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重证据法”之学术考察
——从国学到文学人类学
【摘要】四重证据法是叶舒宪先生提出来的主要针对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自提出以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本文认为四重证据法是在伴随古史研究从“信古”到“立体释古”之发展趋势上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厘清四重证据法之材料性质：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金石学）、比较材料、实物及图像；并探究其方法论基础，即四重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同一与相似关系。
【关键词】四重证据法；释古；同一；相似
The Study of the Method of FourWays Evidence-From Guoxue(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study)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
【Abstract】The method of four ways evidence proposed by Ye Shuxian which to settle the problem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causes a big echo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it had been put forward.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ethod’s emergenc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research tendenc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from trust in to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scholarship,and gives an appraisal to those that are nonexcavated documents,excavated documents (epigraphy),the comparatable substance,in addition,the last part,material objects and imagines,then probes idental or simi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evidence and facts which underpins the method of four ways evidence.
The method of four ways evidence,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scholorship,Identity, 【Key words】
Similarity
四重证据法是在国学遭遇现代化的尴尬背景下提出的①。西学东渐以来，面对着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国学考据学以“书证”为主的考据方法在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面前显得单薄无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不能再固守自己的门户之见，而应该开放地促进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用“国学的人类学视野，启发本土文化的自觉”②。以史为鉴，唐代和清末两次大规模外来文化的融入，都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而“如果复兴国学是以排斥天下其它之学（比如西学）为前提，那么，它在本质上就不是在弘扬中国的天下之学，而恰恰是在把它引向蜕化。因为这种复兴运动复兴的将不是经学中那种追寻天下普遍之理的天下精神和普遍主义信念，而是狭隘的民族文化自大感和拒斥普遍正义的特殊主义信念。”③
2004年，叶舒宪先生在《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一书中提到：“所谓比较图像学的方法，又可称为原型图像学的方法。力求从最古老的表现传统根源入手，把握基本的原型，从而洞悉不同文化中女神形象的源流演变。”④比较图像学方法的运用，昭示着四重证据法的到来。2006年，先生在其《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四重证据法”的概念。而后，《兴大中文学报》发表了叶舒宪先生的《鲧禹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一文，就中系统地提出了四重证据法的概念：“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王国维当年研究的甲骨文、金文和后来出土的大批竹简帛书。……三重证据指民俗学、民族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材料，包括口传的神话传说，活态的民俗礼仪，祭祀象征等。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⑤。四重证据法是在受人类学视野的影响下而提出的，其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实现了与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充分对接。人类学与文学的结合，更是促①
② 徐杰舜,叶舒宪等:《人类学与国学》,《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徐杰舜,叶舒宪等:《人类学与国学》,《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③ 黄裕生:《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之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7日.
④ 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⑤ 叶舒宪:《鲧大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
成了“文学人类学”的诞生。所谓“文学人类学，在文学专业方面通常理解为以人类学视野
①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作为受人类学影响下的文学，也必然受其方法论的影响。从早
②期人类学的“寻找规律”到后来的“解释文化”，都带有求真的色彩。然而，文学人类学
对国学的解读，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层面上，更是从“平面”到“立体”，综合释古。
国学与考据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解释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③《礼记·学记》亦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时的“国学”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近代国学的内涵不再指国家的教育机构，而是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总体，它是与“西学、外学”相对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④，他所说的旧学与国学几近。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⑤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⑥对此，马一浮先生的解释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⑦可见，受西学东渐之影响，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而某一时代有某一时代之国学，“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先秦诸子与两汉经学是国学；迨至隋唐以后，儒、道、释三教便是国学；近代以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而卓有成就者，莫不兼综中西，西学实已渗入国学的范围。”⑧似扑朔迷离，然不论如何，历代国学都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正如胡适先生在总结三百年国学的成就时所说：“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⑨黄裕生也说：“中国人在面对西学时，相应地把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问称为国学”⑩。
对于传统国学的分类，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11这基本上囊括了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台湾邱燮友先生在《国学课》一书中对此作了如下分类12： 义理之学
考据之学
经济之学
词章之学 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现代哲学等。 语言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金石学、敦煌学等。 天文学、地理学、历算学、博物学、医学、兵学、政学，以及今日的自然科学。 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散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俗文
学、文学批评，甚至可扩展为文学和艺术。
考据作为传统国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它的发生，“原来是为了解释古书，包括文字①
②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C.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c Books, New york,1973,p.5.
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基本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卷四十四.
④ 张之洞:《劝学篇》,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⑤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⑥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⑦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⑧ 李存山:《国学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03期.
⑨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作品集》(7),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页.
⑩ 黄裕生:《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之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7日.
11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94-495页.
12 邱燮友等:《国学课》,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页.
的训诂，错误的更正及古代史实的寻绎等。在古书中，尤以经书为主，所以解经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经证经，（二）以史证经，（三）以子证经，（四）以汉人文赋证经，（五）以《说文解字》证经，（六）以汉碑证经等。因证经而引起子、史群书的研究，考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①
考据成为一种专门性的学问——考据学，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产物。然考据作为国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其渊源和历史却是非常长的。《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最早以实证精神考察历史文献的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言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郦道元之《水经注》，更是“寻图访蹟”，以实践考察验证文献记载的正确与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言：“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取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②到明代的胡应麟，则提出了一整套考辨的方法：“覈之七略以观其源；覈之群志以观其绪；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覈之文以观其体；覈之事以观其时，覈之撰者以观其托；覈之传者以观其人。”③
一重证据是把传世文献当做唯一合法证据的考据方法。然传统考据学把传世文献当作可靠的资料来运用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来源不明，出处不详，对历史事件的反映大大
④滞后。二，书证有假托伪证的嫌疑。三，书证本身矛盾多多。”其典型例子莫过于历代对《天
问》中“顾菟”一词的解释。汉以来学者多释之为兔，亦有学者释之为虎，闻一多先生则举十一例证明其最初为蟾⑤。另外，传世文献带有书写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感情色彩，这也是正与野、雅与俗之分歧所在。
中国历来有信古倾向，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仍言：“六经皆史也”，但其中也往往闪烁着疑古的火花。孟子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王充由于“传书之言，多失其真”，乃著《论衡》。至顾氏之《古史辨》，为洋洋大作，而成“疑古”之阵营。“疑古派”以古史重建为目的，针对古史中因“累层地造成”的现象，用剥笋式的方法，层层辨析。然“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⑥因此从根本上难以实现古史的重建。
古史新证
“疑古派”的实证精神使我们不再盲从古书，然“东周之上无史论”却一味地抹杀了传说的价值，造成了历史的空白。胡适先生用“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⑦几字形象地概括了疑古精神，然此种治学态度不为以罗振玉、王国维为首的“释古派”所认同。王国维在《致容庚》的信中说：“今人勇于疑古，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⑧与之相应的是，“释古派”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来印证传世文献，以此打开了古史研究的另一条途径。
针对中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的情况，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①
② 曹伯韩:《国学常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7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 胡应麟:《四部正讹·序言》,北平:朴社,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再版,第7-8页.
④ 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04期.
⑤ 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⑥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⑦ 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⑧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7页.
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
然“二重证据”以出土之文字材料为研究主体，在旧时当属金石学之研究范畴。李零先生认为：“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所谓‘纸上之史料’是指《诗》《书》等古书；‘地下之材料’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再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还是以文字为中心。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也不是从考古学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后来的考古学，其实是一种外来的学问。”②岑仲勉先生言：“金石学一名，时人拟改称题铭学或铭刻学。按中古以来，汉文‘铭’字常用指有韵之文，又书本亦可谓之‘刻’，无论题铭、铭刻，都未尽善。本来汉族记事工具，最先为骨甲、次而金（青铜），再次而石及韋、帛、竹、木，亦有只用墨题于壁的。考甲片虽多，惟千篇一律，至金石应用，始见洋洋大文，展开三千年来之文化。既然未造出适当的新名，足以笼罩一切，而‘金石’之名，已行用八九百年，则勿如约定俗称，免挂一漏万，仍命名《金石论丛》云。”③近代意义上的金石学不仅涵盖传统的金、石，也将甲骨陶玉竹木等“有文字者”包括在内。“金石学者。以文字为主干。而历代文字之赖以流传者。则始于甲骨。次用陶玉。渐次用木。最后用金石。此固历史之演化之程序也。惟既名曰金石学。必于金石之界限。详为划分。既有足于金石相发明者。亦当另为一编。以清界限。近代金石学家，往往拘守国外考古家之学说。取甲骨陶玉竹木各类有文字者。统名金石学。殊失金石之本义。盖甲骨陶玉竹木之有文字者。固于金石并列也。”④马衡先生之《中国金石学概论》则明确指出“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者”⑤都属于金石学的范畴。
出土文献对于传统考据学来说，无疑增加了一重“证经补史”的证据。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言：“《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蹟悉载于史，……以金石考之，其柢牾十常三四，盖史碟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言：“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寺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⑦而将出土文献作为一种系统的考据方法始于王国维先生对殷商史的考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言其欲“使世人知殷墟遗物之有裨益于经史二学者犹如斯也。”⑧近年来，学者们多已将甲骨金文、竹简帛书等资料运用于文本中，并称之为“出土文献”⑨，以此和传世文献相对应。
然二重证据的运用本身有一定的难度。一是保存下来的金石学资料有限，不是所有古籍记述的事情都能找到金石学的相关证据；二是对其解释依然是建立在传世文献基础上，受传世文献的影响且有一定的难度。鉴于此，第三重证据的出现也就合情合理了。
相似推理
三重证据法，学界有三种提法：一是饶宗颐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主要强调对于考古文字资料的运用；二是杨向奎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即所谓“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①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页.
③ 岑仲勉:《金石论丛·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④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序》(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⑤ 马衡,陈衡恪:《中国金石学概论·序》,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⑥ 赵明诚:《金石录校正·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⑦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⑧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1页.
⑨ 傅璇琮,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第426页;另可参见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学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①，强调对民族学资料的运用；最后一种则是叶舒宪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强调用人类学跨文化视野重新审视传统文化②。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是将古文字材料从考古材料中重新提取出来，重张考古材料中古文字的重要性，其实是和金石学一脉相承的③。
有关民族学的名称及其含义，拉尔菲·比尔斯作了这样的总结：“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
④社会人类学）这一术语，一般是指对近代现存民族的生活方式的专门研究。”杨堃先生认为：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世界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它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民族工作者亲自深入民族地区生活，直接观察和调查访问，并根据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⑤与研究传统文献的历史学相比，民族学是在“读社会”，历史学在“读文献”⑥。与研究出土资料的考古学相比，“民族学是以现代民族的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而考古学则是
⑦以古代人类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人类学则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全民族的视野之上，“不
仅跨族群，而且越古今。”⑧然而，不论是从民族学视角还是人类学跨文化视野出发，第三重证据作为一种证据，其实可被视为一种建立在相似推理基础上的比较方法：一为当今民族与过去民族之比较；二为本民族与异民族之比较。两者之间相似性的存在，可能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⑨。
第三重证据为传统考据学增加了比较的视野。此如胡适先生所说：“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的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需解释，自然明白了。”⑩其次，它为论证提供了一种“活态的社会化石”11证据。摩尔根通过对美洲土著的研究进而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家庭制度的前身形态即是其方法运用的典型例子。然而，就文学人类学对“古史”的解读而言，“社会活化石”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处于时间上最久远的人类和空间上最遥远的人类之间有没有相似性”12的基础上的。相似性在人类社会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科技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都如史学家惊叹的那样‘呈现着惊人的相似’；大多数民族都不约而同地经过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社会都经过了原始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宏观的过程和结构是这样的相似，就连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过程也是惊人的相似。……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发现了生物的进化现象，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现了微分方法等等。”13
然而，第三重证据在实际运用中也颇费周折。首先应当注意证据材料的选择，证据应是具有相似推理性质的普遍思维规则或者文化通则例子，以使其有充足的证明效力。“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①
② 杨向奎:《宗周制度与礼乐文明·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自序》,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③ “饶宗颐先生说的‘三重证据法’是以传世古书为第一种，考古实物为第二种，古文字材料为第三种。……这种三分的史料，其实也可以说是两种史料，一是按考古、非考古（‘地上’‘地下’）分，一是看有字，没字分。一般说，西方学者比较喜欢强调前一种，我国学者比较喜欢强调后一种。……饶先生的‘三重证据法’，是把由古文字材料延伸但早已突破也早已覆盖了它的‘考古’概念再做析分，重张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其实，传世古书是第一种，古文字材料是第二种，考古材料是第三种，这才是近代史学的认识过程。”载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页。
④ 转引自高永久:《民族学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⑤ 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⑥ 杨圣敏:《历史文献与民族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⑦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⑧ Carol R.Ember/Melvin Ember. Anthropology, Prentice-Hall, New Jersey,1990,p.2.
⑨ 张光鉴:《相似论》,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⑩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作品集》(7),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6页.
11 宋兆麒:《中国原始社会史·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页.
12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3页.
13 张光鉴:《相似论》,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页.
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①因此，一般应取两条以上证据，以避免沦为孤立的单一的旁证②。其次，第三重证据不是从事实本身留下的“当前的遗迹”③出发来论证的，其证据材料所显示的对象是与“事实”相似的另外一件事情，以此作为证明材料来推测那个过去的“事实”。然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推测只能产生相似性的结果，不可能是完全精准的结果。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可能出现‘惊人的相似’，但不会出现‘简单的重复’。”④所以它只能作为旁证提供一种参考。因此，古史的重建还缺乏一重有力的证据。
格“物”致知
四重证据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实物是针对物质文化而言⑤。“物质文化”这一概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而出现的，“由于殖民历史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最先是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内发展成熟的。”⑥物质文化最初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是1843年，普莱斯哥特在对16世纪西班牙对南美的征服历史进行描述时，使用了“物质文化”这个词。今天看来，“普莱斯哥特所借用和使用的‘物质文化’一词接近于今天‘文物’的概念。……从19世纪中叶开始，‘物质文化’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古代文化或其他文明、其他生活方式和人种的文化。……从巴塔耶开始，物质文化的研究从古老社会以及他者的文明真正转向了当代生活，从借助于他者的研究变为直接对自
⑦己所在社会物质现实的研究。”“手工艺品，生产工具和人为搬运物（manuports）共同构
成了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经过人为改造过的或者人为移动过的东西都属于物质文化的范围。”⑧图像一词，则“不仅包括各种画像，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相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⑨。
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序中提到了“信古——疑古——释古”的三段论。他说：“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既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
⑩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就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在
信古、疑古、释古的基础上，叶舒宪先生勾勒出了古史研究之“立体释古”趋势。“立体释古”在性质上有接近“现象学所主张的那种‘直面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之认识效果”11，这一方面顺应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也与传统文化之“格物致知”认知观相呼应。然就第四重证据用于“释古”所需具备的相关技能来说，颇具“考古”色彩。考古之发现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文字的，一种是没文字的。有文字者归于出土文献；而“考古材料不是由符号、单词或是概念组成的，是由事物材料以及它们的空间关系组成的。……于是，考古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在对静态实物材料的观察逐字①
② 转引自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③ [英]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刘耀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④ 阎耀军:《相似的未来与未来的相似——对相似性原理运用于社会预测的思考》,《未来与发展》,2007年第1期.
⑤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
⑥ 孟悦等:《物质文化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⑦ 同上,前言第5-9页.
⑧ Linda M.Hurcombe. Archaeological Artefacts as Material Culture,Routledge,New York,2009,p.7.
⑨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⑩ 罗根泽:《古史辨·冯序》(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1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
逐句的翻译成动态的过去生活。”①如果我们把考古事实认为是一种尚未翻译出来的需要我们去‘解码’的语言，那么对其“解码”一般就要涉及“类型学”和“地层学”等考古学知识。类型学(typology)是“一种分组归类方法的体系，通常称为类型。类型的各成分用假设的各个特别属性来识别的，这些属性彼此之间互相排斥而集合起来却又包罗无遗——这种分组归类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②而地层学则使我们懂得“要读懂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本‘地书’你就不能撕碎或弄混它，而必须谨慎地分清每一页，弄清前后顺序。”③
人类有文字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要了解无文字的历史乃至长达几百万年的史前史，考古实物作为“多维文本”便成了重要的史料来源。另外，考古实物可以弥补皇家史书的不足，发挥“考古材料所具有的‘写’出一个不同于文献的人类历史的可能性”④。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写”出了一部与中原王朝文献记载不同的古蜀历史⑤。第三，可以纠正史书之谬误，发现实际情况。然四重证据本身也有一些不足：一，与文字材料相比，考古发现是对“静态实物”的研究，是事实横截面在某一时间点上的静态反映。因此对事实的缘由始末、演变脉络等反映不足。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保留的书面材料记载较详备，虽然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色彩；而实物却很难系统完整的展示“事实”的缘由始末、发展变化。二，不是所有古籍记述的事情都可由考古发现而得以证实。三，“如果说语言基本上属于文字符号交流系统的话，那么物质文化则几近于非文字符号。”⑥。因此，对其“解码”有一定的难度。
同一与相似
证据有两种：人证与物证⑦。四重证据法融人证与物证于一体。然而四重证据法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什么呢？“从20年代的二重证据，到90年代的三重证据，人类学视野及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新视野；再到21世纪初的四重证据法，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⑧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四个阶段，都与事实有关。“从广义上讲，凡已然发生的事情、凡已经摆在那里的事情都是事实。但这只说出‘事实’这一概念的一半，那另一半是，事实是为论证服务的。……事实是从（已发生的）事情中截取出来用来说明、解释、证明的。既然事实是一种截取，自可从不同角度、长度、层次、联系来截取。”⑨
然四重证据法之“论据对象”(论据所显示的对象)与“论证对象”（即事实）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同一关系与相似关系。“所谓同一，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没有不同的属性。”⑩“‘同一’是人们的认识把在事实上有差别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忽略了。……当人们只看到客观事物之间的‘同一性’的时候，就把事物看成是‘同一’的。”11对四重证据法来说，同一关系指“证据对象”和“论证对象”是等同的。即第一、二，四重①
② [美]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2页.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17),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③ 丁家奎:《浅析考古地层学的产生和发展》,《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④ Willian A.Haviland.Anthropology,Harcourt Brace Colledge Publishers,Florida,1994,p.12.
⑤ 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Linda M.Hurcombe. Archaeological Artefacts as Material Culture,Routledge,New York,2009,p.7.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编委会编:《法律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528页. ⑧ 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道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04期.
⑨ 陈嘉映:《事物,事实,论证》,赵汀阳:《论证》,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⑩ 朱光启:《广义唯物论第一篇：物性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11 同上,第158页.
证据所显示出的对象正是那个过去存在的“事实”。而第三重证据是建立在“相似推理”基础上的，它没有显示那个过去存在的“事实”的情况；它显示的是与“事实”相似的另外一个事情，以此作为证据来推测那个过去的“事实”。如有可能，将来利用儿童之思维研究原始人之思维，利用类人猿研究早期人类社会，均属此类。作为证据，最终证实的是事实。而考据学之所以成立，也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胡适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提到：“我相信文人审判狱讼的经验大概是考证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无论这般历史渊源是否正确，我相信考证学在今日还应该充分参考法庭判案的证据法。”①
“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致其理。”②与三重证据相比，四重证据多了一重“实物及图像”证据。从平面释古到立体释古，以物的叙事、图像的叙事印证文字叙事，这是一种证据方法，更是学习的导向。四重证据法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国学在现代化尴尬进程中的出路问题，即以“人类学的视野，促进本土文化的自觉”。四重证据法对认知观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格物致知”，而不仅是“读书致知”。此种方法，又如陈寅恪所言：“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③
一重
证据
二重
证据
三重
证据
四重
证据
证据形式 传世文献 出土文献（金石学） 比较材料 实物及图像 证据分类 物证 物证 人证加物证 物证 发展趋向 从信古到疑古 释古 立体释古 立体释古 论据对象与事实之关系 同一 同一 相似 同一
①
② 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载《胡适作品集》(15),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176页.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8页.
③ 陈垣:《燉煌劫余录·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
关于“四重证据法”之学术考察
——从国学到文学人类学
【摘要】四重证据法是叶舒宪先生提出来的主要针对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自提出以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本文认为四重证据法是在伴随古史研究从“信古”到“立体释古”之发展趋势上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厘清四重证据法之材料性质：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金石学）、比较材料、实物及图像；并探究其方法论基础，即四重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同一与相似关系。
【关键词】四重证据法；释古；同一；相似
The Study of the Method of FourWays Evidence-From Guoxue(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study)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
【Abstract】The method of four ways evidence proposed by Ye Shuxian which to settle the problem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causes a big echo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it had been put forward.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ethod’s emergenc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research tendenc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from trust in to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scholarship,and gives an appraisal to those that are nonexcavated documents,excavated documents (epigraphy),the comparatable substance,in addition,the last part,material objects and imagines,then probes idental or simi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evidence and facts which underpins the method of four ways evidence.
The method of four ways evidence,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scholorship,Identity, 【Key words】
Similarity
四重证据法是在国学遭遇现代化的尴尬背景下提出的①。西学东渐以来，面对着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国学考据学以“书证”为主的考据方法在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面前显得单薄无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学不能再固守自己的门户之见，而应该开放地促进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用“国学的人类学视野，启发本土文化的自觉”②。以史为鉴，唐代和清末两次大规模外来文化的融入，都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而“如果复兴国学是以排斥天下其它之学（比如西学）为前提，那么，它在本质上就不是在弘扬中国的天下之学，而恰恰是在把它引向蜕化。因为这种复兴运动复兴的将不是经学中那种追寻天下普遍之理的天下精神和普遍主义信念，而是狭隘的民族文化自大感和拒斥普遍正义的特殊主义信念。”③
2004年，叶舒宪先生在《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一书中提到：“所谓比较图像学的方法，又可称为原型图像学的方法。力求从最古老的表现传统根源入手，把握基本的原型，从而洞悉不同文化中女神形象的源流演变。”④比较图像学方法的运用，昭示着四重证据法的到来。2006年，先生在其《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四重证据法”的概念。而后，《兴大中文学报》发表了叶舒宪先生的《鲧禹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一文，就中系统地提出了四重证据法的概念：“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王国维当年研究的甲骨文、金文和后来出土的大批竹简帛书。……三重证据指民俗学、民族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材料，包括口传的神话传说，活态的民俗礼仪，祭祀象征等。四重证据则专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⑤。四重证据法是在受人类学视野的影响下而提出的，其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实现了与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充分对接。人类学与文学的结合，更是促①
② 徐杰舜,叶舒宪等:《人类学与国学》,《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徐杰舜,叶舒宪等:《人类学与国学》,《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③ 黄裕生:《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之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7日.
④ 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⑤ 叶舒宪:《鲧大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
成了“文学人类学”的诞生。所谓“文学人类学，在文学专业方面通常理解为以人类学视野
①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作为受人类学影响下的文学，也必然受其方法论的影响。从早
②期人类学的“寻找规律”到后来的“解释文化”，都带有求真的色彩。然而，文学人类学
对国学的解读，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层面上，更是从“平面”到“立体”，综合释古。
国学与考据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解释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③《礼记·学记》亦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时的“国学”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近代国学的内涵不再指国家的教育机构，而是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总体，它是与“西学、外学”相对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④，他所说的旧学与国学几近。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⑤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⑥对此，马一浮先生的解释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⑦可见，受西学东渐之影响，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而某一时代有某一时代之国学，“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先秦诸子与两汉经学是国学；迨至隋唐以后，儒、道、释三教便是国学；近代以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而卓有成就者，莫不兼综中西，西学实已渗入国学的范围。”⑧似扑朔迷离，然不论如何，历代国学都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正如胡适先生在总结三百年国学的成就时所说：“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⑨黄裕生也说：“中国人在面对西学时，相应地把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问称为国学”⑩。
对于传统国学的分类，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11这基本上囊括了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台湾邱燮友先生在《国学课》一书中对此作了如下分类12： 义理之学
考据之学
经济之学
词章之学 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现代哲学等。 语言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金石学、敦煌学等。 天文学、地理学、历算学、博物学、医学、兵学、政学，以及今日的自然科学。 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散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俗文
学、文学批评，甚至可扩展为文学和艺术。
考据作为传统国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它的发生，“原来是为了解释古书，包括文字①
②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C.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c Books, New york,1973,p.5.
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基本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卷四十四.
④ 张之洞:《劝学篇》,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⑤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⑥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⑦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⑧ 李存山:《国学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03期.
⑨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作品集》(7),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4页.
⑩ 黄裕生:《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之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7日.
11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94-495页.
12 邱燮友等:《国学课》,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页.
的训诂，错误的更正及古代史实的寻绎等。在古书中，尤以经书为主，所以解经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经证经，（二）以史证经，（三）以子证经，（四）以汉人文赋证经，（五）以《说文解字》证经，（六）以汉碑证经等。因证经而引起子、史群书的研究，考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①
考据成为一种专门性的学问——考据学，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产物。然考据作为国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其渊源和历史却是非常长的。《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最早以实证精神考察历史文献的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言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郦道元之《水经注》，更是“寻图访蹟”，以实践考察验证文献记载的正确与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言：“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取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②到明代的胡应麟，则提出了一整套考辨的方法：“覈之七略以观其源；覈之群志以观其绪；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覈之文以观其体；覈之事以观其时，覈之撰者以观其托；覈之传者以观其人。”③
一重证据是把传世文献当做唯一合法证据的考据方法。然传统考据学把传世文献当作可靠的资料来运用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来源不明，出处不详，对历史事件的反映大大
④滞后。二，书证有假托伪证的嫌疑。三，书证本身矛盾多多。”其典型例子莫过于历代对《天
问》中“顾菟”一词的解释。汉以来学者多释之为兔，亦有学者释之为虎，闻一多先生则举十一例证明其最初为蟾⑤。另外，传世文献带有书写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感情色彩，这也是正与野、雅与俗之分歧所在。
中国历来有信古倾向，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仍言：“六经皆史也”，但其中也往往闪烁着疑古的火花。孟子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王充由于“传书之言，多失其真”，乃著《论衡》。至顾氏之《古史辨》，为洋洋大作，而成“疑古”之阵营。“疑古派”以古史重建为目的，针对古史中因“累层地造成”的现象，用剥笋式的方法，层层辨析。然“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⑥因此从根本上难以实现古史的重建。
古史新证
“疑古派”的实证精神使我们不再盲从古书，然“东周之上无史论”却一味地抹杀了传说的价值，造成了历史的空白。胡适先生用“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⑦几字形象地概括了疑古精神，然此种治学态度不为以罗振玉、王国维为首的“释古派”所认同。王国维在《致容庚》的信中说：“今人勇于疑古，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⑧与之相应的是，“释古派”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来印证传世文献，以此打开了古史研究的另一条途径。
针对中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的情况，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①
② 曹伯韩:《国学常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7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 胡应麟:《四部正讹·序言》,北平:朴社,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再版,第7-8页.
④ 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04期.
⑤ 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⑥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⑦ 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⑧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7页.
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
然“二重证据”以出土之文字材料为研究主体，在旧时当属金石学之研究范畴。李零先生认为：“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所谓‘纸上之史料’是指《诗》《书》等古书；‘地下之材料’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再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还是以文字为中心。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也不是从考古学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后来的考古学，其实是一种外来的学问。”②岑仲勉先生言：“金石学一名，时人拟改称题铭学或铭刻学。按中古以来，汉文‘铭’字常用指有韵之文，又书本亦可谓之‘刻’，无论题铭、铭刻，都未尽善。本来汉族记事工具，最先为骨甲、次而金（青铜），再次而石及韋、帛、竹、木，亦有只用墨题于壁的。考甲片虽多，惟千篇一律，至金石应用，始见洋洋大文，展开三千年来之文化。既然未造出适当的新名，足以笼罩一切，而‘金石’之名，已行用八九百年，则勿如约定俗称，免挂一漏万，仍命名《金石论丛》云。”③近代意义上的金石学不仅涵盖传统的金、石，也将甲骨陶玉竹木等“有文字者”包括在内。“金石学者。以文字为主干。而历代文字之赖以流传者。则始于甲骨。次用陶玉。渐次用木。最后用金石。此固历史之演化之程序也。惟既名曰金石学。必于金石之界限。详为划分。既有足于金石相发明者。亦当另为一编。以清界限。近代金石学家，往往拘守国外考古家之学说。取甲骨陶玉竹木各类有文字者。统名金石学。殊失金石之本义。盖甲骨陶玉竹木之有文字者。固于金石并列也。”④马衡先生之《中国金石学概论》则明确指出“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者”⑤都属于金石学的范畴。
出土文献对于传统考据学来说，无疑增加了一重“证经补史”的证据。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言：“《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蹟悉载于史，……以金石考之，其柢牾十常三四，盖史碟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言：“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寺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⑦而将出土文献作为一种系统的考据方法始于王国维先生对殷商史的考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言其欲“使世人知殷墟遗物之有裨益于经史二学者犹如斯也。”⑧近年来，学者们多已将甲骨金文、竹简帛书等资料运用于文本中，并称之为“出土文献”⑨，以此和传世文献相对应。
然二重证据的运用本身有一定的难度。一是保存下来的金石学资料有限，不是所有古籍记述的事情都能找到金石学的相关证据；二是对其解释依然是建立在传世文献基础上，受传世文献的影响且有一定的难度。鉴于此，第三重证据的出现也就合情合理了。
相似推理
三重证据法，学界有三种提法：一是饶宗颐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主要强调对于考古文字资料的运用；二是杨向奎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即所谓“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①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页.
③ 岑仲勉:《金石论丛·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④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序》(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⑤ 马衡,陈衡恪:《中国金石学概论·序》,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⑥ 赵明诚:《金石录校正·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⑦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⑧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1页.
⑨ 傅璇琮,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第426页;另可参见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学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①，强调对民族学资料的运用；最后一种则是叶舒宪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强调用人类学跨文化视野重新审视传统文化②。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是将古文字材料从考古材料中重新提取出来，重张考古材料中古文字的重要性，其实是和金石学一脉相承的③。
有关民族学的名称及其含义，拉尔菲·比尔斯作了这样的总结：“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
④社会人类学）这一术语，一般是指对近代现存民族的生活方式的专门研究。”杨堃先生认为：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世界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它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民族工作者亲自深入民族地区生活，直接观察和调查访问，并根据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⑤与研究传统文献的历史学相比，民族学是在“读社会”，历史学在“读文献”⑥。与研究出土资料的考古学相比，“民族学是以现代民族的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而考古学则是
⑦以古代人类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人类学则是建立在更大范围的全民族的视野之上，“不
仅跨族群，而且越古今。”⑧然而，不论是从民族学视角还是人类学跨文化视野出发，第三重证据作为一种证据，其实可被视为一种建立在相似推理基础上的比较方法：一为当今民族与过去民族之比较；二为本民族与异民族之比较。两者之间相似性的存在，可能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⑨。
第三重证据为传统考据学增加了比较的视野。此如胡适先生所说：“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的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需解释，自然明白了。”⑩其次，它为论证提供了一种“活态的社会化石”11证据。摩尔根通过对美洲土著的研究进而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家庭制度的前身形态即是其方法运用的典型例子。然而，就文学人类学对“古史”的解读而言，“社会活化石”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处于时间上最久远的人类和空间上最遥远的人类之间有没有相似性”12的基础上的。相似性在人类社会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科技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都如史学家惊叹的那样‘呈现着惊人的相似’；大多数民族都不约而同地经过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社会都经过了原始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宏观的过程和结构是这样的相似，就连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过程也是惊人的相似。……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发现了生物的进化现象，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现了微分方法等等。”13
然而，第三重证据在实际运用中也颇费周折。首先应当注意证据材料的选择，证据应是具有相似推理性质的普遍思维规则或者文化通则例子，以使其有充足的证明效力。“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①
② 杨向奎:《宗周制度与礼乐文明·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自序》,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③ “饶宗颐先生说的‘三重证据法’是以传世古书为第一种，考古实物为第二种，古文字材料为第三种。……这种三分的史料，其实也可以说是两种史料，一是按考古、非考古（‘地上’‘地下’）分，一是看有字，没字分。一般说，西方学者比较喜欢强调前一种，我国学者比较喜欢强调后一种。……饶先生的‘三重证据法’，是把由古文字材料延伸但早已突破也早已覆盖了它的‘考古’概念再做析分，重张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其实，传世古书是第一种，古文字材料是第二种，考古材料是第三种，这才是近代史学的认识过程。”载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1页。
④ 转引自高永久:《民族学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⑤ 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⑥ 杨圣敏:《历史文献与民族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⑦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⑧ Carol R.Ember/Melvin Ember. Anthropology, Prentice-Hall, New Jersey,1990,p.2.
⑨ 张光鉴:《相似论》,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⑩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作品集》(7),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6页.
11 宋兆麒:《中国原始社会史·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页.
12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3页.
13 张光鉴:《相似论》,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页.
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①因此，一般应取两条以上证据，以避免沦为孤立的单一的旁证②。其次，第三重证据不是从事实本身留下的“当前的遗迹”③出发来论证的，其证据材料所显示的对象是与“事实”相似的另外一件事情，以此作为证明材料来推测那个过去的“事实”。然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推测只能产生相似性的结果，不可能是完全精准的结果。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可能出现‘惊人的相似’，但不会出现‘简单的重复’。”④所以它只能作为旁证提供一种参考。因此，古史的重建还缺乏一重有力的证据。
格“物”致知
四重证据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实物是针对物质文化而言⑤。“物质文化”这一概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而出现的，“由于殖民历史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最先是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内发展成熟的。”⑥物质文化最初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是1843年，普莱斯哥特在对16世纪西班牙对南美的征服历史进行描述时，使用了“物质文化”这个词。今天看来，“普莱斯哥特所借用和使用的‘物质文化’一词接近于今天‘文物’的概念。……从19世纪中叶开始，‘物质文化’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古代文化或其他文明、其他生活方式和人种的文化。……从巴塔耶开始，物质文化的研究从古老社会以及他者的文明真正转向了当代生活，从借助于他者的研究变为直接对自
⑦己所在社会物质现实的研究。”“手工艺品，生产工具和人为搬运物（manuports）共同构
成了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经过人为改造过的或者人为移动过的东西都属于物质文化的范围。”⑧图像一词，则“不仅包括各种画像，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相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⑨。
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序中提到了“信古——疑古——释古”的三段论。他说：“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既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
⑩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就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在
信古、疑古、释古的基础上，叶舒宪先生勾勒出了古史研究之“立体释古”趋势。“立体释古”在性质上有接近“现象学所主张的那种‘直面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之认识效果”11，这一方面顺应文化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也与传统文化之“格物致知”认知观相呼应。然就第四重证据用于“释古”所需具备的相关技能来说，颇具“考古”色彩。考古之发现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文字的，一种是没文字的。有文字者归于出土文献；而“考古材料不是由符号、单词或是概念组成的，是由事物材料以及它们的空间关系组成的。……于是，考古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在对静态实物材料的观察逐字①
② 转引自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③ [英]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刘耀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④ 阎耀军:《相似的未来与未来的相似——对相似性原理运用于社会预测的思考》,《未来与发展》,2007年第1期.
⑤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
⑥ 孟悦等:《物质文化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⑦ 同上,前言第5-9页.
⑧ Linda M.Hurcombe. Archaeological Artefacts as Material Culture,Routledge,New York,2009,p.7.
⑨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⑩ 罗根泽:《古史辨·冯序》(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1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
逐句的翻译成动态的过去生活。”①如果我们把考古事实认为是一种尚未翻译出来的需要我们去‘解码’的语言，那么对其“解码”一般就要涉及“类型学”和“地层学”等考古学知识。类型学(typology)是“一种分组归类方法的体系，通常称为类型。类型的各成分用假设的各个特别属性来识别的，这些属性彼此之间互相排斥而集合起来却又包罗无遗——这种分组归类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②而地层学则使我们懂得“要读懂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本‘地书’你就不能撕碎或弄混它，而必须谨慎地分清每一页，弄清前后顺序。”③
人类有文字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要了解无文字的历史乃至长达几百万年的史前史，考古实物作为“多维文本”便成了重要的史料来源。另外，考古实物可以弥补皇家史书的不足，发挥“考古材料所具有的‘写’出一个不同于文献的人类历史的可能性”④。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写”出了一部与中原王朝文献记载不同的古蜀历史⑤。第三，可以纠正史书之谬误，发现实际情况。然四重证据本身也有一些不足：一，与文字材料相比，考古发现是对“静态实物”的研究，是事实横截面在某一时间点上的静态反映。因此对事实的缘由始末、演变脉络等反映不足。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保留的书面材料记载较详备，虽然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色彩；而实物却很难系统完整的展示“事实”的缘由始末、发展变化。二，不是所有古籍记述的事情都可由考古发现而得以证实。三，“如果说语言基本上属于文字符号交流系统的话，那么物质文化则几近于非文字符号。”⑥。因此，对其“解码”有一定的难度。
同一与相似
证据有两种：人证与物证⑦。四重证据法融人证与物证于一体。然而四重证据法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什么呢？“从20年代的二重证据，到90年代的三重证据，人类学视野及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新视野；再到21世纪初的四重证据法，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⑧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四个阶段，都与事实有关。“从广义上讲，凡已然发生的事情、凡已经摆在那里的事情都是事实。但这只说出‘事实’这一概念的一半，那另一半是，事实是为论证服务的。……事实是从（已发生的）事情中截取出来用来说明、解释、证明的。既然事实是一种截取，自可从不同角度、长度、层次、联系来截取。”⑨
然四重证据法之“论据对象”(论据所显示的对象)与“论证对象”（即事实）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同一关系与相似关系。“所谓同一，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没有不同的属性。”⑩“‘同一’是人们的认识把在事实上有差别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忽略了。……当人们只看到客观事物之间的‘同一性’的时候，就把事物看成是‘同一’的。”11对四重证据法来说，同一关系指“证据对象”和“论证对象”是等同的。即第一、二，四重①
② [美]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2页.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17),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③ 丁家奎:《浅析考古地层学的产生和发展》,《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④ Willian A.Haviland.Anthropology,Harcourt Brace Colledge Publishers,Florida,1994,p.12.
⑤ 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Linda M.Hurcombe. Archaeological Artefacts as Material Culture,Routledge,New York,2009,p.7.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编委会编:《法律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528页. ⑧ 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道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04期.
⑨ 陈嘉映:《事物,事实,论证》,赵汀阳:《论证》,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⑩ 朱光启:《广义唯物论第一篇：物性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11 同上,第158页.
证据所显示出的对象正是那个过去存在的“事实”。而第三重证据是建立在“相似推理”基础上的，它没有显示那个过去存在的“事实”的情况；它显示的是与“事实”相似的另外一个事情，以此作为证据来推测那个过去的“事实”。如有可能，将来利用儿童之思维研究原始人之思维，利用类人猿研究早期人类社会，均属此类。作为证据，最终证实的是事实。而考据学之所以成立，也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胡适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提到：“我相信文人审判狱讼的经验大概是考证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无论这般历史渊源是否正确，我相信考证学在今日还应该充分参考法庭判案的证据法。”①
“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致其理。”②与三重证据相比，四重证据多了一重“实物及图像”证据。从平面释古到立体释古，以物的叙事、图像的叙事印证文字叙事，这是一种证据方法，更是学习的导向。四重证据法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国学在现代化尴尬进程中的出路问题，即以“人类学的视野，促进本土文化的自觉”。四重证据法对认知观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格物致知”，而不仅是“读书致知”。此种方法，又如陈寅恪所言：“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③
一重
证据
二重
证据
三重
证据
四重
证据
证据形式 传世文献 出土文献（金石学） 比较材料 实物及图像 证据分类 物证 物证 人证加物证 物证 发展趋向 从信古到疑古 释古 立体释古 立体释古 论据对象与事实之关系 同一 同一 相似 同一
①
② 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载《胡适作品集》(15),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176页.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8页.
③ 陈垣:《燉煌劫余录·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