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精神：一种重塑当代人心灵世界的力量
华声在线5月18日讯 16日上午，在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一期企业家国学践行研修班上，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以《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为题开坛布讲。他对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士大夫精神”进行分析、阐述，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众普遍精神缺失，特别是精英阶层，急需一种精神力量进行补给和塑造。在朱汉民教授看来，这种精神就是“士大夫精神”。它的核心是“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它的内涵包括率性自由，实现人格独立与自尊;圣贤气象，既执着又洒脱;圣贤兼豪杰，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朱汉民教授的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核心精神价值的走向，也看到了每个人终身成长和发展的方向。
现状：中国社会的普遍精神迷失
思考对人意味着什么?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考。那么，对于思想家本人而言，思考就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了。
“我思考过很多有关历史、文化和思想的问题，但最近主要留心于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的问题。”在讲堂上和采访中，朱汉民教授多次表示，当前中国民众普遍精神迷失，各类社会精英尤甚。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重新呼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
朱汉民教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他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三大精英群体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个精英群体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型作用，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发展。按理说，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表达者，是社会思潮和风尚的引领者，是社会责任和使命更大的承担者，他们应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通尊敬。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普通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精英群体非常不满意，而且还有一种对立的情绪。
究其原因，朱汉民教授认为，这与当代精英阶层普遍性精神迷失有关。许多政治精英，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用其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不是在传承精神文化，而是利用精神文化来达到其他目的;许多经济精英更是缺乏精神追求，往往靠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身份。这个群体整体丧失了对普通民众的人格吸引力量和道德表率作用，非但不能得到大众的尊敬，反而和大众对立了起来。
引路者迷惘困惑，跟随者自然也无法清晰明白。普通大众有了钱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消费，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却换不来心灵的幸福与安宁。所以，普通大众的精神状况也令人堪忧。
一个时代要垮掉，精神坍塌是先兆。怎么办?
有人开出方子：学习西方的贵族精神!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得不到社会尊敬，关键是这批精英缺乏贵族精神。社会精英们应该追求既富且贵，像西方贵族一样，有文化教养、担当意识和自律要求。如果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社会上就能受到大家的尊敬。
“提贵族精神是有意义的，但总归是西方的东西，在契合度上差了些。”朱汉民教授说，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讲，中国原有的、穿越千年的“士大夫精神”，更合乎我们自身文化的心理需求和期待。因为，这种精神不仅包括了西方贵族精神所倡导的那种严于律己、提升文化修养和富于荣誉感的品质，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超强责任意识，同时又排除了那种以血统论贵族的特质。
“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存在了，但“士大夫精神”却绵延至今，并有望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再上台阶的支柱性精神力量。
良方：“士大夫精神”的流变及特质
什么是“士大夫”?什么又是“士大夫精神”?
依朱汉民教授的看法，“士大夫”兼具“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他们起于先秦，兴于汉代，定型于宋代，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与西方贵族不同，中国的“士大夫”不是靠先天血统入仕，而是凭知识、道德和才能，他们没有经济与政治特权，但拥有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衣食住行的优雅生活，同时还兼有道德教化的职责。他们的起点往往是普通的平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读书和道德修养，最终靠知识改变命运，进入“士大夫”群体。
当前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农村走出来，从城市的最底层出发，靠自身的不懈努力、学习和拼搏，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或精英阶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人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一样的。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传承儒家文化与人文信念的核心人群，“士大夫”群体是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自觉的实践精神，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这两千多年，“士大夫精神”虽经历了几多流变，但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不变的精神核心，那就是“道”，就是“士志于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得道之后，哪怕晚上死去也心满意足。在孔子的时代，出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双重焦虑。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民也不像臣民的样子，父亲不知道慈爱他的儿子，儿子也不知道孝敬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要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那就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他还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来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又将士大夫精神往上推了一层。
可以说，“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就是一种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状态。
到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精神”发生了变化，充分表现为“率性自由”。朱汉民教授说，魏晋时期，社会道德的“节义”不再是士大夫作为“名士”的人格标志。他们在定义人生价值和社会目标的时候，回到了生命的原点——自我，即对万世万物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突出了自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即率性自由。一切与个人身体和精神生命有关的价值，诸如健康、长寿、美貌、智识、哲学、艺术等精神享乐与自然快乐的内容都成为魏晋士大夫所热烈追求的。他们不太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对身体与心灵的平衡尤为关切。“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间”，可以作为这个阶段士大夫精神面貌的写照。
在朱汉民教授看来，这种类似人格分裂的魏晋士大夫，如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阶层是有严重缺陷的。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士大夫精神到唐宋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进入到圣贤气象阶段。
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士大夫精神表现为特别推崇圣贤气象。其一，他们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士志于道”“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其二，他们有很博大的社会胸襟，如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是同类。其三，他们有高远的抱负和人生理想，人人皆可为圣贤，以圣贤为目标，就会表现出一种圣贤的精神气质。所以，圣贤气象既包括了先秦时期“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感，又囊括了魏晋时期追求内心自在的理想。
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而深刻的士大夫对士大夫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在追求圣贤气象前必须首先具有豪杰精神，即圣贤兼豪杰的气质。
朱汉民教授说，这种提法在过去是没有的。究其原因，在于明朝被清朝打败之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只讲圣贤气象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豪杰精神，才不会出现亡国亡天下的惨痛历史。所以，豪杰精神就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奔走呼号的时代心声。著名代表人物有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呼唤这种豪杰精神。比如王船山，他认为士大夫必须要具备一种智勇双全、创造功业的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所有的士大夫要做圣贤，但是如果没有豪杰精神，就不能做圣贤。豪杰，是成就圣贤的必要条件。士大夫要做圣贤，首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豪杰，有没有经世的能力，有没有坚强的意志，有没有卓越的事功。
这种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晚期，乃至于影响到近代。如晚清魏源，在他的书里面就说过：“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这个精神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一批湘军将领中也得到集中的体现。湘军将领本身就是一个士大夫集团，虽然它的士兵都是在湘中地区招募的农民，但是将领都是士大夫，是儒生，是读书出生，而不是军人。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他也说：“豪侠之质，可入于圣人之道”。他还把圣贤的“仁、义、礼、智、信”，作为管理军队的办法。也就是说他把圣贤的道德理念与豪杰的经世事业结合起来了。
由此看来，“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的“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魏晋时期，率性自由，追求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唐宋时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气象”;明清时期，圣贤兼豪杰的经世抱负和道德理想。
探讨：用“士大夫精神”重塑当代人心灵世界
“士大夫精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继承和弘扬。
朱汉民教授说，当代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群体，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缺失，就应该从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汲取营养。这种精神营养包括如下四个部分：
其一，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
“士志于道”，道即公共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最初的“士”是较低级别的贵族，他们是政权的参与者，具有社会主体意识，关注国家命运。随着时代的变化，王朝分封制度的解体后，士的来源便多元化了，更多士大夫是由普通的平民奋斗而来，他们的精神动力离不开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都对社会有很大影响。他们拥有很多的资源，那么，他们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当代社会精英与传统士大夫一样，他们都是通过奋斗而获得对社会资源的掌握的。因此，他们应该为普通民众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不断承担社会责任，他占有的资源才可能越多，他才有可能进入到精英群体。
其二，是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魏晋士大夫坚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和自由思想，才能做出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成就，并且表达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而不盲从外在权威。
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界、文化界及其各个领域的知识文化精英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种人格自由的士大夫精神，就是强调从真实的主体自我出发，才能创造出有独创性的文化成果。朱汉民教授强调，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文化精英，尤其值得学习魏晋士大夫的这种精神。
其三，是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种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也就是把入世精神和出世事业结合起来的精神。他们总是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的同时，又追求超脱的心灵自由。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
中国当代精英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要有很强的道义情怀。如果只有社会责任，只有忧患意识，只有道义情怀，常常就觉得痛苦和烦恼。如何化解?那就需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自我的修炼，在保持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同时，还能保持自我心灵的自由与平和。
其四，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的精神。
晚清士大夫精神将圣贤与豪杰结合起来，圣贤是对于文化理想的追求，豪杰是一种经世事功的追求。那么，士大夫似乎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应该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文化理想;作为一个官僚或社会管理者，又必须要面对现实，要有务实的事功追求。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也是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似乎具有这样的特点：前30年往往是追求很高的理想，不务实，国家搞得非常贫穷。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追求功利、财富和事业的成功，又显得过于现实、过于功利。所以，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精英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既务实又有理想的精神状态。
如果真能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朱汉民教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一个惊人的变化。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朱汉民教授在讲堂上关于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分析让所有的学员为之振奋，因为每个人都想从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宝库中汲取有用的成长因素和动力。
“朱汉民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发展事业同时又赢得尊敬的秘诀，那就是学习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元素，特别是担当精神。”国学践行俱乐部创始人、中南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颜爱民教授在课后点评说，如果你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你是学界名流、是企业家、是政要，那么你就处在社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位置上，你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健康向上，社会中的人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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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精神：一种重塑当代人心灵世界的力量
华声在线5月18日讯 16日上午，在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一期企业家国学践行研修班上，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以《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为题开坛布讲。他对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士大夫精神”进行分析、阐述，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众普遍精神缺失，特别是精英阶层，急需一种精神力量进行补给和塑造。在朱汉民教授看来，这种精神就是“士大夫精神”。它的核心是“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它的内涵包括率性自由，实现人格独立与自尊;圣贤气象，既执着又洒脱;圣贤兼豪杰，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朱汉民教授的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核心精神价值的走向，也看到了每个人终身成长和发展的方向。
现状：中国社会的普遍精神迷失
思考对人意味着什么?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考。那么，对于思想家本人而言，思考就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了。
“我思考过很多有关历史、文化和思想的问题，但最近主要留心于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的问题。”在讲堂上和采访中，朱汉民教授多次表示，当前中国民众普遍精神迷失，各类社会精英尤甚。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重新呼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
朱汉民教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他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三大精英群体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个精英群体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型作用，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发展。按理说，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表达者，是社会思潮和风尚的引领者，是社会责任和使命更大的承担者，他们应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通尊敬。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普通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精英群体非常不满意，而且还有一种对立的情绪。
究其原因，朱汉民教授认为，这与当代精英阶层普遍性精神迷失有关。许多政治精英，不是用公共权力来服务人民，而是用其满足个人的无穷利欲;许多文化精英，不是在传承精神文化，而是利用精神文化来达到其他目的;许多经济精英更是缺乏精神追求，往往靠炫耀性消费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身份。这个群体整体丧失了对普通民众的人格吸引力量和道德表率作用，非但不能得到大众的尊敬，反而和大众对立了起来。
引路者迷惘困惑，跟随者自然也无法清晰明白。普通大众有了钱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消费，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却换不来心灵的幸福与安宁。所以，普通大众的精神状况也令人堪忧。
一个时代要垮掉，精神坍塌是先兆。怎么办?
有人开出方子：学习西方的贵族精神!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精英得不到社会尊敬，关键是这批精英缺乏贵族精神。社会精英们应该追求既富且贵，像西方贵族一样，有文化教养、担当意识和自律要求。如果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社会上就能受到大家的尊敬。
“提贵族精神是有意义的，但总归是西方的东西，在契合度上差了些。”朱汉民教授说，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讲，中国原有的、穿越千年的“士大夫精神”，更合乎我们自身文化的心理需求和期待。因为，这种精神不仅包括了西方贵族精神所倡导的那种严于律己、提升文化修养和富于荣誉感的品质，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超强责任意识，同时又排除了那种以血统论贵族的特质。
“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存在了，但“士大夫精神”却绵延至今，并有望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再上台阶的支柱性精神力量。
良方：“士大夫精神”的流变及特质
什么是“士大夫”?什么又是“士大夫精神”?
依朱汉民教授的看法，“士大夫”兼具“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他们起于先秦，兴于汉代，定型于宋代，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与西方贵族不同，中国的“士大夫”不是靠先天血统入仕，而是凭知识、道德和才能，他们没有经济与政治特权，但拥有经史子集的丰富知识、琴棋书画的高雅情趣、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衣食住行的优雅生活，同时还兼有道德教化的职责。他们的起点往往是普通的平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读书和道德修养，最终靠知识改变命运，进入“士大夫”群体。
当前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农村走出来，从城市的最底层出发，靠自身的不懈努力、学习和拼搏，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或精英阶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人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一样的。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传承儒家文化与人文信念的核心人群，“士大夫”群体是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自觉的实践精神，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这两千多年，“士大夫精神”虽经历了几多流变，但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不变的精神核心，那就是“道”，就是“士志于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得道之后，哪怕晚上死去也心满意足。在孔子的时代，出现了社会和文化的双重焦虑。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民也不像臣民的样子，父亲不知道慈爱他的儿子，儿子也不知道孝敬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要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那就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他还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来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又将士大夫精神往上推了一层。
可以说，“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就是一种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状态。
到了魏晋时期，“士大夫精神”发生了变化，充分表现为“率性自由”。朱汉民教授说，魏晋时期，社会道德的“节义”不再是士大夫作为“名士”的人格标志。他们在定义人生价值和社会目标的时候，回到了生命的原点——自我，即对万世万物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突出了自我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即率性自由。一切与个人身体和精神生命有关的价值，诸如健康、长寿、美貌、智识、哲学、艺术等精神享乐与自然快乐的内容都成为魏晋士大夫所热烈追求的。他们不太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对身体与心灵的平衡尤为关切。“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间”，可以作为这个阶段士大夫精神面貌的写照。
在朱汉民教授看来，这种类似人格分裂的魏晋士大夫，如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阶层是有严重缺陷的。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士大夫精神到唐宋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进入到圣贤气象阶段。
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士大夫精神表现为特别推崇圣贤气象。其一，他们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士志于道”“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其二，他们有很博大的社会胸襟，如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是同类。其三，他们有高远的抱负和人生理想，人人皆可为圣贤，以圣贤为目标，就会表现出一种圣贤的精神气质。所以，圣贤气象既包括了先秦时期“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感，又囊括了魏晋时期追求内心自在的理想。
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而深刻的士大夫对士大夫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在追求圣贤气象前必须首先具有豪杰精神，即圣贤兼豪杰的气质。
朱汉民教授说，这种提法在过去是没有的。究其原因，在于明朝被清朝打败之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只讲圣贤气象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豪杰精神，才不会出现亡国亡天下的惨痛历史。所以，豪杰精神就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奔走呼号的时代心声。著名代表人物有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呼唤这种豪杰精神。比如王船山，他认为士大夫必须要具备一种智勇双全、创造功业的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所有的士大夫要做圣贤，但是如果没有豪杰精神，就不能做圣贤。豪杰，是成就圣贤的必要条件。士大夫要做圣贤，首先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豪杰，有没有经世的能力，有没有坚强的意志，有没有卓越的事功。
这种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晚期，乃至于影响到近代。如晚清魏源，在他的书里面就说过：“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这个精神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一批湘军将领中也得到集中的体现。湘军将领本身就是一个士大夫集团，虽然它的士兵都是在湘中地区招募的农民，但是将领都是士大夫，是儒生，是读书出生，而不是军人。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他也说：“豪侠之质，可入于圣人之道”。他还把圣贤的“仁、义、礼、智、信”，作为管理军队的办法。也就是说他把圣贤的道德理念与豪杰的经世事业结合起来了。
由此看来，“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的“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魏晋时期，率性自由，追求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唐宋时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气象”;明清时期，圣贤兼豪杰的经世抱负和道德理想。
探讨：用“士大夫精神”重塑当代人心灵世界
“士大夫精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继承和弘扬。
朱汉民教授说，当代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群体，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缺失，就应该从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汲取营养。这种精神营养包括如下四个部分：
其一，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
“士志于道”，道即公共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最初的“士”是较低级别的贵族，他们是政权的参与者，具有社会主体意识，关注国家命运。随着时代的变化，王朝分封制度的解体后，士的来源便多元化了，更多士大夫是由普通的平民奋斗而来，他们的精神动力离不开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当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都对社会有很大影响。他们拥有很多的资源，那么，他们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当代社会精英与传统士大夫一样，他们都是通过奋斗而获得对社会资源的掌握的。因此，他们应该为普通民众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不断承担社会责任，他占有的资源才可能越多，他才有可能进入到精英群体。
其二，是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
魏晋士大夫坚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和自由思想，才能做出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成就，并且表达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而不盲从外在权威。
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界、文化界及其各个领域的知识文化精英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种人格自由的士大夫精神，就是强调从真实的主体自我出发，才能创造出有独创性的文化成果。朱汉民教授强调，当代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文化精英，尤其值得学习魏晋士大夫的这种精神。
其三，是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种既执着又超脱的精神，也就是把入世精神和出世事业结合起来的精神。他们总是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的同时，又追求超脱的心灵自由。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的。
中国当代精英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要有很强的道义情怀。如果只有社会责任，只有忧患意识，只有道义情怀，常常就觉得痛苦和烦恼。如何化解?那就需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一种出世的情怀。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自我的修炼，在保持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同时，还能保持自我心灵的自由与平和。
其四，既追求理想又关怀现实的精神。
晚清士大夫精神将圣贤与豪杰结合起来，圣贤是对于文化理想的追求，豪杰是一种经世事功的追求。那么，士大夫似乎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文人学者，应该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文化理想;作为一个官僚或社会管理者，又必须要面对现实，要有务实的事功追求。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也是一种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
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似乎具有这样的特点：前30年往往是追求很高的理想，不务实，国家搞得非常贫穷。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追求功利、财富和事业的成功，又显得过于现实、过于功利。所以，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精英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既务实又有理想的精神状态。
如果真能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朱汉民教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一个惊人的变化。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朱汉民教授在讲堂上关于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分析让所有的学员为之振奋，因为每个人都想从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宝库中汲取有用的成长因素和动力。
“朱汉民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发展事业同时又赢得尊敬的秘诀，那就是学习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元素，特别是担当精神。”国学践行俱乐部创始人、中南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颜爱民教授在课后点评说，如果你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你是学界名流、是企业家、是政要，那么你就处在社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位置上，你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健康向上，社会中的人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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