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20日到7月3日，短短的13天里，出自中国境内各地的“矿难”事故共有10起，已确定死亡187人，另有70人生死不明。 靖继超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吸烟。他在等待着井下的消息。他二哥还在井下，生死未卜。 6月24日，河北蔚县境内一天发生三起进水事故。那天下午，靖继超从井下上来，他的二哥靖继阔则下了井。5时，在一场暴雨之后，靖继阔和其余15位矿工，就再也没有出来。洪水淹没了建在沙河河道上的涌发矿，一个没有许可证，只有一只眼的独眼小煤窑。 天色渐黑，靖继超没有活动的意思，他的几个同事也都呆呆地或坐或站，一动不动地就像几尊雕塑。救援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星期，但是160多米的地层，依旧把井下与井上隔开。那个惟一的出口，则被水、沙石以及在洪水中被卷入的矿车死死堵住。 “下面的兄弟如果能够活着出来，就是大喜了。”许久之后，王德录悠悠地说了一句，但是没有人回应。在“6・24”矿难事发之后，矿主已经逃走他乡，下落不明，工钱已经没有指望，55岁的王德录等待着的，是他井下的10个老乡。 王德录来自山西的浑源县，浑源人占了这个“涌发矿”矿工中的绝大多数。浑源也是一个产煤大县，王曾经是当地国有煤矿的职工，下岗以后，他和其他人一起来到蔚县。王德录一直在庆幸他的脚：6月24日那一天，他原本应当和现在井下的人一起下矿，但是他的脚，却莫名其妙地疼得厉害，于是他不得不舍弃了那30多块钱的工钱，幸运地救了自己一命。 “涌发矿”井下的16名矿工至今没有下落，各方对他们的生存已经不抱乐观。虽然救援工作夜以继日地在进行，用以营救的经费也已经花过了300万元，虽然十数家媒体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但这种关注似乎很快就要过去。7月5日，当记者离开蔚县时蓦然发现，他已经成了驻留蔚县的最后一批记者。 160米深的井下，16个人，很快就将成为过去时了。 1840年的生产方式 如果你亲历过这种“小煤窑”的生产现场，你一定不相信那是一个21世纪的矿井：黑暗和狭窄的工作面，最原始的、以人力为主的生产工具，把成吨的煤运出几百米深的矿井，则主要依赖马或者骡子。在现代的都市人看来，这种生产方式，从属于历史资料或文学作品中的1840年。即使在贫穷的蔚县人看来，那也是“只有骡子才干的活”。 所以，在人畜同工的先决条件下，谁也不会考虑安全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的国家安全生产监察官员分析说，办一个煤矿，最主要的投入就是基础建设，煤矿生产条件恶劣，需要“一通三防”（通风、防水、防火、防瓦斯）设施，需要有两个井口（主井、副井，分别用于生产和通风）。这样的建设投入相当大，甚至不是一个普通乡镇经济能够承担的，何况根本不具备经济实力的小煤窑主。 但对现在的小煤窑来讲，他们的“利润”来源恰恰是对这些必备设施的省略。这位专家介绍说，现在国有的大煤矿吨煤的生产成本在120元左右，而小煤窑则只有30多元。这个近90元的差距形成了小煤窑屡禁不止的局面，也形成了这些小煤窑虽然被漠视，但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甚至不能说隐患，是明患。”这位专家如是说。 小煤窑社会生态 不能忽视的是，蔚县“涌发矿”的矿主之一是一位现职的警员，一个“执法者”。可以假设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6・24矿难”，这位“隐身”的矿主何时才会暴露？在矿难发生之后，蔚县小煤窑全部停产。出事者或逃或躲，没有出事的也一样闭门谢客，或者干脆隐去自己“矿主”的身份，静观事态的发展。 蔚县的一位何姓官员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蔚县200多个小煤窑中，有70％是有证（许可证）的，无证的在30％以下。但蔚县民间的说法却恰恰相反，他们估计，70％是无证经营者。 专家分析说，30元的生产成本并不是小煤窑成本支出的全部，各地小煤窑普遍存在大量灰色投资，用于处理与政府官员、与地方恶霸势力及相关群体的关系。于是压缩支出就成了最简单最有效的法宝：雇佣外地民工、缺少防护措施、不搞安全培训、签订生死合同，等出了事故就逃之夭夭。这已经成为“小煤窑”生态链的模板，在蔚县，此次也没有例外。 一位来自小煤窑集中地区的小煤窑主说：“生产和销售对小煤窑都不算回事，真正麻烦的是与各个收费部门打交道。上门收费的以前有十几个部门，现在翻了一番。” 这位小煤窑主同时透露，在各色“小煤窑主”中，有国有大矿的“内部人士”，有地方官员，或直接坐庄，或间接“入股”。小煤窑成了地方各色人等的“摇钱树”，所以“每次上面来检查，他们都事先打招呼”。这样的小煤窑生意兴隆，而没有背景后台的小煤窑则生存窘迫，每次查封，都成为“查禁运动”的成果。 小煤窑经济生态 从根本上说，小煤窑的滥生始自上世纪80年代“煤炭紧缺时代”“有水快流”政策的实施。数年间，国家、集体、个人蜂拥而上，到1997年年底，全中国的各种小煤窑达到了8.2万家。 这些丛生的小煤窑由于其先天不足而事故频发，并成为上世纪90年代全国煤炭行业大萧条的罪魁祸首。蔚县的“涌发矿”建立时间不到一年，而一年前，正是全国对小煤窑喊打声势最盛的时候。蔚县的一位负责清查小煤窑的官员说，他已经炸毁了20多处非法小煤窑，有矿主甚至说：“你今天怎么炸我的煤窑，明天我就怎么炸你家的房子。”这位官员坦陈自己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毕竟是断人财路，几十万元的投资，一炸就什么也没有了。” 被断了“财路”甚或“生路”的绝不止小煤窑主。蔚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透露，小煤窑每出一吨煤，县财政就可增加10元收入，有了这些钱，蔚县上万吃财政饭的人才不至于挨饿。 小煤窑们的存在关系到了数以万人的生活，作为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蔚县的地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煤窑的存在。“我们算是不错了，一个月1000多元工资，同样属于张家口市，临近的坝上地区的公务员一个月才拿400多元。”这位公务员说，这就是小煤窑的贡献。 “涌发矿”的50多位矿工，，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工作的地方是无证的、非法的，也是时时刻刻都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但似乎这并不重要，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足可以让任何人吃惊，他们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只要在这里能挣到钱就行了。”他们对于出逃的矿主的憎恨之情，更多来自于他们还有工钱没有拿到手，而不是他和他的小煤窑带来的生命威胁。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前途，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还有小煤窑存在，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就不会放弃下矿的机会，因为“这样可以有一个月1000多元钱的收入”，而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劳动报酬。
从6月20日到7月3日，短短的13天里，出自中国境内各地的“矿难”事故共有10起，已确定死亡187人，另有70人生死不明。 靖继超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吸烟。他在等待着井下的消息。他二哥还在井下，生死未卜。 6月24日，河北蔚县境内一天发生三起进水事故。那天下午，靖继超从井下上来，他的二哥靖继阔则下了井。5时，在一场暴雨之后，靖继阔和其余15位矿工，就再也没有出来。洪水淹没了建在沙河河道上的涌发矿，一个没有许可证，只有一只眼的独眼小煤窑。 天色渐黑，靖继超没有活动的意思，他的几个同事也都呆呆地或坐或站，一动不动地就像几尊雕塑。救援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星期，但是160多米的地层，依旧把井下与井上隔开。那个惟一的出口，则被水、沙石以及在洪水中被卷入的矿车死死堵住。 “下面的兄弟如果能够活着出来，就是大喜了。”许久之后，王德录悠悠地说了一句，但是没有人回应。在“6・24”矿难事发之后，矿主已经逃走他乡，下落不明，工钱已经没有指望，55岁的王德录等待着的，是他井下的10个老乡。 王德录来自山西的浑源县，浑源人占了这个“涌发矿”矿工中的绝大多数。浑源也是一个产煤大县，王曾经是当地国有煤矿的职工，下岗以后，他和其他人一起来到蔚县。王德录一直在庆幸他的脚：6月24日那一天，他原本应当和现在井下的人一起下矿，但是他的脚，却莫名其妙地疼得厉害，于是他不得不舍弃了那30多块钱的工钱，幸运地救了自己一命。 “涌发矿”井下的16名矿工至今没有下落，各方对他们的生存已经不抱乐观。虽然救援工作夜以继日地在进行，用以营救的经费也已经花过了300万元，虽然十数家媒体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但这种关注似乎很快就要过去。7月5日，当记者离开蔚县时蓦然发现，他已经成了驻留蔚县的最后一批记者。 160米深的井下，16个人，很快就将成为过去时了。 1840年的生产方式 如果你亲历过这种“小煤窑”的生产现场，你一定不相信那是一个21世纪的矿井：黑暗和狭窄的工作面，最原始的、以人力为主的生产工具，把成吨的煤运出几百米深的矿井，则主要依赖马或者骡子。在现代的都市人看来，这种生产方式，从属于历史资料或文学作品中的1840年。即使在贫穷的蔚县人看来，那也是“只有骡子才干的活”。 所以，在人畜同工的先决条件下，谁也不会考虑安全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的国家安全生产监察官员分析说，办一个煤矿，最主要的投入就是基础建设，煤矿生产条件恶劣，需要“一通三防”（通风、防水、防火、防瓦斯）设施，需要有两个井口（主井、副井，分别用于生产和通风）。这样的建设投入相当大，甚至不是一个普通乡镇经济能够承担的，何况根本不具备经济实力的小煤窑主。 但对现在的小煤窑来讲，他们的“利润”来源恰恰是对这些必备设施的省略。这位专家介绍说，现在国有的大煤矿吨煤的生产成本在120元左右，而小煤窑则只有30多元。这个近90元的差距形成了小煤窑屡禁不止的局面，也形成了这些小煤窑虽然被漠视，但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甚至不能说隐患，是明患。”这位专家如是说。 小煤窑社会生态 不能忽视的是，蔚县“涌发矿”的矿主之一是一位现职的警员，一个“执法者”。可以假设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6・24矿难”，这位“隐身”的矿主何时才会暴露？在矿难发生之后，蔚县小煤窑全部停产。出事者或逃或躲，没有出事的也一样闭门谢客，或者干脆隐去自己“矿主”的身份，静观事态的发展。 蔚县的一位何姓官员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蔚县200多个小煤窑中，有70％是有证（许可证）的，无证的在30％以下。但蔚县民间的说法却恰恰相反，他们估计，70％是无证经营者。 专家分析说，30元的生产成本并不是小煤窑成本支出的全部，各地小煤窑普遍存在大量灰色投资，用于处理与政府官员、与地方恶霸势力及相关群体的关系。于是压缩支出就成了最简单最有效的法宝：雇佣外地民工、缺少防护措施、不搞安全培训、签订生死合同，等出了事故就逃之夭夭。这已经成为“小煤窑”生态链的模板，在蔚县，此次也没有例外。 一位来自小煤窑集中地区的小煤窑主说：“生产和销售对小煤窑都不算回事，真正麻烦的是与各个收费部门打交道。上门收费的以前有十几个部门，现在翻了一番。” 这位小煤窑主同时透露，在各色“小煤窑主”中，有国有大矿的“内部人士”，有地方官员，或直接坐庄，或间接“入股”。小煤窑成了地方各色人等的“摇钱树”，所以“每次上面来检查，他们都事先打招呼”。这样的小煤窑生意兴隆，而没有背景后台的小煤窑则生存窘迫，每次查封，都成为“查禁运动”的成果。 小煤窑经济生态 从根本上说，小煤窑的滥生始自上世纪80年代“煤炭紧缺时代”“有水快流”政策的实施。数年间，国家、集体、个人蜂拥而上，到1997年年底，全中国的各种小煤窑达到了8.2万家。 这些丛生的小煤窑由于其先天不足而事故频发，并成为上世纪90年代全国煤炭行业大萧条的罪魁祸首。蔚县的“涌发矿”建立时间不到一年，而一年前，正是全国对小煤窑喊打声势最盛的时候。蔚县的一位负责清查小煤窑的官员说，他已经炸毁了20多处非法小煤窑，有矿主甚至说：“你今天怎么炸我的煤窑，明天我就怎么炸你家的房子。”这位官员坦陈自己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毕竟是断人财路，几十万元的投资，一炸就什么也没有了。” 被断了“财路”甚或“生路”的绝不止小煤窑主。蔚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透露，小煤窑每出一吨煤，县财政就可增加10元收入，有了这些钱，蔚县上万吃财政饭的人才不至于挨饿。 小煤窑们的存在关系到了数以万人的生活，作为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蔚县的地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煤窑的存在。“我们算是不错了，一个月1000多元工资，同样属于张家口市，临近的坝上地区的公务员一个月才拿400多元。”这位公务员说，这就是小煤窑的贡献。 “涌发矿”的50多位矿工，，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工作的地方是无证的、非法的，也是时时刻刻都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但似乎这并不重要，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足可以让任何人吃惊，他们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只要在这里能挣到钱就行了。”他们对于出逃的矿主的憎恨之情，更多来自于他们还有工钱没有拿到手，而不是他和他的小煤窑带来的生命威胁。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前途，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还有小煤窑存在，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就不会放弃下矿的机会，因为“这样可以有一个月1000多元钱的收入”，而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劳动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