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文辞朴实，浅出深入，以一次偶然的日常的非名山游览，阐发道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要到达“险远”，一览“非常之观”，“志”、“力”和“物”，三大条件，缺一不可。这番道理，在王安石“务为有补于世”的写作纲领下，不蹈空凌虚，及物而切身――王安石此时已有变法之“志”，虽然清楚此事之“险远”，但这是“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值得追求。 事实上，《游褒禅山记》不仅仅是王安石的自勉书，更是王安石的命运谶言。 《游褒禅山记》写于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34岁。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给宋仁宗上万言书，主张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进言：“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宋史・王安石传》）同年，王安石变法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免宰相，隐居江宁，法令陆续被废止。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在政坛的“游褒禅山”，竟然也只能半途而废，“不得极夫游之乐”。问题出在“志”、“力”和“物”哪个方面？ 第一，“力”，无可置疑。正如《游褒禅山记》所述，“力足以入也”。王安石博闻强识，文采风流，不逊色于任何鸿儒巨擘，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尚儒生迂腐阔远之风，有经世济用、理财兴利之才，政绩不凡。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督修水利，将官谷贷给农民，百姓得以度过饥荒，称王安石为“青天”。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其实是鄞县吏治的升级版，“气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王安石变法，效果显著，使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有所改善。 第二，“志”，过犹不及。“志”既指志向，也指意志。游褒禅山时，王安石在“志”上吃了亏，“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但同行“怠而欲出者”说：“不出，火且尽。”于是王安石和他一起出洞，不久为此后悔。在变革政治上，王安石很早就“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而且意志坚定，“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宋史・王安石传》）甚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主张，这在“法先王”、向后看、陈陈相因的儒家国度，可谓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然而，意志坚定到了极端，就成了刚愎自用、顽固执拗，“拗相公”的谑称，即由此而来。 第三，“物”，致命缺陷。在游华山洞的后洞时，王安石需要的“物”是用来照明的火把。在实施新法时，王安石需要的“物”则是有利于新法的人。王安石在鄞县牛刀小试，奏得奇效，但一旦把新法推广至全国，涉及到的地域之广、百姓之众、既得利益之多、人际关系之复杂，绝非弹丸之地可比，绝非王安石凭一己之智勇能处理妥当。 王安石的失败之处在于，上无鼎力支持的帝王，中无同气连枝的盟友，下无令行禁止的下属。 首先，在君权至上的古老中国，最高统治者对变法的态度变化，决定着变法的走向。“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军事无能、官员冗赘、国库不足、财政亏空，令宋神宗触目惊心，痛下决心，变革图强。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才能大刀阔斧地推行变法。正如如果没有秦孝公，商鞅不可能取得变法的最终胜利。可惜宋神宗终究不是秦孝公。随着变法激发的民怨渐多，太皇太后、皇太后和司马光等大臣的反对力量渐强，加上期间出现天灾，如受天谴，宋神宗的改革意向有所动摇。当王安石第二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吕本中《杂说》）。宋神宗因病去世后，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为宋哲宗，高太后反对新法，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被连根拔起。 其次，在变法派和保守派此消彼长的政治恶斗中，王安石“果于自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本可争取的一些有识之士驱赶到敌方阵营。“青苗法”刚出台时，苏辙提醒，要警惕“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汤江浩《王安石――勇进人生》）。“青苗法”实施过程中，韩琦指出：“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宋史・食货》）。但王安石一意孤行，闭目塞听，排斥异己，甚至将反对变法的人士逐出朝廷。 再次，王安石任用了很多打着变法旗帜为非作歹的官员，使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严重扭曲。他任用的主要官吏，如吕惠卿、蔡京、蔡卞、吕嘉问、章��、曾布、李定、邓绾之流，大多品行有亏。吕惠卿在王安石的提拔下平步青云，成为变法第一干将。王安石认为：“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仍强力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期赓续自己的变法措施。但吕惠卿其实是奸佞之人，私心过重，中伤同僚，中饱私囊，盘剥百姓，使“新法”变成“恶法”，激起民愤。当王安石失势时，吕惠卿竟然落井下石，反噬恩师王安石，破坏新法。 王安石通过游褒禅山，领悟到“志”“力”“物”对于成功的重要性。结果，在后来的变法中，因为“志”之过犹不及和“物”之致命弱点，最终功亏一篑。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说：“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王安石变法失败，即属于“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只是真的“可以无悔”吗？王安石晚年赋闲江宁府，曾连连书写“福建子”，“福建子”即福建人吕惠卿。当听到免役法也被朝廷废除，王安石不禁自言自语：“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郁而终。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王安石对错用吕惠卿的悔恨、王安石对尽志尽力而不能成功变法的悲愤。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还写到：“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因为时代久远，石碑倒地，碑文漫灭，如果不深入思考并且谨慎选取，就会以讹传讹，把“花”山读成“华”山。一语成谶，王安石在倒台后，墙倒众人推，他的形象逐渐被妖魔化，在代代流传的过程中，变成了面影斑驳的历史人物。梁启超说过：“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诟骂，换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梁启超《王安石传》） 明代冯梦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有一卷名曰《拗相公饮恨中山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民间百姓对王安石的怨恨之深。王安石告病辞相，回金陵途中发现，处处有诗讥诮新法，在一处农家，刚好听到一名老叟在痛骂自己：“这等奸邪，不行诛戮，还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为何不相了韩琦、富弼、司马光、吕海、苏轼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王安石寄宿另一农家，见到一个老太婆一边取水，一边呼叫：“��，��，��，拗相公来。”二头猪听到呼声，过来就食。婢女又呼鸡：“王安石来。”群鸡俱至。原来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猪鸡，都叫做“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做畜生，希望让他后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王安石心如刀绞，两目皆肿，须发俱白，“一夜愁添雪鬓毛”。 这类文章虽经文人润色，但毕竟来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百姓的态度。王安石变法，本该是彪炳千古的大业，但在变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危害百姓的现象，渐至怨声载道。蔡京登上政治舞台，媚上欺下，无所不为，打的正是王安石“新法”的旗号。其后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辽国俘虏，更为汉族人视为奇耻大辱。在数百年间内，王安石都背负了始作俑者的罪名，国人把王安石和秦桧、蔡京相提并论，视为文才出众但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只有到了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改革图存的大背景下，梁启超“深思而慎取”，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和考证，写成《王安石传》，才翻了这中国历史第一冤案，为世人还原了王安石的本来面目。 王安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不会回想起自己34岁时写的《游褒禅山记》？一篇短小的游记，竟然蕴含了王安石毕生追求的变法事业的失败基因，竟然预言了王安石死后毁誉参半乃至面目全非的历史命运，相信这是王安石所始料不及。人生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你以为在写过去，其实你在写未来；你以为在写别人，其实你在写自己；你以为在写命运，其实，你始终在被命运书写。 张晓勋，教师，现居广东佛山南海。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文辞朴实，浅出深入，以一次偶然的日常的非名山游览，阐发道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要到达“险远”，一览“非常之观”，“志”、“力”和“物”，三大条件，缺一不可。这番道理，在王安石“务为有补于世”的写作纲领下，不蹈空凌虚，及物而切身――王安石此时已有变法之“志”，虽然清楚此事之“险远”，但这是“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值得追求。 事实上，《游褒禅山记》不仅仅是王安石的自勉书，更是王安石的命运谶言。 《游褒禅山记》写于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34岁。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给宋仁宗上万言书，主张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进言：“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宋史・王安石传》）同年，王安石变法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免宰相，隐居江宁，法令陆续被废止。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在政坛的“游褒禅山”，竟然也只能半途而废，“不得极夫游之乐”。问题出在“志”、“力”和“物”哪个方面？ 第一，“力”，无可置疑。正如《游褒禅山记》所述，“力足以入也”。王安石博闻强识，文采风流，不逊色于任何鸿儒巨擘，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尚儒生迂腐阔远之风，有经世济用、理财兴利之才，政绩不凡。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督修水利，将官谷贷给农民，百姓得以度过饥荒，称王安石为“青天”。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其实是鄞县吏治的升级版，“气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王安石变法，效果显著，使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有所改善。 第二，“志”，过犹不及。“志”既指志向，也指意志。游褒禅山时，王安石在“志”上吃了亏，“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但同行“怠而欲出者”说：“不出，火且尽。”于是王安石和他一起出洞，不久为此后悔。在变革政治上，王安石很早就“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而且意志坚定，“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宋史・王安石传》）甚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主张，这在“法先王”、向后看、陈陈相因的儒家国度，可谓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然而，意志坚定到了极端，就成了刚愎自用、顽固执拗，“拗相公”的谑称，即由此而来。 第三，“物”，致命缺陷。在游华山洞的后洞时，王安石需要的“物”是用来照明的火把。在实施新法时，王安石需要的“物”则是有利于新法的人。王安石在鄞县牛刀小试，奏得奇效，但一旦把新法推广至全国，涉及到的地域之广、百姓之众、既得利益之多、人际关系之复杂，绝非弹丸之地可比，绝非王安石凭一己之智勇能处理妥当。 王安石的失败之处在于，上无鼎力支持的帝王，中无同气连枝的盟友，下无令行禁止的下属。 首先，在君权至上的古老中国，最高统治者对变法的态度变化，决定着变法的走向。“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军事无能、官员冗赘、国库不足、财政亏空，令宋神宗触目惊心，痛下决心，变革图强。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才能大刀阔斧地推行变法。正如如果没有秦孝公，商鞅不可能取得变法的最终胜利。可惜宋神宗终究不是秦孝公。随着变法激发的民怨渐多，太皇太后、皇太后和司马光等大臣的反对力量渐强，加上期间出现天灾，如受天谴，宋神宗的改革意向有所动摇。当王安石第二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吕本中《杂说》）。宋神宗因病去世后，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为宋哲宗，高太后反对新法，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被连根拔起。 其次，在变法派和保守派此消彼长的政治恶斗中，王安石“果于自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本可争取的一些有识之士驱赶到敌方阵营。“青苗法”刚出台时，苏辙提醒，要警惕“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汤江浩《王安石――勇进人生》）。“青苗法”实施过程中，韩琦指出：“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宋史・食货》）。但王安石一意孤行，闭目塞听，排斥异己，甚至将反对变法的人士逐出朝廷。 再次，王安石任用了很多打着变法旗帜为非作歹的官员，使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严重扭曲。他任用的主要官吏，如吕惠卿、蔡京、蔡卞、吕嘉问、章��、曾布、李定、邓绾之流，大多品行有亏。吕惠卿在王安石的提拔下平步青云，成为变法第一干将。王安石认为：“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仍强力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期赓续自己的变法措施。但吕惠卿其实是奸佞之人，私心过重，中伤同僚，中饱私囊，盘剥百姓，使“新法”变成“恶法”，激起民愤。当王安石失势时，吕惠卿竟然落井下石，反噬恩师王安石，破坏新法。 王安石通过游褒禅山，领悟到“志”“力”“物”对于成功的重要性。结果，在后来的变法中，因为“志”之过犹不及和“物”之致命弱点，最终功亏一篑。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说：“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王安石变法失败，即属于“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只是真的“可以无悔”吗？王安石晚年赋闲江宁府，曾连连书写“福建子”，“福建子”即福建人吕惠卿。当听到免役法也被朝廷废除，王安石不禁自言自语：“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郁而终。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王安石对错用吕惠卿的悔恨、王安石对尽志尽力而不能成功变法的悲愤。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还写到：“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因为时代久远，石碑倒地，碑文漫灭，如果不深入思考并且谨慎选取，就会以讹传讹，把“花”山读成“华”山。一语成谶，王安石在倒台后，墙倒众人推，他的形象逐渐被妖魔化，在代代流传的过程中，变成了面影斑驳的历史人物。梁启超说过：“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诟骂，换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梁启超《王安石传》） 明代冯梦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有一卷名曰《拗相公饮恨中山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民间百姓对王安石的怨恨之深。王安石告病辞相，回金陵途中发现，处处有诗讥诮新法，在一处农家，刚好听到一名老叟在痛骂自己：“这等奸邪，不行诛戮，还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为何不相了韩琦、富弼、司马光、吕海、苏轼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王安石寄宿另一农家，见到一个老太婆一边取水，一边呼叫：“��，��，��，拗相公来。”二头猪听到呼声，过来就食。婢女又呼鸡：“王安石来。”群鸡俱至。原来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猪鸡，都叫做“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做畜生，希望让他后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王安石心如刀绞，两目皆肿，须发俱白，“一夜愁添雪鬓毛”。 这类文章虽经文人润色，但毕竟来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百姓的态度。王安石变法，本该是彪炳千古的大业，但在变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危害百姓的现象，渐至怨声载道。蔡京登上政治舞台，媚上欺下，无所不为，打的正是王安石“新法”的旗号。其后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辽国俘虏，更为汉族人视为奇耻大辱。在数百年间内，王安石都背负了始作俑者的罪名，国人把王安石和秦桧、蔡京相提并论，视为文才出众但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只有到了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改革图存的大背景下，梁启超“深思而慎取”，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和考证，写成《王安石传》，才翻了这中国历史第一冤案，为世人还原了王安石的本来面目。 王安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不会回想起自己34岁时写的《游褒禅山记》？一篇短小的游记，竟然蕴含了王安石毕生追求的变法事业的失败基因，竟然预言了王安石死后毁誉参半乃至面目全非的历史命运，相信这是王安石所始料不及。人生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你以为在写过去，其实你在写未来；你以为在写别人，其实你在写自己；你以为在写命运，其实，你始终在被命运书写。 张晓勋，教师，现居广东佛山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