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李达。虽然后来他一度脱党，却经毛亲自批准再度回到组织里来，并成为一个没有预备期的“特殊”党员。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赴日本留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了《共产党》理论月刊，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那间有特殊意义的屋子中，作为上海小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此间他仍和中共党内的旧友保持着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1927年，长沙发生反共“马日事变”后，李达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处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在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辍，他的著作成为毛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1949年，李达利用他的声望参加并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他应中共中央电邀北上入京，见到阔别已久的老友兼同乡毛，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创始人，脱党后又回到党内，一个画了近30年的圈终于圆满。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校长、一级教授，以及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等职务。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党的“一大”中所处的地位便可见端倪。在“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达之手。后来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们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应该说，《毛选集》中的雄文虽然主要是对党的第一线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
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单独留他话旧。毛和李达不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早年在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就曾担任该校的教师。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接着，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汉等一些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他与毛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毛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毛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两位老友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烧伤那些举烛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毛当时虽不同意李达的意见，却在南巡时还问起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叹息不已，1969年召开“九大”时还专门提起此事。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李达。虽然后来他一度脱党，却经毛亲自批准再度回到组织里来，并成为一个没有预备期的“特殊”党员。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赴日本留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了《共产党》理论月刊，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那间有特殊意义的屋子中，作为上海小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此间他仍和中共党内的旧友保持着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1927年，长沙发生反共“马日事变”后，李达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处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在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辍，他的著作成为毛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1949年，李达利用他的声望参加并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他应中共中央电邀北上入京，见到阔别已久的老友兼同乡毛，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创始人，脱党后又回到党内，一个画了近30年的圈终于圆满。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校长、一级教授，以及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等职务。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党的“一大”中所处的地位便可见端倪。在“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达之手。后来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们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应该说，《毛选集》中的雄文虽然主要是对党的第一线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
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单独留他话旧。毛和李达不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早年在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就曾担任该校的教师。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接着，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汉等一些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他与毛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毛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毛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两位老友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烧伤那些举烛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毛当时虽不同意李达的意见，却在南巡时还问起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叹息不已，1969年召开“九大”时还专门提起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