月25日。
[27] 同上。
[28] 例如，在现实社会中的性别区分在虚拟社区内失去了意义。在虚拟社区内，不但性别可以随意更改，而且在现实社会中倍受歧视的同性恋在虚拟空间里的相关社区内也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29] 参阅www.msnbc.com/news/457161.asp. September 11, 2000。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杨伯溆 刘瑛
[内容提要
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预示着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互联网则与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联。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互联网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利用和被利用的互动关系，它们在更深一层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新的“人种”。就全球化而言，这个新的“人种”的主宰就是跨国公司，而互联网则是这个新“人种”主宰者的中枢神经。这种新“人种”或虚拟人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构筑起各种虚拟关系，但这类关系不但和传统的本土社区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各种社会网的断然否定。也就是说，在虚拟空间内，国籍、种族、民族和性别等结构性因素已经逐渐的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正是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跨国公司与互联网的结合过程中没有挑战。无论公司之间在虚拟空间的间谍活动，还是能够瞬间摧毁部分甚至整个虚拟空间的计算机病毒，都直接威胁到全球化的进程。不过这些挑战从反面证明了全球化与互联网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而西方的公司从以本土社区或地区为市场的竞争型公司演变为以全球市场为着眼点的垄断型跨国公司，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其中涉及社区、家庭、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问题是，如果没有合适的传播系统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配合，无论是公司的成长还是全球化的进程都是难以完成的。从理论上说，历史由可以排列和割断的纪元或时代组成。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那个时代所用的媒体。媒体对信息进行吸收和记录，并把这些信息转换为与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性权力结构（Institutional Power Structure ）相一致的知识结构系统。此外，媒介类型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产生各种倾向性（Bias ）。这些倾向性对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有着强烈的影响。[1]更具体地说，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传播系统的演变史。恰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印刷出版业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电报和电话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和电视联系在一起一样，在全球化进程的初期阶段，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当代传播网络——互联网。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同盟。这个同盟是跨国公司在兼并或合并的基础上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也就是一个结网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是“纲”，支撑这个网的则是互联网。本文将着重讨论互联网的性质和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如果可以说“资本”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就是这个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在跨国公司与互联网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种”（虚拟人）。当这个新“人种”在虚拟社区内构筑各种支撑全球化所需的各种社会结构的时候，他的主宰——跨国公司则在几乎是无限的虚拟空间内从事着各种经济活动。二者的结合展示了当代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世界终有一天会被全球化，作为个人就不得不接受被虚拟化的现实，并且全球化得越彻底，这种虚拟的程度就越大。
一、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时代特征区别
我们说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中枢神经，而不是工具，是因为互联网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无限空间并把它们用网的形式有机地互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有机体，[3]恰如波斯特指出的：[4]“正在发生的可能是[一开始]人类创造了计算机[网络]，然后计算机[网络反过头来]又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种。”就全球化而言，这个新的“人种”的主宰就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而计算机网络则是这个新“人种”主宰者的中枢神经。这个新“人种”
是极具生物特征的虚拟有机体。这显然已经和传统媒体对人体眼睛、耳朵、嘴和脚的机械延伸有了质的区别。
根据麦克卢汉的媒体理论：[5]报刊是对人的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对耳朵的延伸、电视是对眼睛和耳朵的同时延伸、电话则是对耳朵和嘴的延伸。但这些延伸都是对各人体感官机械的独立延伸。此外，此类延伸是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而出现的延伸。当资本主义的西方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为了自身的成长及得到社会的认可，它们急需报刊和书籍来延伸它自己及所依靠的社会力量的眼睛。因此，笔者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新教和人文科学界对出版印刷业的利用，以及资产阶级对开现代报纸先河的商报的创立绝不是偶然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便开始了以科技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工业革命。伴随着铁路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界的管理人员不但接收和处理的信息急剧增加，而且对跨时空的协调和控制力度的要求大大增加。接收跨时空的信息需要耳朵的延伸，跨时空的协调和控制则需要对嘴的延伸，这是电话得以发展的前提。当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转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也就是说从资本积累阶段转入消费社会之后，商品的消费而不是生产成为主要问题。这种供大于需的矛盾的解决需要大众电子媒体的介入。的确，西方收音机，特别是电视的扩散和普及是消费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换句话说，商业公司要推销它们的商品，就需要把商品的信息传播给潜在的顾客。因此，利用收音机和电视对大众的耳朵和眼睛进行延伸就不奇怪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收音机和电视等媒体称之为大众媒体的主要原因之一。[6]
自然，西方资本主义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限于市场的开拓和商品的消费。如果说报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话，收音机和电视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创造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不可缺少的媒体。但是，无论是具有双向传播特征的电话还是以单向传播为基本特征的大众媒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都是以独立实体的形式存在的。换句话说，这些媒体固然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说它们本身是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分割或者说有机的组成部分。例如，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随后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成功利用了大众传播媒体单向传播的威力。虽然具有双向传播特征的电话的确和市场经济关系密切，但它同样能被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所应用。[7]这就是说，传统媒体对人体不同感官的延伸是工具性的延伸或者说机械式的延伸，其结果是一种不平衡的延伸。
我们说书籍报刊是人的眼睛的延伸，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人的眼睛的延伸。读书看报要先识字，所以起码可以说在20世纪前的西方，书籍和报刊延伸的只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眼睛。这是书籍和报刊与大众电子媒体的根本区别。而那时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报刊对眼睛的延伸是所谓空间的延伸，其结果是利用国家这部机器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电视不是对某一阶层的人而是对大众的睛睛和耳朵的同时延伸。通过电视，特别是通过电视广告，传播者把“声”和“色”同时送到受众的耳朵和眼睛，不断地唤起大众内心深处的种种欲望，使他们成为可操纵的消费者。[8]但是互联网和已往的传统媒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互联网具备传统媒体的所有传播特征。事实上，无论是书籍和报刊还是电话、传真、收音机和电视都已成为互联网的内容。[9]不过，由于互联网不但为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关系的技术支持，而且提供使任何上网的人都成为传播者的技术支持，受众在互联网上除了可以给予即时反馈外，自己也可以成为传播者。也就是说，传统的大众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在互联网上模糊了。但是，这种模糊并不意味着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的出现，而是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所需要的“虚拟人”的诞生和“虚拟社区”的构建。我们在本文稍后的段落里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无限空间并把他们用网的形式有机地互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有机体。互联网是计算机网络的网中之网，它的发展预示着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全球化时代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时代，正在于推动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由于和计算机网络的有机结合而具有了鲜明的生物特征。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把它们当成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了。例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我们不得不用“病毒”二字来描述能使计算机网络不仅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往往摧毁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和消掉所存文件的时候，有机物和计算机网络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10]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过去，我们只有谈到生物的一些病症时才会用病毒这种词汇，或者只有谈到人类这种具有群体生存方式的动物的某些疾病时才会用传染这个词。现在计算机之间的互联是如此有机，其程度是如此之深，计算机网络开始呈现有机体才会有的一些生物特征，这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和传统的电子媒体最根本的区别。例如，无论是电视还是电话都不存在“病毒”问题，电话和电视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说是重要的，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公司来说，只不过是机械工具而已。电话固然是以网络的形式出现的，但这种网络的应用不仅基本上限于两点之间的通信，而且完全是一个机械工具。电视也可以形成网，但这个网指的是广播的覆盖面积。对于公司来说，其作用也无非是宣传或推销公司生产的商品或倡导消费文化。但是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利用和被利用的互动关系，它们在更深一层结合在了一起，并形成了具有生物特征的有机体。这就是说，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跨国公司或其它组织的神经系统。
从历史上来说，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总是和空间的扩张或市场的开拓及渗透联系在一起，大众传播是互联网的一部分，但是互联网的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是虚拟空间的开拓而不是现实世界的领土扩张或生存空间的争夺，这种虚拟空间从理论上讲具有无限的性质。在虚拟空间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领土之争，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传统意义上的纠纷不存在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少再用大炮、飞机和军舰来轰开其它主权国家的大门并进行殖民化运作了。换句话说，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在开拓今天的全球市场时，国家这部政治机器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如果跨国公司不但可以随意地跨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及在任何一个地方进行生产和销售，而且它们在全球城市里可以通过当代传播（计算机）网络以及虚拟空间对它们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它们为什么还需要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耗资巨大的军队系统来为它们开路或者为它们在其它国家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保护呢。[11]
二、虚拟空间的主宰——跨国公司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传播环境中，人们对空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实际空间不过是商品生产和销售或金融交易的一些具体地点。说得更确切一点，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这些地点越来越成为一些具体的商品生产地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跨国公司的东道国不会认为在他们的国家内设置一些商品生产地点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政治挑战。的确，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商品的销售和金融市场的交易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深，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或者说电子商务已经展示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和生命力。1995年年初，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只有2000家，到了1998年便增长到41万多家。目前在网上销售获利的公司已占46%。在1995年，美国的网上购买量仅有5亿美元，到2002年这个数字被预测为3000亿美元。英特尔中国公司总裁吉姆．加雷特先生进而预测说：未来10年内，50%的商务将用电子形式代替传统的交易方式。[12]至于金融市场上的外币交易，早在90年代初通过计算
机网络进行的几乎是实时的交易额便达到了每天1万亿美元（＄1trillian per day ）。[13]跨国公司对虚拟空间的开拓以及诸如金融市场的外币计算机网络交易等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实际边境失去了传统的意义。这当然意味着对国家的概念及主权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不同于昔日攻城掠地的入侵。也许正因为此，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迄今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
虽说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越来越趋向于在虚拟空间内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没有控制在各空间的经济活动的中心。德伯特指出：[14]
对这种不分日夜的大规模全球市场的反应[不但]是新空间和新流通[方式]的诞生，而且是新的中心和“中枢”的出现。这些中心或中枢[为我们提供了]窥视正在展开的后现代世界秩序的结构[的一个机会]。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被认为是发指令的一个城市„„
[或者说]是首都的首都。
这里想要着重说明的是，这些发指令的中心之所以诞生是因为“电子网络相互依赖性的联结推动了对诸如伦敦、纽约和东京这类城市的依赖„„”[15]很明显，从传播环境方面讲，这些已经超出了国家范围的城市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城市正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全球电子网络中心的汇集点。
全球城市是跨国公司或者说经济公民的首都，或者说是全球化时代“商人共和国”的首都。[16]虽说这个“商人共和国”主要在虚拟空间运作，但它确实存在。而互联网则是电子网络中的网中之网，它的汇集点在全球城市。因此，互联网不仅为虚拟的“商人共和国”提供了无限制的虚拟空间，而且是这个“商人共和国”得以运转和生机勃勃发展的中枢神经。当然，互联网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就具有全球性质的互联网而言，以交流为目的的应用主要由电子邮件、新闻组（Usernet 或Newsnet ）和网络搜索（Network Search）来组成。互联网上成千上万的新闻组均为可以允许组员“张贴”新闻或其它消息的电子公告牌。视不同性质的新闻组而言，其主题可以为艺术、科学或技术、娱乐和休闲等等。网络搜索指的是为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数据库之间提供联结的技术支撑，这种搜索是在万维网（World Wide Web ）所制定的语言（HTML ）的基础上进行的。[17]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上的网站目前有[传统媒体开设的]网站、娱乐体育网站、医疗健康网站、电脑网络网站、政府网站、个人主页和个人站点等等。[18]这就是说，互联网上的网民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公民”或跨国公司。但是，正如我们下边要讨论的，网民的出现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反映。
互联网为“商人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但这个“共和国”的公民是谁呢? 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主要是“经济公民”（跨国公司）。就“商人共和国”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的运作而言，它的“公民”所扮演的角色和一般网民不同。无论是从网络通信还是从网络广播的角度来讲，“经济公民”（跨国公司）都要比个人互联网使用者更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优势。也可以说，跨国公司对互联网的利用要比个人充分和主动得多。对于跨国公司这类经济公民来说，互联网不但为它们在全球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管理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通讯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提供虚拟空间的形式使它们把世界上所有市场变为自己的市场的潜力或能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实际上的物理空间对它们来说越来越没有意义。的确，任何上网的人都可以成为网民，但只有在虚拟空间内具有网站或主页的个人或公司或机构才具有“户口”或者说是“房产”。它们以在虚拟空间建立诸如MSNBC 、美国在线和亚马逊等具有强大威力的公司营销网站的方式使它们成为虚拟空间的主流或者说“商人共和国”
受人注目的“公民”。也就是说，它们在虚拟空间的网站往往是被访问最频繁的网站之一。
互联网固然有其“民主”的一面。例如，网民与大众传媒受众这个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受众这个概念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这是由大众传播的单项性所决定的。[19]无论是从传播者的角度还是以交流为目的的应用来看，起码就媒体的性质而言，互联网代表的都是互动。互联网上存在的成千上万的网站或主页意味着几乎是无限的选择，选择需要主动性。至于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新闻组和网络搜索的应用本身就是互动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就意味着受众的终结。但是受众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网民在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内的互动都属于同一性质。例如，虽然说现在在网上设置个人网站或主页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网站都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几乎人人都具备成为一个传播者的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虚拟空间中一般人的网站或主页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注意。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绝大多数的人都能用嘴巴来讲话，但只有很少的人讲的话能为公众注意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地位要由受教育程度、收入的多少和职业声望的高低等综合因素决定一样，在虚拟空间中一个网站或主页受注意的程度通常也要受到它所代表的机构和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
自然，在互联网时代，一般人所具有的传播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在网上建网站或设置网页，而且还表现在通过新闻组以广播的形式发送信息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政治力量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一个人通过新闻组这个渠道进行广播式的传播，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全球化进程提出有意义的挑战。也许在某个特定时刻和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新闻组发布的消息能导致一定的政治行为（例如对WTO 年会举行时的群体抗议）。但是，这些政治行为一般不能产生有效的效果。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众媒体，而不是互动型电子媒体是进行激进政治活动的最佳宣传工具。事实是，正如前边刚刚指出过的，在网上，被访问频率最高的网站往往是跨国公司的网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它们，而不是一些具体的新闻组代表着互联网的“大众媒体”维面。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网站往往提供令访问者流连忘返的虚拟空间。通过这些虚拟空间，访问者转化为对跨国公司毫无抵抗力的“虚拟人”，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虚拟社会关系的构建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
自然，大众上网的目的绝不仅仅限于发布消息。在网上与其他人进行实时交流也是网民的乐趣之一，但是这种交流和电话通话不同，它是虚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人的社会交往从以本土社区的面对面全方位交往演变成了单维交往（例如专业组织和协会等等），
[20]具体到传播环境，这种演变和交通、电话、电视等传播工具的发展息息相关。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交通、电话、电视等的发展构成了本土社区解体的外在条件的话，那么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交流又会对现存的社会结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笔者认为，本土社区的解体是形成跨国公司的条件或前提之一。[21]因此，也许更合适的问题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互联网会为形成这种全球化所需的社会结构提供什么样的支撑? 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讨论全球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全球化不仅是对民族而且是对国家的超越。这里早已不是什么本土社区问题，说得更直接一些，“全球化就是在我们这个日趋互相依存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一套同样的[市场]经济法规来统治的程度”。[22]世界性的互相依存需要以互联为基本特征的互联网来支撑，而用同一套市场经济法则来规范社会行为，则意味着除了经济关系以外任何其它关系的萎缩，这其中包括社会关系。
现实社会关系萎缩到极限的时候便成为虚拟社会关系。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使得构建虚拟社会关系成为可能。西方交通、电话和电视的发展固然对摧毁本土社区及形成离散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社会关系网了，只不过这种关系网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变得单一化和超出了本土地域的限制。也就是说，虽然人们和自己周围的人和环境之间全方位的互动关系不存在了，但在更大的空间依然有着依赖电话等传播工具支撑的关系网。[23]这里的问题是，虽然这种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呈单维性并且不再以本土社区为基础，但它们依然有着鲜明的民族、种族、国籍等社会和地域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和全球化定义本身相矛盾。跨国公司的要害是跨国，换句话说，无论从哪个学科的角度去定义全球化，都不能不承认它是对国家这个基本概念的挑战。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出现，为这个矛盾提供了彻底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本文前边谈到过，互联网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中枢神经。对于网民来说，虚拟空间的出现意味着人和计算机网络之间界限的模糊。换句话说，人和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正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而消失。例如，日本最近开发出一种测量人体疲劳程度的计算机软件，这种软件利用定量比较正常人和疲劳的人的声音来确定一个人的疲劳程度。据介绍，开发这种软件的起因源于对发动机的观察。发动机在“疲劳”或出毛病的时候，便会发出异常的声音，因此，该软件的开发者便认为，既然机器的发动机是这样，那么人也不会例外。[24]对这些软件的开发者说，机器和人之间的界限不是模糊，而简直是根本不存在了，甚至人要以机器为标准或参照物。
机器和人之间的区别模糊以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据报载，一位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年轻女士要和她的丈夫离婚，原因是她丈夫在一个网站的虚拟社区里“金屋藏娇”。[25]据说，在这类虚拟社区里，访问者只要注册成为该社区的社员，就可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与“心爱的人”恋爱，直至结婚生子。问题是，网站在虚拟社区内的成员不一定都是实际的人，“在互联网上存在[虚拟]的人，你[可以]通过[计算机]键盘和他们谈话，就像你和你的朋友在网上的聊天室聊天一样，[这些虚拟人也会]用文本或声音回答你”。[26]事实上，这些由计算机软件构成并存有丰富数据的“虚拟人”往往是网上聊天室内或社区内最受欢迎的“人”。[27]因此，机器和人之间的区别模糊以后的结果就是现实和虚拟的塌陷，起码对上边提到的那对年轻的夫妇来说，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区别不存在了。在全球化时代，人和机器之间区别的模糊意味着对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破坏，更不用说与此相适应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了。也就是说，这种人机不分或人机结合的世界最终将使个人毫无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可言。因为人机不分本身是虚拟空间的特征之一，跨国公司或资本主义同盟将再也用不着担心他们会对全球化进程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挑战。
在跨国公司推动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社会关系正逐步移入虚拟空间。当人们在网上交友、谈情说爱、分享业余爱好、探讨知识的时候，性别、民族、种族、国籍这些在实际空间的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不但突然退居次要的位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变得毫不相干。[28]并且全球化程度越深的地方，这种现象就越明显。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国籍（或公民感）、民族、种族、性别等因素在人们的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或者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越来越不起作用，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有什么能形成政治或社会力量的内涵。比方说，当人们不再围绕在国旗周围并充满了公民感的时候，国家还具有真正的意义吗?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上边提到的超越本土社区的社会网主要是在国籍、民族、种族、性别等这些结构性因素构成的框架中存在的，如果这个框架不存在了，那么靠高速公路和电话等维持的社会网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局面难道不正是跨国
公司所期待的吗?
跨国公司出现的前提是本土社区的解体。全球化要向纵深发展，就必须进而打破有关国籍、民族、种族、性别等传统的意识形态，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空间使得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跨国籍、民族、种族、性别等结构性因素的虚拟社会结构成为可能。在这种虚拟社会结构内存在的各种关系越紧密，和实际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因素越没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恰如高速公路、电话、收音机和电视与本土社区的崩溃联系在一起一样，互联网上的虚拟社会空间的构建则与公民感及种族或民族感的削弱和性别的模糊分不开。这种削弱和模糊正是跨国公司提到的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条件，这恰恰也是跨国公司们期待的结局。
四、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挑战
我们在前边指出了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而不是一般的网民在和互联网的互动中占有优势，我们进而讨论了虚拟社会关系和虚拟社会结构的构建对现实生活中在国家等意识形态框架下存在的社会网的威胁和破坏。但是，互联网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已经不仅仅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必不可缺少的传播环境，它已成为跨国公司互相竞争的新领域。在虚拟空间中，不但存在着冲突，而且有时是很剧烈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基本上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冲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面的冲突。这也就是说，互联网上的冲突基本上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同盟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的结合，也就是说，来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为了一个赚钱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具有共同的目标不等于没有竞争和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商人共和国”还没有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结构，起码在现阶段，“商人共和国”是各路“诸侯”结盟的结果，而这种联盟内部的冲突在虚拟空间最突出的反映便是所谓“黑客”（Hacker ）的出现。
谈到“黑客”，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些年轻的计算机软件高手或神童对互联网虚拟空间的一些著名的商业或政府网站或计算机网络的入侵和破坏，但这并不是虚拟空间的真正犯罪。发生在虚拟空间的真正犯罪来源于公司之间的间谍活动，更具体地说，公司为刺探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而雇佣的“黑客”犯罪才是虚拟空间内真正的犯罪，但这类犯罪很少被破案或曝光。[29]在美国进行的几次权威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2000年，美国公司由于竞争对手雇佣“黑客”在虚拟空间内盗走商业机密信息而蒙受的损失便接近7千万美元。“盗取商业机密的‘黑客’犯罪越来越多，不过很难取证，没有人想谈论这类问题。”[30]为什么没有人想谈论这类问题呢? 一是就像一些妇女被强奸后不愿意去报案一样，网站或计算机网络受到侵犯的公司也不愿蒙受遭到曝光后的尴尬；二是被公司雇佣的“黑客”是职业高手，他们在作案时很少像新闻媒体报道的那些青少年业余“黑客”那样留下很多痕迹。“关于青少年‘黑客’是塞伯空间[虚拟空间]的[主要]威胁的论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些[青少年‘黑客’]之所以[常常]成为新闻头条是因为他们被抓住了，而职业‘黑客’是抓不住的。”[31]这些职业“黑客”之所以很难被抓获，除了他们的技术高超以外，还因为网络信息的特殊性。虽然有些网站或计算机网络内的商业信息很可能价值连城，但他们不像其他有形财产，它们可以被以复制的方式偷盗而把原件原封不动地留在网上，其结果是原件变得毫无价值。
但是不管虚拟空间内公司间的间谍活动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它并不是纵横于虚拟空间内的跨国公司们遇到的最大问题，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类活动已经威胁到跨国公司之间的结盟或者说全球化的进程。对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跨国公司的真正挑战在于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已经不仅仅是像电话那样的商业工具，它们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这个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在虚拟空间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和接收机网络的结合而带
来的“健康”问题。就虚拟空间内公司间间谍问题而言，给跨国公司带来麻烦的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个人。但就网上跨国公司的“健康”而言，给它们带来“疾病”的却是个人而不是竞争对手或任何有组织的团体。
我们在本文的前边指出过，互联网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无限空间并把它们用网的形式有机地互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有机体，或者说新“人种”，这个新“人种”是极具生物特征的虚拟有机体。我们在前边用“病毒”的扩散来描述计算机网络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的“传染病”现象，还表明了互联网或计算机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具备了只有高级动物才会有的另一特征—社会性。一些专家注意到，计算机“病毒”的传播和爱滋病的传播极为类似，其危险程度也基本相同。[32]就网民而言，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是由于在流水线上重复简单单调的工作而产生的异化问题，正如前边讨论过的，也不是由于本土社区的解体而不得不孤独地生活在跨地域的社会网并成为被动的消费者的问题，而是人和机器越来越难以区分的问题，或者说“虚拟人”的问题。全球化进程越深入，这种区分就越困难。这种生活在虚拟空间内的人机结合体固然不会对全球化的进程提出什么挑战，但从生活的角度来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制造或带有“病毒”的人。这些人通过网络“传染”，有着在瞬间摧毁部分甚至整个虚拟空间的潜在威胁，而完全网络化了的跨国公司显然是这种致命威胁的最大受害者。没有了跨国公司，哪里还会有全球化。可以这样说，计算机“病毒”是新世纪里全球化进程乃至全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人类，是人机合而为一的“新人类”。就全球化而言，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计算机网络的瘫痪，则意味着公司指挥机关或中枢神经的瘫痪。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历可以发现，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预示着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如果说“媒体即信息”的话，那么互联网的重要信息之一便是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互联网所展示的虚拟空间不仅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领地，而且为全球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集中反映在人机结合而形成的新“人种”或者说“虚拟人”身上。就全球化而言，这个新的“人种”的主宰就是跨国公司或“经济公民”，而计算机网络则是这个新“人种”主宰者的中枢神经。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是要把人变为机器或者说把人当成机器来使用；后工业化时代则进而发展到要把人变成坐在电视机前的消费机器；而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则是虚拟人，这种虚拟人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构筑起各种虚拟关系。但这类关系不但和传统的本土社区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各种社会网的断然否定。也就是说，在虚拟空间内，国籍、种族、民族和性别等结构性因素已经逐渐地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正是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跨国公司与互联网的结合过程中没有挑战，无论是公司之间在虚拟空间的间谍活动，还是能够瞬间摧毁部分甚至整个虚拟空间的计算机病毒，都直接威胁到全球化的进程。然而，正是这些挑战从反面证明了全球化与互联网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教所长
注释
[1] 参阅Paul Heyer. Communication and History, Greenwood Press, 1988, P.115。
[2] 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人民出版社即出。
[3]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跨国公司利用互联网有机地互联在了一起。
[4]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4。
[5]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McGrow-Hill,1964。
[6] 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
[7] 的确，曾有学者指出过电话具有促进民主的潜力（参阅C. Cherry: “Telephone System: Creator of Mo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 edited by I.D.S. Pool, The MIT Press）。但笔者认为，影响电话扩散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话业的迅速发展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8] 参阅拙作：《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1期。
[9] 关于旧媒体是新媒体内容的理论，参阅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McGrow-Hill, 1964。
[10] 计算机“病毒”是一套计算机指令（小程序）。它依附在其它程序或文件中，并且在这些程序和文件运行期间进行“繁殖”。这种“病毒”的危险性在于它具有“传染”性。即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文件或信息的传输瞬间传染给网上其它计算机。
[11] 当然，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我们只能对此作一些相对性的评论。例如，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依然驻扎着军队。但是冷战以后的世界政治局势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存在并不以殖民或“门户开放”为基本目标了。此外，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或资本主义同盟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力量的优势是如此的绝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哪个国家会对它们的“进入”（例如投资）加以拒绝。这方面，越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过多少年的浴血奋战，越南在上世纪70年代初把当时不共戴天的美国侵略者赶出了国门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和自主权。然而，只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美国跨国公司又出现在越南的领土上。美国跨国公司的这次“入侵”，没有用B52轰炸机开路，它们这次用的“武器”是美元（或者说投资）、以可口可乐等代表的文化和高科技。这一次，越南当局用鲜花和掌声来迎接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在像越南这片当年被越南人民用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遇到的都是鲜花和掌声，世界上其他国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拒之于国门之外。
[12] 以上数字均转引自聂元铭编著的《网络经济》，地震出版社，2000年版。
[13] 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Winter 1993, P.141。
[14] Ronald Deibert: Parchment, Printing, and Hypermed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4。
[15] Nigel Thrift and A.Leyshon: A Phantom State? The De-Traditionalization of Money,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es, Political Geography, 13,July 1994, P.132。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全球城市的出现推动了对电子网络的依赖。
[16] 有关全球城市、经济公民和“商人共和国”的详细讨论，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
[17] 有关分类的详细讨论，请参阅Richard Gershon: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Global Messages and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Lawrence Erlbaun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7。
[18] 有关的分类，请参阅钟瑛：《论网络新闻的伦理与法制建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19] 有关方面的论述，请参阅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1994。
[20] 有关方面的详细讨论，参阅拙作：《环球同此凉热》。
[21] 《环球同此凉热》。
[22] Everett Rogers: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the New Milleniu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0, No.2, 2000, P.84。
[23] 例如，电话联系和面对面的交流有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参阅Barry Wellman, P.Carrington, and A.Hall: “NetworkasPersonalCommunities, ”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ited by B.Wellman and S.Berkowit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 见中国中央电视台2000年12月20日的早间新闻报道。
[25] 见《楚天都市报》2000年12月27日第7版。
[26] 见www.msnbc.com/news/507836.asp, 2000年12月25日。
[27] 同上。
[28] 例如，在现实社会中的性别区分在虚拟社区内失去了意义。在虚拟社区内，不但性别可以随意更改，而且在现实社会中倍受歧视的同性恋在虚拟空间里的相关社区内也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29] 参阅www.msnbc.com/news/457161.asp. September 11, 2000。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